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3日星期日

要闻转载: “文革”期间的“叛徒”与“抓叛徒”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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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叛徒"与"抓叛徒"运动(上)
Oct 13th 2013, 12:33, by 明鏡雜誌


  "文革"期间,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抓叛徒"运动。它使这个本来属于党务范围的工作脱离了正常轨道,与残酷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由此酿成成千上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庭、子女、亲友的人生悲剧。
 
  这场运动伴随着发动"文革"的紧锣密鼓声开幕,最先登上舞台的是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抓叛徒"战斗队。
 
  关于该组织的成立,流行的说法是:"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也在观礼。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红卫兵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康生即令其调查"叛徒"问题。为了到全国调查方便,康生还给该红卫兵写了个条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参见胡学常《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百年潮》2008年第2期)但有人表示质疑,说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在1967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叙述了他们"揪叛徒"活动始末,并未谈到天安门上和康生接触的一幕(杜钧福《周恩来与"抓叛徒"》)。同时他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即周恩来通过回族革命烈士马骏的孙子、一位南开物理系学生传达了中央关于"抓叛徒"的意图。而这位学生是属于"八一八"红卫兵的。南开大学是周恩来的母校,马骏是周恩来在天津搞《觉悟社》时的战友。周恩来这样做是说得通的。"八一八"得了通天密令,但其行动不能保密。于是,与其对立的造反派"卫东"急了眼,马上也行动起来,在其内部寻找通天线索,最终在历史系找到一个康生的亲戚,于是通过此人与康生挂上钩,也得到了尚方宝剑,和"八一八"展开了"抓叛徒"的竞赛(《往日烟尘--那十年蹉跎的1001个瞬间》,美国中文在线论坛,2005)。
 
  那么,"抓叛徒"运动与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审干在组织方式、叛徒判定标准等方面有哪些不同,它们又对审查对象有哪些致命影响?这是笔者接下来希望探讨的问题。
 
  一、"抓叛徒"运动的主角:红卫兵、专案组相继登场
 
  在延安年代,清查叛徒虽然也普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开批斗会,搞人人过关,但最后的结论还是由组织部门来做。尤其是组织部门中一些有着多年党龄,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比较熟悉的干部,即使受"左"的思想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毕竟还不太敢胡来。但"文革"期间让涉事未深、对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况一无所知的红卫兵小将们承担审干工作,委实是非同寻常的组织措施,其直接后果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弥蔓整个社会。
 
  红卫兵"抓叛徒",把全国搞得鸡飞狗跳。据他们自己统计直至1967年10月,奔赴各地的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踏遍全国二十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所到之处,"阶级敌人手忙脚乱,以垂死的疯狂加紧了对八一八小将的政治迫害","迎面而来的是围、追、堵、截、砸、打、抢、抄、抓"。但"抓叛徒"运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中央文革多次表态:"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康生到中央组织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红卫兵组织自己也说:"在南京遇到困难时,康生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首长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参见胡雪常《揭秘"六十一人案":刘少奇如何成"叛徒"之首?》)当然,在红卫兵的心目中,最大的支持来自于伟大领袖,而他们也确实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和巴卢库时说:"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反共的启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这些方面,红卫兵小将是有功劳的。"
 
  1967年6月28日,对"抓叛徒"工作的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各地,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良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做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分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份"通知"对于为"抓叛徒"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红卫兵小将来说,意义深远。它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在运动中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六十一个叛徒案",但接下来则全是指责,比如在工作方式上禁止"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轻易公布材料";在运动方向上,提出要"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身上,等等。
 
  而在当时,小将们因为抓出了"六十一个大叛徒"受到中央的肯定欢心鼓舞。这从南开大学八o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战斗在全国各地的八o一八红色造反团"抓叛徒"战斗队发出的"通令"中可以明显看出:"今年三月十六日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关于六十一个叛徒的文件,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刘记叛徒集团的威风;她庄严地宣判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死刑!是向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发起全面总攻击的动员令。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掀起了一个彻底砸烂批判刘、邓、陶的新高潮。亿万革命人民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埋葬刘邓王朝!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但对中央"通知"中的各种批评,他们也不是没有隐忧,因此一方面号召"抓叛徒"战斗队成员"提高阶级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继续发扬踏踏实实,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加强保密安全工作",另一方面推卸责任,说"刘少奇叛徒集团及其徒子徒孙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耍阴谋,放暗箭,煽阴风,点鬼火,挥舞起他们主子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大棒,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操纵和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组织和群众,捕风捉影地一会儿说这个是叛徒,一会儿又说那个是叛徒,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颠倒历史事实,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另一方面企图搅乱阶级阵线,把水搅混,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将这一罪名强加在我们革命小将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原载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南开大学"八o一八"红色造反团编印:《彻底粉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九六七年十月,青岛。青岛市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校《红革司》、《红联》联合翻印)
 
  "抓叛徒"是"文革"兴起后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央和各地领导干部因之遭到批斗、抄家、囚禁、殴打以及各种非人待遇不计其数。中央"通知"和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总部的"通令"是在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对其中太"过火"行为的纠偏,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随着第二年毛泽东号召广大红卫兵奔赴农村、工厂、军营等"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当初自以为肩负历史重任的小将们不得不从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退到鲜少被关注的角落,包括"抓叛徒"在内的重大政治斗争领域不再需要小将们"打头阵"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央到各地成立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专案组。在有的地方,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
 
  这是继支持红卫兵小将"抓叛徒"之后,在干部审查工作中所采取的另一项非同寻常的组织措施。据吴法宪回忆,从1967年9月开始,到1971年他因林彪事件被捕为止,中央一共成立了14个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专案组下设3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包括刘少奇、王光美、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陶铸、陆定一、张闻天、彭真7个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包括彭德怀、贺龙、罗瑞卿3个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包括"五·一六"、抓叛徒、叶向真以及其他专案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97-698页)。除了上述专案领导人,一般专案组成员是如何挑选的?一位当年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说的话给出了答案。1970年代末担任广州军区创作员的郑彦英,谈到有一次他见到曾经担任过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的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刘副主任告诉他说,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是因为他恰好符合中央的选人标准: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参见李逊达《"刘少奇专案组"成员的特殊性--让初中生以下五代红的军级干部任"刘少奇专案组"成员居心何在?》)。目的就是任用政治立场极为坚定,文化水平又比较低的人从事这项工作。不难看出,这与最初让红卫兵出面"抓叛徒"的思路如出一辙。
 
  这些人与20岁上下的红卫兵小将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复杂事物的辨别能力较差,对"叛变行为"发生时的社会环境了解不深,不能设身处地从被审查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无端怀疑、指鹿为马的现象比比皆是。
 
  其实,早在1950年代初,当时位居中央领导人第二位的刘少奇,就差点因为审干人员"摆乌龙"而"摊上大事儿"。1952年,东北局以"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名义进行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当时纪委会一个副处长李纯六发现满洲省委曾多次开会批判刘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问题,李认为刘少猷就是刘少奇,文件里是笔误,主张把二人合为一个人。实际上,刘少猷是刘少奇前一任省委书记,1928年12月被中央派赴东北参加满洲省委工作,1929年4月15日调回上海,1930年7月在云南被军阀杀害(参见戴茂林《"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说辨析》)。李纯六的自作主张因东北局一些领导反对而作罢。"文革"期间,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比如关于刘少奇1925年被捕一事,因为当年参与营救的杨剑雄于1953年被镇压,刘少奇没有干预,因此怀疑"刘少奇擅令将知情人杨剑雄枪毙,杀人灭口";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因为1949年以前长期在大学里教书,研究哲学,就有人说他"肯定是叛徒"。此种捕风捉影之举在当时司空见惯。

  天真的红卫兵小将和苦大仇深的"八辈儿贫农"从阶级感情出发,自然对"叛徒"们不会心慈手软。在清查"叛徒"的过程中,许多中共高级干部受到种种反人道的待遇甚至暴行,有的被迫含冤自杀,有的被捕关入牢房,心身受到极大摧残甚至庾死其中。仅举女干部张琴秋、陈琏为例:1924年入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师长的张琴秋,1968年因被诬为"叛徒"跳楼自杀;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陈琏,1939年秘密入党,1957年与划为右派的丈夫袁永熙(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离婚,文革时也被诬为叛徒,1967年从11层楼上跳下身亡。据曾经蹲过新疆军阀盛世才监狱的瞿秋白之女瞿独伊说,当年与她一起被关押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瞿自己也被扣上"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的罪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瞿秋白之女:没想到自己人整我们更狠》,《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8期)。令人不解的是,"文革"时,在新疆蹲过盛世才牢狱的人多逢噩运,被视为叛徒而隔离审查或投入监狱,但一般不牵连年纪尚小,随大人一起坐牢的孩子们。比如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方志纯的女儿囹子。毛远新甚至还当上了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瞿独伊当时也是个孩子,境遇却有云泥之别,难道因为她是钦定的"大叛徒"瞿秋白的女儿?
 
  二、叛徒识别标准在"文革"中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代的苏区、1940年代的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到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已经多次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干部审查。在1951年至1957年全国的干部审查工作结束后,主持这项工作的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宣布:"全国有近十万名干部从事审干工作。今后再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审干工作,十年八年内是不会有的"(《中央组织部李楚离副部长在全国第二次审干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为什么到了"文革"期间,又一下子冒出成千上万的叛徒?
 
  答案是,人还是当年那些人,事还是当年那些事,只是叛徒识别的标准变了。
 
  在党员作家丁玲的身上,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变化,最终连她自己都"无法否认"叛徒结论。
 
  丁玲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拘禁。拘禁期间,她与叛徒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并生有一女,接受每月100元的生活费。1933年10月,她写了一个"申明书",大意为"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后来摆脱国民党的监视,于1936年到延安后,那里就流传着她被捕自首的言论。她在党校学习时,社会部长康生说其没有资格到党校来。她找到毛泽东,要求党中央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建议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解决。1940年10月,由陈云和李富春签名的相关结论中,认定"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既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但当时,丁玲并没有交待上述"申明书"之事,直到1943年中央整风时才向组织上说明此事。1945年,中央党校对于其被捕问题,做出了《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说:"(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这一说法的变化,固然有交待"申明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此时丁玲因写了《三八节有感》等几篇坏文章,被认定为"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受到批判。1955年,中国作协在肃反中,将丁玲、陈企霞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当年被捕问题又一次被升级。次年做出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于1975年做出的结论,直称"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百年潮》2000年第7期)。
 
  "申明书--悔过书--变节行为--叛徒",这一系列结论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有关方面在叛徒识别标准上的变化。
 
  仍以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为例,组织上的定性虽然在1945年中央党校的意见中已埋下伏笔,真正升级却是在1950年代中期,且调门越来越高。毛在反右之前的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就明确说过: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1957年9月,毛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也说:把丁玲赶出去了,文学艺术会更发展(参见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1950年代在丁玲历史问题审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文革"结束后透露说,他当时对丁的态度大都取决于毛本人的指示。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看待丁玲的坎坷遭遇,许多疑问不难迎刃而解。"文革"中最终对丁玲做出"叛徒"的结论,只不过是政治生态和叛徒识别标准变化双重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文革"期间叛徒识别标准都出现了哪些新变化?笔者认为是两条:一是被捕后,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党员流露出来的一些情绪,被认定是思想上的变节。比如瞿秋白虽然早在战争年代英勇就义,但他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此时被当成"叛徒"的依据。二是在营救(或自救)被捕党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权宜之计,如写保证书,刊登启事等行为都被视为"叛变"之举,甚至连当年组织系统要求被捕党员服从决定出狱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要当事人个人负责。
 
  以思想"变节"定性为"叛徒",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袖瞿秋白。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中共主要领导人,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狱中,他曾写下2万多字的文章《多余的话》。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对瞿秋白烈士作出重要的评价,评价说:"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筹措出版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反对他,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坚持了英雄的立场,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绝不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临难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们宝贵的遗产。"但到了文革前夕,这一看法变了。据瞿秋白研究专家陈铁健说,"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达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否认历史上的组织决定,将服从组织决定的党员干部定性为"叛徒",最典型的要数"六十一个叛徒案"。
 
  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是指1930年代中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之事。1936年3月,刘少奇出任北方局书记,他到达天津后,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严重损失。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提出,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1930年代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干部,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考虑到日军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他向刘少奇建议,让这些人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草岚子监狱中的中共支部将中央指示交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其中61人履行手续后陆续出狱。(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 201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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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叛徒"与"抓叛徒"运动(中)
Oct 13th 2013, 12:34, by 明鏡雜誌


   所谓"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其实就是在报刊上登载"反共启事"。
 
  以下是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发表的《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
 
  对61人履行手续后出狱这件事,1943年薄一波曾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肯定和赞扬。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1948年春节,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率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当地帮助搞土改的康生一行吃饭。饭后,康生与于光远、曾彦修等工作团成员漫步闲谈,康从刘格平曾蹲过草岚子监狱谈起,说薄一波等人履行手续出狱,是中央的决定。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这个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手续,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多坐了8年牢。
 
  到了1966年,原来很清楚的事又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被重新翻腾了出来。除了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到处"抓叛徒"外,彭真专案组也成立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还附有报纸影印件。
 
  11月23日,南开大学及当地红卫兵准备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61人之一刘澜涛。西北局电话请示中央。周恩来于24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周恩来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复电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毛泽东批示"照办"。

  毛泽东虽然同意周的回复,承认中央知道此事,但对61人发表《反共启事》极为愤怒。据张春桥说,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参见《张春桥在獄中》)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决定接受康生的意见,将刘少奇与"六十一个叛徒案"挂起钩来。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見外宾时还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按: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他同张春桥、姚文元的3次谈话中也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3册)。
 
  1967年2月14日,红卫兵"突审"已是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的张闻天,问他:"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1936年,你就曾经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张闻天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再三要他"放老实点",他含糊其词:"也许刘少奇给我打过电报。"红卫兵步步进逼:"什么内容?"张闻天说:"我不能说。"红卫兵问:"为什么不能说?"张闻天答:"记不清了。"他不愿意将责任推卸给刘少奇,也不能明言此事毛泽东知晓,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事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张闻天只是含蓄地说,此事回忆的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档案后明示。接连去了两封信,都不见回音,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在给南开红卫兵的"交代材料"里,他写道:"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1967年2月18日,张给毛泽东等人写信,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
 
  大约就是在此前后,毛泽东对"六十一个叛徒案"最后定性,并决定就此案追究刘少奇、张闻天等人的责任。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材料由彭真专案组写成。批示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参见胡雪常《揭秘"六十一人案":刘少奇如何成"叛徒"之首》;《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1967年4月,戚本禹发表文章质疑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刘以大字报的形式进行了书面答复。其中关于"六十一个叛徒案"是这样说的:"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能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思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给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张闻天交代,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做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有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没有过问。最近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于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一答复张贴在中南海大字报棚3个小时后,造反派认为是"刘少奇的第二次反扑",撕得粉碎(参见郝吉林《揭秘薄一波早年的"自首"书》)。
 
  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一荒唐说法最初来自红卫兵。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文革"时期"抓叛徒",不再用有多年党龄和实际工作经验的组织部门干部,而启用对中共地下工作历史和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状况知之甚少的红卫兵小将是多么"英明"。据说,1966年11月1日,红卫兵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写"请示报告",说"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还请示说"(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胡雪常《揭秘"六十一人案":刘少奇如何成"叛徒"之首?》)。随后,红卫兵又把张闻天与此案联系起来,张闻天、刘少奇都卷进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中。
 
  红卫兵小将这么说,反映了他们对党史的无知。由康生审定、中央批准的这份材料批示,则意在维护多年来党史的一个流行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近年来学术界已澄清了一个事实: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虽进入中央常委,但中央总负责人由张闻天担任。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新指示:"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张闻天主动推举毛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会后,张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么,在1936年,毛泽东既不是名正言顺的党的最高领袖,也不是全党实际工作的主持人。张闻天则是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说他"背着"毛泽东干的这件事,是把当时的上下级关系搞颠倒了(参见容全堂《张闻天向毛泽东交权过程》、于瀚《遵义会议究竟确立了谁的领导地位?》)

  当然,这61个人的出狱方式不是没有问题。在报刊上登载"反共启事",究竟是相关负责干部柯庆施等人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对中央意图理解有误,对签署"反共启示"并在报刊登载的危害认识不足,还是当时中央从策略的角度考虑同意了这种方式,今天已很难查明。但即使签署并刊登了"反共启事",也仅属于出狱方式上的某种暇疵,不能把账全算到这些服从组织决定的人的头上,以"叛徒"之名一棍子打死。原华北局书记的李雪峰说:"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正是为了解决对"叛徒"界定的政策问题,1937年7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不以叛徒论处的决定。1941年,中央组织部又制定了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分子"的类似决定。但这些规定执行起来却是因人而异。前面说过的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甚至连履行出狱手续的反共自首书都算不上,1945年中央党校所做出的结论仍然认定它是悔过书,为后来定性为叛徒埋下大患。原因是她在延安写了"思想倾向不好"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可见政治因素在干部审查工作中仍起着决定性作用。

  1949年以后,尽管党内对履行出狱手续有不同看法,却没有人把它与"叛变"联系起来,只认为是气节有亏。前文提到的因叛徒嫌疑而跳楼自杀的陈布雷女儿陈琏及其丈夫袁永熙对此深有感触。其子陈必大说:"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部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1948年5月底由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我父母在乔石、郁文夫妇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见中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爸爸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当然应该把原来的'角色'演到底。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认为,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领导钱瑛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若不签'悔过书',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仅如此,同案已经被释放的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也要被抓回去,还不知会牵连多少其它人。共产党人的气节不能这么坚持。这两位资格一样老、在敌人黑牢中一样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为了爸爸的结论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刘少奇提笔批示:'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找遍党章也找不出'重新入党'这样的处分,要重新入党,唯有先开除出党,对政治立场不坚定,这样处分已是莫此为大了吧。帅大姐没话说了。小袁在狱中经受酷刑,严守机密,没给党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又积极寻找组织,所以准许他重新入党并注明'不影响使用',钱大姐也该满意了吧(《"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

  只是到了"文革",这些比较合情合理的做法都被否定了。
 
  三、从刘少奇"叛徒案"看专案组材料的搜集与整理
 
  在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除陈少敏1人)一致同意,将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永远开除出党。
 
  其他"罪名"姑且不论,能够与刘少奇的"叛徒"定性扯得上关系的有3件事:一是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戒严司令部逮捕,后被保释去广东。二是1927年6月28日晚,汪精卫、陈公博将刘少奇等人公开逮捕,次日释放。三是1929年8月,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讨论罢工问题时被捕。几天后,奉天警察厅以证据不足,取保释放出狱。
 
  先说1925年刘少奇被捕。1968年,刘少奇专案组曾整理并公布了一份材料,说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害怕了,丢下工作不顾,私自从上海逃往长沙。12月16日,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批"就地斩决"。刘少奇为了保全性命,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解放后,一个名叫杨剑雄的"知情人"被人民政府逮捕,刘少奇害怕事情败露,遂于1953年擅令将其枪毙,杀人灭口!有学者研究证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刘少奇此次被捕,杨剑雄确曾邀约洪赓飏、叶开鑫、贺耀祖及刘云亭等人联名具保,刘本人也说过他出狱是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刘因患有肺结核病,回长沙养病,借住在长沙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这符合当时国人患有慢性病回老家疗养的通行做法。当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被江西军阀枪杀,其遗体被群众从安源抢了回来,运回故乡湖南。湖南军阀赵恒惕怕适在长沙的昔日工人领袖刘少奇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将其逮捕。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刘少奇少年时代的朋友、禁烟局局长洪赓飏,师长叶开鑫和贺耀组,刘少奇的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杨剑雄,刘少奇的胞兄刘云庭等都参与了营救,最后赵恒惕同意将其驱逐出湖南。在参与营救的人中,杨剑雄于1953年被镇压。据1953年1月18日湖南宁乡县人民法庭做出的《公元一九五三年度法刑第十四号判决书》,杨的犯罪事实为"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对杨的判决是否合理是另外一个问题(这要放在"镇反"的大背景下讨论),但"刘少奇擅令将知情人杨剑雄枪毙,杀人灭口"之说,显然是无端猜疑(参见张步真《1968年刘少奇被诬"杀人灭口"事件真相》)。专案组并无刘少奇这次被捕"叛变"的任何确凿证据。

  再说1927年那次被捕。一位名叫秋石客的网民说,当时刘少奇在庐山养病,住在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6月28日晚,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陈公博将刘少奇等人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并由此认定刘与汪等人有工人纠察队缴枪的"交易",叛变了革命(秋石客《黑白分野的刘少奇》)。了解情况的陈云对此解释说:"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也逐渐右倾。为了消除国民党制造事端的借口,维护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在执行中央命令时,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些破旧枪支和童子团的木棍集中起来交给武汉国民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当时的这一举动却被诬为'内奸'……这是当时的中央有了决议以后叫少奇同志去执行的。少奇同志在执行过程中,创造性地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把很多破枪还有红梭镖都交了,而把一些好枪和工人纠察队骨干送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样明着是交枪,实际上是把我们党的武装力量输送到我党掌握的军队中去了。"(《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

  对1929年那次被捕,秋石客说,首先是周恩来对这次被捕的情况产生了怀疑。周说:"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刘少奇专案组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认真查阅。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革命群众把原所长孟用潜揪了出来,孟用潜的亲笔供词摆在大家面前:孟用潜即孟坚,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一九三○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江青看过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特别注意到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来还不放心,又问道:"还有其他旁证材料吗?"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同志又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周恩来看料后说:"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1968年9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整理成十六开74页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材料的名字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提交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审议。会议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除了一位女干部陈少敏外,全都举手通过(秋石客《黑白分野的刘少奇》)。

  在刘少奇"叛变"的问题上,秋石客相信的是刘少奇专案组(该专案组未成立前,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由王光美专案组进行)写的那份《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和74页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材料。那么,这些材料是怎么来的呢?就拿被视为最可靠的材料、外交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供词来说吧。按秋石客的说法,"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特别注意到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在这里,秋石客已经完全不顾学术研究应有的道德底线,绝口不提孟早在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被外交部党委打成"三反分子"。8月10日,外交部党委在大礼堂全体干部大会,对戴了纸做的"高帽子"的孟用潜进行批斗。随后他又作为刘少奇案的"叛徒同案"被投入监狱,直到1984年才平反,次年便因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而去世。直接领导外交部的周恩来如果"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的话,能在文革一开始就同意将他打倒吗?秋石客绝口不提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早在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前,就由王光美专案组进行了。在他的文章里,周恩来似乎对王光美专案组和刘少奇专案组的内在联系一无所知,相信稍有学术良心的人都不会有这样的表述。因为周恩来对中央专案组负有总的责任,所有中央专案组的设立都由他提议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最后报请毛泽东和林彪批准。事实真相是:1967年7月,王光美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飞抵沈阳,随后50天,发动红卫兵查阅了1929年前后东北三省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却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只好转向所谓"知情人"索取证明材料。为此,王光美专案组成员将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致使其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组成员的授意,讲了刘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泽东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均被扣压。对于其他牵连进来的人,办案人员施以高压威逼,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4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弭尚义、杨大勇《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是如何制造的?》,《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8日)。原来,刘少奇专案组材料竟是这样搞出来的!(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 201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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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维权人士范燕琼在天津治病被中途阻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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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人士范燕琼在天津治病被中途阻止(图)
Oct 13th 2013, 12:20,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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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员佟雷报道)今天(10月13日)本网信息员得到福建著名维权人士范燕琼女士材料,了解到她因维权遭受迫害致身体出现严重脊柱疾病,今年前往天津治疗,在取得良好治疗效果而进行持续治疗中,忽然医院方受到有关方面的干扰,而使治疗中途停止。范燕琼在天津及返回福建的路上,一直受到一些不明身份者的跟踪骚扰,使范燕琼身体倍受摧残。有关方面居然阻止范燕琼治病,这是违反基本人道精神,严重侵犯公民的健康权、生存权,践踏医生救死扶伤原则。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南平的力量

天津的维稳力量治疗时的部分状况
下面是范燕琼提供给本网陈述这次被阻止治疗的材料:
范燕琼:恶政将天赋我之剥夺殆尽!
我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投入大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病入膏肓,后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得不到良好的救治,以至到了今天这种连脊柱都产生了严重病变而难以直立、且终日疼痛难忍的地步!
我先后无数次向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将诸多急需治疗的状况——或制作成诉求报告邮寄、或作口头陈情,均无人理睬。万般无奈之下,我就在自己家里的门楣上、客厅里、床头边贴满了“天赋人权”这四个大字,每时每刻都在向这个世界呼吁着……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送饭党人给我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于是,我打算用这笔“饭钱”去好好治一治这些困扰了我多年的疾病。
诚然,我目前急于要解决的是——每天24小时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的脊柱疾病。在网友的推荐下,我选择了一个网名叫“xiyang”的建议——到天津北洋医院治疗。据介绍:这虽是家小医院,但却有一个从医三十多年、被称之为“手上长眼”的王玉仁大夫,对治疗脊柱这种疾病有独到之处。
当我将这个“选择”告诉xiyang时,这位富有爱心的网友连忙到距离这家医院较近的“君临天下”联系客房,准备迎接我的到来。
这一切,都是在警方监控的电话里沟通完成,其目的就是告知对方——范燕琼此次出门不是去维权,而是去治病。原本以为如此通通透透就可以顺利出行。
2013年9月9日上午,就在冤民吴霖香陪我一同出发时,居然遭到书记、国宝支队长、大队长、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及被政府雇佣来的临时工等三十多人的围追堵截!
而付出这一行动的理由说出来会让人跌破眼镜——先是说我会去联络王荔蕻,后又说我会去联系小郭,再后来又说我会去北京号召各信访口的访民前去声援因“告洋状”而被关押在北京看守所里的冤民们……
天知道,范燕琼外出看个病,居然会让官方产生出如此之多的联想,真是防民之心甚于防川!
看来,要想顺利出行,得想个周密一点的办法。于是,我网购了几个电话卡,进行“秘密联络”后,我决定于2013年9月23日出行。而这一次,我是叫自己的孩子陪同。
经过前前后后连续两夜三天的颠簸,我们母女二人终于在2013年9月25日抵达天津。原本以为这一次总可以安安静静的看病了吧。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上午大约九点多钟,我们跟随天津网友xiyang打车直奔北洋医院。这时候,王玉仁主任的治疗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治病的患者。刚一迈进,尚未将情况说清,xiyang就遭到王玉仁大夫一名助手的一顿痛骂,这使我感到异常难过,恨不得立刻离开。但看到被责难的满脸通红的xiyang依然一个劲的重复“好不容易来一趟”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与挣扎!
在经过一番耐心而又细致的沟通后,原本口口声声要我们“春节过后再来排队”,现在可以让我们“优先治疗了”。那一刻,让我百感交集……
几分钟后,王玉仁大夫从治疗室里出来,询问了一下我的病情后,就让我进入治疗室,上了其中一架治疗床。
这是个微创手术:先是将人体倒挂在治疗床上,然后找到病灶部位扎针,随即再用真空玻璃罐将体内的液体拔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十几分钟。两人操作。
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王主任没有问过我一句话,就能准确找到我的疼痛点。由此可见:这位“手上长眼”的大夫名不虚传。
从治疗床上下来后,除了手术部位有些微疼之外,我的背部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人也一下子变得清爽起来,腰杆好像也直立了不少。王主任见我一脸惬意,便叫我走几步让他瞧瞧,我顺其手指的方向走去发现:双腿似乎也不像以往那样不由自主的打抖了……这一切,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就在大家伙为我高兴的时候,王主任拿出刚从我身上吸出的部分黑乎乎的血块,定眼一看,我们三人全都惊呆了!王大夫一边指着这些血块,一边冲我说:这样的情形治疗三个月还不知道最后是什么状况。这话让我更加深刻感受到“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无论这样,能找对医生治疗疾病,就是幸运!就是幸福!
然而,就在我满怀希望的准备去做第三次治疗的时候,一个最让人担心、最不愿看到、也最令人深恶痛绝的事情发生了——
2013年9月30日一大早,我们刚一迈出网友的家门,就发现两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雨花居7号楼旁那冰冷的石凳上,两双贼溜溜的眼睛正朝我们张望,其中一个立刻拿起手机在说着什么,当触及到我的目光时,他们就会下意识的作出闪电般的回避,全然一副鬼鬼祟祟的的样子。为了赶去治病,我一边不停地前行,一边对身旁的孩子说:“不管他们怎么向同伙通风报信,只要不阻拦我们治病就行。”
说话间,我们已经迈出小区门口,这时,我猛然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左边,车里坐着四个人,其中一个见到我们,立马跳下车来对着我明目张胆地拍照,而其他三个同伙就坐在车里用手机拍个不停。见此情形,我感到非常恼火,连忙叫孩子将这些丑恶的嘴脸用手机记录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从车里下来,直冲孩子暴跳如雷,我怒不可遏地高叫起来:“你们天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吗!你们这样做是天津的耻辱知道吗!”
一番怒斥后,孩子安全回到身旁。在去往医院的途中,我们三人忧心忡忡,都担心这些家伙会干扰到我的治疗。常言道:怕什么就来什么。
到了医院,王主任先是帮我号了一下脉后就安排我治疗。据孩子观察:此次吸出的黑色血块比前两次多的多!看了特别恶心!但王主任却没有让她拍照。甚至没有让我看一眼,就打发我到手术室外那个诊疗室坐下谈话——
王主任首先告诉我说:刚才号脉发现我已经是气血两亏……紧接着就说:不能再治了……随即强调说:他是个极富有爱心的人,而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生怕我没有听进去、无法理解他的意思。最后还唠叨了这样几句话:你就是当年的江姐……不要去鸡蛋碰石头……否则的话就会粉身碎骨……
对此,我分析:王主任前半部分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其原先所说的“三个月治疗期”;而后半部分的话,则让我脑海呈现早上出门时遇到的情形。
毋庸置疑,王主任这些话,字字句句都在告诉我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医院已经拒绝了对我的治疗。更确切地说:天津官方阻止了医院对我的治疗!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突然有一种欲哭无泪的哀伤,也突然感到头重脚轻、甚至双腿颤抖起来……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打道回府。然而,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母女无论是上飞机,还是坐汽车,维稳人员总是如影随形,有的甚至贴身跟踪、密拍,说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2013年10月5日,为了乘这趟从北京飞往福州的打折飞机,我们得提前数小时坐大巴从天津前往北京机场。
就在我们等候从天津开往北京大巴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个不同寻常的旅客,他们是两男两女,中年人。一开始是出现三个,等到快上大巴之际又增加了一个。这伙人明明是一个团队,也不时的交头接耳,但上车后却拉开距离——两个并排坐在我们身旁;两个则坐在我们身后,并不断用眼角余光警惕着我的一举一动。见此情形,我暗暗在想:是不是怕我被逼的走投无路也去投奔美领馆呢?
由于这帮人没有公然冒犯我们的肖像权,我们也就不做“对抗性”拍照。一路上算是风平浪静。
孩子天性好玩,两耳总是喜欢插着“随身听”。原本在网上看到的登机地点:北京机场【3号航站楼】,不知为什么改成了【1号航站楼】。到了那才发现手机里的这条《通知》被错过。好在我们安排的时间绰绰有余,便连忙返回到刚刚路过的【1号航站楼】。而正是因为这个失误,使这几个“特殊旅客”暴露无遗!
然而,就在我们刚刚舒了口气的时候发现:又换了一拨人马!他们不用装假行李,也不像天津“特殊旅客”那样斯文而白净,他们看上去个个黑不溜秋,个个年轻气盛,甚至个个孔武有力,以至让人觉得像似刚从训练基地拉出来执行任务的“特种兵”。他们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不停地来来回回地转来转去,狐假虎威,毫不忌讳。连护送我们到北京的天津网友都忍不住伏在我耳根悄悄说道:你瞧那个家伙的皮包(棕色)里会不会是个手枪、或是手榴弹什么的……这一切,看得我两眼直冒火花!
我们母女俩就是在这样咄咄逼人的淫威下登上了飞机。
在福州钟点房短暂休息后,网友fjheren将我送上一辆开往南平的汽车。一名三十左右岁的男子出现在我身旁。凭着女人特有的直觉发现:这个年轻人不时用眼角观察我的举动,还不时用手暗中触摸口袋里的秘密机关,这架势在告诉我:不是在秘密录音,就是在秘密偷拍……这一切,连坐在后座的红衣大姐都忍不住向我使眼色提示。为此,我相信:这家伙最终领赏到的“维稳费”不是去购毒大米,就是去买地沟油。
一回到家,就接到国宝副支队长的电话……我冷冷地回绝道:你们做的也太过分了吧!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里不断呈现出对我所犯下的种种侵犯人权事件……远的不说,就近年来的几个例子也令人不堪回首——
2009年,我因揭露严晓玲案中的警匪勾结内幕被判刑。这一公然颠覆正义的打击报复,使我的身心备受摧残,从而导致各种疾病暴发,险些魂断牢房;
2010年,保外就医后,中共不仅对我的生活和疾病不问不闻,还出动大批官员、警察到我居住的小区阻扰前来慰问的美领馆官员,随后又派出多名警察到我家门口宣布:废除我《护照》;
2011年,独立中文笔会廖天琪会长得知我诸多疾病一直没能得到良好治疗且严重影响生活后,不仅亲自打电话来慰问,还帮我联系上欧洲一家机构,想让我到国外去好好治一下病。为此,我一次又一次向南平市委书记裴金佳和南平市长杨建平书面陈情,部分书面陈情还特别用“挂号信”投递,甚至多次到公安局要求面见局长,以至用拐杖猛砸那扇阻隔我与局长面见的铁栅栏,也不予理睬;
2012年5月底,我因领访民上街呼吁“平反六四”,被断网、软禁一年多。这期间,还不断受到警方的种种威胁,甚至监控到孩子的一言一行,直到今天都不能过上正常生活;
2012年11月,我的四周加装了四个高清监控探头,更换下原来的微型摄像,实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网络摄像监控,将我的书房、卧室、厨房、会客厅以及卫生间等照射的通通透透,严重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人格权、住宅权和生命尊严!
2012年中共召开“”期间,派出至少60名“家丁”,每天分成早中晚“三班倒”来对我实行24小时监控,如此兴师动众,搞的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
2013年六月四日,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最悲伤的日子,又突闻公爹在马尾病故噩耗,悲上加悲!然而,就在我料理完丧事、被国宝副支队长及其下属从马尾押回家时,国宝支队长就立刻带领下属前来兴师问罪:原因是我在“六四”前夜发表了《六四国殇》。隔了段日子后,这名支队长又领着下属前来恐吓说:你要是再出去喊‘打倒共产党’这句话就要再抓起来了!我说:你们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还不断升级着,我是不会屈服的!我随时随地都会高喊这些口号来宣泄。这叫州官放火百姓点灯。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无不在告诉大家:我的人权早已被剥夺殆尽!
为此,我常常会这么问自己:为什么外国政府都能派出使馆官员来关心我这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存状况?而本国政府却如此变本加厉的对我实施人权迫害?以至连病都不让我看?
呜呼……呜呼……呜呼呼……
最后,我请求习总书记责成有关部门准许我治病。准许我享受最差一级的人权待遇。如果没有下文,我将求助国际社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一定要让自己的生命获得一丝尊严!
范燕琼于2013年10月13日写于家中
http://www.bannedbook.org/ 来源:维权网 Email订阅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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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访民:长期镇压 民愤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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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长期镇压 民愤一触即发
Oct 13th 2013, 11:59,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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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维权活动近年来风起云涌,当局一向采取镇压的对策,对访民施行劳教、拘留、判刑、甚至关押黑监狱、精神病院等处迫害。本台记者在近日采访中获悉,仅湖北十堰市就有至少三十位访民被当局非法关押在湖北丹江口市高家中的一处地下黑监狱中。

湖北访民伍立娟在11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访民们之所以被迫上访,是因中共体制司法完全受控于权利所致。

【录音】"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没有权利,就是不健全,我们老百姓才得不到利益,才得不到保障。他们一路都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直接公开的权钱交易。(当局)不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啊,只有上访了,司法走不通啊。"

伍立娟曾在银行工作二十年,后来被迫下岗,一分赔偿也没得到,她因此向当地检察院、法院起诉所在银行的不法行为,结果银行买通法院不立案、不裁决。她在几年的上访中,多次被劳教、拘留,甚至被投入黑监狱迫害。

【录音】"我现在真是四面楚歌,生生不了,死死不了,怎么办呢?说真的我啥都不怕,反正我也被劳教过,我也被多次关押过,软禁过,无数次了。我现在也是一身的病,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关押,关押过程我就以绝食来对抗他们,以死来对抗他们。我(曾)被他们折磨的奄奄一息,他们怕我死在里面,怕承担责任,就把我放出来了。"

据伍立娟透露,在被关黑监狱时,访民们被迫吃看守人员剩下的掺了水的菜,根本吃不饱,而且还要被看守人员无端殴打、辱骂。另一方面,看守人员却拿着银行收买的钱公然吃喝嫖赌。访民们在诉冤及控告黑监狱不法行为时,却一直遭到政府官员的推诿、搪塞。

【录音】"他连土匪都不如,原来土匪还给你留条活路,他现在连条活路都不给你留。你看我住的房子没有,我生活费没有,一无所有。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么,你有啥办法啊?腐败透顶了!他不为民做主。"

伍立娟表示,现在仅进京上访的冤民就多达数百万,当局却始终置若罔闻,不予理会。当真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时,那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的。

【录音】"老百姓到北京去上访,人少了,他不给你解决问题,人多了,他说你'聚众闹事',他给你打压,他给你栽赃陷害。现在老百姓都一直在上访的人那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北京几百万上访的人,都是这样以死在抗争。没办法了,老百姓还不是迟早要反抗的?早晚老百姓都要反抗的。现在后果不堪设想。"

伍立娟还透露,今年的7月22号,国内四大银行被迫买断、失业的职工数万人,曾大上访,中共官媒不敢报导;她认为如果中共当局还采取一贯的镇压手段对待访民,那么还将有这样大规模的集访事件发生。

记者文曦 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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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幼童学额引中港矛盾 政党批港府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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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学额引中港矛盾 政党批港府失职
Oct 13th 2013, 12:00,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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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边境的新界北区几个城市出现幼稚园学额紧张的问题,再次引发中港矛盾,也也就此大作文章,港府当局的无能应对导致社会猛烈抨击。有政到申诉专员公署投诉当局处理幼稚园学额问题严重失职。

一批党成员到申诉专员公署请愿,要求立即彻查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严重失职的问题,批评吴对双非学童问题,一直采取鸵鸟政策,无视家长连日通宵轮候学位的苦况。

香港秘书长林卓廷:我们认为吴克检在北区学额严重不足的情况,多番利用一些误导的数据去误导公众,我们认为他作为教育局局长在这件事上严重失职。他根本一早应该要落台。

有泛民认为北区幼园入学当局应以港人优先。连日被炮轰的吴克俭则声称当局已推出措施处理,又估计明年虽有龙年效应,情况不会恶化。

以上是由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林秀宜在香港的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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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两起3死3伤酒驾肇事 各判15年及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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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3死3伤酒驾肇事 各判15年及死刑
Oct 13th 2013, 12:10, by 禁闻

12日,深圳5•26" 酒后飚车案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独有偶,前一天 (11日),上海司机醉驾致3死3伤被判死刑。事情引致网民热议并对的司法表示绝望。

10月12日,深圳5•26" 酒后飚车案被告人侯培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权利5年。无独有偶,10月11日,上海司机醉驾致3死3伤被被判执行死刑。事情引致网民热议中共判决准则错漏百出,有评论就指,中共的司法体制本身就是当今世上最烂的司法制度、更是制造冤案、假案、错案最多的罪恶体制。

本台综合消息,深圳被告人侯培庆,2012年5月26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侯培庆醉酒后穿拖鞋驾驶未悬挂车辆号牌的车辆闯红灯,并在市区主干道上严重超速行驶,造成3人死亡、 3人轻伤.。宣判后,被告人侯培庆当庭表示上诉。2012年2月11日,上海司机黄世华,同样狂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多车相撞,致3死3伤被判处死刑。

两个案件都是酒后飚车,同样致3死3伤,不过判决就有不同,一个是15年的徒刑,一个就要执行死刑。事件引发网民不解及热议,至今已有5086条评论,共17884人参与

网络上民众议论纷纷,认为面前人人平等完全是一句空话。有网友说:连着几天,两个几乎一样的案件,却出现天壤之别的判法,细细看完才明白,原来这个不判死是因为有钱被罚。

民众对中共的司法制度深感绝望

夏俊峰的死已让不少人对中共司法陷入更深的绝望中,有网民甚至在微博和推特声明如果遇公权暴力行为,将会像夏俊峰一样以死反抗。

北京宋庄艺术家王藏说"在夏俊峰被杀害的今天,本人郑重声明:如果本人遇到对待夏俊峰般的欺凌,本人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坚决、有效的反抗与回击。"

海外的全球支持中国论坛前不久发表声明表示, " 一专制"下的中国, 没有。中共的"政法委"掌控公检法,判案的宗旨不是维护公正,而是维护专制统治和官场利益, 并强烈抗议中共当局草菅人命的行为。

海外组织阵线发表声明表示,在共产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死刑只是给老百姓的刑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官吏可以欺压百姓,百姓不可自卫反抗,社会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

中共的司法制度劣评如潮

中共的司法程序处处是暗箱操作、不透明审判、不允许录音录像、不允许更多的公众参与旁听监督庭审、更不向社会公布庭审细节;它也从来不依法认定事实、从来就不依法排除异议、从来就不给当事人认识犯罪及伏法的理由。因此,中共一党专政下的司法制度制造了无数冤案、假案、错案,劣评如潮。有学者认为它是当今世界上最黑暗、邪恶、腐败的司法制度。

李清报道
(责任编辑:杨芳)
(网络图片:2012年2月11日因醉酒驾车造成3死3伤恶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黄世华,10月11日在上海被执行死刑。图为肇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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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江苏沛村民被逼以自杀方式抗议强征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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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沛村民被逼以自杀方式抗议强征强拆
Oct 13th 2013, 12:19,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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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员方芳报道)江苏省沛县沛城镇刘元大队东门口村村民李南京,遭遇当地野蛮暴力强征土地和房屋。李南京无奈之下以自杀方式抗议政府的暴力违法行为,经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残疾。李南京的妻子和老父亲因讨要医药费双双被殴打。
据李南京陈述:2009年8月,沛县政府以开发“九龙城商贸中心”为由,违法强征村民土地,过低的补偿标准和没有过渡和安置房的征收和方案,遭到村民的反对,致使征收和拆迁工程进度缓慢。
2010年6月18日上午,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沛县新城区管理委员会强占了李南京家的土地,并挖了李南京家埋在该地块内的2座祖坟。     2012年4月28日早6:00点,沛县新城区管理委员会官员带领公安、、防暴大队、消防等部门,又对李南京家的房屋进行野蛮暴力强拆。他们将李南京全家人绑架用车拉到当地一家宾馆内强行关押,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将李南京家的房屋强拆,屋内的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被埋在废墟下,少数一些被搬出的物品也被拆迁人员装到现场的一辆货车拉走。
同年11月13日,流离失所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李南京,到新城区管理委员会去要强拆时被拉走的生活用品和衣服。新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对李南京态度蛮横,百般羞辱。李南京羞愤难当被逼以自杀抗议,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残疾。
11月16日,李南京的妻子袁龙全到新城区管委会去要说法,被副主任王书文和六七个工作人员打的遍体鳞伤,王书文还扬言:“把你们全家人都治死!”
12月17日,李南京年近80岁的老父亲到沛县新城区管委会去要医药费救治躺在病床上的李南京夫妇。新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孔涛不但不解决问题,还指使人将近80岁的老人暴力殴打。
李南京说:“我们一家现在房子没了,家里的东西没了,土地也没了,我已残废,妻子被打成重伤无钱医治,全家人无依无靠,孩子已经失学,老人年近80岁全家人无安身之处!” 李南京:13063525797http://www.bannedbook.org/ 来源:维权Email订阅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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