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00年前后，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中国人看待义和团，更多地是依据社会环境与现实需要，对其进行阐释，而很少采用学术视角，将义和团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以扎实的考据来还原历史。
百年来，对义和团的评价一直变化无定
义和团勃兴时，恰逢晚清革命声势由弱至强的当口。革命党人对怀有反抗意识的义和团引为同道，说他们"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清朝灭亡后，西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将义和团视为中国文化糟粕的大汇集。
1949年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全面提升。1967年3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一文中说，"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文革"结束后，知识界重归启蒙话语，指义和团是"封建蒙昧主义"。
新世纪以来，知识界对义和团的批判更进一步，乃至有"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般的盖棺论定。这些批判，在普通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详细]
今人对义和团的自虐式全面否定，主要集中在其"非理性"、"反文明"两个层面
今人对义和团的"自虐式评价"究竟有多严重？不妨来看一段某颇具影响力的著名历史学者的相关评述：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入。……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这样一个连人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这段论述，总结起来，彻底否定义和团的理由大致有三：1、义和团"很愚昧"，在现代文明面前操弄那些无用的"法术"；2、义和团"非理性"，是暴民，在他们面前，"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3、义和团"反文明"，"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
还原历史现场，厘清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这些指责很荒谬
舆论热衷于指责义和团反洋教是"盲目排外"，殊不知此种"排外"，乃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舆论热衷于指责义和团拆毁铁路是"敌视西方文明"，殊不知在清军进剿和联军入侵之前，团民并不热衷拆毁铁路；舆论热衷于指责团民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徒劳无功，反为国家招致大灾难，殊不知围攻使馆的始终是大清官军。类似上述种种因果关系的缺失，是义和团在今天被妖魔化的关键。
平民组织义和团反洋教，并非"盲目排外"，而是为了对抗教民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所谓教案是指近代以来涉及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的案件，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们为扩大宗教版图，在中国发展教徒时往往是来者不拒。在这些入教者中，不乏曾经作奸犯科之徒。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正应了中国"急来抱佛脚"的古话。对教民的良莠不齐，传教士内部其实也早有认知。耶稣会传教士即因此对天主教传教士多有批评，认为良莠不分收纳教民的模式，从长远来看对传教大业有害无益。
普通教民因有传教士庇护，恣意妄为者不在少数。譬如，1887年，德国传教士布恩溥控告山东郯县老百姓抢劫教堂，声称平民拷打教民，向教民罚钱，甚至迫使信教妇女自缢。地方官府经过调查后发现，布恩溥的各项指控非止是子虚乌有，更与事实背道而驰——自缢的不是教民，而是平民。教民马五想要霸占平民魏三的儿媳，便勾引魏三之子赌博。当魏输得一塌糊涂时，马五出面强逼魏三之子拿妻子抵债，以致魏三之子被逼自缢。因顾及马五的教民身份，地方官只能在"体国家柔远之仁"的名义下，表示"不予深究"。再如，沾化县教民李伦登性情粗暴，被过继给李于氏为嗣孙。李于氏向女儿安李氏和安李氏的小舅子李惠借车收割粮食，谁知竟然惹怒李伦登。李伦登用木棍打伤安李氏，把李惠私自关进教堂，连车子也被他给卖掉了。对于如此行径，地方官在法国传教士的压力下，也只能不予收押，交由李家自行处罚。
其实，中国地方官相当清楚平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实情。如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曾如此写道："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但了解归了解，碍于现实，地方官员在处理教案时只能袒护教民。当年的情况多是"地方官迫于时势，不免存投鼠忌器之见，不得不委曲含容，多方迁就。迁就之中，未免抑民而袒教。"这样一来，"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官府站在传教士和教民一方，普通老百姓只好自行组织在一起，"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义和团因之而起。
拳民拆毁铁路、电线杆，非是"敌视西方文明"，而是出于自保的现实需要
1900年5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攻占涿州当天，数百团民就动手拆除了涿州至琉璃河间的铁路，焚毁琉璃河车站及涿州铁桥，并沿途砍倒电线杆。紧接下来，高碑店、卢沟桥、长辛店等处的车站、料厂相继被团民焚毁。到了6月，毁坏铁路、电线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芦保铁路、京津铁路至此都陷于瘫痪。
义和团针对铁路和电线杆的破坏，并不是单纯的发泄，或者对西方文明的"敌视"，而有现实的原因。首先，铁路的修筑夺占了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祖坟，早先从事传统水、陆交通的船民、纤夫等失去了工作。新建起来的铁路车站等地方又优先雇佣教民。这些无疑都加大了普通老百姓对洋人、洋教的仇恨。此类矛盾，即便在今天，也仍广泛存在，如中国在非洲的许多项目，因热衷于从中国雇佣工人，而常常招致当地国家民众的敌视。这类矛盾，显然不能用"盲目排外"来解读。
此外，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切断清军、联军的交通与通讯。在攻陷涿州前，义和团从没有对铁路、电线杆进行过专门破坏。到涿州后，为阻止清军的进剿，义和团才动手破坏铁路。在义和团所编民谣"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中，也能看出，毁坏铁路，有极现实的军事需要，并不是什么"敌视西方文明"——否则，难道说，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扒铁路，也是"敌视西方文明"吗？
作为当事人，英国领事贾礼士曾承认："缺水和铁路不断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海军部队的向前推进。"左副都御史何乃萤也上奏说："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这些材料都很清晰地显示出拳民拆毁铁路，与"反文明"没什么关系。之所以日后出现"反文明"的说法，与传教士在战后对联军侵华史的重新建构，有极大的关系。
围攻使馆区的不是义和团，而是清军；事实上，义和团对攻打联军并无兴趣
因慈禧对义和团态度发生转变，确有大量拳民涌入北京。但如前所述，拳民的原始驱动力是抗衡教民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和洋人乃至联军正面交战，实际上并无兴趣。这一点，在"围攻使馆区"一事上，表现得相当充分。据当时任职于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辛普森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说，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馆区是1900年6月12日。他记录说，那天"克林德男爵晨间出外闲步，见一骡车车夫力鞭其骡，骡耳上竖，狂驰而过……仓促之间，男爵至不能自信其眼，以为恍惚，盖见坐于车沿上者，投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腿亦皆缠以红布，手执一刀于其靴上磨之，固明明为一拳匪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装束奇异、手执凶器之恶鬼，乘车驰行于使馆街中，真正荒唐已极……男爵举杖击之，彼匪徒略一扞格，即弃其刀飞逃入邻巷而去。勇敢之男爵大声而呼，察见车中尚坐一匪，亦举杖击之，彼欲逃不能，遂为男爵所执，交付卫队。"可见那时义和团没有进攻使馆的意图，而驻德公使克林德先发制人，抓获了一名过路的义和团团民。
6月13日，义和团在王府井等地焚毁教堂时，曾路过意大利和奥地利公使馆，但没有对它们发动攻击。使馆卫队主动出击，对义和团使用武力，致使多人死伤。北京的外国人们随后展开了一场"猎取拳民行动"。6月14日，克林德带领水手巡逻，发现有义和团正在操练，当即下令开枪，打死二十余人。比利时公使姚士登体弱多病，但也不甘心落于人后，亲手杀死了数十名拳民。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了四十五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六个。"作为报复，义和团在北京大肆焚毁教堂、屠杀教民。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说，"在义和团自发活动的初期，暴力活动的范围一般局限在破坏不动产。只是到了1900年春天，相当数量的义和团民死在教民手中以后，教民的死亡人数才开始上升。"
就在外国人和义和团在帝都相互仇杀的时候，慈禧太后做出两个"圣断"：承认义和团是"朝廷赤子"，予以收编；同时对列强宣战。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的目标。长期以来，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都会以为是义和团主导了围攻使馆事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蓝皮书》中说，清廷为了打垮驻华公使们，"不是利用暴徒或叛兵，而是利用中国政府的有组织的部队干的。"6月20日下午四时，"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主要是对着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事的，御史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国使馆的有组织的进攻。"6月3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上奏："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双方记录都证实，进攻使馆的为清朝政府军，而非义和团。
不能为了浇的现实之块垒，即无视史实之真相
上述几例，不过是义和团被妖魔化的众多史实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从这些妖魔化中，不难看出，百年来，国人其实只关心义和团被定义为什么，能昭示什么，而对其真实的历史面貌，往往缺乏兴趣。这就导致了义和团"反文明"说盛行后，很多人在看待义和团时都充满了自虐倾向。
市井间流传的许多关于义和团"反文明"的案例都需要重新仔细考证其真实性
除了上述几例大事件，国人在批判义和团的"非理性"、"反文明"时，也常举出一些细节案例。但这些细节案例，并非全都确切无误，往往需要重新仔细考证，但这个工作也少有人做。譬如，国人常引用日本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中'官员读洋书被杀死'之例，来证明义和团纯属反文明的暴民。大意是：有六个学生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被义和团发现，乱刀砍死。有个叫罗熙禄的读书人，从河南去天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路上被义和团发现吊在树上，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按佐原笃介自己的说法，这些故事，是他道听途说来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六个学生"无地点、无姓名、无时间，已不可考，但罗熙禄却并非因读洋书而被杀的。查《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书信、日记和照片》一书，其中收有《美国矿业工程师查尔斯·戴维斯·詹姆森的叙述》，其中提到了罗熙禄之死的真相："我的官方中国秘书是罗熙禄。他是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阁下的弟弟。这个可怜的家伙，派他来与其说是他自己能干些什么事，倒不如说是我们一行借他哥哥的威望。随后可以看到，在此次旅行结束前，他为此丢了性命。"换言之，罗熙禄之死，和他读洋书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去世的时间是1903年，彼时，义和团运动早已沉寂。
再如，国人还常常引用柴萼《庚辛纪事》中"因一根火柴杀人全家八口"的例子，来证明义和团乃盲目排外之无人性之暴民。文曰："（义和团对待）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也。继以华人受役于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并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事实上，柴萼《庚辛纪事》的可信度极差，仅就该段引文而言，大量一手资料已经证实，义和团针对教民远甚于针对洋人，所谓对洋人"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也"，与事实完全相反。查柴萼其人，生卒年为1893-1936，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庚辛纪事》写于义和团运动后二十余年，多系道听途说之语。
将义和团拔高到"反帝爱国"固然是扯淡，将其妖魔化为"反文明"，也同样很可笑
义和团与洋人为敌不假，但与"反对帝国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老百姓之所以对洋人没有好感，除了文化上的一些因素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传教士包庇教民，伤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的出发点，与其说是"反帝"，不如说是"反洋教"。且不说19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人既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更不晓得有"帝国主义"这种称谓。只用"文革"时的评断标准来看，聂士成的武义军、董福祥的甘军与八国联军奋战，这才是"反帝爱国"的标准模范。
无论是将义和团拔高为"反帝爱国运动"，还是将其贬斥成"反文明"的盲目排外，围攻使馆事件都是一个重要依据。然而在1900年春天对使馆发动攻击的并非义和团，而是清军。如此，无论对义和团是褒是贬，都已成无本之木。
在以往的"封建蒙昧"说和流行的"反文明"说中，义和团对铁路、电线杆的破坏被当作一项"有力"的证据。然而正如上文所说，义和团的这种破坏并不是一贯的，只是在战争期间，为了阻敌自保而采取的一种现实手段。
通过以上分析还可以发现，国人在谈论义和团的大多数时候，都只是片面强调义和团的滥杀，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外国人同性质的举动。比如在中国首都公然开展的"猎取拳民行动"，与义和团"十毛之人，必杀无赦"的故事相比，称得上鲜为人知了。对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事件，人为地"掐头去尾"，不要背景、起因，也不问结果如何，只截取中间一段过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
心平气和评价义和团，需抛弃浇现实之块垒的心态
历史研究有两套评价体系，一个是价值判断，这基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对历史事件做出好或者坏的"盖棺之论"，比如说义和团是"反帝"的或"反文明"的。另一个则是事实判断，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不以个人好恶来为历史"定性"。如果事实判断为准绳的话，义和团就是"反洋教"，如此而已。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义和团的评价虽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但"反帝爱国"与"封建愚昧"两项是大体被普遍认可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就对此提出了质疑："由于这些词汇过于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那就损害了历史学家更为忠实地理解义和团经验所作的探索。将义和团的民间宗教信仰及实践界定为'迷信'，那就意味着对这些信仰与实践采取一种基本敌视的态度，致使要对义和团本身是如何看待这些信仰与实践及其在义和团的知识和感情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更深刻的评断，就显得更为困难了。同样，将'反帝爱国'的标签牵强附会地贴在义和团上面，使各色各样、错综复杂的动机极端简单化了，从而严重阻碍了对这些动机进一步的研究。"
柯文在分析了中国人在各个时期给予义和团的评价后，最后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他说："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了对过去的特定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对现在的特定解读中对过去的利用。"
所谓"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对现在的特定解读中对过去的利用"，意即：为浇现实之块垒，而弃"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于不顾，反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翻来覆去一再解读。事实上，若将"反帝"、"封建"、"反文明"这些大词从义和团身上剥离掉，那它就是一个因被洋教压迫，而自发成立起来的"反洋教"组织。对义和团在反击侵略中的作为，不必试图抹杀；对于义和团的暴虐和滥杀，也无须讳言。国人对义和团运动既不必感到自豪，也无需自虐式地将其一再丑化。
参考资料：《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一辑）、辛普森《庚子使馆被围记》、 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 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戚其章《近代教案与义和拳运动的兴起》、王栋亮《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教案初探》、朱从兵《义和团运动中的铁路问题和李鸿章》、《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柯文《历史三调》等
结语：胡适曰："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义和团的评价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真实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材料，并非不可还原现场，国人之所以始终沉醉在一种片面、且自虐的阐释之中，无非是有太多的现实之块垒要浇，至于历史真相，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杨津涛，腾讯历史
博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