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汇聚了历次茉莉花集会的情况，请认准跟贴的日期
本文以下部分是3月27日的情况。
RT @shanyun 今天在春熙路天桥上面看见一个好漂亮的MM拿着一束茉莉花，还带着一个小孩子，不过附近警察治安什么的多的P爆了
2011年3月27日星期日
西安茉莉花集会情况
这里汇集了历次茉莉花集会的情况，请认准跟贴的日期
本文以下部分是3月27日的情况。
hengwei1989 郑恒伟
RT@Lihua Mo: 因为我从第一次集会，就想到了拿茉莉花茶，所以对广场周围手里拿的东西比较注意，前几次集会都没怎么看到拿茉莉花茶，这次2点的时候突然看到好几个拿茉莉花茶的人坐在广场上，呵呵，很想打招呼…天气不错，心情不错，终于，离我心目中的自由，可以想很多事情，下周继续
1 hour ago
hengwei1989 郑恒伟
RT@Lihua Mo 今天，西安的情况，比前两个星期气氛缓和了很多，钟楼角上的大摄像机已经看不到了，不知道会不会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1点的时候便衣不像以前那样驱赶小贩了，小贩们都在，2点的时候人流量加大了，我发现广场上座的人有好几个都拿着茉莉花茶，
1 hour ago
本文以下部分是3月27日的情况。
hengwei1989 郑恒伟
RT@Lihua Mo: 因为我从第一次集会，就想到了拿茉莉花茶，所以对广场周围手里拿的东西比较注意，前几次集会都没怎么看到拿茉莉花茶，这次2点的时候突然看到好几个拿茉莉花茶的人坐在广场上，呵呵，很想打招呼…天气不错，心情不错，终于，离我心目中的自由，可以想很多事情，下周继续
1 hour ago
hengwei1989 郑恒伟
RT@Lihua Mo 今天，西安的情况，比前两个星期气氛缓和了很多，钟楼角上的大摄像机已经看不到了，不知道会不会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1点的时候便衣不像以前那样驱赶小贩了，小贩们都在，2点的时候人流量加大了，我发现广场上座的人有好几个都拿着茉莉花茶，
1 hour ago
实拍：中关村海龙大厦、北大、清华——有人持花（3月27日）
以下是接近2点时北大、清华和中关村的情况。
本周日（茉莉花日）表面戒备已经大大减弱，但便衣不少。警戒线应该在海龙几百米之外了，任何可疑的人估计都会在接近海龙大厦前被拦截。
以下图片可以看到有人被盘问，还有一名持花女子走向海龙方向，但很快就不见了，应该是被拦截走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1/03/201103271557.shtml
本周日（茉莉花日）表面戒备已经大大减弱，但便衣不少。警戒线应该在海龙几百米之外了，任何可疑的人估计都会在接近海龙大厦前被拦截。
以下图片可以看到有人被盘问，还有一名持花女子走向海龙方向，但很快就不见了，应该是被拦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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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将全面改变中国维权运动的局面
作者：JasminePlaces
中国茉莉花革命现状
中国茉莉花革命一词来源于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那里进行的是真正的革命，不仅爆发了暴力冲突，利比亚的反对派还结成了武装力量。相比之下，中国茉莉花无论如何也称不上革命。到现在为此，我们只出现了几次和平集体散步和围观行为，没有人游行，没有人演讲，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人打出标语。我们看到的只是人数最多的散步围观也没有超过一千人；其间有几个人在对记者表达自己对一党专制的看法；还看到有人像会情人一样捧着茉莉花。这就是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和平得不能再和平了。按部分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观点，这是“微笑行动”；又被称为散步行动。
但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终极诉求是结束一党专制。这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政治层面上来看，这确实是一场革命。
中国维权运动的现状
那么多年来，中国政府或钱权交易下的权贵欺压百姓的事层出不穷，而且变本加厉，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全体事件。每一次群体事件中各级政府的处理方式都是坑蒙拐骗、欺哄吓诈、武力清场、新闻封锁。对当事人从殴打、行政拘留到判处徒刑。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常常对最直接的当事人作出非常有限度的让步。政府从来不去考虑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反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现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社会绝望。
但每次群体事件中，这个地区以外的人不知道或不关心。群体事件过后，大家都很健忘。最后的结果是，群体事件的成果不能巩固，如果还有成果的话。尽管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而不能起到对推动社会之质变作用。
南京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
南京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是今年3月由很多南京市民参与的保护具有70历史的梧桐树运动。一些树因为地铁建设被砍伐或在搬迁后死亡。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是想保护那些还没有被砍伐搬迁的树。这是一次民权和民意的崛起。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将集会定在3月19日。
碰巧的是，3月20日是茉莉花集会时候。这就使得情形与其他的群体事件完全不同。有不少市民翻墙与茉莉花革命参与者联系，希望茉莉花革命可以为此事跟进。茉莉花革命也积极回应，声援绿丝带。其结果是，南京市府反映迅速，不仅官民互动顺畅，传媒也跟进对市民的诉求做出正面报道。官方同时向南京市民认错，并承诺地铁建设做出修改也减少伐树，但要求市民取消集会。由于集会已定，19日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市民参加了集会。
一直以来，中共处理群体事件的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完全的强力弹压，另一种是部分弹压，部分妥协。完全的妥协以满足市民的诉求在中共统治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南京市府处理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显然是后一种方法。南京市府妥协程度在中共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与绿丝带活动可作对比的是2005年的橙丝带活动。那年，南京市民也曾在紫金山的树上扎过橙红色的丝带，也曾抗争过，但那些树最后依然被砍了。
三天后，警察开始逮捕绿丝带活跃分子。这说明在胡锦涛眼里这次南京市府妥协过了头。这种转变可以被认为是中共今后对茉莉花革命的态度。这符合包括明镜分析家何频在内的相当一部份的看法。
中国茉莉花革命何去何从
现在来谈中国茉莉花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显然为时过早。但南京市委书记被免职可以说明中共已经确定了争对茉莉花革命的战略，那就是强力弹压。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这种强力弹压的结果就是更多更剧烈的群体事件，然后是更多的维稳开支，再然后是还要多还要剧烈的群体事件。
但作为中国茉莉花革命自身，北非中东那样的革命不会发生在最近。那我们如何才能不断给予茉莉花运动新的内容和形式，以保持茉莉花革命的延续性？
这里要提出的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必须保持双重身分，一是作为对立面的革命者，另一身分是维权运动的全国群体事件的协调者。作为革命者，终极目标是结束一党专制。作为维权运动的协调者，目标是如何尽可能地达到维权的目的。
如何使维权运动更有效
南京市府处理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妥协不会是今后的群体事件的样板。但绿丝带活动已经明确无疑地显示出当维权性质的群体事件与茉莉花革命的结合将给政府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地方长官。事实上，这次南京“保护梧桐”活动已经使茉莉花革命成为中国最大的压力集团。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历次的群体运动都不具有有效的组织结构，对政府的压力很多是经济上诉求。方法论上，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不能称之为问题；那是钱的问题。但茉莉花革命不是。茉莉花革命不仅因为其终极目标是要中共的命，更弥补了以往群体事件最薄弱的一环，那就是缺乏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支持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而茉莉花革命到现在为此表现出来的架构正可以弥补这一最薄弱的环节。自己是革命起家的中共，对茉莉花革命实质性威胁的了解只会比我们参与者更清楚。
当维权运动进入到群体事件阶段时，主要依赖的是压力。可以说可以利用的压力越大则越容易达到和谈的结果。要使这个阶段的维权运动更有效达到目的，就是要明确告诉中共，一旦群体事件与茉莉花革命混合在一起，那政府和地方长官只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也因此，维权运动保持跟茉莉花革命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保持随时参与茉莉花革命的可能，将使维权运动手中拥有前所未有的谈判筹码。因为，当局知道，在这样情况下，如果还继续无视维权人士的要求，那无疑是将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如经济利益的诉求者变成茉莉花革命者。
下一步如何操作
一旦维权运动进入到群体事件阶段，请立刻通知我们或其他茉莉花革命参与者。我们会密切配合你们一起行动，号召你们城市的其他茉莉花革命参与者在那次集会中以你们的诉求为我们大家共同的诉求。
请将你们的集会时间和地点定在与我们每周固定的时间地点重合。
完了，就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相信，就如同南京绿丝带一样，集会前你们的目的可能已经会达到。
首发：《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地点 JasminePlaces》 http://jasmineplaces.blogspot.com/
相关新闻：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国的镇压缘于对一个大阴谋的恐惧
中国茉莉花革命现状
中国茉莉花革命一词来源于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那里进行的是真正的革命，不仅爆发了暴力冲突，利比亚的反对派还结成了武装力量。相比之下，中国茉莉花无论如何也称不上革命。到现在为此，我们只出现了几次和平集体散步和围观行为，没有人游行，没有人演讲，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人打出标语。我们看到的只是人数最多的散步围观也没有超过一千人；其间有几个人在对记者表达自己对一党专制的看法；还看到有人像会情人一样捧着茉莉花。这就是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和平得不能再和平了。按部分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观点，这是“微笑行动”；又被称为散步行动。
但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终极诉求是结束一党专制。这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政治层面上来看，这确实是一场革命。
中国维权运动的现状
那么多年来，中国政府或钱权交易下的权贵欺压百姓的事层出不穷，而且变本加厉，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全体事件。每一次群体事件中各级政府的处理方式都是坑蒙拐骗、欺哄吓诈、武力清场、新闻封锁。对当事人从殴打、行政拘留到判处徒刑。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常常对最直接的当事人作出非常有限度的让步。政府从来不去考虑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反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现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社会绝望。
但每次群体事件中，这个地区以外的人不知道或不关心。群体事件过后，大家都很健忘。最后的结果是，群体事件的成果不能巩固，如果还有成果的话。尽管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而不能起到对推动社会之质变作用。
南京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
南京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是今年3月由很多南京市民参与的保护具有70历史的梧桐树运动。一些树因为地铁建设被砍伐或在搬迁后死亡。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是想保护那些还没有被砍伐搬迁的树。这是一次民权和民意的崛起。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将集会定在3月19日。
碰巧的是，3月20日是茉莉花集会时候。这就使得情形与其他的群体事件完全不同。有不少市民翻墙与茉莉花革命参与者联系，希望茉莉花革命可以为此事跟进。茉莉花革命也积极回应，声援绿丝带。其结果是，南京市府反映迅速，不仅官民互动顺畅，传媒也跟进对市民的诉求做出正面报道。官方同时向南京市民认错，并承诺地铁建设做出修改也减少伐树，但要求市民取消集会。由于集会已定，19日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市民参加了集会。
一直以来，中共处理群体事件的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完全的强力弹压，另一种是部分弹压，部分妥协。完全的妥协以满足市民的诉求在中共统治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南京市府处理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显然是后一种方法。南京市府妥协程度在中共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与绿丝带活动可作对比的是2005年的橙丝带活动。那年，南京市民也曾在紫金山的树上扎过橙红色的丝带，也曾抗争过，但那些树最后依然被砍了。
三天后，警察开始逮捕绿丝带活跃分子。这说明在胡锦涛眼里这次南京市府妥协过了头。这种转变可以被认为是中共今后对茉莉花革命的态度。这符合包括明镜分析家何频在内的相当一部份的看法。
中国茉莉花革命何去何从
现在来谈中国茉莉花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显然为时过早。但南京市委书记被免职可以说明中共已经确定了争对茉莉花革命的战略，那就是强力弹压。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这种强力弹压的结果就是更多更剧烈的群体事件，然后是更多的维稳开支，再然后是还要多还要剧烈的群体事件。
但作为中国茉莉花革命自身，北非中东那样的革命不会发生在最近。那我们如何才能不断给予茉莉花运动新的内容和形式，以保持茉莉花革命的延续性？
这里要提出的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必须保持双重身分，一是作为对立面的革命者，另一身分是维权运动的全国群体事件的协调者。作为革命者，终极目标是结束一党专制。作为维权运动的协调者，目标是如何尽可能地达到维权的目的。
如何使维权运动更有效
南京市府处理绿丝带“保护梧桐”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妥协不会是今后的群体事件的样板。但绿丝带活动已经明确无疑地显示出当维权性质的群体事件与茉莉花革命的结合将给政府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地方长官。事实上，这次南京“保护梧桐”活动已经使茉莉花革命成为中国最大的压力集团。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历次的群体运动都不具有有效的组织结构，对政府的压力很多是经济上诉求。方法论上，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不能称之为问题；那是钱的问题。但茉莉花革命不是。茉莉花革命不仅因为其终极目标是要中共的命，更弥补了以往群体事件最薄弱的一环，那就是缺乏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支持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而茉莉花革命到现在为此表现出来的架构正可以弥补这一最薄弱的环节。自己是革命起家的中共，对茉莉花革命实质性威胁的了解只会比我们参与者更清楚。
当维权运动进入到群体事件阶段时，主要依赖的是压力。可以说可以利用的压力越大则越容易达到和谈的结果。要使这个阶段的维权运动更有效达到目的，就是要明确告诉中共，一旦群体事件与茉莉花革命混合在一起，那政府和地方长官只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也因此，维权运动保持跟茉莉花革命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保持随时参与茉莉花革命的可能，将使维权运动手中拥有前所未有的谈判筹码。因为，当局知道，在这样情况下，如果还继续无视维权人士的要求，那无疑是将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如经济利益的诉求者变成茉莉花革命者。
下一步如何操作
一旦维权运动进入到群体事件阶段，请立刻通知我们或其他茉莉花革命参与者。我们会密切配合你们一起行动，号召你们城市的其他茉莉花革命参与者在那次集会中以你们的诉求为我们大家共同的诉求。
请将你们的集会时间和地点定在与我们每周固定的时间地点重合。
完了，就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相信，就如同南京绿丝带一样，集会前你们的目的可能已经会达到。
首发：《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地点 JasminePlaces》 http://jasmineplaces.blogspot.com/
相关新闻：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国的镇压缘于对一个大阴谋的恐惧
涨价传言引发日化用品抢购潮
东方早报
昨天，斜土路家乐福徐汇店，日化产品货架空空如也。 早报记者 王炬亮 实习生 杨深来 图
生产商将上调日化用品价格的消息持续发酵。周五周六，一些上海市民刚刚从盲目抢购食盐的“糊涂”中清醒，又加入到抢购日化产品的队伍中，导致前天和昨天沪上部分超市、卖场的洗衣粉、肥皂、沐浴露等多款日化产品供不应求。
据上海市商务委有关人士透露，由于补货及时，昨天下午1时后全市各大超市、卖场相关货架基本已恢复正常。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应谨防商家借涨价预期促销或者试探市场。
一天销量抵十天
日前有市场消息传出，3月底到4月初，宝洁、联合利华等品牌将对洗涤类日化用品全线涨价，涨幅为5％～15％。联合利华高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确认了这个传言。
消息一出，对价格敏感的市民立即“涌”向超市。昨天，在家乐福武宁店门口，一位市民手推着满满一个购物车，放的都是餐巾纸、洗发水、肥皂和洗衣粉等。货主陈阿姨说，她就是听新闻说要涨价，特意来抢购的。餐巾纸就买了五袋，一家三口人，一袋12卷，差不多够全家用一年。
在乐购镇宁店， 洗衣粉货架已经空空如也。一名男子拿的整个购物筐里放的都是肥皂。现场理货员介绍，前两天来购买的人就多了，因为用的快，肥皂的销量尤其好，一天得销量要抵上以前十来天的销量。“这些肥皂也是下午刚补的，以前打折销量也不见得好，现在都是原价，有些基本都是靠抢了。”
正大广场地下卜蜂莲花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市民来买得最多的产品是洗衣粉、肥皂和沐浴露，而洗发产品的销量相对稳定。
各超市表示，已留意到这两天日化用品销量激增。目前超市仍有库存，也不会擅自提价。每天超市也将按库存情况向供应商订货，周末不少超市已加大了订货量。
谨防商家“试探市场”
一位卖场工作人员向早报记者表示，洗发水、沐浴露这类产品不像大米、食盐那样天天要吃，买一大瓶可以用几个月甚至半年，买多了用不完过了保质期反而会损失金钱。
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表示，此前媒体报道的“联合利华、宝洁两大日化品牌已给各大超市发出调价通知单”，其实是两大品牌近30个单品给零售商的供货价上调了10%左右，但是最终零售价是否上调、何时调价、调价多少是由零售商（超市、大卖场）自己决定的，如果零售企业能够内部消化供货价的上涨成本，或者出于市场竞争需要，也未必一定会上调所售商品的价格。
卜蜂莲花市场部负责人透露，日化用品不紧张，仓库里存货很多，几小时内就可补充上架，所以这两天全市20多家卜蜂莲花都没发生日化用品断货脱销现象。
市商务委有关人士认为，日化用品属于快速消费品，不是重点监测的敏感商品，而且替代品很多，外资品牌涨价了，可以买国产同类产品替代，从目前来看，日化品涨价不会导致商业零售渠道脱销断货，广大市民大可不必恐慌。
市场人士指出，发布涨价信息可使产品在短期内销量大幅提高，不排除有企业以此来试探市场的可能。该人士指出，在严格控制物价总水平的形势下，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有关企业“提前宣布涨价”这一现象高度重视，及早介入，除了对于涨价和涨幅的合理性进行监管之外，也要对其是否涉嫌广告、试探等目的进行调查。
http://news.sina.com.cn/o/2011-03-27/044722188060.shtml
昨天，斜土路家乐福徐汇店，日化产品货架空空如也。 早报记者 王炬亮 实习生 杨深来 图
生产商将上调日化用品价格的消息持续发酵。周五周六，一些上海市民刚刚从盲目抢购食盐的“糊涂”中清醒，又加入到抢购日化产品的队伍中，导致前天和昨天沪上部分超市、卖场的洗衣粉、肥皂、沐浴露等多款日化产品供不应求。
据上海市商务委有关人士透露，由于补货及时，昨天下午1时后全市各大超市、卖场相关货架基本已恢复正常。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应谨防商家借涨价预期促销或者试探市场。
一天销量抵十天
日前有市场消息传出，3月底到4月初，宝洁、联合利华等品牌将对洗涤类日化用品全线涨价，涨幅为5％～15％。联合利华高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确认了这个传言。
消息一出，对价格敏感的市民立即“涌”向超市。昨天，在家乐福武宁店门口，一位市民手推着满满一个购物车，放的都是餐巾纸、洗发水、肥皂和洗衣粉等。货主陈阿姨说，她就是听新闻说要涨价，特意来抢购的。餐巾纸就买了五袋，一家三口人，一袋12卷，差不多够全家用一年。
在乐购镇宁店， 洗衣粉货架已经空空如也。一名男子拿的整个购物筐里放的都是肥皂。现场理货员介绍，前两天来购买的人就多了，因为用的快，肥皂的销量尤其好，一天得销量要抵上以前十来天的销量。“这些肥皂也是下午刚补的，以前打折销量也不见得好，现在都是原价，有些基本都是靠抢了。”
正大广场地下卜蜂莲花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市民来买得最多的产品是洗衣粉、肥皂和沐浴露，而洗发产品的销量相对稳定。
各超市表示，已留意到这两天日化用品销量激增。目前超市仍有库存，也不会擅自提价。每天超市也将按库存情况向供应商订货，周末不少超市已加大了订货量。
谨防商家“试探市场”
一位卖场工作人员向早报记者表示，洗发水、沐浴露这类产品不像大米、食盐那样天天要吃，买一大瓶可以用几个月甚至半年，买多了用不完过了保质期反而会损失金钱。
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表示，此前媒体报道的“联合利华、宝洁两大日化品牌已给各大超市发出调价通知单”，其实是两大品牌近30个单品给零售商的供货价上调了10%左右，但是最终零售价是否上调、何时调价、调价多少是由零售商（超市、大卖场）自己决定的，如果零售企业能够内部消化供货价的上涨成本，或者出于市场竞争需要，也未必一定会上调所售商品的价格。
卜蜂莲花市场部负责人透露，日化用品不紧张，仓库里存货很多，几小时内就可补充上架，所以这两天全市20多家卜蜂莲花都没发生日化用品断货脱销现象。
市商务委有关人士认为，日化用品属于快速消费品，不是重点监测的敏感商品，而且替代品很多，外资品牌涨价了，可以买国产同类产品替代，从目前来看，日化品涨价不会导致商业零售渠道脱销断货，广大市民大可不必恐慌。
市场人士指出，发布涨价信息可使产品在短期内销量大幅提高，不排除有企业以此来试探市场的可能。该人士指出，在严格控制物价总水平的形势下，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有关企业“提前宣布涨价”这一现象高度重视，及早介入，除了对于涨价和涨幅的合理性进行监管之外，也要对其是否涉嫌广告、试探等目的进行调查。
http://news.sina.com.cn/o/2011-03-27/044722188060.shtml
茉莉花革命后备军：福州电动车事件
下面是《法制日报》记者范传贵的报道：“电动车新标准难出台或因利益纠结”
福建省福州市一场大规模的交通整治,限制了数十万辆超标电动车在市区通行,电动车主们无奈购买政府批准销售的“达标电动车”。然而,新换上的“达标电动车”却被业内人士认为不仅不达标,而且安全系数远不如超标电动车。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场电动车换血“运动”,其根源在于“标准”问题——现行1999年版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GB17761-1999)被公认为早已远远落后于城市交通的发展,而新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却迟迟难以出台。
记者调阅有关资料时发现,由“标准”引出的问题并不只是在福州出现,广州、深圳、佛山、郑州、南京、长沙、杭州、沈阳等十余座城市都曾在“超标电动自行车”的“限”与“放”之间徘徊。而据被称为“中国电动车第一人”的清华大学教授马贵龙介绍,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的消费人群已达1.5亿。依据什么标准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管理?已经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然而,《法制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多名专家、业内人士及行业协会负责人后了解到,对于这场关乎多方利益的标准之争还将持续多久,各方只有困惑与猜想,没有答案。
旧标准落后交通发展
1999年,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组织起草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颁布。
据电动车行业研究学者、绿源电动车公司董事长倪捷介绍,当时全国电动自行车年产量只有5万多辆,技术也不成熟。经过3次会议讨论后,3个关键标准被确定:一是车架结构强度振动试验为7万次；二是刹车制动距离需小于4米；三是最高速度小于每小时20公里。而车身重量作为一个非否决项,规定必须小于40公斤。
“这个标准有很多的认识局限性,缺乏对未来产品的前瞻性预见,它没有预见到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城市化进程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倪捷说,“现在中等城市和农村居民出行主要靠电动车,但这些车90%以上是不符合旧标准的。”
“到现在,无论从速度上还是重量上来看,这个标准肯定早已经跟不上了。拿重量说,这些年城市都在迅速发展扩大,以前25公里的电池容量骑出去一圈能回来,现在骑出去就回不来了,要增加电池,车重就自然要增加。”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委员会主任陆金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马贵龙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普遍超标的电动车市场和早已落后的电动车标准之间早已矛盾重重,“举个例子,超标电动车经常和一些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但不管情况如何,机动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超标了!因为你不是合法的电动自行车,你超速了、超重了,责任在你。这让交警、法庭往往陷于尴尬的执法境地”。
在马贵龙看来,福州电动车“换血”,其根源就在于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已有国家标准的,必须执行国家标准,各地只能遵照执行,无权擅自调整。政府要整顿,只能根据旧标准,但旧标准又不能满足需求”。
新标准出台仍无时间表
为何时隔十余年,在电动自行车数量越来越多、旧标准被公认落后的情况下,新的电动自行车标准仍“犹抱琵琶半遮面”?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标准其实早已上报。据陆金龙介绍,他们早在2005年就起草提交了修订方案。
此前,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工业标准二部的刘霜秋处长也曾向媒体证实,2005年自行车行业协会曾提出修订标准,但由于对相关技术指标意见不统一,目前仍在修订过程之中。
在2010年3月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中国自行车行业协会理事长马中超表示:“国家标准委和国家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启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修订工作,新国标有望在年内出台。”
然而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当记者向陆金龙求证新标准何时能出台时,他表示:“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对于新标准何时能出台,倪捷表示,标准出台肯定还得推迟一段。而马贵龙则直言:“我看今年年底都可能出不来。”对于个中原因,专家们给出了一致的答案:“管理部门、企业、消费者三方之间分歧太大。”
电动车限速限重存争议
据了解,2010年,对于正在修订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国家有关部门曾提出了4点原则,即新国标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要为行业发展留有空间；要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要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对于这4点原则,倪捷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标准的制定有其特殊性,因为电动自行车市场在世界上数中国最大,不像电冰箱、空调这些东西有国际范例可供参考,这个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调查、投入,是一次非常大的尝试。”
“现在最大的分歧在车速、车重这两个指标上,我们行业的意见是速度在每小时28公里以内,重量不含电池在48公斤以内。而这个标准对管理部门来说,接受起来还不太容易。”倪捷说,他们认为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速度和重量都应该往更低控制。
在限重这一争议点上,倪捷认为,对车子限重没用,因为骑车的人体重相差很大,除非同时限制体重超过多少就不能骑电动车。另外,关键问题在于要加强车子的制动性能,而不是去考虑车子的“撞击动能”有多大。而且,如果过于限重,制造商就不能选用最好的钢材、安装必须的安全配件,同时,骑行里程受电池重量限制,对消费者而言非常不利。
在倪捷和马贵龙看来,在限速、限重方面具体数值上的分歧只是表面,其本质则是对电动车所持的排斥态度和不安全性偏见。
“除了偏见,就是利益。”马贵龙向记者列举了出于利益考虑对电动车痛下杀手的例子:“前两年,江苏省一个地市突然宣布禁电动自行车,后来一了解,原来是一家摩托车企业要到该地建厂,投资10亿元,地方政府为此表了一个招商引资的态度。”
专家建议综合制定行业标准
2009年岁末,国标委一个“电动摩托车标准”的出台,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由于该电摩标准将大多数超标电动车划入了机动车行列,这涉及当年1.2亿电动自行车消费人群,牵涉到2000余家整车生产企业的发展,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最后以国标委宣布涉及电动自行车部分内容暂缓实施而告一段落。
“最近有一位参与电动自行车专业标准制定的同志到我这讨论问题,他告诉我制定电动自行车的标准,要把全国前10名的电动自行车厂家和前10名的摩托车厂家老板叫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意见。”马贵龙告诉记者,这些都说明制定电动自行车的标准,远不仅仅只是自行车行业的事。
“不能站在自行车的利益上考虑电动自行车,也不能站在摩托车的利益上考虑电动摩托车,更不能站在汽车的立场上考虑电动汽车,而是要站在新能源、低碳的角度来考虑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在标准制定上,应该把整个电动车统一考虑,不应该各自为战。”马贵龙说,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迟迟难出,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就自行车协会的分标委员会而言,他们的立足点应该是在自行车上,对电动自行车的标准几乎没有太多经验。同样,把电动汽车的标准交给汽车协会,他们也不专业、不重视,把电动摩托车标准交给摩托车协会也是一样的情况。
马贵龙认为,电动车是一个新能源产业,标准也应从这个整体来考虑制定,包括两轮、三轮,低速、中速。从这个角度考虑,就容易把性能、参数、安全要求、环保要求制定起来。而现在的做法,是简单地分到各个行业去制定标准,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标准混乱的局面,你说你的,他干他的,最后标准制定出来了谁也不执行。
福建省福州市一场大规模的交通整治,限制了数十万辆超标电动车在市区通行,电动车主们无奈购买政府批准销售的“达标电动车”。然而,新换上的“达标电动车”却被业内人士认为不仅不达标,而且安全系数远不如超标电动车。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场电动车换血“运动”,其根源在于“标准”问题——现行1999年版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GB17761-1999)被公认为早已远远落后于城市交通的发展,而新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却迟迟难以出台。
记者调阅有关资料时发现,由“标准”引出的问题并不只是在福州出现,广州、深圳、佛山、郑州、南京、长沙、杭州、沈阳等十余座城市都曾在“超标电动自行车”的“限”与“放”之间徘徊。而据被称为“中国电动车第一人”的清华大学教授马贵龙介绍,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的消费人群已达1.5亿。依据什么标准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管理?已经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然而,《法制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多名专家、业内人士及行业协会负责人后了解到,对于这场关乎多方利益的标准之争还将持续多久,各方只有困惑与猜想,没有答案。
旧标准落后交通发展
1999年,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组织起草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颁布。
据电动车行业研究学者、绿源电动车公司董事长倪捷介绍,当时全国电动自行车年产量只有5万多辆,技术也不成熟。经过3次会议讨论后,3个关键标准被确定:一是车架结构强度振动试验为7万次；二是刹车制动距离需小于4米；三是最高速度小于每小时20公里。而车身重量作为一个非否决项,规定必须小于40公斤。
“这个标准有很多的认识局限性,缺乏对未来产品的前瞻性预见,它没有预见到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城市化进程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倪捷说,“现在中等城市和农村居民出行主要靠电动车,但这些车90%以上是不符合旧标准的。”
“到现在,无论从速度上还是重量上来看,这个标准肯定早已经跟不上了。拿重量说,这些年城市都在迅速发展扩大,以前25公里的电池容量骑出去一圈能回来,现在骑出去就回不来了,要增加电池,车重就自然要增加。”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委员会主任陆金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马贵龙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普遍超标的电动车市场和早已落后的电动车标准之间早已矛盾重重,“举个例子,超标电动车经常和一些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但不管情况如何,机动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超标了!因为你不是合法的电动自行车,你超速了、超重了,责任在你。这让交警、法庭往往陷于尴尬的执法境地”。
在马贵龙看来,福州电动车“换血”,其根源就在于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已有国家标准的,必须执行国家标准,各地只能遵照执行,无权擅自调整。政府要整顿,只能根据旧标准,但旧标准又不能满足需求”。
新标准出台仍无时间表
为何时隔十余年,在电动自行车数量越来越多、旧标准被公认落后的情况下,新的电动自行车标准仍“犹抱琵琶半遮面”?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标准其实早已上报。据陆金龙介绍,他们早在2005年就起草提交了修订方案。
此前,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工业标准二部的刘霜秋处长也曾向媒体证实,2005年自行车行业协会曾提出修订标准,但由于对相关技术指标意见不统一,目前仍在修订过程之中。
在2010年3月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中国自行车行业协会理事长马中超表示:“国家标准委和国家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启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修订工作,新国标有望在年内出台。”
然而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当记者向陆金龙求证新标准何时能出台时,他表示:“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对于新标准何时能出台,倪捷表示,标准出台肯定还得推迟一段。而马贵龙则直言:“我看今年年底都可能出不来。”对于个中原因,专家们给出了一致的答案:“管理部门、企业、消费者三方之间分歧太大。”
电动车限速限重存争议
据了解,2010年,对于正在修订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国家有关部门曾提出了4点原则,即新国标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要为行业发展留有空间；要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要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对于这4点原则,倪捷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标准的制定有其特殊性,因为电动自行车市场在世界上数中国最大,不像电冰箱、空调这些东西有国际范例可供参考,这个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调查、投入,是一次非常大的尝试。”
“现在最大的分歧在车速、车重这两个指标上,我们行业的意见是速度在每小时28公里以内,重量不含电池在48公斤以内。而这个标准对管理部门来说,接受起来还不太容易。”倪捷说,他们认为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速度和重量都应该往更低控制。
在限重这一争议点上,倪捷认为,对车子限重没用,因为骑车的人体重相差很大,除非同时限制体重超过多少就不能骑电动车。另外,关键问题在于要加强车子的制动性能,而不是去考虑车子的“撞击动能”有多大。而且,如果过于限重,制造商就不能选用最好的钢材、安装必须的安全配件,同时,骑行里程受电池重量限制,对消费者而言非常不利。
在倪捷和马贵龙看来,在限速、限重方面具体数值上的分歧只是表面,其本质则是对电动车所持的排斥态度和不安全性偏见。
“除了偏见,就是利益。”马贵龙向记者列举了出于利益考虑对电动车痛下杀手的例子:“前两年,江苏省一个地市突然宣布禁电动自行车,后来一了解,原来是一家摩托车企业要到该地建厂,投资10亿元,地方政府为此表了一个招商引资的态度。”
专家建议综合制定行业标准
2009年岁末,国标委一个“电动摩托车标准”的出台,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由于该电摩标准将大多数超标电动车划入了机动车行列,这涉及当年1.2亿电动自行车消费人群,牵涉到2000余家整车生产企业的发展,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最后以国标委宣布涉及电动自行车部分内容暂缓实施而告一段落。
“最近有一位参与电动自行车专业标准制定的同志到我这讨论问题,他告诉我制定电动自行车的标准,要把全国前10名的电动自行车厂家和前10名的摩托车厂家老板叫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意见。”马贵龙告诉记者,这些都说明制定电动自行车的标准,远不仅仅只是自行车行业的事。
“不能站在自行车的利益上考虑电动自行车,也不能站在摩托车的利益上考虑电动摩托车,更不能站在汽车的立场上考虑电动汽车,而是要站在新能源、低碳的角度来考虑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在标准制定上,应该把整个电动车统一考虑,不应该各自为战。”马贵龙说,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迟迟难出,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就自行车协会的分标委员会而言,他们的立足点应该是在自行车上,对电动自行车的标准几乎没有太多经验。同样,把电动汽车的标准交给汽车协会,他们也不专业、不重视,把电动摩托车标准交给摩托车协会也是一样的情况。
马贵龙认为,电动车是一个新能源产业,标准也应从这个整体来考虑制定,包括两轮、三轮,低速、中速。从这个角度考虑,就容易把性能、参数、安全要求、环保要求制定起来。而现在的做法,是简单地分到各个行业去制定标准,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标准混乱的局面,你说你的,他干他的,最后标准制定出来了谁也不执行。
北京高校韩寒粉丝计划周日下午上街抗议百度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6日 来稿)
韩寒今天发布博客《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与李彦宏细数中国出版业之痛，韩寒在文章最后说：“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701280b01017ijj.html）
北京几所高校的韩寒粉丝在私下串联，准备响应韩寒号召，到百度北京的办公室楼下静默抗议，按目前的初步计划，抗议时间定在3月27日星期天下午两点，地点就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大门前。 (博讯 boxun.com)
计划建议，参与静默抗议者均手持一本自己喜欢的且已经被百度侵权的作家的作品，作为彼此身份的标记，也表示对作者及图书出版业的支持，不喊口号，以沉默抗议百度的无耻侵权。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1/03/201103261250.shtml
韩寒今天发布博客《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与李彦宏细数中国出版业之痛，韩寒在文章最后说：“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701280b01017ijj.html）
北京几所高校的韩寒粉丝在私下串联，准备响应韩寒号召，到百度北京的办公室楼下静默抗议，按目前的初步计划，抗议时间定在3月27日星期天下午两点，地点就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大门前。 (博讯 boxun.com)
计划建议，参与静默抗议者均手持一本自己喜欢的且已经被百度侵权的作家的作品，作为彼此身份的标记，也表示对作者及图书出版业的支持，不喊口号，以沉默抗议百度的无耻侵权。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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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中国军队会再次向人民开枪吗
由于近期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接连发生人民革命，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再被提及，又由于2月20日以来所出现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促使关心中国民主化前途者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再次出现类似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国当局是否再次下令军队出动？中国军队是否再次奉命镇压？笔者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经历者，为了写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又曾搜集研究了大量有关资料，谨结合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与当今中国的现实，解答这个问题。
一、专制独裁国家都有一个政治强人，或称之为独裁者，最后的决策出自于这个政治强人。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各地，持续了50多天。政治强人邓小平拍板决策，调动逾20万军队组成戒严部队进入北京，使用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武器，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支持和协助邓小平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要是一些政治元老，包括杨尚昆、陈云、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人，具体部署指挥戒严部队行动的是杨尚昆。如果当时不是有邓小平这个政治强人以及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在，不会发生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民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对此，邓小平曾经直言不讳，1989年6月9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军官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要好，好在有我们这些老人在。”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有过两位政治强人，即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可以一意孤行，一言九鼎，包括随意动用军队。邓小平之后，中共已经不存在政治强人，没有人可以随意动用军队。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和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都不具备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威性，尤其是就军队而言，不可能单凭个人意志就可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
二、中共历来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但是1989年邓小平拍板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却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通过动用军队实施镇压的决议，五个常委中的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李鹏、姚依林赞同。动用军队镇压的决策最终是由邓小平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会议做出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始终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用军队实施镇压，反对者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他们都因此被撤职，赵紫阳并被软禁至死。邓小平动用四个大军区的逾20万军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内的“政变”和军内的“兵变”。
三、专制独裁国家都对军队实行严密的控制，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出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常态。中国是对军队控制最严密的国家，但是即使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出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会发生分歧。如上所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就在中共最高层引发分歧。
六四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也震惊了中共当局，留下阴影，至今仍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不久，当局的说法就一再变化，从“反革命暴乱”到“动乱”，再到“政治风波”，淡化处理的意图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没有人愿意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承担责任，就连邓小平的子女也都百般为其父开脱责任，重要责任者杨尚昆、李鹏同样极力推卸责任。很难想象当今的中共领导层敢于或能够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运动，再制造一个天安门事件。
四、军队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对外的，而不是镇压本国民众，对内的，军队镇压本国民众并不具有正当性，因此在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人民革命中，都出现军人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甚至反戈一击的情况。1989年，中国军队内部也曾出现反对镇压的情况。
1989年5月19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戒严部队进军北京。5月21日，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老上将联名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众。
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对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逾20万部队实施严密控制，向陆军第38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主力部队派遣指挥组（古代所谓的“监军”），即便如此，还是出现许多抗命事件，例如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第 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大量的官兵在得知民众和平请愿的真相后，或是借故停滞不前，或是弃枪、弃车而跑。
六四天安门事件给中国军队留下阴影，普遍认为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不是军队的光荣，而是耻辱。中国军队是否愿意再次扮演耻辱的角色，大有疑问。
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22年，中国军队的情况变化很大。包括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在内，没有人经历过战争年代，各级指挥官都出自军校，受过教育，较有思想。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就有许多军校出身的基层军官不赞同镇压行动。如果当今或未来的中共领导层下令军队镇压民众，在军队内部必定遭遇比1989年更大的阻力。
五、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统治者最终的选择，但这恰似一柄双刃剑，很可能会伤到统治者自身，当年的苏联东欧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都是如此结局。
主导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邓小平、杨尚昆事先也没有绝对成功的信心，直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军队占领天安门广场之际，杨尚昆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班的部队发生哗变，将导致连锁反应。”于是，当天清晨紧急将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国共内战时期隶属于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空运进京，作为进京戒严部队的总督战队，以防不测。
当今或未来，如果中共领导层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结局不可能与1989年一样，很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
六、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当年的苏联东欧各国、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统治者也曾下令军队镇压，但民主运动还是成功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组织和领袖，进退失据。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始终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没有事先冲击、占领党政军机关和中央电视台等机构，也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虽然北京各界广泛反对军队进京镇压，拼死阻拦军队的镇压行动，出现全民“截”兵的现象，但是，组织者和民众只是被动地阻拦军队实施镇压，并没有主动地号召军队起义。
有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当今或未来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当局的镇压，有可能主动出击，也可能会做好以暴易暴的准备。
回顾历史，结合现实，笔者的结论是，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排除作为利益集团的中共当局还会下令军队出动镇压，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结局不会重演，当局不仅难以达到镇压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因此快速垮台。
吴仁华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37
一、专制独裁国家都有一个政治强人，或称之为独裁者，最后的决策出自于这个政治强人。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各地，持续了50多天。政治强人邓小平拍板决策，调动逾20万军队组成戒严部队进入北京，使用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武器，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支持和协助邓小平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要是一些政治元老，包括杨尚昆、陈云、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人，具体部署指挥戒严部队行动的是杨尚昆。如果当时不是有邓小平这个政治强人以及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在，不会发生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民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对此，邓小平曾经直言不讳，1989年6月9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军官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要好，好在有我们这些老人在。”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有过两位政治强人，即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可以一意孤行，一言九鼎，包括随意动用军队。邓小平之后，中共已经不存在政治强人，没有人可以随意动用军队。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和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都不具备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威性，尤其是就军队而言，不可能单凭个人意志就可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
二、中共历来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但是1989年邓小平拍板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却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通过动用军队实施镇压的决议，五个常委中的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李鹏、姚依林赞同。动用军队镇压的决策最终是由邓小平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会议做出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始终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用军队实施镇压，反对者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他们都因此被撤职，赵紫阳并被软禁至死。邓小平动用四个大军区的逾20万军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内的“政变”和军内的“兵变”。
三、专制独裁国家都对军队实行严密的控制，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出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常态。中国是对军队控制最严密的国家，但是即使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出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会发生分歧。如上所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就在中共最高层引发分歧。
六四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也震惊了中共当局，留下阴影，至今仍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不久，当局的说法就一再变化，从“反革命暴乱”到“动乱”，再到“政治风波”，淡化处理的意图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没有人愿意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承担责任，就连邓小平的子女也都百般为其父开脱责任，重要责任者杨尚昆、李鹏同样极力推卸责任。很难想象当今的中共领导层敢于或能够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运动，再制造一个天安门事件。
四、军队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对外的，而不是镇压本国民众，对内的，军队镇压本国民众并不具有正当性，因此在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人民革命中，都出现军人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甚至反戈一击的情况。1989年，中国军队内部也曾出现反对镇压的情况。
1989年5月19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戒严部队进军北京。5月21日，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老上将联名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众。
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对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逾20万部队实施严密控制，向陆军第38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主力部队派遣指挥组（古代所谓的“监军”），即便如此，还是出现许多抗命事件，例如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第 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大量的官兵在得知民众和平请愿的真相后，或是借故停滞不前，或是弃枪、弃车而跑。
六四天安门事件给中国军队留下阴影，普遍认为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不是军队的光荣，而是耻辱。中国军队是否愿意再次扮演耻辱的角色，大有疑问。
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22年，中国军队的情况变化很大。包括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在内，没有人经历过战争年代，各级指挥官都出自军校，受过教育，较有思想。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就有许多军校出身的基层军官不赞同镇压行动。如果当今或未来的中共领导层下令军队镇压民众，在军队内部必定遭遇比1989年更大的阻力。
五、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统治者最终的选择，但这恰似一柄双刃剑，很可能会伤到统治者自身，当年的苏联东欧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都是如此结局。
主导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邓小平、杨尚昆事先也没有绝对成功的信心，直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军队占领天安门广场之际，杨尚昆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班的部队发生哗变，将导致连锁反应。”于是，当天清晨紧急将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国共内战时期隶属于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空运进京，作为进京戒严部队的总督战队，以防不测。
当今或未来，如果中共领导层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结局不可能与1989年一样，很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
六、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当年的苏联东欧各国、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统治者也曾下令军队镇压，但民主运动还是成功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组织和领袖，进退失据。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始终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没有事先冲击、占领党政军机关和中央电视台等机构，也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虽然北京各界广泛反对军队进京镇压，拼死阻拦军队的镇压行动，出现全民“截”兵的现象，但是，组织者和民众只是被动地阻拦军队实施镇压，并没有主动地号召军队起义。
有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当今或未来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当局的镇压，有可能主动出击，也可能会做好以暴易暴的准备。
回顾历史，结合现实，笔者的结论是，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排除作为利益集团的中共当局还会下令军队出动镇压，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结局不会重演，当局不仅难以达到镇压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因此快速垮台。
吴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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