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何施:户外抗争,诉求民生 ——群体事件构筑茉莉花主题

5月以来,随着茉莉花运动的深入展开和“六四”纪念日的临近,中国各地民众的抗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而且均是人数在千人以上的特大群体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官民矛盾更加加剧的现状,强化了群体事件持久化、全局化的未来走向。

5月16日上午8点半,来自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中共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静坐,他们打出许多横幅,要求河南省委、政府落实复转军官政策。特警阻挡示威复转军人,在省委大门内也布置了防暴武警。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要求生存权利,解决生活问题,大批警察到场戒备,双方一度肢体冲突,围观民众越来越多。

5月14日晚,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周围群众聚集制止军人的胡作非为,近百警察的到来更加激起民众的怒火,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

5月14日成都盐市口有城管殴打一位卖杨梅的老大爷,随后城管被近千名群众围观声讨。近百名警察来维持秩序。几位现场仗义直言、打抱不平的成都女孩被国人评为本年度最美美女。

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一家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数千工人不满遣散补偿条件,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及请愿,在向市政府方向游行的途中与约千名公安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及被捕,场面惨烈。

这5起群体事件,有力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斗志,也构筑了正在全国展开的茉莉花运动之基石。在这几次特大群体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民众的游行示威。它有几个特色,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该事件冲突最为激烈:几千南京工人从南京市华飞路欲游行到南京市政府,大游行造成和燕路、中山北路瘫痪!当局出动1500多警察,但是工人们不惧强暴,誓死捍卫权利。工人中午游行到和燕路和中山北路,被约1500名公安筑起人墙阻截,双方发生对峙,工人随后两次突破警方人墙防线,继续向市政府前进,期间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和被捕。最后当局调来大型货柜车,将工人前进的道路封死,并抓捕多人,在4个多小时后游行者被驱散。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冲突激烈的抗争,当局居然调动货柜车堵游行示威的路,这在全世界比较少见,在大陆多年来也是首例。南京人民不愧是革命圣地的英雄儿女,四五运动最初也是在南京被点燃起来的。南京民众继承了群体抗争的传统。

其次,这次抗争是南京市民发起的“梧桐树集会”之后的又一次抗争。茉莉花运动开展后,3月19日,南京市民反对当局对城市梧桐树的乱砍滥伐,自行组织民众到市图书馆前集会静坐,在1000多市民的静坐、集会压力下,南京市政府被迫答应不再砍伐梧桐树,地铁建造路线也答应更改。梧桐树运动取得胜利后,大大激发了南京市民的斗志,让他们看到了户外集体抗争的有效性,也看到民众自身力量的可贵性。抗争的胜利会激发人民再次抗争,上次抗争的胜利会鼓励民众积极投入到下次的抗争中,民众知道了自己的力量,确信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都为实现真正的人权和自由创造了条件。

只有阶段性的成功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才能扩大社会运动的范围和成果。群体事件的精髓在于: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阶段性的抗争与成功,来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力量,让民众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不是外人来解放民众,而是民众实现自我解放。是不再恐惧的民众、逐渐增强自信的民众、不断获得阶段性胜利的民众,自我实现自我的解放。

最后,这次游行示威,是近年来首次集体在户外喊出“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工人的抗争,主题是民生问题。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城管问题、下岗职工问题,但事件主体诉求的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如生存、工作、免受欺辱和殴打等等基本人权,都涉及到联合国人权文件所宣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而已,而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易于让当局妥协。总之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

不仅诉求民生主题,这次南京工人还喊出了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市民告诉香港《明报》记者,目前百物腾贵,使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现在就是物价高啊,农民的菜价两毛多钱出售,最后到菜场卖,翻了十倍,中途被物流,交警罚款、然后就是高速公路和过桥费,也占了很大部分,然后汽油、柴油也涨价,中间环节太多,老百姓看到菜场的菜价高”。参与游行示威的工人对《明报》记者也表示:“今天的物价如此高,公司给予工人的遣散费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

物价问题是与每个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全国性普遍民生问题,也是最易于调动老百姓参与热情的主题,当然也是当局最为恐惧的百姓诉求。这个诉求如果大规模开展,就有可能导致维稳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当南京工人喊出这个口号后,就不仅是替自己,也是替全国老百姓在呼吁,这个呼吁就有可能遍及全国、形成全国燎原之势。如果一场反对高物价、高房价的全国性、全局性、统一性的群体事件爆发,那是当局最为害怕的。

我们也观察到,由茉莉花信息地等茉莉花运动信息发布平台发布的茉莉花散步主题之一就是反对高物价、高房价。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具体很表面,似乎与专制制度无关,但实际上它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这个问题也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而会越来越突出。除非专制瓦解,这个问题只会更加剧。这个问题集中反映了专制制度造成的官剥削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老百姓的血汗钱都被官僚吞吃了,所以造成了“高物价、低工资”的现状。面对此现状,老百姓除了上街抗议外,再也无其他办法。而上街抗议,会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全国民众都行动起来,再多的公安、武警、军队也无法应付,就是专制者引爆原子弹也无法自救。

总之,全国民众要学习南京市民、工人自梧桐树集会以来的户外抗争,将伸张基本人权、结束专制统治的群体抗争,与最基本、最普遍的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如此才会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获得阶段性的次次胜利,最终导致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民众将获得自由和完整的公民权益。

何施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23

双腿致残的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批准逮捕


5月17日,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

[2011年0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乐报导)5月17日,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至今她的家属未正式收到“逮捕通知书” 。在抓捕过程中,倪玉兰的另一条腿也被警察“意外致残。”

警察“意外”致倪玉​​兰另一条腿残废

在4月7日凌晨,在警察送倪玉兰往看守所的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车上的轮椅撞到她能行走的一只腿上,导致残废。她的亲属至今无法与她本人见面。

据倪玉兰的亲属反映,几天前她的律师与倪玉兰交谈时,她的思维还是比较清晰,目前她的身体很虚弱,双腿残废。

她的律师还表示,鉴于倪玉兰现在的身体状况很差,希望能尽快给她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

5月9日,北京御鑫宫宾馆人员及警察带着摄像机找到倪玉兰的女儿,要求其搬走父母的东西。倪玉兰的女儿则指出,她不知道父母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其他人进入过父母居住的房间,所以不能擅自搬挪她父母的物品。

同被刑事​​拘留的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倪玉兰的女儿表示,很担心她的爸爸会遭到和她妈妈一样被逮捕的结果。

倪玉兰的亲属告诉大纪元记者说,倪玉兰的女儿去哪里都有人监视,她感到很压抑,不知当局下一步会采取何种方法干扰她的正常生活。

倪玉兰致力维权多次遭非法绑架

倪玉兰,今年51岁,从事律师职业18年。2002年4月27日,倪玉兰因为拍摄北京西城区一拆迁户的房子遭强拆,被公安毒打了15个小时,并以“踢打警察“为由非法拘留75天。这次殴打拘留,造成倪玉兰一腿残废,只能靠双拐才能行走。

由于她经常帮助访民,拆迁户争取权益,因而多次被殴打拘留,曾经为纪念赵紫阳被拘留过。由于经常有访民进出她的住地,所以,当地政府不断对她进行骚扰。

2008年4月15日,倪玉兰在阻止北京市西城区城管人员等强拆她家房子的院墙时,被抓到新街口派出所,该所人员指控残疾的倪玉兰“踢打”警察。当年12月18日,倪玉兰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刑两年。

2010年4月14日出狱。由于她家的房子已经被强拆,出狱后被迫流落街头。在维权人士的声援之下,两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分局警察被迫将其带往御鑫宫宾馆1018房间暂住。从2010年12月20日开始,西城公安分局强迫宾馆对其房间断电,断网,还限制供水。

今年2月11日,被断电的54天,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来看望倪玉兰律师,并与她合影。

袁伟时: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而非感觉或价值

核心提示: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D17版 作者:袁伟时原题为: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

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个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这样,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陈独秀的学术著作。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难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在深圳大学执教的徐晋如博士,正直,刚强,才华横溢,是著名诗人,儒学造诣很深,唱得一口好京剧。但他喜欢招惹是非。还在中山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就弄出一个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事件,全国沸沸扬扬;我也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那种文化不宽容的心态。后来又发起“十博士批于丹”。但是,我们互相尊重,相处很好。去年11月,这位独立特行的帅哥,邀请我参加他在学而优书店举行的新书《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华龄出版社2010年8月北京版)发布会,我很高兴来参加。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我破例参加,是表示对徐晋如先生的敬意。

我很多地方不同意晋如的观点,但是我很尊敬他。之所以尊敬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是一个很耿直的知识分子,是非常难得的。他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正气,这种正气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第二是他的才华。在当代的知识阶层里面,在那么多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是很少见的。他是诗人,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很有研究,而且对曲艺很有造诣。

我很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更主要的理由是,我在考虑,我们的时代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文化学术环境?我虽然很多观点上跟晋如是不同的,比如书里面讲到白话文的反动性,但是我认为白话文是历史的大进步。同时他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而我,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捍卫新文化运动的价值。2009年5月,新文化运动 90周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九个方面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起源、内涵和历史作用,驳斥否定新文化运动的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直到社会转型成功,这个运动不可能中断。这篇文章已经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四期公开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长期习惯于思想统一,但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那是对学术、思想、文化的摧残。回顾中国的历史,不讲远的,以民国来说,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文化高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高峰,主要因为,当时环境的主要方面是非常自由的,很多元,而且各流派之间是互相尊重的。比如说,讲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很有名,但他跟李大钊的关系很好,跟胡适他们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有时会共同在一些宣言上签名。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这样,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陈独秀的学术著作,这是很难得的。另外有一件很著名的事,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审判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当辩护律师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我们的前辈是那样尊重不同意见,这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思考,同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营造一个环境,让各种各样不同观点能够兼容并包,形成宽容的环境。但是晋如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广州讲这个话,我认为特别重要。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所谓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23年以后,陈炯明失败了,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政府,孙中山当上了大元帅。他做大元帅的时候,国民党做的是什么事呢?整个社会要党化,就是一元化。这个制度随着北伐军前进,影响越来越大,结果在湖南引发了著名的文化人叶德辉被杀事件。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叶德辉被北伐军镇压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倡多元并存、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会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包括晋如也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必须携手,共同营造最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环境。晋如憎恶专制;但可能没有注意到:“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2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愚意以为,毋忘主要目标!对其他不同观点,多点理解、宽容和尊重。

———2010年11月9日在徐晋如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袁伟时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546.html

2011年5月19日星期四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a new documentary film
Project by Ruaridh Arrow

凤凰记者:在利比亚我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

  一到班加西,同事就提醒我们,去新闻中心做证件的时候,在证件上写香港,而不是中国,因为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这已经算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另外一批同事,在被问到是哪里人的时候,总是要说自己是韩国人。这是因为,如果在这个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当别人听到是中国人之后,总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被对方质问,中国政府为何支持卡扎菲?因为在联合国1973决议案上,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投了弃权票。

  不过,当我们拿到证件的时候,上面大大字写着中国,因为在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分不清楚香港特区护照和中国护照,她们依据的,是我们那几本香港特区护照上的中国国徽。

  在街头采访,会遇到当地人用中文“你好”打招呼,在我看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的观感还是不错,毕竟在当地有很多的工程,都是中国公司在承建,和当地人聊天,即便他们批评和不理解中国,但是都认同这一点,中国人勤劳,聪明,而且友善。而我们,总是提醒他们,要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待。

  在班加西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上,贴着一张大大的中文标语,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也出现过同样的中文标语,只不过主角是穆巴拉克。当我们向过渡政府表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之后,对方非常积极的安排过渡政府官员的访问,而且不止一次,希望透过中国的媒体,向中国政府传递他们的信息:他们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沟通渠道,最新的说法,他们希望能够派出特使到北京,向中国政府介绍,正在发生的这些情况。

  不管是对过渡政府也好,还是这里的民众也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是无法回避和忽略的事实,因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定权,决定了中国在许多的国际事务上,必定被放在焦点之上。

  应该是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北约对的黎波里进行轰炸,在那里的外国记者被安排外出采访,结果bbc的镜头拍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他也出来官邸外面,看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当bbc的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他被支持卡扎菲的的黎波里民众团团围住,他们拿着卡扎菲的照片在他的面前激动的晃动,在这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弃权票,就是没有站在利比亚这边。

  2001年开始,不管是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采访,中国人的身份,往往是我们的护身符,但是04年之后,情况快速的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这些我们以往认为安全的地方被绑架,到之后,在非洲和欧洲,因为经济的发展,大批中国投资以及中国人的出现,当我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总是会听到和看到,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相当分歧,甚至对立的看法。

  不过,那些还只是经济的原因,各种手段的竞争带来的担心,随之产生排外情绪,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样不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政治上的。作为安理会成员,作为经济体第二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势必要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即便依然在外交政策上抱着“不打旗,不当头”的原则,但这很可能变成,自己一厢情愿的愿望,因为做和不做,都会引来非议。

文章来源: 中华网社区

刘萍获释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胜了!”

5月18日凌晨一点左右,与外界失去联系6天的江西新余渝水区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刘萍“被自由”回家,5月15日、16日渝水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期已经过去。其他两位“被失踪”的独立参选人魏忠平和李思华仍然没有消息。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胜了!”刘萍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当局阻挠民众独立参选 非法关押拖过选期

据刘萍揭露,渝水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前夕,5月13日晚上23点15分,她被新余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传唤,随后被新余钢铁厂武装部派来的人带走,非法关押在新余市钢铁公司良山铁矿招待所,由8个人24小时轮流看守。 她说“在那里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要求就医遭到拒绝,也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选举期过去后,才被释放回家。

据维权网消息,5月14日上午9点新余市渝水区城北办事处居民 独立候选人刘萍和魏忠平的助选义工彭新莲,在新钢公园北村超市附近向选民发送刘萍和魏忠平的竞选资料时被警方带走,她的家人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至今也下落不明。

在刘萍“被失踪”的日子里,她的女儿十分焦急,在自己的微博中愤然疾呼:“我只想说我妈妈现在还是没有消息!怎么办?!今天下午我打我妈电话结果一样:关机。你们这些人关押我妈的人连这点同情都不给么?报平安都不可以!?你们还有良心么?!你们总有一天也会体会到这样的痛苦!”

刘萍的女儿还说:“我不怎么上微博,我的立场仅单纯站在一个女儿的角度,我希望我母亲不要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并且那么久以来我都是不支持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希望站出千千万万个我的妈妈。什么我都不管,我现在只想知道我妈妈是否安全。”

女儿自豪的说:“我是好女儿,我亲戚说一些非法份子已经把我母亲刘萍黑关押了,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母亲参加竞选!我打她手机已经两天打不通了,目前我已经联系南方都市报记者。希望有更多人能关注这个事情!还有在这个5毛横行的时代,希望众人不要被他们蒙蔽了双眼,作为她的女儿我为她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刘萍是新余钢铁公司一名内退的职工,因为维权上访,深受职工的爱戴和支持,今年新余市渝水区人大换届选举,刘萍毅然参选,希望能为老百姓发声,而新钢选区以刘萍到北京维权上访曾被警方传讯为由,非法剥夺了刘萍的人大候选人资格。刘萍无奈自己走出家门,到街头、公园公开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演讲,为此受到警察的监视、跟踪、骚扰、断电、威胁。

刘萍被网友誉为“最勇敢的女人”

刘萍的参选行为已经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受到海内外众多媒体、网友的关注和支持,被誉为“最勇敢的女人。”通过Google搜索“支持刘萍”,显示约有 1,310,000 项结果 。

网友“小端”:围观是支持,但更需要行动的支持。我希望有能力的网友效仿刘萍,都去参加所在地的选举。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争取,他们绝不会做出让步。刘萍给我们带了个好头,我希望能站在她身后。如果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刘萍都站出来,那么很有可能使执政者做出一些退让,释放一些我们应有的权利。只要不懈努力,每一小步都是胜利,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最终胜利。想前进,必须迈出第一步。

网友“关中家娃”:萍姐威武!虽然你受到了党国的特殊“照顾”,被断水,被断电,被跟踪,被关机,被“守卫”,甚至“被失踪”,但是你的微博已有2万6千多粉丝,我们支持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网友“不问岁月又为何”:刘萍事件,也再次剥开了中共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和“换届选举”的骗人画皮。

网友“wanxinf”:支持刘萍!你带了一个好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队伍会越来越壮大,大到他们再也阻挡不了。

网友“w9829”:支持刘萍就是支持一种理念;支持刘萍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支持刘萍就是捍卫宪法、捍卫选举法。

网友“公平奋斗001”:公民社会需要更多的刘萍。这是勇敢、坚强、理性、守法、有信的人,是伟大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是民族的脊梁。坚决支持!!!

【大纪元2011年05月19日讯】

压制公民社会:北京一锤定音?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出现急剧的左转趋势:除了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习近平提出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外,政法系统的主要领导也接连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强调对社会严加管理,甚至提出警惕公民社会的要求。

公民社会:西方国家陷阱?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首次明确提出要警惕公民社会。文章指出:“创新社会管理,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分析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国政法系统人士首次将以全面否定的语气提及公民社会。在此之前,广东的媒体都已收到禁令,禁止在公开场合谈及和讨论公民社会;深圳市原计划于今年展开公民社会的试验,但上报中宣部后却被否定。因此,整个广东省今年上半年的社会管理计划也因此而泡汤。但中国政法系统人士以如此严厉到底口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并将其与西方国家,亦即北京左派人士眼中的海外敌对势力相联系,这却还是第一次。

周本顺的文章还写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而是要加快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改革,完善职能;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而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将其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真正成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补充。"

他还写道:"当前,一些人对国外社会管理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小政府、大社'",似乎大量的社会管理应该由社会负责。实际上,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二是社会组织属于'第三部门',似乎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实际上,国外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有政府背景,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在我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

全面左转:策略还是战略?

这篇文章显然是中国政法系统对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的社会管理的一个最后注解。胡锦涛不久前提出社会管理的课题,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甚至开始威胁到中共执政党的地位。然而,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显然在中国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社会管理应着眼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亦即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通过社会自治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其手段必须是严厉的,以防止出现任何可能产生社会骚动的苗子。

两种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关于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争实际上却涉及到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正如本栏之前的文章所分析,中国发展至今,实际上已经出现"一个病人,两种药方"的局面,而所谓社会管理之争则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本源,既来自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阶段,也来源于中国在这过程中未来处理好政府职能的转型,因而未来建立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的政府体系,从而导致政府大量介入市场,并继而导致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

面对这一局面,比较理性的做法是继续深化改革,并以继续改革,尤其是改革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政府元素来完成这一转型。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恰恰出现了以革命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趋势,其集中代表就是"重庆模式"。而作为"重庆模式"对立面的"广东模式",亦即注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并积极探索公民社会进程的做法,却受到了严重压制。

这一左转的趋势从理论上是不利于中国长期发展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北京高层在十八大前的策略之举,还是预示着其未来的长远战略?若是前者,人们也许还能尝试忍受;若是后者,那么中国的前途就堪忧了。

作者:李崇光(香港中国问题分析员)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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