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 2011年 4月 14日
作者 法广
中国武警在四川省阿坝县与藏人发生冲突。据法新社13日转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 透露的消息，武警在阿坝县格尔登寺(Kirti) 外放警犬咬人，有些人有重伤。武警还试图闯进寺庙里边抓人。
消息报道说，格尔登寺里有将近2000名喇嘛。武警为了把喇嘛逼出来，故意不让人给他们送食品，还用铁丝把寺庙周围围起来。
法新社记者在电话连接格尔登寺时，电话线立即被切断。记者给武警方面打电话询问情况时，武警拒绝回答法新社的来电。
美联社报道说，阿坝县政府官员对有关报道表示否认。
美联社援引一名姓贾的女性官员的话说，“警察在阿坝县正常巡逻，格尔登寺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警察驻扎在寺庙外的说法不实，也没有任何人被打。”
今年3月，格尔登寺一名藏人喇嘛盘措自焚，当时正值西藏骚乱三周年。中国官方和海外支持西藏运动的组织对盘措的自焚细节各执一词。
中国政府发言人说，盘措自焚后警方试图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但被其他喇嘛抢走并藏在寺院内。阿坝当地政府政府表示，盘措是由于延误救治而死亡。
而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引述一名知情者说，警察扑灭盘措身上的火之后殴打他。
该组织表示，其他喇嘛把盘措救回寺院，然后再送到医院，但抢救无效死亡。
在盘措自焚丧生后，成百上千的喇嘛和民众上街示威，并且与军警发生冲突，部分喇嘛被捕。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10414-%E4%B8%AD%E5%9B%BD%E6%AD%A6%E8%AD%A6%E4%B8%8E%E5%9B%9B%E5%B7%9D%E8%97%8F%E4%BA%BA%E5%8F%91%E7%94%9F%E5%86%B2%E7%AA%81
2011年4月15日星期五
孙文广：从中东到中国，从革命到散步
2011年 3月 27日
作者 肖曼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由于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大胆发表个人意见，而长期受到打压。最近几个月来，他的手机每天受到上千次的 干扰，不得不放在静音状态。在行动自由方面，孙先生的家门口常年停着一辆国保的汽车和多位国保人员，孙先生走到哪儿，他们就跟踪到哪儿，甚至不能出门。最 近，中国两会结束，孙先生的电话恢复正常，本台听众之音节目电话采访了孙先生，请他就中东茉莉花革命和中国茉莉花散步等事件发表意见。
茉莉花集会在山东济南的情况
最近几周来，有人在网上呼吁进行茉莉花散步，山东济南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孙教授说：他和一些济南的朋友，本来以前就有每周日到英雄山广场聚会，交流 对各方面意见的活动。后来这个活动就不被允许了，每个星期天他们都来堵门，有时一来就来几十人。他是70多岁的人了，不能和他们硬顶，所以就只好呆在家里。
这种困难的局面是不是说明茉莉花散步聚会这种倡议在中国很难实现呢？孙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中共长时间侵犯公民的权利：暴力侵权、向农民征地、 下岗工人不能得到正确对待等等冤情。积累大量的民怨和不满，民众当然要表达对政府的批评，但媒体都由政府控制、人代会也都是他们指定的代表，民意没有表达 的途径，最后只能是或者走上大街，或者走上广场。民怨高涨的时候，任何打压都不再发挥作用。
中国茉莉花散步是：“无领袖、无中心、不组织”
对于茉莉花散步这种形式，孙教授认为很独特，有人总结说这是“无领袖、无中心、不组织”。因为只要你有领袖，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无论任何政府，只要你不动用武器就不能阻止人们上街散散步这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只要有民怨积累，就会发生。
谈到北非的茉莉花革命, 孙先生分析说：有的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 军队中立, 民众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和平示威赶走独裁者。但利比亚情况相反, 这就预示着卡扎菲的下场不会比萨达姆好得更多。
中国媒体把卡扎菲当作民族英雄
对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卡扎菲政权的1973号决议，中国民众有什么评价的问题，孙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在安理会通过谴责卡扎菲决议 时，中国投了赞成票，中国不敢一意孤行投反对票，其它国家都赞成，中国不能反对。后来讨论设“禁飞区”问题时，中国保留，也没有投反对票。这都说明在全世 界谴责卡扎菲过程中，中国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反对，否则就会在世界上处于孤立。
设“禁飞区”以后, 中国的态度又变了, 拼命谴责联军行动伤害了平民。同时中国媒体是把卡扎菲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放了许多卡扎菲的讲话、事迹介绍、说他独立特行，实际上是歌颂卡扎菲。这和世界 潮流是不合的, 和中国民众的评价也是不同的。但中国媒体是受官方控制的, 它要把谁抹黑，或是把谁捧起来易如反掌。中国媒体想把卡扎菲树立正面形象，把联军抹黑。那么民间也有一些是随着它讲和议论的。说联军和英美在利比亚是为了 石油利益。但多数民众是可以看清楚的, 卡扎菲就是一个独裁者和暴君式的人物，应当对他进行谴责和惩罚。联军的大方向没有错。
“六四”给中国人留下恐惧回忆
孙先生认为：很多中国人会从“中东茉莉花”联想到中国的，问题是中共当局搞了很多形式的打压，也起到一定的恐吓作用。人民还是会想起“六四”中共对示威群众开枪，造成上百人丧生，人们的恐惧情绪还是存在的。
法国在对利比亚行动中起了推动作用，中国民众对此如何看待？有没有反法情绪？对此，孙先生认为目前还不明显，因为对卡扎菲血腥镇压，敢于出头制止 的，还是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很多中国人对这些国家抱着肯定和尊敬的态度，这还是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在中国的高压之下，大家不敢明确表示，不敢上街，不敢 去广场。将来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孙先生认为：中国民主化，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大势所趋。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10327-%E5%AD%99%E6%96%87%E5%B9%BF%EF%BC%9A%E4%BB%8E%E4%B8%AD%E4%B8%9C%E5%88%B0%E4%B8%AD%E5%9B%BD%EF%BC%8C%E4%BB%8E%E9%9D%A9%E5%91%BD%E5%88%B0%E6%95%A3%E6%AD%A5
作者 肖曼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由于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大胆发表个人意见，而长期受到打压。最近几个月来，他的手机每天受到上千次的 干扰，不得不放在静音状态。在行动自由方面，孙先生的家门口常年停着一辆国保的汽车和多位国保人员，孙先生走到哪儿，他们就跟踪到哪儿，甚至不能出门。最 近，中国两会结束，孙先生的电话恢复正常，本台听众之音节目电话采访了孙先生，请他就中东茉莉花革命和中国茉莉花散步等事件发表意见。
茉莉花集会在山东济南的情况
最近几周来，有人在网上呼吁进行茉莉花散步，山东济南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孙教授说：他和一些济南的朋友，本来以前就有每周日到英雄山广场聚会，交流 对各方面意见的活动。后来这个活动就不被允许了，每个星期天他们都来堵门，有时一来就来几十人。他是70多岁的人了，不能和他们硬顶，所以就只好呆在家里。
这种困难的局面是不是说明茉莉花散步聚会这种倡议在中国很难实现呢？孙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中共长时间侵犯公民的权利：暴力侵权、向农民征地、 下岗工人不能得到正确对待等等冤情。积累大量的民怨和不满，民众当然要表达对政府的批评，但媒体都由政府控制、人代会也都是他们指定的代表，民意没有表达 的途径，最后只能是或者走上大街，或者走上广场。民怨高涨的时候，任何打压都不再发挥作用。
中国茉莉花散步是：“无领袖、无中心、不组织”
对于茉莉花散步这种形式，孙教授认为很独特，有人总结说这是“无领袖、无中心、不组织”。因为只要你有领袖，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无论任何政府，只要你不动用武器就不能阻止人们上街散散步这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只要有民怨积累，就会发生。
谈到北非的茉莉花革命, 孙先生分析说：有的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 军队中立, 民众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和平示威赶走独裁者。但利比亚情况相反, 这就预示着卡扎菲的下场不会比萨达姆好得更多。
中国媒体把卡扎菲当作民族英雄
对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卡扎菲政权的1973号决议，中国民众有什么评价的问题，孙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在安理会通过谴责卡扎菲决议 时，中国投了赞成票，中国不敢一意孤行投反对票，其它国家都赞成，中国不能反对。后来讨论设“禁飞区”问题时，中国保留，也没有投反对票。这都说明在全世 界谴责卡扎菲过程中，中国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反对，否则就会在世界上处于孤立。
设“禁飞区”以后, 中国的态度又变了, 拼命谴责联军行动伤害了平民。同时中国媒体是把卡扎菲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放了许多卡扎菲的讲话、事迹介绍、说他独立特行，实际上是歌颂卡扎菲。这和世界 潮流是不合的, 和中国民众的评价也是不同的。但中国媒体是受官方控制的, 它要把谁抹黑，或是把谁捧起来易如反掌。中国媒体想把卡扎菲树立正面形象，把联军抹黑。那么民间也有一些是随着它讲和议论的。说联军和英美在利比亚是为了 石油利益。但多数民众是可以看清楚的, 卡扎菲就是一个独裁者和暴君式的人物，应当对他进行谴责和惩罚。联军的大方向没有错。
“六四”给中国人留下恐惧回忆
孙先生认为：很多中国人会从“中东茉莉花”联想到中国的，问题是中共当局搞了很多形式的打压，也起到一定的恐吓作用。人民还是会想起“六四”中共对示威群众开枪，造成上百人丧生，人们的恐惧情绪还是存在的。
法国在对利比亚行动中起了推动作用，中国民众对此如何看待？有没有反法情绪？对此，孙先生认为目前还不明显，因为对卡扎菲血腥镇压，敢于出头制止 的，还是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很多中国人对这些国家抱着肯定和尊敬的态度，这还是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在中国的高压之下，大家不敢明确表示，不敢上街，不敢 去广场。将来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孙先生认为：中国民主化，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大势所趋。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10327-%E5%AD%99%E6%96%87%E5%B9%BF%EF%BC%9A%E4%BB%8E%E4%B8%AD%E4%B8%9C%E5%88%B0%E4%B8%AD%E5%9B%BD%EF%BC%8C%E4%BB%8E%E9%9D%A9%E5%91%BD%E5%88%B0%E6%95%A3%E6%AD%A5
如果甘地在中国 ——《甘地自传》读书笔记 / 秋蚂蚱
秋蚂蚱
把这个假设推到六十多年前，即蒋家王朝时代，甘地会是怎样的命运还真是不确定。倒不是因为蒋家夫妇曾拜会过甘地的缘故，而是因为民国的中国实在是生不逢时——这个国家恰逢其时的概率太低。清王朝败光了所有能败的，连同自己的民族，接着就是群氓乱舞，刀枪割据，再后来孙大炮一通乱轰，可惜命短，留下令人生疑的精神遗产，不情愿地躺在了紫金山麓。后继者乃是一身的江湖气，浸淫儒学、后皈依基督的蒋中正。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治国是蒋先生的副业，权谋才是他的主业。日本的入侵、家族的贪婪、共产党的颠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党内的斗争……。注定的徇私制度和自身刚愎自用使得“中正”之名注定名不副实，既对国民不“中”（公平），自己也非正（正直）。国民政府该亡，蒋家王朝该灭。由于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过于复杂、多面，以我的学识，真不敢乱猜。有一点我知道，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得以独立的好朝代，而甘地应属知识分子一员。
把这个假设放在四十年前，答案就简单明了，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甘地还是死于枪下，只是他的家属要为此付给政府五分钱的子弹费。
所以，不偷懒也不勤奋的办法是置甘地于当下。
先从三巴朗事件开始。
受三巴朗农民之托，甘地前往调查当地靛青种植园主对农民的非公正待遇。在地方警局警告无效后不久而遭起诉。罪名是违反要求限期离开的命令。
在审判中，甘地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深信，身处如此复杂的体制之下，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一个自爱的人惟一安全而又保持名誉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经决定的事，也就是说，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引自《甘地自传》长江文艺版，叶李 简敏译，下同）
“我很冒昧地说了这些话，我绝不是想给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违反当局的命令，是因为我要服从人类更高的法律——良心的声音。”
最终，案件不但撤销，自上至下，官员都向甘地表示愿为他的继续调查提供便利。由此，甘地在自传中感叹道：“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即使它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性的，但在过程中，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这件事不超越政治的界限，就有助于事情解决。三巴朗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最终都是有益于国家政治的。”
读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谭作人和他的调查汶川地震校舍建筑质量事件（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http://zi.mu/72v。需翻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有惊人的相同点，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副受难者长相的谭作人用刑期来验证了他的面相。
把甘地的感叹再放在谭 作人、游精佑等（另一个跟三巴朗事件更相似的事件是福建三网友替一个被害女子家属发帖呼吁的“游精佑案”，同样的出于良知的援助而获刑。参看http://zi.mu/dpu）身上再感叹一遍，便有了如下的文字：
在中国，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无论它的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最终结果必定会被打上政治烙印。当事者在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只要是有挑战权力之嫌疑，大多以徒劳而告终。政府会给它涂上政治色彩，这样就会把当事者对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事件定性为“坏事”而加以迫害。所以，任何在事先声明跟政治无关而欲逃避政治迫害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幼稚的——只要你敢对权力质询，你为对自身权利的伸张而设置的界限都是划在沙上的涂鸦，只要权力愿意，一次随意的“涨潮”都会将其抹平，连同你的愤愤不平。权力者连月光的吸引力都可以改变，遑论区区人类。谭 作人、游精佑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且和权力的暴行和鲸掠相抵牾，最终都是无益于国家政治而要遭镇压的。
再说一件事。
阔别十年，归国的甘地一到孟买，就接到省督的接见通知。一阵寒暄后，省督这样说：“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如果你打算跟政府采取什么行动，请事先早会我。”甘地答道：“没问题。我是非暴力主义者，我们事先都要与对方多沟通，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省督大人表示感谢。他说：“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你会看到我的政府会尽量为人民多谋福利，绝不会有意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甘地对此回答道：“这正是支撑我的信念。”
我不知道中国的异 见领 袖有谁被省级要员这样召见过，沟通过。倒是被站岗、被拒登机回国、被拒出国、被盯梢、被威胁、被连累家人（尤其老人、妇女、孩子等）、被判刑、被失踪、被精神病、被殴打、被骚扰……。
我想甘地如果在贵国，也早就“甘脑涂地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甘地没有遭到过攻击。不，他曾在南非德班遭到一伙白人暴徒的围殴，幸亏当地的一个警长夫人路过此地，勇敢地张开随身携带的伞，站在暴徒和甘地的中间。后警长赶到，替甘地解了围。事情后来的发展颇为玩味。伦敦殖民政府国务大臣张伯伦打电报给当地政府，要求严惩闹事者。甘地拒绝了前来道歉的埃斯坎比先生希望他指认凶手的请求，他说：“我不想惩罚任何人。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讲的话，我认为该受谴责的是领导者，也包括您。”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同样出名的中国人，艾 未 未。在成都，他遭到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一个零件的殴打。其严重伤害程度远重于甘地。但令人愤怒的是，打人者成了蒸烂的缩头老鳖，连渣子都难寻，地方当局没有人出来过问，更别谈什么道歉，惩罚了。除了受害者头上狰狞的疤痕，一切都“正常”，什么都没有发生。
甘地面对的敌手和我们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类型的，用他的话就是：那是一个假装睡着的政府，你可以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但你无法叫醒一个假寐的人。对这样的人，只要多喊、长唤，他还是会起床的。更何况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印度，殖民政府的恶行都始终饱受着来自国内的抨击，从来就没有中断。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切权利的保证，英国人知道，一旦这个自由丧失，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恩惠。为此，英国人付出了大英帝国的代价。或者说，正是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葬送了大英帝国。
而我们的政府则是一个吃饱就睡、醒了就吃的东方狮。从它睁眼的那一刻，所有的领土、以及属地上的生灵，都是他的私有财产。除了进食，它唯一要不辞辛劳做的事就是在它所有的领域里留下它的尿臊气。它把每一个出现的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每一个个体都打上政治身份。它的政治建立在一种大包大揽的一切信仰体系之上时，所有其它空间都会被挤压，没有任何领域有独立的发展自由度。所有的领域首先被导入了恐惧的政治氛围而变形存在——这是政府需要的氛围，人人自危刚好可以达到“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牢狱”之效果。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低效率和极度浪费的，但它不在乎——一个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就是极少数凶猛的公狮的王者的中国，低效率给了他们从容统治的时间，极度浪费是他们收买“秃鹫”的必要开支。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埃德蒙•柏克）他们能安卧是因为他们太强大，又有各个领域里的鹰犬、秃鹫们的勤执，偶尔有谭作人、游精佑这样的不安分者要去唤醒它。他们会怎样？由地方去吧，不要打扰我。四川、福建是忠诚度可以放心的两条恶犬。
我听过“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很多地方的罪恶中南海不知道，”他们这样替最高权力辩护。换了人马接力的驿站时代，我就相信了。可惜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专制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它憎恶任何不以自己一时喜好运用权力的做法，也要消灭在自己的无限力量与人民的彻底无能之间的所有可能。”（埃德蒙•柏克）所以，很多话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信。
我听过一种说法，即“‘甘地并不适合于中国人’这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中国人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资格’有异曲同工之拙。” 我的看法是：无论在南非还是在祖国，甘地遇到的对手本质上都是文明人，而他遇到的朋友则更是。中国产不出甘地，即便有，也被流氓政府弄成可怜的“没有敌人”的炮制者了，更何况十一年以后此人的命运不是被流放（当作和西方做交易的物品）就是继续下一个十一年，没有国际上像样的声援和压力，再加上自身被拯救者的麻木和不仁，令所有的人绝望，令可能有的神黯然。
甘地有一段神谕般的言词我读后深不以为然：“当我绝望时，我会想，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我好好想一想，事实不是这样。有学者仔细算过，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不说他人，但看中国历史，我们津津乐道的几个所谓“盛世”总是比乱世少得多，更何况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暴政，而几个“盛世”也是拜国民“摸六合彩”得来的几个仁君所赐，把“暴政”柔化成了“专制”而已。甘地的“终究”说只是一种“该怎样”的“规范冲动”，在残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是什么”的实证才是绝望的所在。人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可耻地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安慰剂来支撑。独裁是每个人心中的毒苗，谁愿意被别人指使而放弃统领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邪恶力量，更是一种人性现实。这样说会令“高尚者”讨厌，“权力者” 痛恨，但这就是事实。这个世界只有少数国摆脱了暴政的统治，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知道一个道理，即人类设立政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用一己的智慧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没有人会傻到找一个流氓来管理自己。政府不是依照自然权利而一定是人们充分运用的智慧建立起来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看到太多的先人搭建的政府如何戏法般地成了吞噬自身的怪兽。所以他们在政府等权力部门的鼻子上预先打了一个孔（行政），再拴上一根绳（立法），一个人牵着（司法）。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制度之一；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仍是我们这个政府最大的威胁，因而成了中国人已知的最坏的制度之一。
回到开头，在猜测甘地在当下的命运之前，还是先列举一些甘地的“罪行”：抗税（纳塔耳）、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印刷和公开销售政府明令禁止的政治书籍、组织纺织工人罢工，在工人情绪出现摇摆时，以自己的绝食来煽动罢工的继续、鼓励提前收割已被政府列为抵押品的洋葱、成立国大党组织、组织“盐路长征”，以阻止政府不公正的《食盐专营法》出台等等。
列举了这么多，我这个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心也凉了。“如果甘地在中国”这个题出的把我自己带进了傻子行列。我自作聪明地编了一张网，扔下去什么都没有，一水的碎片，满眼的金星。我陷入了绝望，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知道一个只搞了一个宪章就被剥夺自由4015天的人的遭遇。
至于甘地能否在中国成为“甘地”，参照昂山素季在缅甸、达赖喇嘛在海外的流亡，看官自行判断吧。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476bb683bc0b626
把这个假设推到六十多年前，即蒋家王朝时代，甘地会是怎样的命运还真是不确定。倒不是因为蒋家夫妇曾拜会过甘地的缘故，而是因为民国的中国实在是生不逢时——这个国家恰逢其时的概率太低。清王朝败光了所有能败的，连同自己的民族，接着就是群氓乱舞，刀枪割据，再后来孙大炮一通乱轰，可惜命短，留下令人生疑的精神遗产，不情愿地躺在了紫金山麓。后继者乃是一身的江湖气，浸淫儒学、后皈依基督的蒋中正。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治国是蒋先生的副业，权谋才是他的主业。日本的入侵、家族的贪婪、共产党的颠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党内的斗争……。注定的徇私制度和自身刚愎自用使得“中正”之名注定名不副实，既对国民不“中”（公平），自己也非正（正直）。国民政府该亡，蒋家王朝该灭。由于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过于复杂、多面，以我的学识，真不敢乱猜。有一点我知道，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得以独立的好朝代，而甘地应属知识分子一员。
把这个假设放在四十年前，答案就简单明了，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甘地还是死于枪下，只是他的家属要为此付给政府五分钱的子弹费。
所以，不偷懒也不勤奋的办法是置甘地于当下。
先从三巴朗事件开始。
受三巴朗农民之托，甘地前往调查当地靛青种植园主对农民的非公正待遇。在地方警局警告无效后不久而遭起诉。罪名是违反要求限期离开的命令。
在审判中，甘地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深信，身处如此复杂的体制之下，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一个自爱的人惟一安全而又保持名誉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经决定的事，也就是说，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引自《甘地自传》长江文艺版，叶李 简敏译，下同）
“我很冒昧地说了这些话，我绝不是想给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违反当局的命令，是因为我要服从人类更高的法律——良心的声音。”
最终，案件不但撤销，自上至下，官员都向甘地表示愿为他的继续调查提供便利。由此，甘地在自传中感叹道：“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即使它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性的，但在过程中，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这件事不超越政治的界限，就有助于事情解决。三巴朗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最终都是有益于国家政治的。”
读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谭作人和他的调查汶川地震校舍建筑质量事件（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http://zi.mu/72v。需翻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有惊人的相同点，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副受难者长相的谭作人用刑期来验证了他的面相。
把甘地的感叹再放在谭 作人、游精佑等（另一个跟三巴朗事件更相似的事件是福建三网友替一个被害女子家属发帖呼吁的“游精佑案”，同样的出于良知的援助而获刑。参看http://zi.mu/dpu）身上再感叹一遍，便有了如下的文字：
在中国，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无论它的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最终结果必定会被打上政治烙印。当事者在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只要是有挑战权力之嫌疑，大多以徒劳而告终。政府会给它涂上政治色彩，这样就会把当事者对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事件定性为“坏事”而加以迫害。所以，任何在事先声明跟政治无关而欲逃避政治迫害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幼稚的——只要你敢对权力质询，你为对自身权利的伸张而设置的界限都是划在沙上的涂鸦，只要权力愿意，一次随意的“涨潮”都会将其抹平，连同你的愤愤不平。权力者连月光的吸引力都可以改变，遑论区区人类。谭 作人、游精佑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且和权力的暴行和鲸掠相抵牾，最终都是无益于国家政治而要遭镇压的。
再说一件事。
阔别十年，归国的甘地一到孟买，就接到省督的接见通知。一阵寒暄后，省督这样说：“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如果你打算跟政府采取什么行动，请事先早会我。”甘地答道：“没问题。我是非暴力主义者，我们事先都要与对方多沟通，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省督大人表示感谢。他说：“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你会看到我的政府会尽量为人民多谋福利，绝不会有意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甘地对此回答道：“这正是支撑我的信念。”
我不知道中国的异 见领 袖有谁被省级要员这样召见过，沟通过。倒是被站岗、被拒登机回国、被拒出国、被盯梢、被威胁、被连累家人（尤其老人、妇女、孩子等）、被判刑、被失踪、被精神病、被殴打、被骚扰……。
我想甘地如果在贵国，也早就“甘脑涂地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甘地没有遭到过攻击。不，他曾在南非德班遭到一伙白人暴徒的围殴，幸亏当地的一个警长夫人路过此地，勇敢地张开随身携带的伞，站在暴徒和甘地的中间。后警长赶到，替甘地解了围。事情后来的发展颇为玩味。伦敦殖民政府国务大臣张伯伦打电报给当地政府，要求严惩闹事者。甘地拒绝了前来道歉的埃斯坎比先生希望他指认凶手的请求，他说：“我不想惩罚任何人。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讲的话，我认为该受谴责的是领导者，也包括您。”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同样出名的中国人，艾 未 未。在成都，他遭到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一个零件的殴打。其严重伤害程度远重于甘地。但令人愤怒的是，打人者成了蒸烂的缩头老鳖，连渣子都难寻，地方当局没有人出来过问，更别谈什么道歉，惩罚了。除了受害者头上狰狞的疤痕，一切都“正常”，什么都没有发生。
甘地面对的敌手和我们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类型的，用他的话就是：那是一个假装睡着的政府，你可以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但你无法叫醒一个假寐的人。对这样的人，只要多喊、长唤，他还是会起床的。更何况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印度，殖民政府的恶行都始终饱受着来自国内的抨击，从来就没有中断。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切权利的保证，英国人知道，一旦这个自由丧失，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恩惠。为此，英国人付出了大英帝国的代价。或者说，正是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葬送了大英帝国。
而我们的政府则是一个吃饱就睡、醒了就吃的东方狮。从它睁眼的那一刻，所有的领土、以及属地上的生灵，都是他的私有财产。除了进食，它唯一要不辞辛劳做的事就是在它所有的领域里留下它的尿臊气。它把每一个出现的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每一个个体都打上政治身份。它的政治建立在一种大包大揽的一切信仰体系之上时，所有其它空间都会被挤压，没有任何领域有独立的发展自由度。所有的领域首先被导入了恐惧的政治氛围而变形存在——这是政府需要的氛围，人人自危刚好可以达到“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牢狱”之效果。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低效率和极度浪费的，但它不在乎——一个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就是极少数凶猛的公狮的王者的中国，低效率给了他们从容统治的时间，极度浪费是他们收买“秃鹫”的必要开支。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埃德蒙•柏克）他们能安卧是因为他们太强大，又有各个领域里的鹰犬、秃鹫们的勤执，偶尔有谭作人、游精佑这样的不安分者要去唤醒它。他们会怎样？由地方去吧，不要打扰我。四川、福建是忠诚度可以放心的两条恶犬。
我听过“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很多地方的罪恶中南海不知道，”他们这样替最高权力辩护。换了人马接力的驿站时代，我就相信了。可惜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专制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它憎恶任何不以自己一时喜好运用权力的做法，也要消灭在自己的无限力量与人民的彻底无能之间的所有可能。”（埃德蒙•柏克）所以，很多话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信。
我听过一种说法，即“‘甘地并不适合于中国人’这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中国人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资格’有异曲同工之拙。” 我的看法是：无论在南非还是在祖国，甘地遇到的对手本质上都是文明人，而他遇到的朋友则更是。中国产不出甘地，即便有，也被流氓政府弄成可怜的“没有敌人”的炮制者了，更何况十一年以后此人的命运不是被流放（当作和西方做交易的物品）就是继续下一个十一年，没有国际上像样的声援和压力，再加上自身被拯救者的麻木和不仁，令所有的人绝望，令可能有的神黯然。
甘地有一段神谕般的言词我读后深不以为然：“当我绝望时，我会想，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我好好想一想，事实不是这样。有学者仔细算过，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不说他人，但看中国历史，我们津津乐道的几个所谓“盛世”总是比乱世少得多，更何况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暴政，而几个“盛世”也是拜国民“摸六合彩”得来的几个仁君所赐，把“暴政”柔化成了“专制”而已。甘地的“终究”说只是一种“该怎样”的“规范冲动”，在残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是什么”的实证才是绝望的所在。人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可耻地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安慰剂来支撑。独裁是每个人心中的毒苗，谁愿意被别人指使而放弃统领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邪恶力量，更是一种人性现实。这样说会令“高尚者”讨厌，“权力者” 痛恨，但这就是事实。这个世界只有少数国摆脱了暴政的统治，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知道一个道理，即人类设立政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用一己的智慧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没有人会傻到找一个流氓来管理自己。政府不是依照自然权利而一定是人们充分运用的智慧建立起来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看到太多的先人搭建的政府如何戏法般地成了吞噬自身的怪兽。所以他们在政府等权力部门的鼻子上预先打了一个孔（行政），再拴上一根绳（立法），一个人牵着（司法）。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制度之一；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仍是我们这个政府最大的威胁，因而成了中国人已知的最坏的制度之一。
回到开头，在猜测甘地在当下的命运之前，还是先列举一些甘地的“罪行”：抗税（纳塔耳）、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印刷和公开销售政府明令禁止的政治书籍、组织纺织工人罢工，在工人情绪出现摇摆时，以自己的绝食来煽动罢工的继续、鼓励提前收割已被政府列为抵押品的洋葱、成立国大党组织、组织“盐路长征”，以阻止政府不公正的《食盐专营法》出台等等。
列举了这么多，我这个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心也凉了。“如果甘地在中国”这个题出的把我自己带进了傻子行列。我自作聪明地编了一张网，扔下去什么都没有，一水的碎片，满眼的金星。我陷入了绝望，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知道一个只搞了一个宪章就被剥夺自由4015天的人的遭遇。
至于甘地能否在中国成为“甘地”，参照昂山素季在缅甸、达赖喇嘛在海外的流亡，看官自行判断吧。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476bb683bc0b626
广东化州村民惨啊，又下跪政府，吃黄泥！！
登高岭属登高村集体所有
化州市河西区六街居委登高村的登记岭，历史以来一直属登高村所有，并属于化州文物三奇八景的百花齐放，也经茂名市批准为化州文物保护区。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政府为登高村颁发了登高岭的山林权证（见化州县山权林权证 No014727号），所以登高岭属于登高村所法定山、自留山，按法律规定，长期不变，属登高村永久所有。
但是北岸六街主任杨亚贵、（花名 邋虾贵）书记陈更新，登高村黄亚富伙同有利益的少数村民，勾结国土局长凌宇峰，伪造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建）字[2005]47号文件；茂名市国土资源局茂地政[2005]006号文件、化州市人民政府化府公[2005]1号文件、化府函[2004]40号文件。已撤销化府函[2004]25号文件，土地权属已归还登高村，以前的手续已作废，现又拿出来重复使用，欺骗村民，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开发推岭，于去年把岭推平，村民多次阻止，被黑帮打手制止。为讨回公道，多次到政府部门投诉无果。所谓征地没有公示征地用途，更谈不上协议书，没有正式手续，全凭权势，抢地卖买，瓜分利益，欺骗村民领补偿，知情者不领，造成村民怨声载道，愤恨不已。
他们这伙人以化府[2001]70号文件为背景，把五十三个村组的村民来个“农转非”，把农业人口变成城镇居民，把各村组剩余的土地收归国有，使用权不变，大刀阔斧地抢劫所剩土地。用土地卖高价搞房地产，从中牟取暴利，大发不义之财。置村民死活于不顾。
我们的土地被征被抢，没有合情合理的补贴。按政策规定要征地用地，首要搞好安置，安排村民今后的生活。如今，我们土地没有了，劳动力没有安置，工不工，农不农，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叫村民如何生存，叫子孙后代何处安身。公民还有什么合法地位，还有什么利益可谈，光凭张红头文件征地抢地，置农民死活于不顾，还是人民的政府吗？哪些所谓文件完全违反了土地法，叫村民如何承受。
看在我们工不工，农不农的三无人员，靠着少得可怜的土地度日如年的艰难岁月，我们要求还我土地，还我山岭，还我生存的命根子，总不能让那么多的村民游街乞食吧。还请青天大老爷高抬贵手，登高村民在此恳求青天救命救性，叩谢万分。
此致
广东省化州市河西区北岸六街登高村
2011年4月8日
广东省化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
（化）公（司）鉴（法活）字[2011]631号
一、 绪论
1、 委托单位：化州市公安局北岸派出所
2、 委托经办人：梁鸿儒 梁新
3、 委托日期：2011年4月11日
4、 检验对象：黎瑞芳，女，69岁，化州市河西登高村。
5、 案情摘要：委托称2011年4月9日，黎瑞芳被他人打伤。
6、 鉴定要求：鉴定损伤程度
7、 检验日期：2011年4月11日
8、 检验地点：化州市公安局法鉴定中心
二、 法医学检查
1、 神志清楚，查体合作，对答切题。
2、 第一腰椎处皮下淤血、擦伤8cm x 6cm，现觉坐、立时不适。
3、 右足背肿胀、擦伤4cm x 4cm。
4、 化州市人民医院B超诊断：左肝囊肿。
5、 化州市人民医院DR诊断：心肺未见异常。
6、 化州市人民医院诊断：1）、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腰椎间盘突出。
三、 分析说明
被鉴定人黎瑞芳腰部、右足背软组织损伤，符合钝器致伤特征，根据《人体轻微伤的鉴定》4.1 5.1款之规定，其损伤属经微伤。
四、 鉴定意见
综上所述，黎瑞芳的损伤属轻微伤。
鉴定人：法医师：吴坤兴
法医师：曾江海
二O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单位名称：化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电话：0668 7239157
地 址：化州市中山路1号 邮编 525100
Paul 供稿
化州市河西区六街居委登高村的登记岭，历史以来一直属登高村所有，并属于化州文物三奇八景的百花齐放，也经茂名市批准为化州文物保护区。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政府为登高村颁发了登高岭的山林权证（见化州县山权林权证 No014727号），所以登高岭属于登高村所法定山、自留山，按法律规定，长期不变，属登高村永久所有。
但是北岸六街主任杨亚贵、（花名 邋虾贵）书记陈更新，登高村黄亚富伙同有利益的少数村民，勾结国土局长凌宇峰，伪造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建）字[2005]47号文件；茂名市国土资源局茂地政[2005]006号文件、化州市人民政府化府公[2005]1号文件、化府函[2004]40号文件。已撤销化府函[2004]25号文件，土地权属已归还登高村，以前的手续已作废，现又拿出来重复使用，欺骗村民，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开发推岭，于去年把岭推平，村民多次阻止，被黑帮打手制止。为讨回公道，多次到政府部门投诉无果。所谓征地没有公示征地用途，更谈不上协议书，没有正式手续，全凭权势，抢地卖买，瓜分利益，欺骗村民领补偿，知情者不领，造成村民怨声载道，愤恨不已。
他们这伙人以化府[2001]70号文件为背景，把五十三个村组的村民来个“农转非”，把农业人口变成城镇居民，把各村组剩余的土地收归国有，使用权不变，大刀阔斧地抢劫所剩土地。用土地卖高价搞房地产，从中牟取暴利，大发不义之财。置村民死活于不顾。
我们的土地被征被抢，没有合情合理的补贴。按政策规定要征地用地，首要搞好安置，安排村民今后的生活。如今，我们土地没有了，劳动力没有安置，工不工，农不农，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叫村民如何生存，叫子孙后代何处安身。公民还有什么合法地位，还有什么利益可谈，光凭张红头文件征地抢地，置农民死活于不顾，还是人民的政府吗？哪些所谓文件完全违反了土地法，叫村民如何承受。
看在我们工不工，农不农的三无人员，靠着少得可怜的土地度日如年的艰难岁月，我们要求还我土地，还我山岭，还我生存的命根子，总不能让那么多的村民游街乞食吧。还请青天大老爷高抬贵手，登高村民在此恳求青天救命救性，叩谢万分。
此致
广东省化州市河西区北岸六街登高村
2011年4月8日
广东省化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
（化）公（司）鉴（法活）字[2011]631号
一、 绪论
1、 委托单位：化州市公安局北岸派出所
2、 委托经办人：梁鸿儒 梁新
3、 委托日期：2011年4月11日
4、 检验对象：黎瑞芳，女，69岁，化州市河西登高村。
5、 案情摘要：委托称2011年4月9日，黎瑞芳被他人打伤。
6、 鉴定要求：鉴定损伤程度
7、 检验日期：2011年4月11日
8、 检验地点：化州市公安局法鉴定中心
二、 法医学检查
1、 神志清楚，查体合作，对答切题。
2、 第一腰椎处皮下淤血、擦伤8cm x 6cm，现觉坐、立时不适。
3、 右足背肿胀、擦伤4cm x 4cm。
4、 化州市人民医院B超诊断：左肝囊肿。
5、 化州市人民医院DR诊断：心肺未见异常。
6、 化州市人民医院诊断：1）、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腰椎间盘突出。
三、 分析说明
被鉴定人黎瑞芳腰部、右足背软组织损伤，符合钝器致伤特征，根据《人体轻微伤的鉴定》4.1 5.1款之规定，其损伤属经微伤。
四、 鉴定意见
综上所述，黎瑞芳的损伤属轻微伤。
鉴定人：法医师：吴坤兴
法医师：曾江海
二O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单位名称：化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电话：0668 7239157
地 址：化州市中山路1号 邮编 5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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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供稿
茉莉花革命继续第九轮集会
2011-04-14
中国茉莉花行动周四在博客上列出“革命总爆发时的聚集地点”，而第九轮茉莉花集会在本周六、日仍将继续进行。同时，中国当局持续大范围拘捕就事件发表评论人士。（毕子默报道）
中国茉莉花集会周四在其博客之一“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地点”上登出一篇名为《各个城市茉莉花革命总爆发时的聚集地点》的文章，内文中包括有中国各地多个县市的超豪华政府大楼及法院等机构的约130幅图片，暗示当茉莉花集会行动总体爆发时，参与者应到这些地方聚集，不过文章就并无说明总召集的具体时间。
茉莉花行动的博客上最近公布的集合讯息是本周六、日的第九轮“散步”公告。这次集合的主要诉求包括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艾未未和所有无辜者的迫害；释放刘贤斌和一切政治犯、良心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停止对守望教会的逼迫；要求吴邦国下台；落实新闻自由等等。而集合地点则包括大陆各城市火车站正门广场及公告中列明的各地主要地标，另外港台及美国、加拿大、新加波、泰国、日本亦会响应这次的行动，在指定地点发起集会。
中国当局一直对茉莉花集会的信息相当敏感，自2月中网传发起集会后，大批中国网民因涉及在网上对事件发表意见遭带走。其中浙江网民、网名郭大虾的郭伟东虽然一直对茉莉花行动存有非议，却一度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带走调查一个月，最后在周日获释。记者周四尝试拨打他的电话，但一直无法接通，其后他透过推特表示不想接受采访及表示抱歉。
另外，当局至今已刑拘近30人，其中四川的冉云飞、丁矛、陈卫，浙江的朱虞夫被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另有6人获准取保候审。一人更改为监视居住。英国《卫报》周三刊出名为《中国人权镇压》的文章，图文列出从2月中至今43 名遭到当局拘押及失踪的维权人士名单，其中单是失踪的维权律师就包括唐吉田、江天勇、滕彪、李天天、刘士辉、倪玉兰等人，其余的失踪人士还包括艾未未等艺术家、网络作者、作家、维权人士、记者和学生。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jasmine-04142011101309.html
相关文章：革命总爆发时的聚集地点
中国茉莉花行动周四在博客上列出“革命总爆发时的聚集地点”，而第九轮茉莉花集会在本周六、日仍将继续进行。同时，中国当局持续大范围拘捕就事件发表评论人士。（毕子默报道）
中国茉莉花集会周四在其博客之一“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地点”上登出一篇名为《各个城市茉莉花革命总爆发时的聚集地点》的文章，内文中包括有中国各地多个县市的超豪华政府大楼及法院等机构的约130幅图片，暗示当茉莉花集会行动总体爆发时，参与者应到这些地方聚集，不过文章就并无说明总召集的具体时间。
茉莉花行动的博客上最近公布的集合讯息是本周六、日的第九轮“散步”公告。这次集合的主要诉求包括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艾未未和所有无辜者的迫害；释放刘贤斌和一切政治犯、良心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停止对守望教会的逼迫；要求吴邦国下台；落实新闻自由等等。而集合地点则包括大陆各城市火车站正门广场及公告中列明的各地主要地标，另外港台及美国、加拿大、新加波、泰国、日本亦会响应这次的行动，在指定地点发起集会。
中国当局一直对茉莉花集会的信息相当敏感，自2月中网传发起集会后，大批中国网民因涉及在网上对事件发表意见遭带走。其中浙江网民、网名郭大虾的郭伟东虽然一直对茉莉花行动存有非议，却一度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带走调查一个月，最后在周日获释。记者周四尝试拨打他的电话，但一直无法接通，其后他透过推特表示不想接受采访及表示抱歉。
另外，当局至今已刑拘近30人，其中四川的冉云飞、丁矛、陈卫，浙江的朱虞夫被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另有6人获准取保候审。一人更改为监视居住。英国《卫报》周三刊出名为《中国人权镇压》的文章，图文列出从2月中至今43 名遭到当局拘押及失踪的维权人士名单，其中单是失踪的维权律师就包括唐吉田、江天勇、滕彪、李天天、刘士辉、倪玉兰等人，其余的失踪人士还包括艾未未等艺术家、网络作者、作家、维权人士、记者和学生。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jasmine-04142011101309.html
相关文章：革命总爆发时的聚集地点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王丹）
2011-04-14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从中东开始席卷威权国家之后，全世界的目光越来越集中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茉莉花到底会不会在中国绽放，引起很多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比较主流的意见是认为，中国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只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容易发生。中共当局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列为基础性的政策。但是，经济增长真的就能带来社会稳定吗？我想这一次中东国家的茉莉花革命给我们提供了逆向思考的最佳例证。
我们知道，无论是埃及还是突尼西亚，甚至是独裁统治下的利比亚，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在中东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例如，埃及去年的国民经济比前年同期增长5.3%，这是相当亮眼的成绩。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爆发社会革命，才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大吃一惊。回顾导引出社会抗议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失业，政府官员的腐败和通货膨胀。而这三点，其实都跟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模式的僵化导致失业，大量的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给腐败制造了便利条件，而过快的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会发现，经济增长在缺乏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调整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不仅不能带来稳定，相反的，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道理很简单：涉及到社会稳定的时候，问题不在于经济是否高速增长，而在于：第一，这样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它的分配是否公平？第二，这样的经济增长的成果，人民有没有分享到？第三，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人民有没有参与感？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公正作为代价的话，这样的经济增长反倒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这样的经济增长越快，社会的动荡程度就越高。这一次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参加者并非低收入户，而是那些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他们的不满显然不是来自于对于经济发展本身的评估，而主要是为了寻求一个公正的机会，可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返观中国，那些执迷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人们，有没有想到过，无论是失业，腐败还是通货膨胀，这些引发出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基本因素，其实在中国不仅一样不缺，而且其实更为严重。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快速，但是利润的分配极度不公平，人民在政治上几乎毫无参与的权利。也就是说，导致革命的社会矛盾确实存在，而且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矛盾的积累何时导致社会的不满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趋势已经形成，各种社会的合力牵引着中国向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越快，中国的社会就会越不稳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angdan-04142011094701.html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从中东开始席卷威权国家之后，全世界的目光越来越集中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茉莉花到底会不会在中国绽放，引起很多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比较主流的意见是认为，中国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只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容易发生。中共当局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列为基础性的政策。但是，经济增长真的就能带来社会稳定吗？我想这一次中东国家的茉莉花革命给我们提供了逆向思考的最佳例证。
我们知道，无论是埃及还是突尼西亚，甚至是独裁统治下的利比亚，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在中东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例如，埃及去年的国民经济比前年同期增长5.3%，这是相当亮眼的成绩。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爆发社会革命，才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大吃一惊。回顾导引出社会抗议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失业，政府官员的腐败和通货膨胀。而这三点，其实都跟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模式的僵化导致失业，大量的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给腐败制造了便利条件，而过快的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会发现，经济增长在缺乏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调整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不仅不能带来稳定，相反的，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道理很简单：涉及到社会稳定的时候，问题不在于经济是否高速增长，而在于：第一，这样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它的分配是否公平？第二，这样的经济增长的成果，人民有没有分享到？第三，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人民有没有参与感？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公正作为代价的话，这样的经济增长反倒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这样的经济增长越快，社会的动荡程度就越高。这一次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参加者并非低收入户，而是那些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他们的不满显然不是来自于对于经济发展本身的评估，而主要是为了寻求一个公正的机会，可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返观中国，那些执迷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人们，有没有想到过，无论是失业，腐败还是通货膨胀，这些引发出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基本因素，其实在中国不仅一样不缺，而且其实更为严重。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快速，但是利润的分配极度不公平，人民在政治上几乎毫无参与的权利。也就是说，导致革命的社会矛盾确实存在，而且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矛盾的积累何时导致社会的不满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趋势已经形成，各种社会的合力牵引着中国向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越快，中国的社会就会越不稳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angdan-04142011094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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