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打造了黨富民窮的“中國模式”

五月十四日在香港大學舉行一場有關中國發展模式的研討會，兩位主講的學者，一位認為「所謂『中國模式』，主要是強調政府的作用」，另一位則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這兩種說法都是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發展所扮演的積極作用，對此筆者不但不表認同，而且恰恰相反的是，中國共產黨剛好扮演的是掠奪的作用。

經濟發展下農村仍窮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法國學者索爾孟（ Guy Sorman）所著《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巡禮》一書中有精闢的剖析，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分工架構下，中國提供廉價、有效率的勞工，若無海外華人的支援則無法成功；造成中國相對成功的原因，是它只不過是個老練的包商，很會利用自身與下單者的優勢。

北京獨立的自由經濟學者茅于軾在該書中與索爾孟對談時表示，有個問題讓他很納悶：為甚麼中國非常有錢，中國人卻如此貧窮？誰從中國的經濟成長獲利？答案是共產黨各個領導人、軍方代表、家族成員等。索爾孟和茅于軾有共同的看法：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共產專制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結合，並不是可持久的模式。
針對茅于軾的疑惑，我們可以觀察其他國家，人民是隨着經濟發展而富裕的，譬如台灣的人均國民所得，從一九七二年的四百八十六美元到一九八八年則成長到四千九百零五美元，增長了十倍；同時期最高百分之二十家庭所得與最低百分之二十家庭所得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至五倍之間，這代表着台灣大多數人都分享了經濟成長的結果。

此外，一九七○年代以來，韓國走上了經濟發展快車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扶持農業，增長農民利益，韓國農民人均收入由一九七○年的一百三十七美元到一九七八年增加為六百四十九美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大幅縮小。一九七○年韓國農戶年均收入相當於城市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七九年則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四點七。到了二○○四年，韓國農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百分之九十，而中國農民在這一年卻只佔城市居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為甚麼其他國家的農民能隨着經濟發展而生活富裕，但在中國卻是農村的悲慘情況依然？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人民靠出賣廉價血汗換來的，是犧牲環境保護與人民健康的高昂代價，換取所謂的「盛世繁榮」，以此欺騙世人眼睛。

特權階級享開放得益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只不過是開放外資進來，而不改革，並從三十年的事實證明，這些錢並非用來改善社會福利、百姓的生活，受益的只是享有政府特權階級的人，對人民則強徵地、強拆房，我爸是李剛、劣質奶粉大頭娃娃、三鹿毒奶粉、紙做的包子等等，打造了中國共產黨特色的「黨富民窮的『中國模式』」。

鄭明麗
台灣自由撰稿人
香港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