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一期的《炎黄春秋》再次披露了之前其新春联谊会中各位与会学者的部分讲话。其中，在舆论场中颇有争议的茅于轼称，“二次大战结束，我们收复了东三省、收复了台湾，成了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把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都收回了，中国站起来就是在那时候。”“二战后中国走的歪路我认为跟苏联关系很大，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式专制统治、党内党外的斗争，把我们害苦了。”
中共思想理论阵地《求是》杂志编审阎长贵则表示，“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认毛泽东的功绩当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然而否定他的缺点和错误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另外也有学者表示，宪政需要破题，需要分权，反宪政就是反文明。
附部分学者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讲话：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174年，世界上哪些国家对我们的进步起了帮助作用？哪些起了反面作用？那时候我们叫“列强”，大部分列强欺负我们：第一是日本，第二是俄国，然后是英国、法国、德国。但我认为美国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
美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得到了赔款，但美国用部分退赔款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建立了一些科研机构，比如清华大学、协和医院，这些人才和机构对中国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对中国最大的帮助是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区牺牲了15万多人。二次大战结束，我们收复了东三省、收复了台湾，成了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把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都收回了，中国站起来就是在那时候。但是，后来“抗美援朝”，把帮助我们战胜日本的盟国当成敌人打了一仗，而且以后很长时间一直把美国看成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今天还有一些人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
中国进步靠什么？中国为什么倒退，走了弯路？二战后中国走的歪路我认为跟苏联关系很大，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式专制统治、党内党外的斗争，把我们害苦了。当然今天的俄国不是那时的苏联了，体制变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靠什么？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炎黄春秋》有一个重大的使命：梳理过去一百多年全世界哪些国家为中国的进步提供了帮助，对过去一百多年的国际关系有一个正确的事实判断。因为这关系到当今中国在国际上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
阎长贵（原《求是》杂志编审）：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讲了毛泽东的功绩，也讲了他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是对极端个人崇拜的突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对这一点应该肯定。
但历史决议是不是绝对真理？历史上没有绝对真理。这个决议，就对毛泽东的认识来说，是历史的起点不是终点，是开始不是结束。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任何时候都这样。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认毛泽东的功绩当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然而否定他的缺点和错误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能不能正确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人面对的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瓶颈。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我们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吧。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我的本行是研究宪政的。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人反宪政。在我看来，反宪政就是反文明。为什么？因为宪政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奴役走向自由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宪政实施得比较好的国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大多受到了良好的保护。那里没有强拆、没有劳教、没有计划生育、没有因言获罪等等；而在没有宪政的地方，这些事情则司空见惯。所以我认为反宪政就是反文明──宪政的宗旨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
最近，有一本书在中国很流行：《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的一个贵族托克维尔写的。很多人认为这本书传达的观点是：专制政权变革时是最危险的，在最繁荣时容易发生革命。当然不同人有不同解读。我认为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没有地方自治，没有地方分权，没有地方自由，就一定会专制，就一定会爆发革命。换句话说，中央集权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很多人讨论宪政，只是注意到宪政的一个维度，即横向的分权，立法与行政、司法权的分立与抗衡。但宪法的另外一个维度同样重要──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如果中央政府变得专制，地方政府可以对抗它，可以抗衡；如果地方政府变得专制，中央政府可以对抗它，相互制约。在中国，所有权力和资源都在北京，北京变得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堵，环境越来越恶劣，这根本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高度的中央集权。只有改变这一点，确立一个宪政民主政体，才能够走出迷信中央政府的误区。
我们长期生活在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社会里，很多人迷信中央政府。去执行法律的人都是地方官员、地方干部，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有反感，可事实上根子在上边。迄今为止，人类的政治智慧发现限制政府的方式是分权，包括横向的分权和纵向的分权，不实现这一点，中国实现不了宪政。
李步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宪政问题如何破题？现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看法：思想意识形态在倒退，表现就是某个文件上所传的“七不准”。文件出来后，宪政问题、普世价值、司法独立、公民社会都不让谈了。过去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这就倒退了。我们党有一个政策，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所谓“七不准”的问题，都是学术问题。我在一个会上讲，尊重人权是不是普世价值？如果说不是普世价值，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人。为什么？你要不要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这是人权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人反对自由，并不是反对自己有自由，实际上是不要人家有自由。
前不久，我为某中央级刊物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三中全会建立宪政制度和程序，我提出一个方案。可是没有被通过。理由是，宪政问题不要碰它。宪法是根本大法，执政党依宪行政，依宪治国，但连宪政都不能碰，怎么会是这样的局面？最近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人民论坛》第一期发了一篇关于宪政的文章，表示高举宪政旗帜，“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宪法保障”。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说明这个问题或许又可以讨论了。所以，我认为宪政问题正在破题。中央让大家在这方面讨论，多发表一些意见。至于中央采取什么观点和态度，可慎重考虑。如果我们的思想共识能够达成，将会更好。
来源: 炎黄春秋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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