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古巴防御系统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在发现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国军方对应急作战计划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肯尼迪、麦克纳马拉与参联会讨论了对苏联在古巴的地对空导弹基地发动空中打击的可行性，以及美国可能遭受的伤亡，指示空军和海军飞行员进行模拟攻击训练，强调要确保对应急作战计划不断进行完善，必须考虑到苏联的装备和技术人员源源不断地涌入古巴这一因素。肯尼迪还要求军方考虑重建一支古巴人的武装力量，以便参与实施应急作战计划。(50)9月初，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向肯尼迪表示，尽管古巴的进攻与防御能力都较前有了很大提高，参联会认为按照目前的应急计划，美军可以应对任何新的威胁。14日，海军作战部敦促参联会尽早采取行动，推翻古巴政府，担心古巴的防御体系一旦完成，苏联就会在古巴建立进攻性基地，并部署核武器，届时如果美国再发动进攻则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大战。(51)18日，空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模拟轰炸飞行训练，以便实施"312行动计划"，各项要求均与实战要求大体相当。27日，斯威尼将作战计划提交给空军参谋长莱梅和大西洋司令部，并获批准。莱梅指示，空军部门应到10月20日完成实施"312行动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52)
按照"312行动计划"，美军将在6小时内投入152架飞机、12小时内增至384架飞机、24小时内出动470架飞机对古巴实施空袭，以摧毁古巴的空军和导弹设施，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打击目标首先是机场、导弹基地、雷达及其他防空设施；其次是有选择性地摧毁其交通和通讯设施；再次是部队和炮火的集结地及海军舰艇等。入侵计划确定在古巴东、西部发起进攻，进入古巴境内的部队应在目标区域内迅速集结，切实保护区域内的机场和港口，同时要有能力尽快对哈瓦那地区实施占领。西部地区是主战场，进攻之日由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将空降部队送往指定的6个区域，占领哈瓦那附近的四个主要机场以及马里埃尔港口。在此区域作战的部队包括第1和第2步兵师、第1装甲师和海军陆战队第5特遣旅等，另有第4、5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为机动预备队。在东部，主要是加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力量。(53)
10月1日，麦克纳马拉、参联会新任主席泰勒审议了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商讨了在何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采取何种行动等问题，确定到10月20日最大限度地完成空袭和入侵行动的一切准备。(54)麦克纳马拉要求五角大楼就行动准备、所需动用的兵力、行动后果以及对美国应对其他地区的威胁所造成的影响等进行研究，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同时强调应急作战计划的政治目标是消除苏联进攻性武器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并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他表示，实现第二个目标更为困难，一旦实现第一个目标，应集中力量确保完成第二项目标。(55)
肯尼迪要求空军部门模拟建造苏联地对空导弹发射台，以便进行轰炸演练。但在五角大楼看来，古巴飞机的混凝土掩体要比地对空导弹发射台更难于摧毁。因而，战术空军司令部在内华达一空军基地建造了古巴机场使用的混凝土防弹掩体模型，用来进行投弹演练和分析轰炸效果。麦克纳马拉向肯尼迪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以确保我们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不断更新"，打击目标清单已经分发给飞行员；一旦确定了新的导弹发射台，在收到照片的数小时之内即可将其列入攻击目标清单。(56)10月6日，丹尼森敦促有关各部进一步做好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准备，包括预先部署与调拨部队、飞机、船只、装备及补给，指示参与作战行动的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应尽可能驻守在有利位置，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开始行动的反应时间。大西洋司令部还为空袭部队准备了有关打击目标、路径和防空情况的详细资料，并开始制定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的相关措施。(57)12日，参联会就空袭和入侵行动的各项准备和减少反应时间进行了研究，要求参战部队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全面考虑应对措施，并对实施行动计划的准备事宜做出具体安排。(58)15日，麦克纳马拉与参联会一起再次审议了应急作战计划，并决定做出如下调整：缩减反应时间，优先考虑实施"316行动计划"，各部应为此做好"最高程度"的准备；为地面作战部队增派一个装甲师；部署一个步兵师作为后备力量；计划出动24—36艘驱逐舰和一艘航空母舰执行封锁任务；部署450—500架飞机实施空袭计划；"314行动计划"需要首先出动3.2万人的空降和两栖登陆部队，在随后的18日之内将作战部队增至8万人；"316行动计划"要求在进攻之日出动4.9万人的部队同时实施空降和两栖登陆，5日后使作战部队增至6万人，16天内达到8万人；进一步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空能力。参联会提出，最好由拉美国家出动象征性的部队参加行动，并与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进行协商，以减少美军对古巴军事行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强调严格保密是确保行动成功的关键。作为应急作战计划的辅助方案，大西洋司令部还开始准备对古巴实施心理战行动。(59)
为进一步完善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提高部队的两栖和协调作战能力，并借机进行军事部署，1962年4—5月、8—10月间，美国在加勒比海和西大西洋地区接连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在为期两周的代号为"快速打击II"的军事演习中有4个陆军师、8个战斗机中队、2个战术侦察机中队参加，总人数达7万人，五角大楼称之为"美国军事史上和平时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60)根据丹尼森的建议，国防部决定于10月15日在波多黎各附近的一个小岛进行为期三周的演习，参加演习的有2万名海军和4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及4艘航空母舰、20艘驱逐舰和15艘运输舰，演习内容主要是在一个假想的敌对国家实施两栖登陆及各兵种的协同海上作战，推翻Ortsac(卡斯特罗名字的倒写)的统治。(61)
美国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引起了古巴和苏联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确信美国正准备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卡斯特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命令所有部队做好战斗准备。(62)
三、军方力主空袭和入侵
1962年10月16日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后，肯尼迪立即召集其主要顾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商讨对策，并逐渐形成了空袭和封锁两大派意见。邦迪、麦科恩、尼采、财政部长狄龙、前国务卿艾奇逊等为代表的所谓"鹰派"都强烈主张对导弹基地尽早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突然空袭，认为这样可以干净利落地解决苏联的导弹，给世人造成既成事实，并借以显示美国保护其重要利益的决心。麦克纳马拉、副国务卿鲍尔、国务院顾问汤普森等少数人则主张实行海上封锁，反对采取"珍珠港式"的突袭，强调这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念，并将严重损害美国的道义立场。
美国军方力主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16日，参联会对美国应做出何种反应进行了讨论，强烈反对只对导弹基地进行有限的空袭，认为这样会失去打击的突然性，招致苏联和古巴对美国以及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报复性攻击。在军方领导人看来，与其进行有限的空袭还不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将产生"难以接受的危险"，并使美国遭受不必要的伤亡，要求对凡是影响到美国及其军队的所有重大军事目标进行强有力的大规模空中打击，一天出动700—1000架次的飞机，连续轰炸5天，打击目标包括所有的导弹基地、飞机、防空系统、可疑的核武器储藏地、坦克、登陆艇等，同时全面封锁古巴，加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力量，并准备实施入侵。在他们看来，实现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到来，军事行动的目标"应是消除对美国的威胁，同时解放古巴"。(63)代表军方参加执委会会议的泰勒强调，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极大地改变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提高了苏联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必须消除这些基地，只有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阻止苏联将更多的导弹运入古巴，空袭的同时还必须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他向肯尼迪表示，空袭并不能保证摧毁所有的导弹基地，第一次打击至多能摧毁90%，对随后发现的目标应立即进行持续性空袭。(64)
自始至终，美国军方领导人的立场一直非常明确：动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击败在古巴的苏联军队和古巴军队，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这是一劳永逸解决古巴问题的唯一办法。海军作战部长安德森日后表示：参联会认为，导弹的存在为美国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提供了很好的借口，美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直接的行动，彻底消除距离美国只有90英里的"威胁"，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机会；几个月以来，"我们的研究小组一直在考虑各种使美国干预古巴正当化的可能手段，甚至考虑蓄意挑起事端使古巴对美国率先采取某种行动，这样美国就可以入侵古巴，导弹危机正是我们一直所期望的事件"，"毕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65)军方领导人认为，苏联不会因为古巴而发动全面战争，可能会对柏林、中国沿海岛屿，或者伊朗、土耳其、韩国等施加新的压力。根据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报告，如果美国进攻古巴，苏联很可能在柏林采取报复行动，但不会出兵占领，更不会挑起一场大战。为了预防全面战争的爆发，军方领导人建议将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进行疏散；全球美军做好战斗准备；战略空军司令部1/8的轰炸机处于警戒状态；进一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空能力。他们认为，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时间最早应在21日，但他们倾向于23日进行；可能最早的入侵日期是28日，但30日为最佳。(66)
10月19日，肯尼迪就美国所应采取的行动与参联会进行商议。他表示非常担心如果进攻古巴，苏联很可能会夺取柏林，届时美国的行动将失去盟国的支持，因为英国、法国等更为关注欧洲的局势。泰勒和空军参谋长莱梅对此明确表示不以为然，称如果美国对苏联在古巴的所作所为保持克制，将对美国与盟国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柏林局势会进一步恶化，苏联将感到美国"软弱可欺"而"猛击柏林"。相反地，如果对古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就会威慑苏联不敢在欧洲轻举妄动。莱梅坚持认为，直接进行军事打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封锁以及政治谈判将被视为一种相当软弱的反应，不仅使苏联人有时间将导弹藏匿在树林或掩体中，而且只能导致战争，"采取这种办法几乎如同慕尼黑绥靖政策一样糟糕"。他宣称，"除了现在就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有限封锁"纯粹是一场灾难"。(67)其他几位军方领导人都对此表示赞成。安德森认为，从军事上说，对古巴实施封锁会导致与苏联在海上立即发生对抗，更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而且对于已在古巴的那些导弹不起任何作用，反而给苏联和古巴更多的时间装配导弹和伊尔轰炸机，并使其做好战斗准备；倘若美国随后再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遭受更大的伤亡。如果美国发动入侵，"毫无疑问我们会取得成功"，美军的伤亡程度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而且只要发起进攻，就会立即得到古巴民众的支持，美国就可以在古巴建立一个对美友好的政府。他确信，如通过适当途径向苏联发出警告，美军就不会在古巴与苏军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陆军参谋长惠勒强调，"从军事上来讲，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可能攻击的风险最低的办法就是采取突然空袭、封锁和入侵行动"。海军陆战队司令肖普赞成直接出兵入侵，夺取古巴，这样不仅可以消除对美国的威胁，还可以在古巴建立一个新的、非共产党的政权。他确信，如果肯尼迪做出了决定，美国将很快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美国甚至会比柏林、南越和韩国还容易遭受苏联的打击。(68)为了保持行动的突然性，同时又能获得盟国的支持，参联会建议在发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两小时左右告知西欧各盟国领导人。(69)
肯尼迪对军方领导人的建议表示怀疑，指出苏联不会对美国的行动无动于衷，听任美国轰炸他们的导弹；尽管其洲际导弹的性能并不完全可靠，但仍然可以瞄准美国的城市，并给美国造成难以预料的伤亡；封锁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冲突升级为核战争，使美国能够控制住局面。(70)参谋长们没有说服肯尼迪，但他们并不气馁，20日再次向泰勒提出，要求在23日发起全面空袭，因为一旦导弹基地投入使用，美军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大大增加。(71)莱梅、惠勒等军方领导人一直对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胆怯"表现耿耿于怀，指责他未能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彻底消除古巴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72)
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不论是有限空袭还是全面空袭都不再是一种诱人的方案，其弊端越来越明显，而封锁方案逐渐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一，空袭并不能保证所有导弹都被摧毁，也不能保证剩余的导弹不会打向美国。泰勒、斯威尼都表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空袭也只能摧毁已发现导弹的90%。(73)麦克纳马拉也多次强调，所谓"外科手术式"的空中袭击在军事上是不现实的。其二，空袭无法解决预先警告的问题。不发出警告，就违反了一种道义原则，用罗伯特·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成了"珍珠港事件"的重演；而事先发出警告，又会使美国失去主动权。(74)其三，空袭并不能保证只杀死古巴人而不伤害到苏联人，更有可能激起苏联做出强烈反应，使其对柏林、土耳其甚至直接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其结果将是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乃至一场全面战争。(75)封锁方案虽然不能立即消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但这是一条介乎无所作为和战争之间的中间道路，是"最不可能触发一场全面战争的措施"。而且，封锁的灵活性较大，使美国可以有效地控制事态的发展，保持日后行动的自由，处于既可战又可和的有利地位，同时也使双方都有时间考虑一下各自的利害关系，找出一条不动用武力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封锁难以奏效，必要时美国仍有选择空袭或入侵等军事行动的自由，而且那时将不会再有"珍珠港事件"重演之嫌。同时，这一方案还可以减少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大限度地获得盟国和世界舆论的支持，避免因突然袭击而引起的震惊。(76)
四、美国的大规模军事部署
尽管肯尼迪最终决定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但他并不能确定此举是否奏效，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因而，美国进攻古巴的各项准备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并在东南沿海集结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入侵部队"。国防部、参联会以及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所有美国军事力量都进入了二级战备状态，国务院则为在入侵和占领古巴后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并救济古巴难民加紧筹划。为实施应急作战计划，五角大楼建立了由丹尼森、斯威尼等共同领导的联合特遣部队指挥部，组建了由100多名军官组成的作战参谋部，计划首批登陆1.7万名美军，其中伞兵1.45万人，出动750架作战飞机和140艘各类舰艇。参与登陆作战的主要有第82、101空降师，第1步兵师和第2步兵师的一个旅，第1装甲师，海军陆战队第2师及第5特遣旅，第4、5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则作为预备队。打击目标清单和数千份古巴道路图已分发完毕。陆军还计划在古巴投入特种部队，并建立了一支非常规联合作战部队和两个行动基地。10月17日，参联会将"316行动计划"的反应时间从5天增至7天，以便使更多的军队能够参与作战，并大大降低行动失败的风险；首先出动500架次的飞机摧毁古巴的飞机和已发现的导弹基地，然后派遣2.5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实施入侵，两周之内使登陆部队增至9万人，并为此准备了15天的后勤补给。随着大量人员、飞机和各类作战物资涌入佛罗里达，美军在该地建立了一个后勤司令部，拥有各类人员1万人。(77)
根据空袭计划，攻击导弹基地和核武器的藏匿地需出动52架次飞机；如再加上打击米格-21和伊尔-28轰炸机，需出动104架次；若要再摧毁地对空导弹、巡航导弹和其他飞机，则需要194架次；打击除了坦克之外的所有军事目标，要出动474架次；作为入侵的前奏，摧毁已发现的所有军事目标共计1397个，则要进行2002架次的轰炸。(78)为此，美军大西洋司令部准备了579架战术轰炸机、49架护航战斗机、64架侦察机和40架加油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防空司令部的载有空对空导弹的截击机，在佛罗里达基地的1.5万名空军官兵同样准备了15天的后勤供给。10月20日，大西洋司令部根据作战任务将"312行动计划"分为三个行动阶段：首先是有选择地摧毁地对空导弹发射台；其次是对机场、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等一个或多个目标进行有限打击；第三阶段是对古巴发动全面空袭。计划规定，为了协助入侵部队，第一天将对古巴发起三轮轰炸，第一轮出动576架次，第二、三轮分别出动307架次，总共是1190架次的攻击行动，连续轰炸一周。轰炸目标首先是地对地导弹基地、主要机场和防空部队，其次是备用机场、分散的炮兵、油库、弹药库、军队指挥部和交通枢纽。24日，大西洋司令部建议应立即实施"312行动计划"。(79)
美国军方对作战计划不断进行更新、完善。10月25日美国发现在古巴有战术核导弹后，参联会决定为入侵部队与支援部队配备短程核武器，但同时规定没有华盛顿的明确指示不得使用核弹头。(80)由于担心军队大规模的长时间集结，很容易成为苏联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目标，参联会决定放弃"314行动计划"，以便集中力量实施"316行动计划"，并为大西洋司令部增加兵力，力争做到速战速决。泰勒向麦克纳马拉表示，2小时之内即可对古巴的地对空导弹基地发起空袭，对所有军事目标实施全面轰炸需要12小时的准备时间，实施入侵则需要7天的准备时间，以便最大限度地摧毁古巴的空军和地面力量，减少美军伤亡。(81)为了应对古巴和苏军可能的报复行动，美国国防部制定了紧急民防计划，包括有选择地疏散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建立应急供水系统、简易医院和药店等；储备压缩食品等。同时还决定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对佛罗里达等地的1.4万名建筑工程师和建筑承包商进行快速培训，以建造更多的防护所，并在公共防护所内为每人储存3天的食物。(82)
美国军方领导人一直认为封锁方案过于软弱，不足以迫使苏联撤走导弹，只有军事行动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继续敦促肯尼迪尽早实施应急作战计划，10月28日或最迟在29日开始进行全面空袭，一周后实施入侵，并强调这是消除威胁的最后机会，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他们强调，美国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都享有优势，并控制着局势的发展，根本用不着担心什么。情报部门估计，如果空袭导弹基地和机场，除了通过在联合国谴责美国的行动，并向苏联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加政治压力外，苏联领导人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倘若拒不行动，就会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虽然是一个强国，但在关键时刻却并不愿意使用自己的力量。(83)10月27日，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导弹击落后，莱梅甚至擅自下令对古巴进行大规模空袭，幸好飞机在起飞前被白宫及时制止，一场冲突得以避免。(84)
此时，美国在古巴附近海域部署了2艘航空母舰、9艘护卫舰、12艘驱逐舰和巡洋舰，并处于15分钟警戒状态。3个海军陆战队营进驻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使驻守美军由8000人增至1.6万人，家属和非战斗人员也已从该基地分批撤出。美军联合防空司令部在东南沿海部署了携带空对空导弹的183架截击机，其中22架预警时间为5分钟，72架为15分钟，5架飞机则一直在佛罗里达上空巡视。战术空军司令部在佛罗里达的5个基地部署了850架轰炸机，准备实施空袭计划。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部署了近9个师的兵力，一支由步兵、装甲兵和炮兵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也从美国西海岸赶赴佛罗里达。24个空军预备役运输中队立即转入现役，负责空投物资和部队。为了威慑苏联，美国战略空军所属的1436架轰炸机和916架加油机都已作好战斗准备。自10月22日起，52架B-52轰炸机携带196枚核导弹一直在空中待命。在地面，271架B-52轰炸机和340架B-47轰炸机处于15分钟预警状态，并载有1634枚核武器；136枚"大力神"和"宇宙神"以及9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待命发射。到了28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1576架轰炸机和382枚导弹全部处于待命状态。在海上，7艘"北极星"潜艇处于15分钟戒备状态。500万张用西班牙语印制的传单已装箱，准备空投至古巴。(85)
军方的意见得到了麦科恩、邦迪等人的支持，他们同样认为军事手段不仅可以消除苏联导弹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借此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在他们看来，即使苏联撤走了导弹，如果卡斯特罗依然掌握着政权，拉美局势仍令人担忧。麦科恩称，中情局经过对空袭效果的重新评估，确信可以摧毁全部导弹的几率非常高。虽然如此，肯尼迪还是努力通过外交谈判和秘密磋商来摆脱危机，把军事行动作为向苏联和古巴施加压力、促其妥协的重要手段。经过反复交涉，美苏双方于10月28日达成协议，苏联同意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而肯尼迪则保证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承诺一旦危机结束，还将从土耳其撤走对准苏联目标的中程导弹。在军方看来，赫鲁晓夫的让步是其玩弄的一个把戏，不过是缓兵之计，旨在延缓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为导弹基地的建设赢得更多的时间，推迟采取军事行动只会有利于苏联，使得占领古巴变得更为困难，美军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并极大地增加美国本土遭受直接攻击的危险。莱梅甚至称，危机的解决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86)
美国军方并未因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放弃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努力，集结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仍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发起攻击。(87)11月初，军方领导人借苏联留在古巴的42架伊尔轰炸机问题继续敦促肯尼迪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认为，这种轰炸机有能力从古巴飞到美国，应被列入进攻性武器范畴，为美国公开使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古巴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莱梅看来，一旦空军完成了对古巴的全面空袭，入侵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等于是"走进古巴"。陆军参谋长惠勒视察了预定发起第一次进攻的部队，称在其30年的服役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准备得如此充分"。(88)16日，参联会向肯尼迪报告说，美军不仅已经做好了空袭和入侵古巴的一切准备，而且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遏制苏联的军事反应，现在是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最佳时机，空军可以根据所需力量在2—12小时内实施有选择的攻击行动，两栖登陆部队可在空袭7天之后采取行动；由"企业号"和"独立号"两艘航空母舰率领的特遣部队正在古巴南部海域游弋，随时可发起攻击，每艘航母还备有大约40枚核弹。当时美军在东南沿海地区集结了8.5万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近10万人的陆军，其中包括1.45万名伞兵。参联会还计划征召两个师的国民警卫队，协助占领古巴。不仅如此，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1479架轰炸机装载着2962件核武器、182枚洲际导弹、144枚"北极星"潜艇导弹和1003架加油机都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打击预定目标。(89)直至11月下旬，计划参加对古巴作战的部队才开始陆续返回原驻地。
虽然美国政府做出了不入侵古巴的承诺，但并未因此而放弃这些作战计划。肯尼迪认为，原定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个空降师进入并控制住古巴两个机场，但是所需兵力不足。为此，国防部、参联会对原定计划做出调整，为大西洋司令部大幅增加了兵力和装备。麦克纳马拉于1963年5月向肯尼迪表示：参联会已经修正了入侵计划，确保行动初期将大量部队和装备运抵目标区域，这将大大增加行动的力度和成功的几率；从决定攻击到发动全面空袭只需3天的准备时间；所有主要作战部队登陆还需9日，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共计27天。此后，美国政府仍不断更新、完善对古巴的作战计划，并伺机而动。(90)
五、制约美国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因素
尽管肯尼迪政府制定了旨在推翻古巴政府的作战计划，但由于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使其终究未能付诸实施。其一，通过支持反对派来实现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是美国的惯用手法，但不论是在古巴国内还是国外，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派别，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多次指出古巴政府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国内政局稳定，美国策划的骚乱或反叛行动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就使美国失去了军事干涉的基本前提。也正因为如此，自肯尼迪政府以来，虽然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古巴坚持奉行强硬的政策，但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其二，无论是空袭还是入侵古巴这样一个小国都会在全世界特别是拉美地区引发一场反美浪潮，在政治上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复杂化。因而，美国国务院一直对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古巴问题持反对态度。即使在美国国内，绝大部分民众也不赞成采取大规模空袭或入侵这样的极端行动，担心这将引发一场更大的战争。(91)其三，美国要为军事干涉付出高昂的代价，且行动后果难以预料。据大西洋司令部估计，在实施"316行动计划"的首日，美军将伤亡4462人，10天之内伤亡人数为1.85万人，其中陆军为9千余人，海军陆战队为8千余人。(92)当时美国情报部门推测在古巴的苏军只有8000人，至多1万人，更不清楚苏军配备有大量战术核武器。很显然，其对伤亡数字的估计是非常不准确的。事实上，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苏联在古巴驻军41902人，拥有36枚中程导弹和24枚中远程导弹、576枚地对空导弹、80枚巡航导弹、12枚战术核导弹和158颗核弹头。(93)如前所述，美国军方并不能确保大规模空袭就能彻底摧毁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也不能保证美国免遭报复。倘若美军实施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其结果只能是一场灾难。当时，美国已经完成的庇护所能容纳6000万人，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3。负责民防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曾向肯尼迪汇报说，9200万美国人和58个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处于古巴导弹的射程之内。因而，民防成为肯尼迪面临的一大难题。他曾考虑对东南沿海若干大城市的居民进行疏散，但鉴于此举势必会造成全国范围的恐慌而作罢。(94)入侵带来的问题或许会很多，古巴27万人的部队和数量庞大的民兵组织以及广大民众将对美军实施游击战，4万苏军也将与古巴军民一道抗击入侵者，从而使得大量美军旷日持久地陷入古巴泥潭。事实上，肯尼迪非常担心对古巴的战争会牵制美国几个师的兵力，从而削弱美军在其他更重要地区的防御与作战能力。他明确地告诫下属："我认为我们应该牢记英国人在布尔战争、苏联人在苏芬战争以及我们自己在北朝鲜的教训。"(95)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担心空袭或入侵古巴会导致同苏联的战争，这很可能是两国之间的一场核较量。当时美国国家资源评估中心曾用计算机模拟系统就苏联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核打击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分析，称在两天之内，苏联可向美国投掷355件核武器，即便其攻击的目标限于军事基地而不是城市，仍会有50个城市的中心地区遭受严重破坏，3400多万人将严重缺水，48%的工厂设施不能使用，有25个州的州政府因受到辐射和爆炸冲击波的影响至少在三个月内不能正常运转。(96)
此外，美国领导人也高度关注当时另一个热点地区，那就是柏林。不论是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还是之后，柏林始终是美国政府的一根软肋。与古巴相比，苏联在这里占有相对优势，特别是在常规力量方面。自1958年11月以来，美苏两国在柏林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角逐，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肯尼迪及其主要顾问大都认为，柏林局势与古巴紧密相连，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行动，苏联势必会在柏林做出反应，夺取整个柏林。腊斯克等人甚至确信，苏联领导人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就是为了声东击西，转移美国人的视线，或刺激美国对古巴动武，以便趁机将西方势力完全赶出柏林。(97)1962年10月初，肯尼迪曾向西柏林市长勃兰特表示，"柏林是美国的关键承诺"，"如果不是因为柏林，我们可以在古巴自由采取行动"。这句话虽然对柏林因素的制约作用有些夸大其词，但也的确道出了柏林与古巴之间的内在联系。(98)
美国军方和政府中的一些"鹰派"分子一味地要求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确信导弹危机为美国推翻古巴政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军方领导人先后提交了24份报告要求采取军事行动，认为不论是在战略力量还是常规力量方面美国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行动不会有"真正的战争危险"，苏联进行报复或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完全没有，除了退却之外别无选择；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无所作为，而不是采取空袭和入侵古巴这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99)这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当时的战争风险。肯尼迪坚持军事行动必须同外交谈判协调起来，并服从于政治的需要，通过妥协的方式谋求危机的解决。对他而言，军事部署乃是向苏联和古巴施加压力、促其妥协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清晰地折射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冷战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揭示出美国霸权的限度。
注释：
(50)FRUS, 1961-1963, vol. 10, p. 1081; 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p.203.
(51)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62.
(52)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 "The 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Crisis," DNSA/Cuba, no. 1361, p. 21; 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19, 163.
(53)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64; Michael C. Desch, "That Deep Mud in Cuba," p.336.
(54)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12 February 1963, DNSA/Cuba, no. 2925, p.1; 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 39.
(55)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41-42;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67-68; FRUS, 1961-1963, vol. 11,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96, pp. 6-7.
(56)FRUS, 1961-1963, vol. 11, pp. 10-11; Robert McNamara, "Presidential Interest in SA-2 Missiles System and 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Cuba," 4 October 1962, DNSA/Cuba, no. 515.
(57)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39-40, 154; John M. Young, When the Russians Blinked: The U. S. Maritime Response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ashington, D. C.: US Marine Corps, 1990, pp. 66-67.
(58)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44-45;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9.
(59)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2; Mark White, The Kennedys and Cuba, pp. 167-168.
(60)James Nathan, 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250;Richard Lebow and Janice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26.
(61)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2-3; 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p. l.
(62)FRUS, 1961-1963, vol. 11, p. 159; Philip Brenner,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22, no. l, 1990, pp. 121-122.
(63)"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5 November 1962, DNSA/Cuba, no. 1183, pp. 3-4; 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21 December 1962, DNSA/Cuba, no. 2780, pp. 9-12; Anatoli Gribkov and William Smith, Operation Anadyr, Chicago: Edition Q, 1994, pp. 125-126, 132.
(64)Ernest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8-59, 63.
(65)Anderson Oral History. 25 April 1967, pp. 4-5, John F. Kennedy Library; George Anderson, "The Cuban Blockade: An Admiral's Memoi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5, no. 4, 1982, p.84.
(66)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p.14-15, 17-18; 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69.
(67)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p. 177-178, 182, 185-186; "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10.
(68)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p. 178-179, 181-182; Norman Polmar and John Gresham, Defcon-2, p.279.
(69)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19.
(70)"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p. 9-10;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184.
(71)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 23.
(72)Steven Rearden, Council of War: A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2-1991, Washington, D. C.: NDU Press, 2012, p.232; Richard Kohn and Joseph Harahan, Strategic Air Warfare,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88, pp. 114, 119.
(73)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p. 205-206.
(74)Robert Kennedy, Thirteen Days, New York: Norton, 1969, p.38.
(75)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5; Theodore Sorensen, Kennedy, p.685.
(76)Theodore Sorensen, Counselo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p.295;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ongman, 1999, p.120.
(77)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pp. 9, 12; 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p. 3, 6; John M. Young, When the Russians Blinked, pp. 71-73.
(78)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p.227;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119.
(79)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18-19; Jean R. Moenk,"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 63.
(80)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52; 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186.
(81)Taylor, "Timing Factors," 25 October 1962, DNSA/Cuba, no. 1326; 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67-68; 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78.
(82)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p. 18; Alice George, Awaiting Armageddon: How Americans Fac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 65-66.
(83)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 179; 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p. 46, 49; FRUS, 1961-1963, vol. 11, p.267.
(84)Sheldon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8; Dino Brugioni, Eyeball to Eyeball, pp. 463-464.
(85)"Cuba Fact Sheet," 27 October 1962, DNSA/Cuba, no. 1477; 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p.213; 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 "The 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Crisis," p.8.
(86)Walter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 180;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635.
(87)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4.
(88)"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28; 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Norton, 1997, p.299.
(89)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p. 97-98; Michael Dobbs, 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pp. 95, 249.
(90)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p.225; Walter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p. 233-234;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p. 26-29.
(91)Marcus Pohlmann,"Constraining Presidents at the Brink: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9, no. 2, Spring 1989, pp. 340-341.
(92)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55-56; 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8.
(93)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pp. 204-205; Len Scot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London: Continuum, 2007, p.38.
(94)FRUS, 1961-1963, vol. 11, pp. 173-174;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 338.
(95)FRUS, 1961-1963, vol. 11, p.381.
(96)Alice George, Awaiting Armageddon, p.41.
(97)Richard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p.115.
(98)FRUS, 1961-1963, vol. 15, p.347.
(99)Anatoli Gribkov and William Smith, Operation Anadyr, p.151; Gregg Herken, Counsels of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168; Richard Kohn and Joseph Harahan, "U. S. Strategic Air Power, 1948-1962,"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4, 1988, pp. 93-94.
作者简介：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赵学功，《历史研究》2013年2期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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