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 茅于轼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非凡，举世瞩目，毋庸争辩。但是其持续性是有问题的。环境上的，制度上的，利益冲突上的，都不可持续。特别是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带来百姓满意度的提高。国庆期间有上亿人出门旅游，堪称太平盛世，但是大家还是意见一大堆，怨言到处有，百姓变得性格暴烈，打架骂人习以为常。这是文革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分裂现象的原因何在？不管答案有多么不同，但认为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还是有共识的。
这种情况是改革以后多年的政经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但是政治方面进步缓慢。这是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看法。在以前的几届政府时，大家都盼着政治改革能有所突破，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利益集团愈加巩固，特权愈加泛滥，法治越来越松懈，造成正义缺失，民怨加重。现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大家有很高的期待，这是很自然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几届领导人，领导体制上改变了过去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为常委们的集体领导，本届政府又由九常委减少到七常委集体领导，其好处是不会像文革那样出现重大方向性的错误，但其副作用是重大决策难于统一，因此效率较低。习近平主席虽然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是也难改分散决策的弊病。从他多次发言的前后不一致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周围环境的约束是很难摆脱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李克强总理看来心中有数，目标明确，行动果断；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则完全不同。有主张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极左派；有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极右派。这中间又分成许多不同政治组合的派别，意见的对立十分明显，协调显然非常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期望出现果断、明确的大幅度政治调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最高领导有这种意愿，要实现也会冒较大的风险。这是领导集体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
在这样困难的约束之下，有没有可选择的方案呢？我认为是有的。办法就是采取各方面都受欢迎的小步走。比如适当放宽言论空间。左派右派都不欢迎各自的言论被限制，所以放宽言论空间是阻力最小的一步。从长远的方向性来看，也是必由之路。执政者担心言论自由可能危及执政者的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分的言论控制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未必对政权的安全有利。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已经使得严格的舆论控制成为不合时宜。百姓和官员自由去往世界各国，感受到了全球性的一般趋势，目前中国的控制方式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
放松舆论控制的必然结果是创造讲真话的环境。过去被掩盖的许多历史事实将被逐渐纠正。这对政权的安全性肯定是有利的。道理很简单，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是牢固的，何况过去的错误和现任的领导人无关。相反，现在政策成功的方面，恰好是在连续几届领导人纠正了过去错误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对纠正过去的错误还有犹豫呢？
"和谐社会"是上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很得人心的方向，它目标明确，不像"老路""邪路"那样模糊。可惜的是究竟如何能使社会和谐，没有具体措施，所以进展不大。相反，不和谐的事端层出不穷。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城管和小摊的冲突，造成一系列的悲剧，典型地反映社会不和谐。类似的官民对立，甚至发展成为武力对抗，非但不和谐，而且是稳定的大敌。这种冲突对谁都不利，可是一再发生。如何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是摆在执政者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是什么造成社会不和谐、百姓的火气特别大，以至于发生暴力对抗？一般的解释是对社会不满，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和贪污腐化。但是仔细检查具体的事由，大部分群体事件并非这些原因。无论是唐福珍自焚案，邓玉娇抗暴案，夏俊峰杀人案等等都不是这些原因。唐福珍自己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是穷人；邓玉娇杀人和贪污无关，也和贫富无关；夏俊峰案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是穷人。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一口气咽不下去，一时冲动走向暴力。情绪激动是和当时的情景有关，而和贫富差距、贪污腐化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是有间接关系，但不是导火线。成为导火线的是对方不讲理，又无处可申诉，于是选择暴力，暴力成为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所以想解决民众间的暴力趋向必须大家都讲讲理，尤其是政府首先要讲理，要为百姓提供讲理的机会，有公平的裁判，而且这个公平不用花费千难万险就能容易地实现。如果政府在反贪污方面的力量分一半用于培训官员如何讲理，其效果远比反贪污更好。当然并不是说反贪不要紧，而是说如果政府的力量有限，应该更关心官员是否讲理。百姓对贪污的感受是间接的，而对无理可讲的官员，其反感是直接而且立竿见影的。政府如何讲理？有现成的答案，就是法治和宪政。政府的责任决不是对任何人实行专政，而是依照法律讲道理。特别要防止一些人自恃有特权，公权私用，这最招百姓的怨恨。
前一阵，政府把执政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我不认为当前民生是最紧迫的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民生领域的提高上是比较成功的。缺的是法治和宪政，是政府不讲理。就拿民生问题本身而言，重点也不是增加财富的生产，而是改善其分配，是让低收入的人有畅通的渠道进入中高收入群体，是机会均等的问题，或垂直流动性的问题。现在的流动性远不如改革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许多万元户都是社会底层上来的人。没有一个是靠上一代的关系，靠社会地位发财的。现在则大不相同了。
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改革的新阶段。大家对改革的前景各有各的期望。找出不同人群对改革期望的共同点，加以实施，是最为保险的改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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