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官方新华社日前坦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也出现对执法过程中存在个别偏失现象的质疑”。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也发文勐批“张家川事件”，称一些地方在整治打击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出现打击报复和以抓人为政绩邀功的错误行为;对互联网管控一直吆喝叫好的《环球时报》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陶文昭的文章，称依法治网要讲道理，“亮剑”的说法须慎重，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法不能搞“你不服，我揍你”。而管控中国互联网的官方机构国信办也在最近发表声明，称薛蛮子被捕与其大V身份和言论无关。
上述种种迹象和习近平“8·19”讲话后官方文宣机构高官、党媒喉舌对互联网大V和网络意见领袖展开口诛笔伐“亮剑”、“斗争”，以及国家强力机关配合展开“清网”行动并“两高”火速出台司法解释中来势汹汹的势头形成鲜明对比。有知情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对“8·19”讲话后部分文宣官员、党媒喉舌等片面、僵化解读讲话精神，及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超越法律边界的过火过激行为已经发出纠偏指令，要求有关部门准确理解讲话精神，区别对待不同矛盾问题，在对互联网进行有序管理同时，注意保护网络活力，鼓励合法正当言论，避免造成误伤。
歪嘴和尚念歪“意识形态”这本经
据悉，“8·19”讲话已经是半年之内中共针对意识形态的第三次“进军”。早在4月22日，一份被外界称为“七不讲”的文件可以视为官方高层试图强化意识形态管控的肇事之举;第三次部署则是在7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最高层再次谈到舆论引导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据消息人士向多维透露，4月和7月的两份文件都发到了党大陆市师级，尤其是7月25日的讲话精神，外界更是很少谈及。
在中共高层下达针对意识形态的第一次部署之际，由《求是》、《红旗》、《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喉舌媒体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宪政”之风。而在习近平第三次针对意识形态工作发表“8·19”讲话后，中共又随即启动了宣传、政法两大机器为其造势。在宣传口上，部分党内高层和地方大员纷纷站出表态，譬如，曾闹出“南周事件”的广东宣传部长庹震再次高调表达：广东地处意识形态斗争“前沿”。同时，中共党媒喉舌也纷纷发文提出“斗争”、“亮剑”、“历史性错误”等杀气腾腾的用语，渲染中共势必向大众争夺意识形态的舆论阵地。在政法口上，中共对互联网微博等开展强大的打击管控活动，落地抓人，由“两高”(最高法和最高检)火速出台网络传谣“入罪式”的司法解释。一时间，一大批政治异见分子、网络意见领袖、媒体记者和被官方认为是有造谣传谣嫌疑的网民纷纷被拘被捕。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共以“嫖娼罪”抓捕微博大V薛蛮子之后，随即就有很多较高政治敏感度的专业人士认为这是中共相关部门在旁敲侧击网络大V群体，而对于为何打击这部分人，外界也普遍认为是源于大V们占据的网络话语权在民间的力量已经威胁到了中共自身的宣传工作。CCTV后来播放的薛蛮子狱中片段，也证明当局的确有这样的初衷。在开展针对网络传谣的“清网活动”之际，政法口里一向“霸气”的地方公安部门除了抓捕那些恶意传谣的网络不法分子外，也出现了针对实名举报腐败贪官举报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并以抓人为政绩。譬如，曝光“表叔”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的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以及专门揭发丑闻而被誉为“公民记者”的周禄宝都被逮捕。在民众腹诽下，当局不得不出台司法解释以补救，力图将其纳入法治范围，但是“两高”匆忙之间出台了“入罪式”的司法解释，随即就引发了网络舆论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中国法律界也从专业角度对“两高”的司法解释进行驳斥，认为该司法解释涉嫌违法违宪。
张家川事件，错误念经的分水岭
甘肃张家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竟然出现了第一个吃“两高”这只螃蟹的人。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是一位16岁的初三学生——张家川少年杨某，因在网络发帖质疑发生在当地的意外死亡事件，9月17日，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此事一出即刻引发舆论哗然，从关注热度来看，聚集在微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从业者喷涌而出，除了对此事进行转发、评论，更有@王誓华律师、@游飞翥律师奔袭张家川，为被刑拘少年斡旋辩护。直到被刑拘少年杨某被释，事件的最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微博舆论才渐渐平息，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视线也转移至张家川公安局长和豪华办公楼。事情的结果是，9月23日，在刑事拘留改成行政拘留7日之后，杨姓少年获释，而执行抓捕的张家川公安局局长则爆出行贿而被免职。就此，张家川事件从狗血开始，又以狗血方式结束。但是张案却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有消息人士告诉多维新闻，张家川事件成为一个契机，让最高层意识到必须对有关媒体和部分地方公安机关在宣传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僵化过火行为进行纠偏调整。而实际上，在“8·19”讲话后不久，针对一些文宣官员、媒体喉舌片面解读讲话精神和不分青红皂白就落地抓人的亮剑斗争方式，最高层就已经表示过担忧。在多维博客开设专栏的中国高层政治评论人士“牛泪”从文宣和政法体系最近一个星期以来的口风转变也得出过习近平可能已发出了纠偏调整的内部指示精神的结论。
从张家川事件的关注点来看，各种观点汇聚碰撞在“谣言转发500次”的司法解释以及对刑拘合法性和地方执法公正性的质疑。而这种闹剧也让高层再次反思近日所发生的“清网活动”是否存在漏洞和执政歪曲。有学者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中共的主要敌人应该是危害民族团结的敌对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和质疑官方执政有恙的普通民众，从习近平在“8·19”讲话精神可见，他的原意是要规范网络秩序，而非控制消灭网上言论，他要打击的是极少数造谣传谣的犯罪分子，而不是在网上评论时政或举报腐败的普通网民。
所幸的是，张家川事件敲醒了对此思想僵化的有关部门，进而官方也对自己的行为做了进一步的调整。首先，撤销了杨姓少年的刑事拘留，以最快的速度释放了少年。其次，撤职了被网友盯上的曾经有腐败行迹的张家川公安局长。与此同时，官方也利用了一些口碑相对开明的媒体，如《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作为先锋，对此事进行深度跟踪，随后也有后续的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一来抑制微博上扩大化的公众情绪，二来督促地方政府检讨责任，三来提醒相关部门“网络谣言治理”并非坦途，各种曲解和误导时时存在。
张家川事件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惨淡结局和收场。针对习近平的“8·19”讲话，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用僵化斗争思想去理解一个行政体系应对大众舆论进行的社会管理，自然最后结果也得不到高层认可。而不管是因“清网抓V”引起的微博用户下降，还是面对民众对中共是在实行网络“文字狱”的揣测，这对高层本意和中共形象来说都是一次打击。
拨乱反正，舆论要监督也要自由
所以，我们看到“两高”又重新颁布了有关网络传谣的量刑标准，很明显，这次追究刑事责任的六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情形是用“划清界限”的方式，从保护言论和舆论对反腐监督的角度出发，这和上次简单粗暴的“转发500次入罪式”的司法逻辑有着明显的进步。
与此同时，中共的文宣官僚部门也一改此前杀气凛凛的宣传思路开始以缓和、理性的态度应对重塑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9月29日，即最高法、最高检就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进行介绍说明当天，《环球时报》发表中共学者文章，警告中共对待网民便如同对待人民，切不可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奉行“不服便揍人”的伦理，随意对网民威胁“亮剑”。《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有关张家川少年的评论，反思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
同时，政法口的两大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两高”除了重新出台保护言论角度的司法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网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对地方行政上某些徇私枉法，滥用司法打击报复、胡乱抓人充数当政绩的行为进行了校正。譬如，此前一直给外界带来“舆论斗争”猜测的薛蛮子事件，为了消除此前央视大肆报道的恶劣影响，现也有国信办负责人站出来澄清，薛蛮子被依法查处是因为嫖娼、聚众淫乱，以及涉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和他的“大V”身份无关。同时，该负责人还强调，有一些人因为违法犯罪被查处，也可能其在网上有较大影响，有舆论避开其违法犯罪行为，只强调他们是“大V”或网络名人，甚至造谣说“因言获罪”，这是误导。而当下广受关注的，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审查”的商人王功权，也不再像以往强硬定罪，不过，如今对其处理依然悬而未定。
综上所述，不管是宣传官僚、党媒喉舌还是政法部门，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对重塑“意识形态”工作都采取了相当大幅度的纠偏行为。 (穆岸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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