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傑榮】
藝術家兼社會活動家艾未未，自被北京警方關押，迄今已有廿五日。盡管整個中國法律制度對此一致失聲，外加中國政府不擇手段操控媒體信息，但外媒對此案的興趣並沒有因此而消弭。
艾未未的家人至今未收到警方通常須依法出具的拘留通知，也就無從知道艾被關在哪裡，原因又是甚麼。法律規定，唯有在通知家人「可能會妨礙偵查」時，才可以不予通知；但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警方試圖援用此規定拒絕給予通知。另外，雖然在少數例外情形下，警方即使不向檢察院申請正式逮捕令狀，依然可以在七日期滿後繼續合法羈押嫌犯；但目前，雖然艾未未被羈押的時間已遠超七日，警方亦沒有援用這些例外情形做為理由。
艾未未家人聘請的兩名律師，早在幾周前，在艾剛被羈押時，就有權會見他了。只有當警方認定案件涉及「國家秘密」時，才可禁止律師的會見，但警方也未引用此法律規定。
現在看來，警方的恐嚇行為實際上扼殺了律師會見的可能性。一名律師，在與艾的家人討論案件後，被非法「綁架」了好幾天；另外一名律師切斷自己與外界的聯繫，方才躲過了其他許多人權律師最近頻頻遭受的噩運─被綁架、起訴或非法軟禁。沒有辯護律師的積極參與，根本不可能讓警察等承擔責任，即便是包括檢察官、法官或立法者在內的其他官員都無能為力，更不要說一般公眾。在普通案件中，或許連共產黨領導都很難讓地方警力聽命於己；但在艾未未這樣突出的案件中，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警察均服從黨內高層官員指示。
與此同時，中國官員不公正地向媒體透露信息，企圖減少外國政府、媒體、藝術和人權組織對此案的強烈譴責，而艾未未的親友一直試圖解讀和駁斥這些模糊的指控。早前，共產黨控制的《環球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似乎在確認目前的普遍看法─亦即關押艾未未，是為了懲罰他越來越大膽地公開挑戰中共專斷統治和限制自由的行為。但這一說法很快就被在香港發行、立場親共的《文匯報》推翻，該報稱，艾未未是因為涉嫌「經濟犯罪」、重婚罪和傳播淫穢作品而受到調查，且他本人「已經開始招供」。官媒新華網證實了目前的調查集中在「經濟犯罪」上，盡管並沒有明確指出究竟是甚麼罪名；接下來，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再度確認了這一消息。那次的記者會上，記者們問的十八個問題中，十個都是有關艾未未的，但官方所透露信息十分有限，且所有這些回答，完全從官方記者會文稿中刪除。
自那時起，漫天的傳言和猜測便接踵而至，令人應接不暇。最聳人聽聞的一個據說是出自一名對時局不滿的新華社記者之口，稱艾未未遭受了酷刑，警方還給他看了一段錄影，是「失蹤」很久、不畏打壓的維權律師高智晟當初被警方殘忍折磨的過程；據稱，艾未未為避免重複高的悲慘遭遇，只好承認了違反稅法的行為。與此同時，一名與中國某些政府官員聯繫密切的外籍人士，則在一篇報導中暗示，艾未未或許是因為捲入上海眾多非法土地交易其中一宗，而受到調查。
在等待揭曉艾未未是否會被正式逮捕的這個重要關頭，由於一切尚不明瞭，我們有把握的只有以下三事。首先，現階段偵查的重點，確實是艾違反所得稅法的可能性。目前仍被警方羈押的，除了艾的同事、曾任記者的文濤，很可能還有艾未未公司的其他幾名僱員。盡管無從知曉警方為何遲遲不釋放他們，但我們知道，艾未未公司職員、會計、他的妻子以及商業合作夥伴，都曾受到警方以及稅務官員的審訊。
第二件看來清楚的事是，無論目前搜集的證據是關於偷稅漏稅還是其他指控，這都不是促使當局羈押艾未未的真正動機。從一開始，當局就打定主意，「先關起來，再找理由」。如果能找到足以支持定罪的證據，那這個案子就會成為一個典型案例，極好地詮釋刑事司法專家所謂的「選擇性起訴」。在眾多可能有犯罪嫌疑的人當中，獨獨艾未未被挑中，這絕不是因為他涉嫌的所謂經濟犯罪影響多麼巨大，而是因為他一直用具有創意的，引人注目的政治方式挑戰這個政權，並且參與捍衛人權的活動。
在中國，黨政機關和法院內部最高層領導人涉嫌經濟犯罪的情況比比皆是，但究竟要不要羈押、調查這些有嫌疑的人，則往往是一種政治決定，而不僅是法律考量。大多數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也存在類似問題，但中國的情況最為極端。
中國領導人及其家人的商業和涉稅活動，也通常無受到刑事偵查之虞，除非該領導人在重要的權力爭鬥中失勢。對於許多商業主管人士來說也是一樣，只要他們不與政治勢力作對，他們的行為也不會受到偵查。但即便是在少數情況下，「得寵」於政治勢力的商業人士被發覺有涉稅犯罪行為時，即使漏繳的稅款數額極大，也通常可以逃脫法律制裁，不被關押和定罪；因為當局可能僅僅令他們私下補足至少一部分稅務機關報出的漏繳金額了事，偶爾外加一些罰金。因此，就算警方搜集到的合法證據足以證明艾未未有違法行為，當局也可以效仿先例，通過上述類似方法，在偵查階段就結案放人。
無論此案的偵查最終結果如何，這一過程本身已再次證明，中國警察不僅遠遠無法達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政府於九八年簽署，但尚未批准）中奉為圭臬的公正刑事司法標準，即便是對自己國家制定的刑事訴訟法，也置若罔聞！出名如艾未未，尚在眾目睽睽之下遭受如此公然違法對待，普通的中國公民，又如何期待警察保護他們的權利？
（作者孔傑榮 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www.usasialaw.org。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韓羽譯。）
时间：2011年4月27日 16:28 中國時報
2011年4月28日星期四
访民北京对抗截访新策略 团结互助现“五一”精神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各地访民涌往北京，他们多数都采取唱红歌，喊口号的方式在各大信访口门外聚集，并且采取集体行动不分散方法，以避免被截访人员抓捕。此外，因疫苗等导致患病的患儿家属在卫生部门前讨说法。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全国各地大批访民涌往北京，近日来，他们在各大信访办以及访民聚集地南站附近大唱红歌，并高喊“打倒腐败”的口号。
周一，一批人在两办门前的胡同里高呼“打倒腐败”等的口号，并与现场公安和保安差点发生冲突。
一位东北访民周二对本台表示：“马上就“五一”了，两办能有一两千人，大部分都在外头举着自己的上访材料，抗议，喊口号，在两办门前号召大伙不走这上访口了，进去填表的也有，就是尽可能不进就不进去了，就在站排的胡同里喊口号，唱上访歌，北京的公安和保安差点和这些人发生冲突，上访的人多，后来也没打起来。”
在访民聚集的南站附近也是唱红歌的地点。这位东北访民说：现在大伙总在北京南站长途车站对面唱上访歌，现在天天唱，红歌里以什么为主呢？以国际歌，引用毛主席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等这些歌比较多。
虽然有截访人员，但现在访民都是集体行动，遇到截访人员会群起反抗，这也是访民的新策略。
这位访民表示，现在什么趋势呢？就是不管抓谁，大伙得护着，不团结让他弄回去就完了，在访民堆里他不敢，他得背地下手，喊口号什么的，往回走都是成帮的往回走，不散走了，咱人多他就不敢下手。
长期关注进京访民的胡军对本台表示：“目前进京上访者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并且多了些文化层次较高的访民，在人权，民主的呼声下，访民是不可能被打压下去的。”
他说：“现在基本上（访民）又活跃起来了，这种东西是压不住的，这个越压反弹的越厉害，就是说访民越来越多，有些东西不是打压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现在访民层次，文化以及各方面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一些人越来越多了。”
此外，十几个因打问题疫苗和医疗事故而患病的患儿的家属也从各地来到北京上访，他们周一到国家卫生部门前高举标语，要求卫生部出面要当地解决赔偿和治疗问题，但没人接待，期间有一个田桂英（音），她主要控诉卫生部强拆占用了她家的宅基地，她在卫生部门前敲锣打鼓，最后警察将她带走。到星期二，患儿家属们再次到卫生部，一个信访办处长接待了他们。
其中，武汉医疗事故受害者家属张春霞周二对本台表示：“没喊口号，就是每个人打的横幅。我打了三条标语。今天到是有人跟我们接谈，卫生部信访处的处长跟我们谈话了，他就说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交到我们省里去。”
另一个因孩子打问题疫苗而上访的安徽家长张林对本台表示：“今天有人谈了，他们打了电话给对方，也不知道怎么样。”
记者：那你们就回地方了。
张林：对，（孩子）打麻疹疫苗，血小板减少致血液病，要求一个前期救治和后期治疗。
来源：rfa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全国各地大批访民涌往北京，近日来，他们在各大信访办以及访民聚集地南站附近大唱红歌，并高喊“打倒腐败”的口号。
周一，一批人在两办门前的胡同里高呼“打倒腐败”等的口号，并与现场公安和保安差点发生冲突。
一位东北访民周二对本台表示：“马上就“五一”了，两办能有一两千人，大部分都在外头举着自己的上访材料，抗议，喊口号，在两办门前号召大伙不走这上访口了，进去填表的也有，就是尽可能不进就不进去了，就在站排的胡同里喊口号，唱上访歌，北京的公安和保安差点和这些人发生冲突，上访的人多，后来也没打起来。”
在访民聚集的南站附近也是唱红歌的地点。这位东北访民说：现在大伙总在北京南站长途车站对面唱上访歌，现在天天唱，红歌里以什么为主呢？以国际歌，引用毛主席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等这些歌比较多。
虽然有截访人员，但现在访民都是集体行动，遇到截访人员会群起反抗，这也是访民的新策略。
这位访民表示，现在什么趋势呢？就是不管抓谁，大伙得护着，不团结让他弄回去就完了，在访民堆里他不敢，他得背地下手，喊口号什么的，往回走都是成帮的往回走，不散走了，咱人多他就不敢下手。
长期关注进京访民的胡军对本台表示：“目前进京上访者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并且多了些文化层次较高的访民，在人权，民主的呼声下，访民是不可能被打压下去的。”
他说：“现在基本上（访民）又活跃起来了，这种东西是压不住的，这个越压反弹的越厉害，就是说访民越来越多，有些东西不是打压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现在访民层次，文化以及各方面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一些人越来越多了。”
此外，十几个因打问题疫苗和医疗事故而患病的患儿的家属也从各地来到北京上访，他们周一到国家卫生部门前高举标语，要求卫生部出面要当地解决赔偿和治疗问题，但没人接待，期间有一个田桂英（音），她主要控诉卫生部强拆占用了她家的宅基地，她在卫生部门前敲锣打鼓，最后警察将她带走。到星期二，患儿家属们再次到卫生部，一个信访办处长接待了他们。
其中，武汉医疗事故受害者家属张春霞周二对本台表示：“没喊口号，就是每个人打的横幅。我打了三条标语。今天到是有人跟我们接谈，卫生部信访处的处长跟我们谈话了，他就说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交到我们省里去。”
另一个因孩子打问题疫苗而上访的安徽家长张林对本台表示：“今天有人谈了，他们打了电话给对方，也不知道怎么样。”
记者：那你们就回地方了。
张林：对，（孩子）打麻疹疫苗，血小板减少致血液病，要求一个前期救治和后期治疗。
来源：rfa
各个部委密集表态 中国涨工资几乎已经成为定局(图)
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良好的愿望和漂亮口号无法实现。如何拿出实际行动，把职工工资翻番的愿景变成现实，才是问题的关键。
去年以来，各省都在年初承诺上调本地最低工资标准，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多个省份先后兑现了承诺，调整幅度在10%以上。
对此，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韩兆洲教授认为，国际上最低工资标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他曾就此做过相关调查：北京是17%，广州是23%，跟国际标准相差甚远。“最低工资保障线对工资的增长有托底的作用，应该适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我国，有不少于10%的人拿的是社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提高整体工资水平，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推进集体工资上升的‘小步快跑’措施”。
据调查，目前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广缓慢，已“协商”的企业也大多有名无实。如何发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势呢？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教授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除了劳动力市场总体水平之外，最终还要靠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来完成，通过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现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政府层面可以做的事就是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保障协商双方利益，促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然后帮助企业职工建立独立于资方的组织，提高集体议价能力，并在必要时提供及时有效的行政、司法救济。
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企业的面前：我国工业制造业盈利水平不高，且过多依赖于低廉的劳动成本。两相叠加，使得劳动成本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产生制造业的“蝴蝶效应”，这种趋势已经在某些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得到印证。此等情势之下，企业职工工资翻番无异于纸上谈兵。
谌新民提出：“工资上涨标准可因人而异，例如为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有针对性地提高技能人才、创新性人才的工资。”以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为例，通过提高高技能人才和创新性人才的工资以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竞争力弱的企业就会向内陆地区迁移或者加速转型升级，促进全国各省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会有更多的钱支付给劳动者。
日前，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透露，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这样在“十二五”期间就可以力争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
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后，“给谁涨、谁给涨、怎么涨”等话题，便在社会上吵成了一团。
“工资倍增”究竟是有关部门经过缜密调研后的千金一诺，还是安抚CPI高企下民众焦躁的又一张大饼呢？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总量举世瞩目。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的失衡也客观存在：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收入增长偏低，低于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明显，基尼系数已达0.47，直逼社会容忍“红线”……经济改革走向纵深之际，收入分配改革便成为让广大群众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
记者查阅材料发现，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和增加百姓工资收入问题，中央及各部委最近一年来表态非常密集。
去年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的2010年重点改革任务中，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置于突出位置。
去年5月26日，发改委等部门表示正在全国多个省份进行不间断的调研，以研究收入分配的规划。在此之前，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加薪潮”，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在江苏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上海、山西、重庆、浙江等省市也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去年5月31日，国务院转发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将收入分配改革列入了工作重点，表示要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去年6月1日，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题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李克强指出，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今年年初，刚刚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随着关于“收入增长”的陆续吹风，百姓的胃口被越吊越高。一边是日渐高企的CPI指数，一边是按兵不动的收入。人保部不久前的那个承诺，是否真能让“工资倍增”时代降临呢？
记者采访发现，工资倍增看似振奋人心，却遇到了网友们一盆盆的兜头冷水。
网友“GDP和CPI”说：“5年内工资翻番，拿什么翻番？到时物价和CPI五年内也许已经翻了不知道多少番了。”还有网友质疑：“5年实现职工工资翻番。靠什么实现？增加体制内人员工资？超量发行货币？压缩企业利润？”
确实，五年内实现职工工资翻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甚至可能只是画出来的一张“饼”而已。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财富到了政府的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个人转移。总体上中国政府再分配的比重比较小，再分配的职能也还是有限，政府想给工人涨工资的能力实在是有限得很。
有评论认为，对于财政供养的机关职工来说，工资翻番只是政府行为，没有什么难度。而数量更多的企业职工，劳动力价格随行就市，且以效益定收入，政府不能也无法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干预，以达成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翻番的目的。如果，“职工工资增长翻番”最终异化为某一阶层的盛宴，而与广大企业职工无关，制度设计者的种种良好愿望便会落空。
在外企工作的广州市民黎江明就道出了这样的担忧：对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来说，职工工资五年翻番并非难事，但那么多的企业呢？
事实上，早在2008年，广东便率先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
其时的公开资料显示，广东省曾于当年提出年均工资收入增长14%以上，到2012年工资水平比2000年翻两番。主要思路是通过“提低控高”及建立健全工资协商等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由于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企业经营受到重大影响，该计划实际上无法继续进行。对于广东推行该计划暂时受阻，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也表示遗憾。
由此可见，工资提还是不提，企业主、企业效益说了算。
“在很多企业里，职工工资五年未增加的现象并不少见。未来五年实现工资翻番，这是他们所不敢奢望的。”在广州从事食品包装行业的蔡明华坦承，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原本就效益不佳，如果大幅增加职工工资，这些企业的生存就有困难，一旦企业不保，企业员工也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这些企业的职工为了不失业，只能接受较低的工资增长了。
蔡明华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显然更加现实。
在深圳从事手机生产的企业主徐洪雄则认为，人保部与其空谈职工工资五年翻番，还不如配合有关部门切实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比如倡导国企向国民分红；敦促央行加息，结束负利率时代；改善国民福利待遇如重大疾病治疗免费等等。如果非要提高企业支付能力，助推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计划的实现，政府不妨考虑适当降低企业的各种税负，放水养鱼。
京港台时间：2011/4/28 消息来源：新华网
去年以来，各省都在年初承诺上调本地最低工资标准，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多个省份先后兑现了承诺，调整幅度在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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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韩兆洲教授认为，国际上最低工资标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他曾就此做过相关调查：北京是17%，广州是23%，跟国际标准相差甚远。“最低工资保障线对工资的增长有托底的作用，应该适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我国，有不少于10%的人拿的是社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提高整体工资水平，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推进集体工资上升的‘小步快跑’措施”。
据调查，目前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广缓慢，已“协商”的企业也大多有名无实。如何发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优势呢？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教授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除了劳动力市场总体水平之外，最终还要靠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来完成，通过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现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政府层面可以做的事就是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保障协商双方利益，促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然后帮助企业职工建立独立于资方的组织，提高集体议价能力，并在必要时提供及时有效的行政、司法救济。
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企业的面前：我国工业制造业盈利水平不高，且过多依赖于低廉的劳动成本。两相叠加，使得劳动成本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产生制造业的“蝴蝶效应”，这种趋势已经在某些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得到印证。此等情势之下，企业职工工资翻番无异于纸上谈兵。
谌新民提出：“工资上涨标准可因人而异，例如为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有针对性地提高技能人才、创新性人才的工资。”以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为例，通过提高高技能人才和创新性人才的工资以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竞争力弱的企业就会向内陆地区迁移或者加速转型升级，促进全国各省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会有更多的钱支付给劳动者。
日前，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透露，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这样在“十二五”期间就可以力争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
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后，“给谁涨、谁给涨、怎么涨”等话题，便在社会上吵成了一团。
“工资倍增”究竟是有关部门经过缜密调研后的千金一诺，还是安抚CPI高企下民众焦躁的又一张大饼呢？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总量举世瞩目。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的失衡也客观存在：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收入增长偏低，低于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明显，基尼系数已达0.47，直逼社会容忍“红线”……经济改革走向纵深之际，收入分配改革便成为让广大群众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
记者查阅材料发现，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和增加百姓工资收入问题，中央及各部委最近一年来表态非常密集。
去年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的2010年重点改革任务中，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置于突出位置。
去年5月26日，发改委等部门表示正在全国多个省份进行不间断的调研，以研究收入分配的规划。在此之前，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加薪潮”，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在江苏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上海、山西、重庆、浙江等省市也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去年5月31日，国务院转发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将收入分配改革列入了工作重点，表示要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去年6月1日，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题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李克强指出，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今年年初，刚刚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随着关于“收入增长”的陆续吹风，百姓的胃口被越吊越高。一边是日渐高企的CPI指数，一边是按兵不动的收入。人保部不久前的那个承诺，是否真能让“工资倍增”时代降临呢？
记者采访发现，工资倍增看似振奋人心，却遇到了网友们一盆盆的兜头冷水。
网友“GDP和CPI”说：“5年内工资翻番，拿什么翻番？到时物价和CPI五年内也许已经翻了不知道多少番了。”还有网友质疑：“5年实现职工工资翻番。靠什么实现？增加体制内人员工资？超量发行货币？压缩企业利润？”
确实，五年内实现职工工资翻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甚至可能只是画出来的一张“饼”而已。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财富到了政府的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个人转移。总体上中国政府再分配的比重比较小，再分配的职能也还是有限，政府想给工人涨工资的能力实在是有限得很。
有评论认为，对于财政供养的机关职工来说，工资翻番只是政府行为，没有什么难度。而数量更多的企业职工，劳动力价格随行就市，且以效益定收入，政府不能也无法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干预，以达成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翻番的目的。如果，“职工工资增长翻番”最终异化为某一阶层的盛宴，而与广大企业职工无关，制度设计者的种种良好愿望便会落空。
在外企工作的广州市民黎江明就道出了这样的担忧：对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来说，职工工资五年翻番并非难事，但那么多的企业呢？
事实上，早在2008年，广东便率先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
其时的公开资料显示，广东省曾于当年提出年均工资收入增长14%以上，到2012年工资水平比2000年翻两番。主要思路是通过“提低控高”及建立健全工资协商等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由于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企业经营受到重大影响，该计划实际上无法继续进行。对于广东推行该计划暂时受阻，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也表示遗憾。
由此可见，工资提还是不提，企业主、企业效益说了算。
“在很多企业里，职工工资五年未增加的现象并不少见。未来五年实现工资翻番，这是他们所不敢奢望的。”在广州从事食品包装行业的蔡明华坦承，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原本就效益不佳，如果大幅增加职工工资，这些企业的生存就有困难，一旦企业不保，企业员工也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这些企业的职工为了不失业，只能接受较低的工资增长了。
蔡明华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显然更加现实。
在深圳从事手机生产的企业主徐洪雄则认为，人保部与其空谈职工工资五年翻番，还不如配合有关部门切实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比如倡导国企向国民分红；敦促央行加息，结束负利率时代；改善国民福利待遇如重大疾病治疗免费等等。如果非要提高企业支付能力，助推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计划的实现，政府不妨考虑适当降低企业的各种税负，放水养鱼。
京港台时间：2011/4/28 消息来源：新华网
政府無恥，國家難治 誰讓中國人失去廉恥？
筆者上篇〈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刊出後又讀到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評論，北京新張的國家博物館，如何展出五千年文明以及新中國六十年國史，由專家學者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多輪會商，都由中宣部主持，關於大躍進和文革，連中共自己都有定論，專家學者建議博物館要提及，但被否決。於是紅朝國史變成一片光明，余英時感嘆：「人無廉恥，王法難治」。
我想引申為：「政府無恥，國家難治。」不妨看本朝道德低點之持續墮落，胡溫當政時曾立威，三令五申截至某月某日，貪腐官員向紀委坦白可免責，結果無人響應。到了如今，茂名市委書記被雙規，他有恃無恐道：「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憑甚麼專整我？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日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像我這個級別的，誰不能供出百十個人來？這太平常了！」事實證明他說得對，茂名市百多名處級官員全部涉貪，以致汪洋出面安撫：為「穩定大局」，大家要安心云云。此言一出，道德操守又跌至新低。難怪山西一村官張狂道出：「我不貪污，做官幹啥？」原來無恥已變成天經地義。
其實民眾對官吏亦無甚期望，廣西某煙草局長因「情色日記」曝光已被處理，按韓寒博文列舉，該官僅收受賄賂十多萬，且不喜歡夜夜笙歌，酷似「宅男」，來去不外三幾個情婦。韓寒讓大家投票，結果網絡票選一邊倒，認為他已屬好官。
肥馬輕裘的官二代在大學校園撞死學生，絕塵而去，被攔截後報上家門：「我爸爸是李剛」，令舉國譁然，但權力可以讓河北大學師生箝口噤聲。電視播出李剛流淚鞠躬致歉，他兒子在拘留所也可以出鏡懺悔，惟獨沒有被撞死的女生家屬的電視採訪。只有艾未未去為這戶農民拍攝聲淚俱下的控訴，但艾卻被抓了，因為中國就不許有甚麼公民，更不容公民獨立調查，是非黑白的終極裁判只能是權力無限的政府。
再觀大陸知識分子，為艾未未仗義執言的只有獨孤個體，卻不再集體發聲。自從重判劉曉波和剿滅「《零八憲章》簽名運動」，大陸知識人已不敢採取任何形式聯合發聲，乃至保持緘默潔身自好，已算守住良心底線。張藝謀名言：「在制度面前，個人是無力的。」比張更甚的大有其人，比如艾未未案，有個叫王文的賤人連續做了《藝術一反華，西方就追捧》、《艾未未們若得逞，中國會更糟》、《抹黑中國美化西方，是某些媒體人的一貫作風》三輯視頻對談，內容勿問，看題目就夠了，和香港那兩份黨媒腔調如出一轍。不料被內地獨立作家野夫揭破，「王文」就是《環球時報》主筆和社論寫手，他被撕開真面目，便自我開脫：「自己也不想跟着罵艾胖子，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尷尬。」又說：「苟存當世，時事複雜，常感無奈無助。」此言應該無虛，惟其如此，更見道德之墮落。再看香港文藝人的普遍沉默，便可知無恥是可以惡性傳染的。
孔捷生
香港蘋果日報
我想引申為：「政府無恥，國家難治。」不妨看本朝道德低點之持續墮落，胡溫當政時曾立威，三令五申截至某月某日，貪腐官員向紀委坦白可免責，結果無人響應。到了如今，茂名市委書記被雙規，他有恃無恐道：「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憑甚麼專整我？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日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像我這個級別的，誰不能供出百十個人來？這太平常了！」事實證明他說得對，茂名市百多名處級官員全部涉貪，以致汪洋出面安撫：為「穩定大局」，大家要安心云云。此言一出，道德操守又跌至新低。難怪山西一村官張狂道出：「我不貪污，做官幹啥？」原來無恥已變成天經地義。
其實民眾對官吏亦無甚期望，廣西某煙草局長因「情色日記」曝光已被處理，按韓寒博文列舉，該官僅收受賄賂十多萬，且不喜歡夜夜笙歌，酷似「宅男」，來去不外三幾個情婦。韓寒讓大家投票，結果網絡票選一邊倒，認為他已屬好官。
肥馬輕裘的官二代在大學校園撞死學生，絕塵而去，被攔截後報上家門：「我爸爸是李剛」，令舉國譁然，但權力可以讓河北大學師生箝口噤聲。電視播出李剛流淚鞠躬致歉，他兒子在拘留所也可以出鏡懺悔，惟獨沒有被撞死的女生家屬的電視採訪。只有艾未未去為這戶農民拍攝聲淚俱下的控訴，但艾卻被抓了，因為中國就不許有甚麼公民，更不容公民獨立調查，是非黑白的終極裁判只能是權力無限的政府。
再觀大陸知識分子，為艾未未仗義執言的只有獨孤個體，卻不再集體發聲。自從重判劉曉波和剿滅「《零八憲章》簽名運動」，大陸知識人已不敢採取任何形式聯合發聲，乃至保持緘默潔身自好，已算守住良心底線。張藝謀名言：「在制度面前，個人是無力的。」比張更甚的大有其人，比如艾未未案，有個叫王文的賤人連續做了《藝術一反華，西方就追捧》、《艾未未們若得逞，中國會更糟》、《抹黑中國美化西方，是某些媒體人的一貫作風》三輯視頻對談，內容勿問，看題目就夠了，和香港那兩份黨媒腔調如出一轍。不料被內地獨立作家野夫揭破，「王文」就是《環球時報》主筆和社論寫手，他被撕開真面目，便自我開脫：「自己也不想跟着罵艾胖子，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尷尬。」又說：「苟存當世，時事複雜，常感無奈無助。」此言應該無虛，惟其如此，更見道德之墮落。再看香港文藝人的普遍沉默，便可知無恥是可以惡性傳染的。
孔捷生
香港蘋果日報
长沙城管打人酿群体性事件
2011-04-27
周二晚长沙城管打人激起众怒被围堵以及被要求道歉，引发数百人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到周三凌晨。
视频转载：长沙城管与买水市民冲突引数百人围观（（搜狐播客/丁小提供）
周二晚10点湖南长沙车站北路几名正在买水的青年与清理乱摆放的城管人员发生口角，其后一人牙齿被打掉睡在地上。事后群众堵住城管车辆，要求交出打人者并道歉，围观者近五百人，公安到场维持秩序，直到周三凌晨人群仍未散去。
有目击者将市民团团围住城管，要求道歉的视频发上了网。
一名现场附近的经营者陈先生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方面就是城管不对了，他执法不应该打人。”
陈先生表示曾对城管粗暴执法多次投诉，没有任何改善。
“像这个你应该去问地方部门，我们以前也投诉过这方面事情，不摆摊可以撤掉，城管也没必要打别人吧！”
长沙维权人士李东卓说：“这个事情城管打人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天，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
李东卓认为“城管”暴力执法屡禁不止的症结仍在于民众没有监督权。
“原来一直提要限制他们粗暴执法，但是因为没有具体监督机构，我说城管违宪不符合法治精神，但谁来监督他们？现在只是很笼统地说上级主管部门，只要上级负责，就不用负法律责任。我觉得我们这里是没有民权的地区才有这种特有的现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s-04272011110527.html
周二晚长沙城管打人激起众怒被围堵以及被要求道歉，引发数百人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到周三凌晨。
周二晚10点湖南长沙车站北路几名正在买水的青年与清理乱摆放的城管人员发生口角，其后一人牙齿被打掉睡在地上。事后群众堵住城管车辆，要求交出打人者并道歉，围观者近五百人，公安到场维持秩序，直到周三凌晨人群仍未散去。
有目击者将市民团团围住城管，要求道歉的视频发上了网。
一名现场附近的经营者陈先生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方面就是城管不对了，他执法不应该打人。”
陈先生表示曾对城管粗暴执法多次投诉，没有任何改善。
“像这个你应该去问地方部门，我们以前也投诉过这方面事情，不摆摊可以撤掉，城管也没必要打别人吧！”
长沙维权人士李东卓说：“这个事情城管打人也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天，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
李东卓认为“城管”暴力执法屡禁不止的症结仍在于民众没有监督权。
“原来一直提要限制他们粗暴执法，但是因为没有具体监督机构，我说城管违宪不符合法治精神，但谁来监督他们？现在只是很笼统地说上级主管部门，只要上级负责，就不用负法律责任。我觉得我们这里是没有民权的地区才有这种特有的现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s-04272011110527.html
女访民在国家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被人打死/视频
4月27日下午，在国家信访局信访接待室所在地的胡同里，有一个女访民被人打死。据目击者表示，此女访民是在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里最初被打，后又被人拖到人大接待室外被打倒在地的，被打的人头部受伤，地上留有大滩血迹。随后救护车到场，医务人员检查了被打者后就开车离去，现场有人听见医生说伤者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之后被打者被另外的车辆拉走。多位目击者证实，被打的人估计有30——40 岁，具体哪里人没人知道。又有目击者看到，打人的人被警察抓获。该事件凡27日下午到信访局去过的人都能证明。（视频为现场访民所拍摄，非常感谢，并号召全体中国人用手机、相机记录作恶者）
卡车司机罢工凸显中国通胀威胁
Carworkers in sou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warned the world last year it could not take cheap Chinese labour for granted any more by successfully agitating for higher wages in a series of industrial actions. Shanghai truckers reinforced that message with a strike of their own last week.
中国广东省的汽车制造工人去年通过一系列罢工行动，成功实现了加薪，由此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不能再认为中国劳动力廉价是理所当然的。上海的货车司机们上周通过罢工行动，再次强化了这一信号。
（注：本图不是摄于中国罢工）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ways wary of workers who possess the wherewithal to organise independent industrial action outside the auspices of the country’s only sanctioned union, 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ut Shanghai’s truckers undoubtedly frighten Beijing more.
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是中国唯一一家得到政府认可的工会组织，对于有能力在全国总工会之外发起独立罢工行动的工人，中国政府一直较为警惕。但上海的货车司机无疑让政府更为紧张。
The adage in western democracies that “all politics is local” has a parallel in authoritarian China, where almost all social unrest is local too. Dozens if not hundreds of small-scale protests, typically labour or land-related, flare every day.
西方民主国家的格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也适用于威权体制的中国。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动荡也都是地方上的，每天都会发生数十起乃至数百起小规模示威，通常都与劳工或土地问题有关。
For all the attention they commanded, the Guangdong strikes were in keeping with this pattern. Each concerned pay and conditions on the factory floor and they were resolved on the factory floor. The ire was directed at management, most notably at factories run by Honda and other Japanese carmakers.
引起广泛关注的广东工人的罢工就属于这种模式：每起罢工涉及的都是工资和工作条件，也都在工厂内部得到了解决。工人的愤怒指向了管理层，特别是在本田(Honda)等日本汽车制造商经营的工厂里。
Shanghai’s truckers latched on to something larger tha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made their strike potentially more dangerous. They were more explicit about their impatience with inflation in the form of the rising port fees and fuel costs that are eroding their ability to make a living. As one trucker told the FT: “This truck is all I have to support my wife and kid.”
上海货车司机们的诉求更大，这使得他们的罢工在中国政府眼中可能也更危险。司机们明确表现出对通胀正在失去耐心，港口费用和燃料成本的不断上涨侵蚀了他们的谋生能力。一位卡车司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我全靠这辆卡车养活老婆孩子。”
Port fees can be blamed on port operators, even if they are state-owned, and at the weekend the Shanghai Transport and Port Authority announced a reduction or cancellation of various charges. In doing so the authority did not mention the strikes, saying only that the fee cuts were aimed at “easing rising inflation and cost pressures on transport companies”. It also lowered the monthly fee taxi drivers must pay for their vehicle, in a canny effort to prevent the port protests on the city’s outskirts from spreading into Shanghai proper.
政府可以将港口费用上涨归咎于港口运营商，即便他们是国有企业。周末，上海市交通港口局(Shanghai Transport and Port Authority)宣布降低或取消多个收费项目。官方在宣布减免收费时并没有提到罢工，只是说降低费用旨在“缓解物价和费用上涨对运输企业经营的压力”。有关政府部门还降低了出租车司机每月缴纳的份子钱。此举颇为聪明，是为了防止发生在港口的示威活动从市郊蔓延到整个上海。
If only Beijing could fix inflation as readily as it fixes fees.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and other measures aimed at reining in price rises have thus far failed to have their intended effect, with inflation hitting a 32-month high of 5.4 per cent last month. As Wen Jiabao, China’s premier, put it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is discovering that inflation is a tiger that “once set free is very difficult to put back in its cage”.
中国政府若是能像解决收费问题那样轻易解决通胀问题就好了。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的加息及其他措施，迄今都未达到预期效果，上个月通胀率达到5.4%的32个月高点。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所说，政府发现，通胀就像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gotten off lightly should this weekend’s fee reductions prove enough to send Shanghai’s truckers home, especially if they disperse before drivers in other cities cotton on to their example. As with last year’s Honda strikes, censors have imposed a strict media blackout to prevent exactly that.
如果周末减免费用的举措足以让上海的货车司机们重返岗位，尤其是能让他们在其他城市的司机们开始效仿之前就自行解散，那么政府就躲过了麻烦。与去年本田在华企业发生罢工时一样，审查机关严格封锁了媒体报道，就是为了避免罢工蔓延。
While the authorities can do little to prevent vertical explosions of local discontent – think of thousands of little volcanoes erupt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 they are ruthless when it comes to eradicating any horizontal linkages that might give rise to larger co-ordinated movements. Hence the brutality they unleashed on the highly networked **gong cult a decade ago, and more recently their over-reaction to the anonymous internet pleas for “jasmine” protests inspired by this year’s Arab spring.
尽管政府部门几乎无法阻止本地不满情绪的纵向爆发——可以想像数以千计的小火山正在全国各处喷发，但他们不遗余力地消除横向联系，以免出现更大规模的协同运动。十年前，政府强硬打压了组织严密的**功邪教。最近，面对“阿拉伯之春”启发下中国网络上匿名发起的“*”示威号召，政府也有些反应过度。
As for the truckers’ concern about the rising price of diesel, increasing China’s already generous fuel subsidy would be too costly and humiliating a concession for such a localised disturbance. Beijing sets fuel prices and has raised them twice already this year.
对于货车司机对柴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担忧，中国政府若提高本已相当慷慨的燃料补贴，成本未免太过高昂，而且对于这样一场地方性的骚乱作出让步，也会令政府难堪。中国的燃料价格由政府制定，而中国政府今年已两次上调油价。
Yet Chinese truckers still pay just $1.05 per litre of diesel fuel – 35.1 per cent below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rice – and the government fears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this year’s oil price surge. Minggao Shen, a China equity analyst at Citibank, has estimated that $150 a barrel oil would cost the government $66bn annually in subsidies.
不过，中国的货车司机每升柴油仍只需支付1.05美元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低35.1%，政府也在担心今年油价飙升可能带来的财政后果。花旗银行 (Citibank)中国股市分析师沈明高估计，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50美元时，中国政府每年的补贴成本将达到660亿美元。
But even if Shanghai’s truckers fade away quietly this time, they have already proved that one of the government’s worst fears was not misplaced – inflation can and will continue to inspire protests and social unrest. Another long, hot summer is just beginning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即使这一次上海货车司机们悄然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至少已经证明，政府最大的担忧并非多虑：通胀可能（也将会）继续引发抗议和社会动荡。中国内地又一个漫长炎热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Tom Mitchell is the FT’s deputy news editor
作者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是英国《金融时报》新闻副主编。
译者/何黎
http://bbs.hp009.com/viewthread.php?tid=1552155&extra=page%3D1&fid=7
中国广东省的汽车制造工人去年通过一系列罢工行动，成功实现了加薪，由此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不能再认为中国劳动力廉价是理所当然的。上海的货车司机们上周通过罢工行动，再次强化了这一信号。
（注：本图不是摄于中国罢工）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ways wary of workers who possess the wherewithal to organise independent industrial action outside the auspices of the country’s only sanctioned union, 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ut Shanghai’s truckers undoubtedly frighten Beijing more.
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是中国唯一一家得到政府认可的工会组织，对于有能力在全国总工会之外发起独立罢工行动的工人，中国政府一直较为警惕。但上海的货车司机无疑让政府更为紧张。
The adage in western democracies that “all politics is local” has a parallel in authoritarian China, where almost all social unrest is local too. Dozens if not hundreds of small-scale protests, typically labour or land-related, flare every day.
西方民主国家的格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也适用于威权体制的中国。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动荡也都是地方上的，每天都会发生数十起乃至数百起小规模示威，通常都与劳工或土地问题有关。
For all the attention they commanded, the Guangdong strikes were in keeping with this pattern. Each concerned pay and conditions on the factory floor and they were resolved on the factory floor. The ire was directed at management, most notably at factories run by Honda and other Japanese carmakers.
引起广泛关注的广东工人的罢工就属于这种模式：每起罢工涉及的都是工资和工作条件，也都在工厂内部得到了解决。工人的愤怒指向了管理层，特别是在本田(Honda)等日本汽车制造商经营的工厂里。
Shanghai’s truckers latched on to something larger tha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made their strike potentially more dangerous. They were more explicit about their impatience with inflation in the form of the rising port fees and fuel costs that are eroding their ability to make a living. As one trucker told the FT: “This truck is all I have to support my wife and kid.”
上海货车司机们的诉求更大，这使得他们的罢工在中国政府眼中可能也更危险。司机们明确表现出对通胀正在失去耐心，港口费用和燃料成本的不断上涨侵蚀了他们的谋生能力。一位卡车司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我全靠这辆卡车养活老婆孩子。”
Port fees can be blamed on port operators, even if they are state-owned, and at the weekend the Shanghai Transport and Port Authority announced a reduction or cancellation of various charges. In doing so the authority did not mention the strikes, saying only that the fee cuts were aimed at “easing rising inflation and cost pressures on transport companies”. It also lowered the monthly fee taxi drivers must pay for their vehicle, in a canny effort to prevent the port protests on the city’s outskirts from spreading into Shanghai proper.
政府可以将港口费用上涨归咎于港口运营商，即便他们是国有企业。周末，上海市交通港口局(Shanghai Transport and Port Authority)宣布降低或取消多个收费项目。官方在宣布减免收费时并没有提到罢工，只是说降低费用旨在“缓解物价和费用上涨对运输企业经营的压力”。有关政府部门还降低了出租车司机每月缴纳的份子钱。此举颇为聪明，是为了防止发生在港口的示威活动从市郊蔓延到整个上海。
If only Beijing could fix inflation as readily as it fixes fees.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and other measures aimed at reining in price rises have thus far failed to have their intended effect, with inflation hitting a 32-month high of 5.4 per cent last month. As Wen Jiabao, China’s premier, put it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is discovering that inflation is a tiger that “once set free is very difficult to put back in its cage”.
中国政府若是能像解决收费问题那样轻易解决通胀问题就好了。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的加息及其他措施，迄今都未达到预期效果，上个月通胀率达到5.4%的32个月高点。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所说，政府发现，通胀就像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gotten off lightly should this weekend’s fee reductions prove enough to send Shanghai’s truckers home, especially if they disperse before drivers in other cities cotton on to their example. As with last year’s Honda strikes, censors have imposed a strict media blackout to prevent exactly that.
如果周末减免费用的举措足以让上海的货车司机们重返岗位，尤其是能让他们在其他城市的司机们开始效仿之前就自行解散，那么政府就躲过了麻烦。与去年本田在华企业发生罢工时一样，审查机关严格封锁了媒体报道，就是为了避免罢工蔓延。
While the authorities can do little to prevent vertical explosions of local discontent – think of thousands of little volcanoes erupt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 they are ruthless when it comes to eradicating any horizontal linkages that might give rise to larger co-ordinated movements. Hence the brutality they unleashed on the highly networked **gong cult a decade ago, and more recently their over-reaction to the anonymous internet pleas for “jasmine” protests inspired by this year’s Arab spring.
尽管政府部门几乎无法阻止本地不满情绪的纵向爆发——可以想像数以千计的小火山正在全国各处喷发，但他们不遗余力地消除横向联系，以免出现更大规模的协同运动。十年前，政府强硬打压了组织严密的**功邪教。最近，面对“阿拉伯之春”启发下中国网络上匿名发起的“*”示威号召，政府也有些反应过度。
As for the truckers’ concern about the rising price of diesel, increasing China’s already generous fuel subsidy would be too costly and humiliating a concession for such a localised disturbance. Beijing sets fuel prices and has raised them twice already this year.
对于货车司机对柴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担忧，中国政府若提高本已相当慷慨的燃料补贴，成本未免太过高昂，而且对于这样一场地方性的骚乱作出让步，也会令政府难堪。中国的燃料价格由政府制定，而中国政府今年已两次上调油价。
Yet Chinese truckers still pay just $1.05 per litre of diesel fuel – 35.1 per cent below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rice – and the government fears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this year’s oil price surge. Minggao Shen, a China equity analyst at Citibank, has estimated that $150 a barrel oil would cost the government $66bn annually in subsidies.
不过，中国的货车司机每升柴油仍只需支付1.05美元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低35.1%，政府也在担心今年油价飙升可能带来的财政后果。花旗银行 (Citibank)中国股市分析师沈明高估计，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50美元时，中国政府每年的补贴成本将达到660亿美元。
But even if Shanghai’s truckers fade away quietly this time, they have already proved that one of the government’s worst fears was not misplaced – inflation can and will continue to inspire protests and social unrest. Another long, hot summer is just beginning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即使这一次上海货车司机们悄然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至少已经证明，政府最大的担忧并非多虑：通胀可能（也将会）继续引发抗议和社会动荡。中国内地又一个漫长炎热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Tom Mitchell is the FT’s deputy news editor
作者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是英国《金融时报》新闻副主编。
译者/何黎
http://bbs.hp009.com/viewthread.php?tid=1552155&extra=page%3D1&fid=7
流亡藏人选举洛桑桑盖为政治领袖
2011-04-27
流亡藏人星期三选举美国哈佛大学法律学者洛桑桑盖为政治领袖，在达赖喇嘛卸下政治职务后，洛桑桑盖可能会组成比较激进的流亡政府来挑战中国。路透社说，42岁的洛桑桑盖击败两名竞选对手，当选为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也就是总理。在藏人向中国寻求自治的情况下，此次权力转移将使噶伦赤巴1职具有更大影响力；同时也避免在达赖喇嘛圆寂后，可能出现领导危机。
台湾的中央社透露，洛桑桑盖先前曾暗示，他可能会超越达赖喇嘛透过谈判为西藏争取自治的「中道」政策。他在印度新德里求学时，就担任过西藏青年大会负责人，而该组织主张西藏全面独立。据悉，洛桑桑盖1968年出生于印度难民区，日后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读书，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在哈佛担任研究人员时，曾经与中国大陆学者交往，并曾两次安排他们与达赖会谈。洛桑桑盖从未到过西藏。
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zang-04272011104124.html
流亡藏人星期三选举美国哈佛大学法律学者洛桑桑盖为政治领袖，在达赖喇嘛卸下政治职务后，洛桑桑盖可能会组成比较激进的流亡政府来挑战中国。路透社说，42岁的洛桑桑盖击败两名竞选对手，当选为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也就是总理。在藏人向中国寻求自治的情况下，此次权力转移将使噶伦赤巴1职具有更大影响力；同时也避免在达赖喇嘛圆寂后，可能出现领导危机。
台湾的中央社透露，洛桑桑盖先前曾暗示，他可能会超越达赖喇嘛透过谈判为西藏争取自治的「中道」政策。他在印度新德里求学时，就担任过西藏青年大会负责人，而该组织主张西藏全面独立。据悉，洛桑桑盖1968年出生于印度难民区，日后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读书，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在哈佛担任研究人员时，曾经与中国大陆学者交往，并曾两次安排他们与达赖会谈。洛桑桑盖从未到过西藏。
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zang-04272011104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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