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

王军涛:茉莉花革命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策略

一、茉莉花革命提出的政治讨论问题

席卷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并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引起很大反响,但却出乎国际观察家的意料降临在中国。当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独裁政权时,中国人开始试图在中国启动茉莉花革命。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对关注中国命运和民主化的人们提出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例如,因为中国在最近30年不仅保持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而且最近3年中快速渡过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局会继续保持稳定。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出现显得很突兀。尽管许多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关注者声称,中国不具有茉莉花革命的条件和基础,但中国执政当局还是高度紧张,采取了“六四”后从没有过的措施镇压与茉莉花革命有关的一切人和行为。中国了解政治态势的人都知道,这些措施不是出自杞人忧天的过度反应,而是执政者理性地评估局势后审慎选择的应对方案。中外关于这场革命认知的巨大差异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局和面临的挑战认识严重不足。

毫无疑问,即使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中国政府的反应也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如果站在国家政治进步的角度看,这样的反应简直是“惨不忍睹”。这样野蛮、蠢笨的应对行动,不是维护政治稳定能为之辩解的。今后,当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后,今天镇压茉莉花革命的行径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特别是那些滥用权力滥捕滥抓公民和采取流氓手段虐待公民的执法人员,肯定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从政治转型来审视茉莉花革命降临中国,提出的问题更多,值得探讨,其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机制和路径图。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以来,比较政治学对政治转型的研究成为显学。政治科学家以几十个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研究作为基础,对民主化发生的条件、根源、路径、类型提出大量的理论。然而,由于大陆当局封锁和学界传统不同,这些案例经验研究和转型理论并不为大陆相关人们所知。不仅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民运人士和政治学者对此也知之甚少。本文不准备讨论所有问题,仅想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的角度探讨若干争议问题。

茉莉花革命出现在大陆后,民间运动对此产生激烈争议。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类针对茉莉花革命的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茉莉花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这些条件有属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客观条件,也有民运的组织和领袖等主观条件。第二类批评意见认为,茉莉花革命的方式可能导致脱序、暴力和文明崩溃后果。第三种批评意见抨击茉莉花革命发动者,他们匿名或在海外,没有对后果承担责任,而是让其他人承担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迫害。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有其道理,但在政治转型期间用于判断是非都有其欠缺之处。

二、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茉莉花革命的贡献

中国到底是否具备政治转型的条件?这个问题在独立知识界为主体的精英社群中一直是激烈争议的话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精英包括民间运动精英甚至民运精英的政治思想普遍保守。他们认为,中国不具备民主化的条件;当民主化条件不具备时,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民主化革命;如果贸然进行民主化,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他们提出的宏观条件有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传承和反对运动素质等。

民主化的结局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这不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话题。比较政治学的话题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宏观条件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提出大量的理论解释德国和日本民主政体被颠覆的案例。所谓国民性的概念就是那时提出的;这是从文化和历史传承角度研究问题。《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从经济社会政治运作和国际环境角度探索德国法西斯上台的教训。关于日本的教训有从军队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探索,这是认为政治制度是重要条件。后来,李普塞的《政治人》和阿尔芒德的《公民文化》分别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说和政治文化条件说这两大家学派的代表作。

此后,世界范围的研究越来越偏重文化条件说。帕特耐关于南北意大利千年发展比较甚至倾向于把经济发展差异都归结为社会文化因素。不过,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出现前后,世界比较研究开始将民主成功的问题分解为两个话题:民主化启动的条件与民主化巩固的条件。

我在这里不想详细综述和分析基本争论的演进过程和细节,只想强调对中国当下争论有意义的两个观点。

第一,民主化启动与宏观条件基本无关。专制政权的失败往往导致革命发生;传统社会中的革命都是建立新专制替代旧专制。但现代革命总是有倡言建立民主政权的声音和力量。而为了争取国内政治舆论支持和国际发达国家的支持,也不乏主要政治集团在政治斗争中打民主牌。从一般概括的层面看,民主化启动只与具体的政治博弈有关。一个国家发生政治危机后主要博弈中各派及互动决定了民主化启动。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意义不大;所起作用只是影响博弈及各方,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民主巩固的条件与宏观因素关联很大,但没有决定性的对应关系。有两项研究很重要。一是亨廷顿的《第三波》,这个研究分析了第三波民主化的经典案例,没有发现决定性的因素。二是普沃斯基对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追求政治权力的政治集团在民主化中采取何种态度和策略,是当时的政治情势决定的,不是经济社会政治宏观因素决定的。

普沃斯基的研究更有意义,他认为,不论宏观因素多么有影响,都是概率性的,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性条件;从决定论出发探索问题是出发点就错了。而在讨论某个国家时,那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机制,不仅会被博弈改变,而且只能是事后的分析才能做结论。每个转型都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性过程,不仅没有宏观因素决定成败,别人的经验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

从比较政治研究角度看,说茉莉花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所谓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都是想象出的束缚因素,推到极致,还是自我吓唬的借口。

三、政治转型推动者的策略选择

政治博弈决定转型的发生和成败;其它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博弈而起作用。我们所认为的宏观因素,大概只有政治力量对比态势对转型启动有重大影响,因为统治者的压倒性强大使得转型不可能。然而,统治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其支持力量更是有内在的矛盾。在具体的政治态势中,统治阵营是可以被分化,而且也常常被分化的。因此,政治博弈中反对力量的策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比初看起来可以有更大的成效。

如果政治转型的启动和成败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博弈,并且反对力量有很大的策略选择空间,那么民主力量的行动策略就是最直接影响转型是否发生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民主力量和具有民主倾向的民间力量有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这些视野的局限性导致民主力量自我设限,失去发动转型和驾驭局势的能力。

出于对民主进程中的政治混乱的恐惧,中国精英强烈反对任何带来不确定后果的政治行动。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在整个90年代,民运主流也放弃了政治革命和街头运动的行动策略,甚至在政治道义上放弃进行街头运动和革命的权利坚守。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最需要政治学探讨,这就是革命和暴力。

了解政治学的都知道,政体变革是革命;民主化是革命。尽管人们可以理性地设想执政者主导的改革式的民主化,但这既犹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一样,不是零代价,又因为民主化不是巩固一家政权而是交出政权,因而难以发生。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民主化革命都是通过革命实现的。

政治学上的“革命”概念与中国人心中的“革命”概念有极大的差异,这或许是中国人反对革命的理由。政治学所指的革命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但目标是明确的,结果也差不多就是政体变化。至于革命建立的民主政权能否维持,是另一个民主巩固的问题;与革命有关联,但关联不是决定性的。中国人心中的“革命” 概念,往往是极端暴力流血的,而且后果极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要求革命对没有巩固的民主政权或崩溃负全部责任。

仔细深究政治学与国人心中关于革命概念的差异,并不像许多世故的精英所认为的那样:前者是理想主义的或书生的,而后者是经验的、现实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的 “革命”概念是基于更广泛、精细和推敲的经验研究后的概括,而国人的概念是对中国历史上有过的革命的最惨烈的局部情势和事件的文人式的夸张描述。革命是有不同方式和结果的,没有绝对和平的,也没有绝对暴力的。和平转型也有暴力力量及事件,而暴力革命也有和平力量与谈判。具体过程是充斥二者的博弈。革命的成功结局就是民主化政权的建立。至于这个政权能否巩固或者能否掌控局势不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是革命后的政治博弈的工作,其建树结果相对独立于其前发生的革命。让革命对其后所有博弈结果负责,既不现实,也不公道。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改革作为统治者的决策可以是设计的,设计者要对结局负责,因为改革者可以掌控局势;但革命是自发的和必然的。当革命情势出现时,革命前的统治集团和反对派合力也无法阻止革命发生,因为革命可以一夜之间产生自己的领袖。革命过程也不是哪个力量能掌控的,许多力量在隐蔽和公开地推动局势和制造事件;革命者并不能对局势和结果负责。当革命发生时,反对运动或民间运动的领导如果反对革命,只能是自我放逐出局,丧失介入局势的能力和失去影响进程的机会。只有以创造历史的信念、勇气和智慧积极介入,才有按照自己的理念影响局势发展,争取较小代价实现民主化,避免自己不喜欢的结局。

四、结论

本文将在此结束,其它问题留待以后讨论。本文的主要结论,也就是对中国民主力量在茉莉花革命中的策略建议是:积极介入,推动和引导革命向着民主转型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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