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无论哪个国家，都应造就民主，因为民主不仅是民众不仅能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到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
由于民主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公民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还监督有效，还唯民是从，因此民主既是国家的基础，又是社会的支柱；既是发展的坦途，又是科学的制度；既是公民的护身符，又让公民选任政府，不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
为了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率先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他们一个个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拼争，终于用汗水，用鲜血，用脑浆，于1911年通过辛亥革命，不仅冲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冲出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以至于既使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又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民主革命的背景
不管对中国而言，还是对世界来讲，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民主革命波澜壮阔，影响深远，震撼人心，至今让人不断反思，让人不断感慨，让人不断回味！
回首一百七十多年前，鸦片战争打破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而使部分知识分子明白不变革则无法应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以至于通过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充分证明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因而让部分知识分子明白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而实施更深层的变革。
为此，一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于1895年发起公车上书，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和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尽管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并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仅仅维持了103天，就被满清王朝保守势力发动的政变挫败，结果不但导致戊戌变法流产，还致使部分维新人物被迫流亡海外。而流亡期间，不少顽固的维新人物还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让政治实权逐渐交到民选政府。
戊戌变法失败后，原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共同掌权的状态被打破，使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光绪皇帝则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1899年，端亲王载漪策划废光绪帝而立其子溥俊为帝，遭列强反对。军机大臣荣禄恐废帝引起列强干预和地方叛乱，便向慈禧太后进言，维持光绪帝位，而立溥俊为皇太子。过后围绕光绪皇帝废立等问题，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同荣禄等人不断争斗，以致把义和团运动当作筹码，不但导致清政府向各国宣战，也导致八国联军侵华，还导致满清王室"西狩"西安。虽然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等人在中央联络东南地方督抚实行东南互保，但国家仍遭到沉重的打击。严峻的形势迫使慈禧太后回銮北京后逐步推行新政。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溥仪成为皇帝，隆裕太后垂帘听政，而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由于溥仪年幼无知，致使隆裕太后与醇亲王载沣实际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除了主张进行排满民族革命外，还强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即不仅倡导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政权，倡导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其实自1890年代起，不少人就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与美国的共和政体。而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而早期的革命团体也是在海外成立，其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两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
1895年年10月兴中会以香港为中心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而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而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也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于是，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英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1895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所绑架，因该事件成为国际新闻，所以使孙中山因此闻名于世。而杨衢云则于1901年在香港被清吏刺杀。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孙中山成功联合"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不仅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还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自1905年倡导三民主义起，孙中山在实践中不断使之完善。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还提出了"权能说"。"三时期"的提出最早是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为期。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为限。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为了便于处理纷繁的国家事务，孙中山提出了"权能"的概念。他说，"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人民享有的权是政权，政府所享有的权是治权。"国民政府的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做汽车夫，或者是当做看门的巡捕，或者是诊病的医生。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所以，政治之中，包含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人民要把这个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另一方面，人民应有"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而人民怎样管理政府呢？就是用四个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有了这四个权，人民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在政府方面，要有五个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就是政府的治权，政府用这五个权来治理国家。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 ，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有轨道。"另一个孙中山还指出，他所提出的"权能说"在欧美的政治哲学中是没有的，这是他的一个创举。如果中国能够实行这个"权能说"，"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再则，"五权宪法"也是孙中山的一个创举。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总而言之，孙中山不仅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借鉴分权制衡学说，创建"权能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把国家权力分为"人民权"和"政府权"，前者为"政权"，后者为"治权"，并明确阐述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即所谓"政权"）；而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试、检察五种权力（即所谓"治权"），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人民利用"政权"管理政府（即人民应有"权"），而政府运用"治权"管理社会（即政府应有"能"），两者相互作用，维护国家安定。其中，着重强调人民对权力机构的控制，社会对权力机关的制约。这一政治思想不但扩展了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还使分权制衡体系更加完善，因此，他对政治学说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付诸实施。
同盟会一成立，就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思想，不断促使群众觉醒。同时，《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兆铭等执笔，与主张保皇而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1907年同盟会曾一度分裂，原因在于孙中山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导致光复会退出。在黄兴与汪兆铭、胡汉民等支持下，孙中山于南洋另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马来亚地区不仅是当时中国以外华人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而且当地华人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因此成为革命党和立宪派竞相争夺的地盘。孙中山多次亲赴该地区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这使马来亚地区成为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与此同时，立宪派也在该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等多次到该地区活动，使该地区亦成为海外立宪派的重要中心之一。
由于英国和大清帝国保持着外交关系，以致大清帝国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了革命活动的阻力。满清政府不时派外交官和特使到马来亚各地进行访问，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效忠大清帝国，有的还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支部长胡汉民曾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中这样描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马来亚地区华人的保守思想，而这种保守思想使在该地区活动的康有为等海外立宪派领袖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号召，得到当地许多华人的响应。
由于以康有为为首的海外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对新政治制度的构想差距甚大，致使这两派以及更趋保守的人士在南洋相遇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而在这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是立宪派的支持者，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立宪派。而一些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会党群众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叻报》支持当权的清政府，支持立宪派的报纸有《南洋总汇新报》、《星报》、《天南新报》等。而革命党方面则先后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的支持。当时《叻报》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西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办《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
二、中国民主革命的缩影
除了与立宪派展开笔战，革命党人还不断在新军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不但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还发动士兵参加民主革命，为起义作准备。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因此成为革命党人发展的重要对象。
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时至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都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而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截止1911年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使新军士兵成为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张廷辅寓所），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临时租用的住宅）。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时，孙武和刘公等人及时逃脱。后来刘公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义的文件旗帜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抓获。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七时许（确切事发时点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着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值夜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痛骂"要造反吗？"，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背后开枪，击毙了陶启胜，开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只好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咨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军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门，最终合并为外交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嵩、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务，余日章为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胡瑛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送交了照会。随着民军在汉口的军事成功，各国态度逐渐转变，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民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10月18日，五国领事发布会衔布告。
得知武昌起义成功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
10月12日，清廷派荫昌率领北洋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和陆军第二镇的陆军第三混成协、陆军第六镇的陆军第十一混成协编成，总统官由荫昌兼）、第二军（由陆军第五镇、陆军第三镇的陆军第五混成协、陆军第二十镇的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总统官为冯国璋）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参谋长易乃谦，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同盟会会员蔡德辰、陈雄等企图在正阳门西车站刺杀荫昌未果。
10月14日，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14日派内阁参议阮忠枢持上谕和奕劻亲笔信同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一起抵达彰德，王锡彤、杨度及袁克定均劝袁世凯不要出山，袁遂托病不就，于10月16日上谢恩折。同时袁向阮忠枢提出出山条件即"节略八条"，大意为调兵、拨款、军咨府及陆军部不要"遥为节制"。
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时，袁告诉荫昌切勿轻战。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指挥，但由于北洋两军系袁世凯旧部，不听指挥，镇压并不得力，同时湖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督办湖北剿抚，改任冯国璋为北洋第一军总统官，任命段祺瑞为北洋第二军总统官，荫昌随陆军第八镇留在前线参加反攻。
革命军开展阳夏保卫战，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也因此在这的七个星期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咨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18日晚，宜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发动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唐于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驻防将军荆州将军府，25日围困荆州，12月13日，荆州将军连魁投降。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的相互响应起义的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巡抚余格诚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随即派兵支援武昌。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而西安满族居住区"满城"遭遇种族屠灭，惨况空前。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 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咨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11月2日，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同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
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中正、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咨议局议长陈黻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咨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
11月6日，广西咨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堡城等据点。事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被革命军占领。
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
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11月13日，"十八豪杰"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海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代理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等部分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3日在银川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1912年3月11日，黄钺联合革命党人向燊、陈贞瑞等发动了秦州起义，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举为都督。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总督端方。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作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时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于七天内齐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1月下旬，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派赵元寿来吉林组建吉林联合急进会分会。1912年3月15日赵尔巽和陈昭常宣布承认"共和"，改东三省总督为东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抚为吉林都督。
武昌起义爆发后，黑龙江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黑龙江省独立运动。学生联合会在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负责人邓觉民发表演讲。会后，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
11月16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旨意，成立黑龙江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布独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张根仁等和保安会进行了斗争。12月11日，革命党人组织省城学生到省属衙门前游行，高呼"黑龙江独立万岁"；12月18日，用全体名义要求巡抚周树模宣布独立。此后在民政司长宋小濂的应对下，革命活动被瓦解，黑龙江独立运动遭到失败。
11月29日，直隶革命党人按照汪兆铭与袁克定的约定，在北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处发起对紫禁城进攻。可是，晚上放火为号进攻时，遭到事先埋伏的清军包围，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陈雄、高新华自杀，李汉杰被捕，三天后遭凌迟处死。
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文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黄兴对于大元帅一职再三推辞，黎元洪却不愿屈居黄兴之下，表示反对，17日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了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之下矣。"
12月28日，袁世凯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中山时，酝酿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
响应之下矣。"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协议，袁世凯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中山。直隶咨议局、河南咨议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中山，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孙中山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1月16日，东华门事件中袁世凯遇刺，刺客属北方革命党，名义上为同盟会分支。1月18日，孙中山提出了五条要约，命伍廷芳向袁世凯转达。条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中山还特意电邀伍廷芳、唐绍仪"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二人却拒不赴宁。此后至1月21日，孙中山连发五电给伍廷芳，不断修改要约，并通报黎元洪"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中山将修改后的要约公诸报端，向袁世凯施压。袁世凯以孙中山所提条件与此前南北议和谈妥的条件不符，拒绝接受。伍廷芳因孙中山推翻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故致电孙中山请辞议和代表一职。
早在10月29日，新军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至此，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孙中山有很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连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而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同一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修改了有关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规则及职权的条款。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
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参议员，推选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
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逼宫的进程，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而美国不愿干涉内政，没有参加。
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曾、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誓就职，形成了南北两个临时大总统的局面。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并且于4月8日休会。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世凯就职之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瓦解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还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但由于袁世凯1915年废弃共和而称帝，以致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致使袁世凯旋即宣布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陷入各省区军阀割据的状态。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处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任"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可没有成功。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6月，陈炯明发难，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化装离粤，退居上海。
自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会面后二人曾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16日，在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的攻击下，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败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12月29日，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纲、新党章，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因而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任命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国父备进行北伐。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10月15日，孙中山率师回广州，击溃广州商团武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旧病复发，他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并计划22日入京。18日，因得知"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孙中山大失所望，病情随之加剧。段祺瑞致电相催："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次年1月即开始病发。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1925年2月18日，他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自知不起，临终时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兆铭（即汪精卫）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上签字。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仅五十九岁。孙中山逝世后，仅北京签名吊唁的就竟达74万多人，而参加送殡者多达30余万人。可见，孙中山在百姓心上处于何等地位。
如今让人痛心的是，对于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对于孙中山的顽强精神，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政治创见，当今不管是年已古稀的老人，还是中青年人，都知之不多，其原因不是时间久远，而是中共当政以后让毛泽东的阴影完全遮蔽了孙中山的光辉。
擦掉蒙在孙中山身上的灰尘，仅从他非凡的一生不但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还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血色缩影，更能看到他的伟大人格，看到他的顽强精神，看到他独树一帜的政治创见。
尽管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有不少失误，可仅观其一生，其言其行都洋溢着民主主义的精神。他不仅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扩充分权制衡学说，创建"权能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贡献值得大书特书，那么他对政治学说作出的重要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大力付诸实施。
尽管孙中山并没直接参与辛亥革命，可他不但为辛亥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在辛亥革命后为了获得国际支持到处奔波，因此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他没有把革命成果攫为己有，因而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而换来了清皇室逊位，南北媾和，以至不仅避免了一场战乱，还使辛亥革命这场结束皇权专制的深刻革命成为一次温和的革命，更使这场革命超过英国的"光荣革命"。袁世凯复辟后，孙中山之所以要确立个人权威，完全是为了防止革命遭受挫折和流产，而不是为了做皇帝。在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因为四处碰壁，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下决心以俄为师，而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他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也是一种政治上僭越，还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而这是最终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为了解决这一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带来的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作为建设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三部曲，借此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还政于民。
尽管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并非由孙中山一人铺筑，而是由无数仁人志士齐心用血汗浇筑出来的，可纵观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惟有他能象征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惟有他能代表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惟有他能胜任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因此他不但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化身，也成为中国民主思想的灵魂，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民主革命伟人！
三、冲出民主转型的困境
随着孙中山的病逝，中国民主革命也随之夭折，可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深入人心，让心里形成一个个活火山，一旦爆发起来，必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威力。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领导国民党虽通过北伐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但由于没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没有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没有落实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策略，以致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并没从军政、训政过渡到宪政，致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以致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小集团手中，结果表明随着孙中山的病逝，中国民主革命也随之夭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用暴力彻底砸烂，而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由于以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高举新民主主义的大旗，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高唱马列主义颂歌，并用土地革命和其他激励措施笼络收买人心，骗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以致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最后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而这个党国虽换上一套新装，但是并不象所标榜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是地地道道的假共和真党国，比起蒋介石建立的党国，不但变本加厉，简直无以复加！
尽管蒋介石执政时期的中华民国是推行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以及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党国，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以致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民主共和国的味道，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以致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而且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尽管近几年来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由于还是只求经济改革突进，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此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结果不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当局对于政治改革完全选择回避要害，不是空喊口号，就是把行政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导致政治改革难以展开。尽管大多数百姓都明白，要真正进行政治改革，那就必须终结一党专政，但大多数百姓因为怕遭迫害镇压，所以都选择忍气吞声，而既不敢表示不满，又不敢付诸行动，以至于不是在当局的迷惑下埋头赚钱，就是在当局的诱导下设法钻营。因而在当局与百姓分别作出这种选择后，中国的政治改革自然就举步维艰，结果不但导致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困境而停滞不前，更导致中国民主转型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展开来讲，由于当局深知如果全面推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那自己就成为改革的对象，而只有回避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维持现状，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对当局来说，不管百姓如何选择，自己的理性选择都是回避政治改革。而按理说百姓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有借助政治改革，才能改善自身的处境，因此都应推动政治改革，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也回避政治改革。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在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如果百姓还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就会遭到当局的镇压，以致出于趋利避害，只好选择回避，而不敢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对百姓中的一些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来讲，他们本应是要求进行真正政治改革的最有力量的社会群体，可由于一些人怕遭迫害，而另一些人被当局收买，以致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全都沉默，不是回避政治问题，就是为当局歌功颂德，为当局涂脂抹粉，为当局摇旗呐喊。而这些比普通百姓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们与当局沆瀣一气后，政治改革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强化了。此外，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不仅敢于不断呼吁政治改革，并强烈要求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还为此不是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就是积极参与维权运动，要么积极推展公民运动，但一方面因为人数有限，而又各自为战，过于松散而没凝聚起来；一方面因为违背国情而一味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以致非但没有唤起民众冲破政治改革的困境，反而使之每况愈下。由于当局无意展开真正的政治改革，而百姓又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加上民主斗士势单力薄，又没唤起百姓，因此，不仅导致政治改革的动力严重不足，更导致中国民主化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综上所述，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中共操控，既不受横向制约，又不受纵向制约，以致中共还象过去一样，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
具体地说，由于中共奉行"主权在党"，党权至上，而不实行"主权在民"，因此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其次，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一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经费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
更主要的是，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这一切都具体表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也就是强化权力，而弱化权利，结果不仅致使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能发育，还致使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来自民间的呼声因不能传播而成不了社会舆论；不仅致使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还致使NGO遭到官方的限禁；不仅致使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还致使百姓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尽管采取暴力革命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无可厚非，但很不现实，而指望当局自觉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因此只有民众打破怕遭迫害而在政治改革上选择沉默的桎梏，而从头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不畏强权，顽强奋争，凝聚起来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集中力量攻其一点，而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才能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以至于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
由于百姓不仅是民主转型的动力，更是民主转型的着力点，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民主认知，还要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斗志。其次，让百姓认识到维持现状而不推动政治改革，不仅得不偿失，也为虎作伥，还对自己更加不利；而如果积极推动政治改革，铸就民主制度，那不仅对自己有益，也对国家有益，还对民族有益。再则，在争取国外施压配合的同时，必须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奋争；必须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必须激励国内百姓踏上民主化的征途。
尤其是不但要绘制出能够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能够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够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而没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唤起民众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仅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截止2009年国有资产已高达43万亿元，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左右），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阿拉伯国家，从而铺筑一种新型民主之路，并使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世功效。
而今，不管是基于中国现状，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世界上已经铺筑的民主之路都不仅各有利弊，不一定能切合中国国情，因此只能通过制度创新，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而且在经济方面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进一步弘扬和完善凯恩斯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以至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仅符合国情，也符合社会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仅理性确立公有经济的地位，也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需要，更使当局和百姓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这样不但能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也能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更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从而不仅夯实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也铺筑人类发展的坦途，还开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
尽管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觉放弃领导地位，但是只要中国公民发扬民主革命的精神，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凝聚起来重新上路，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以至于让民主呼声响彻中国大地，让社会发难遍布中国每片土地，让社会风潮席卷中国每个角落，就能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从而走出民主化的困境而根除封建专制，破除政治垄断，废除一党专政，造就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最终不仅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充足的能量，也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清洁的燃料，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供动力！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为了造就民主一个个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当今十三亿中国公民，就不能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通过制度创新齐心砸烂一党专政生产的政治镣铐，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潮流，彻底冲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冲垮一党专政制度，最终冲出中国民主之路？！
2013年10月10日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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