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1日星期一

要闻转载: 王功权被逮捕 当局将自己置于历史审判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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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被逮捕 当局将自己置于历史审判席(图)
Oct 21st 2013, 14:40


知名企业家王功权(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0月21日讯】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商人王功权星期天被北京市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他的代理律师星期一告诉本台,就在前一天晚上接到检察院电话通知,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另外北京的二十多名学者星期天发表要求当局释放王功权的联署声明。此外,各地律师相继前往黑龙江鸡西市看守所外,声援上周五被行政拘留五天的人权律师唐吉田,刘卫国等两名律师周一见到了唐吉田。

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商人王功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37天后,星期天拘留期限届满当晚,又被北京市检察院正式逮捕。意味着案件在公安机关完成侦查之后将移送检察院,进行起诉前的审查阶段。王功权的代理律师陈有西周一上午在微博写道:"倾接北京市检察机关电话告知,王功权昨日已批准逮捕。家属尚未收到通知,检察院告今天会送达"。

王功权的另一位代理律师李道演星期一下午对本台证实了上述消息。

记者:李律师您好,说王功权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想确认一下。
李律师:嗯,是的。

记者:是什么时候的事?
李律师:昨天,您是哪一位?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收到通知书?
李律师:好吧,就这样吧,没有新的情况,好吧。

记者:罪名是什么?
李律师:就这样吧,谢谢。

王功权是大陆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热心社会公益,八月初曾与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一项联署声明,要求当局释放"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永,并且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9月13日在北京的寓所被二十多名公安带走传唤及抄家,指其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当晚被刑事拘留。

就在周日王功权被公安局刑事拘留法定限期的最后一天,却未见获释。当晚,包括陈子明、刘苏里、徐友渔、崔卫平、王力雄、笑蜀在内的约二十名学者及媒体人向政府发出公开声明,要求释放王功权。北京学者陈子明周一对本台表示:"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因为我们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王功权是难得的有公益心,有对国家、民族、对民众有爱心的企业家,检方抓他也没有说出什么理由。对迫害公知、迫害儒商及有良心的企业家,我认为是一个严重倒退的行为"。

声明说,在所有意义上,王功权非但无罪,其人其行,足以留名青史。王功权关心国事并勇于任事。自被当局拘捕以来,他的人格与语录以更快的速度被更广泛的国人熟知。无论当局试图以何种刑事罪名加罪王功权,无疑将自己置于历史审判席。声明要求立即释放王功权。

陈子明认为,当局加罪于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与当前局势有关:"我想这与当局所说的舆论斗争有关系,他们现在不是去向贪官作斗争,而是向要求制止贪官、进行制度改革的这些人士,去向他们作斗争,我认为这个方向完全错了"。

关注王功权的民间机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周一对此表示:" 企业家王功权关心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为企业家树立了光辉典范。希望有关当局从促进中国社会和平转型、保障公民基本人权、推动反腐败事业向纵深发展考虑,尽早无条件释放王功权先生和因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而入狱的所有朋友们"。

而另一位民间机构"公盟"创办人的许志永,于今年7月16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拘,8月22日被检察院批捕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与此同时,人权律师唐吉田上周五被黑龙江鸡西市警方以"扰乱办公秩序"为名,行政拘留五天。引起各关注律师的正常执业权,约十名律师上周六起,先后赶往鸡西声援。周一在看守所见到唐吉田的山东律师刘卫国告诉记者,根据唐吉田的描述,当时他:"心平气和的带着自己的委托人去跟警察讲道理,看到他们态度蛮横,唐吉田律师就主动劝当事人离开,但是被警察阻止,不让他们离开,七八个人强拉硬拽,对当事人有殴打的行为。所谓有个警察手腕出血是他在掐当事人脖子的时候,手表松脱造成的,所以唐吉田在这个事件上没有任何违反行为。而且唐吉田明确告诉我,他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传唤通知或拘留通知"。

在看守所外声援的陈建刚律师说,警方的行为明显触犯法律:"作为一个案件的代理人,他去会见610办公室人员或者国保,是完全合法的,现在对律师的打压是律师去办案,去和他们打交道,可以任意地找一个借口按在身上,把人关押起来,第二,直到现在为止公安局没有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性文件"。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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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近万银行失业职员聚总工行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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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万银行失业职员聚总工行讨说法
Oct 21st 2013, 14:37

21号上午,来自大陆各地的工商、建设、农业、中国银行的被迫买断工龄的失业职工数千人,齐聚北京市工商银总行讨说法,要求恢复工作权利。由于中共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在此"敏感期",当局动用大批警察、保安、协警等进行所谓的"维稳",访民们被一车车的拉往久敬庄关押。

被湖北潜江市工商银行强迫买断工龄的维权访民伍立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北京工商银行总部四周布满了"维稳"的警察,以及数十辆用于截访的大巴士。

【录音】"我们有一万多人,因为我们下岗的四大银行几十万人呢。今天他们早有预谋的提前部署了警力,有一千多警力,三十多辆警车,还有大巴,大巴二三十辆。"

于当天9时许被送往久敬庄的下岗职工赵女士透露,她所见被拉到久敬庄的维权职工不下3千人,并且当局还在不断抓人。

【录音】"我们在久敬庄里,从早上开始登记一直到现在,抓进来的人现在还在陆续往里拉,现在可能登记的就2千多人了,还一直在往里进。我们听说警察6点钟就去了,就在那儿布下了。然后就一车一车(抓访民),就是只要去人就往里抓,一直在不断的往里拉人。"

据赵女士反映,前一晚北京警方就开始去各旅店查房骚扰。而在当天的截访中,警方又暴力执法。

【录音】"就把我们搁着屋里,也不让动弹,就在这儿等着呢。现在什么说法也没有,也没人管我们。这里边已经人满为患了,生活条件很恶劣。进来的时候有打伤人的,就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个残疾人也被打了。"

另外,伍立娟还透露,在这些被迫买断工龄的失业行员中,大约有80%的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约有20%的人病死。而长达10年的维权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一再藉口拖延,不予以解决问题。

湖北潜江市政府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袁右兵曾直言:"我巴不得你天天去北京上访,你只要一去北京,我们就有机会问银行要钱,你越告状我的官位越大!"而潜江市工商银行接访的办公室主任谢南责则公开称:"我们在北京嫖娼都可以报销!"还有一位银行公安科科长叫嚣:"我们截访组织都吃大了!"……

此外,据访民反映,目前,天安门广场附近已处于戒备森严状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倩、宇童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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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奸商这是尝到内存涨价的甜头上瘾了? 无锡海力士工厂时隔一个半月后再次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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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商这是尝到内存涨价的甜头上瘾了? 无锡海力士工厂时隔一个半月后再次发生火灾
Oct 21st 2013, 13:44, by 墙外仙

10月21日上午,无锡新区海力士工厂再次发生火灾,此次火灾距离上次大爆炸仅仅才一个半月时间。据目击网友称,火灾现场有爆炸声,现场浓烟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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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俄南部城市一巴士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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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南部城市一巴士发生爆炸
Oct 21st 2013, 13:06

(联合早报网讯)据中新社引述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官员称,一辆客运巴士21日在该国南部城市伏尔加格勒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人死亡,17人受伤。

报道称,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名女发言人称,目前尚未确定爆炸发生的原因。

这名发言人还表示,爆炸于21日下午发生,当时车上有40人。

另有媒体报道,爆炸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

(联合早报网编辑:明永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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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程启光1980年代初谈黄麻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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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启光1980年代初谈黄麻暴动
Oct 21st 2013, 12:32, by 明鏡雜誌


  2013年暑假,笔者有幸结识湖北省红安县地方党史资料调查与研究者,曾去红安县调访鄂豫皖苏区史料,寻访到颇多基础性档案及调访问资料。其中就有两份程启光以谈话录的方式回忆的黄麻暴动文字,比较有价值。其内容主要从微观细节上关注黄麻暴动的缘起、行进及最后艰难坚持的历程。

  我们都知道,程启光是黄麻暴动参与者,是徐向前元帅第二任妻子程训宣之长兄,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人。资料显示其1902年7月生,1926年10月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黄麻暴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鄂东北特委小队长、大队长,红4军第10师28团连长、营长、副团长,特务团团长,红25军第73师218团团长,红4军军部科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后西征转战并参加长征。

  关于鄂豫皖苏区不同阶段革命,建国后其也有单篇回忆文字留世。但相较那些相关书籍中发表的单篇而言,此为亲历者讲述下层革命记录之最原始文字,生动出彩之地颇多。相关内容这里不多做介绍,原始谈话及回忆文字,已经整理并放入附录之中,以作革命史研究者之参考资料。

  附录一:《程启光同志的十次谈话》

  调访:惠彤、李东

  时间:1981年12月8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李敏

  最近,惠彤、李东访问了程启光同志,八十高龄的程老,连续跟我们谈了十次。每次谈话半天,谈话前用一天半时间认真做准备。他从1926年黄麻地区农民运动讲起,一直讲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入川。程老因为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鄂豫皖后期的几个重大的战斗没有谈完,准备以后再谈。现将他的十次谈话简要整理如下。

  1925年,黄麻地区就有革命的火种了。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家里穷,给人家打长工混口。没念过书,不识字,从小学了个手艺,会弹棉花。打长工、弹棉花也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我就到了武汉,想在那里找点事干挣点钱,可是也找不到。怎么办?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一天,我看到湖北军阀夏斗寅的部下在招兵,就想去当兵。当了兵总有口饭吃吧。可是心里又拿不定注意,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摆卦的。我很迷信,就去抽了签,问了卦。那先生说:"哎呀,你老哥现在不能当兵,一当兵就回不来啦,要当兵得再等三年。"听了算命先生这一说,我就没敢去当兵,想不到过了三年,我真的当了红军。事情就这么巧的很。这次抽签问卦,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要不,就当了夏斗寅的兵了。

  一、农民运动的兴起

  我们黄安的革命火种,是从1925年到1927年的三年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统一战线、南北战争中发展起来的。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革命力量发展比较明显。那时,黄安有共产党的组织,叫党团支部,党跟团合在一个组织,后来才党是党,团是团。当时湖北党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黄安在武汉读书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这些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有的就是党、团员。青年学生回来,就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农村里组织农会。农村里没有工厂,只有小手工业者,所以,黄安的那个组织一开始是发展农会,强调贫雇农参加,成立贫雇农委员会。

  组织农会,口号是学习十月革命,学俄国,搞共产主义。农会组织,开始在黄安地区并不普遍,七里、紫云两个区搞得比较好。这两个区离县城远,接近河南,是湖北、河南边沿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个有利条件,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好些。县城附近反动势力大,县城南边离武汉近,反动势力更大。群众发动就比较差些。农会组织起来以后,就公开同地主恶霸作斗争。1927年春天,黄麻群众斗争高潮到了,夜晚群众不睡觉,到处捉土豪劣绅,捉来就斗,那是公开的,开始叫减租减息,没叫分地。有的捉来就杀。一批一批从武汉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不少人自己家里就是地主,他们把本阶级叛变了,斗他们家里的人,杀他们家里的人,他们也参加。比如曹学楷,他家里就是地主,戴季英的哥哥戴季伦,家里也是地主。戴克敏的家里不是地主,但也是幸福人家,有饭吃,有衣穿,比中农高,比富农低,他家有十多口人,他父亲是教书的老先生。戴克敏家跟我家是一个大队,七里区的。七里有个七里坪啊,七里坪在旧社会,是个小汉口,镇子不大,人口不多,但离河南近,做买卖的多,比县城还热闹。农民发动起来斗土豪劣绅,斗地主,他们这些都非常积极,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斗争,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有点想不通,他们有饭吃为什么要革命,后来在斗争中证明,这些人确实是好样的。在黄麻群众斗争到了高潮的时候,群众把土豪劣绅吴惠存抓起来了。吴惠存是紫云区最大的地主,这个人善于打官司,造假印,欺骗农民,手段很毒辣,老百姓恨透了他。农友们把吴惠存捉起来后,县里叫往城里送,当时是国共合作,共产党也参加政府,农友们将吴惠存送到半路上,听说他的爪牙要组织人拦路抢,群众怕吴惠存被抢跑了,就在半路上活活把他打死了。

  群众发动起来了,公开捉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偷偷杀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又斗了一部分土豪劣绅,这样一来,土豪劣绅们都害怕了,纷纷向外面跑反,有的跑到了武汉,有的跑到了河南。跑到河南的,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组织红枪会和民团,和我们打仗。打红枪会的情况,我们后面再谈。

  黄麻在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就很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当时党在湖北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那时武汉回来的学生,有的是党员,他们回到黄麻,一开始就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把在农民运动中斗争的积极分子发展成党员,被发展最早的一批是汪奠川他们。汪奠川后来是农民自卫队的总队长,家在黄安县城附近的汪什边,黄麻起义时,他是农民义勇军总队长,防务委员会总队长,前线总指挥。坚持木兰山斗争后,下山活动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了。在组织农会,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党很注意发展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少量有钢枪的叫自卫军,多数没有钢枪的叫自卫队,同土豪劣绅斗争中,和同红枪会打仗中,又产生了义勇军,除老弱病残外,凡是能出来斗争土豪劣绅的,都参加了义勇军,这个规定的任务,我参加义勇军,当队长。

  二、与反动红枪会战斗

  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黄麻地区农民运动的高潮来了。那时,分南北军,南北战争。南军就是革命军,就是北伐军,北军就是吴佩孚的军队,就是北洋军阀。革命军到了武汉以后,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豪绅地主"。北伐军到了武汉,农民运动一起来,地主豪绅就纷纷跑反,有的地主豪绅跑到河南去,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了红枪会,来打我们。

  红枪会组织的真是不少,我们黄麻这条线,从东到西一百几十里路长,战争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点,没有个边界。红枪会一来就是上万,或者好几千,一来就是杀人、烧房子、抢东西。麻城的不说,黄安的其他地区也不说,就讲七里、紫云两个区,光房子被他就烧了好几千家,牛拉走了好几百条,东西拿走了不知多少,弄得老百姓没办法,天天在外面跑反。天天跑反,不做庄家不行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老的小的跑反,年轻的守岗,和做庄稼,白天一天换几班岗。

  红枪会一来就是上千上万,开始你看到就是害怕,害怕他那红枪,他说打不进杀不进。他们穿五颜六色,有穿一身黄的,有穿一身红的,有穿一身兰的,还有白的、黑的,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上也扎什么颜色的毛巾,他是姓兰的就穿兰,姓白的就穿白,成千上万的红枪会打过来,先是跪下来念经念咒,然后就是大声喊叫着往前冲,一面冲一边念着经,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一看到铺天盖地的扑过来,心里发慌,当时钢枪很少,有几根钢枪,一慌也打不准,心里就更慌,所以,开始打红枪会就吃亏,有的人真的以为他们打不进杀不进。

  后来,我们看到红枪会他们手里拿的苗子短,不到八尺长,我们就想了办法搞长的,打脚鱼叉,搞到一丈一二尺。哎呀,那个时候把铁匠可忙坏啦,一天打到晚,家家户户的铁都搜出来,让铁匠打脚鱼叉。脚鱼叉,有的两个叉子,有的三个叉子,一根长竹竿。我们有了脚鱼叉,比他的红枪长,他就打不过我们了。有几次我们就把他打跑了,我们的脚鱼叉一叉就把他叉倒了,有时我们把它杀了不少,这样一来,他不是打不进,他骗人骗不了。

  当时我们没有钢枪,只有少数几条钢枪是指挥部的,我们就想办法去买枪,就通过组织,通过省委,通过董必武同志买,那个时候是允许农民武装起来,买枪是合法的,允许农民组织钢枪队。

  自卫军开始比较散漫,慢慢地组织起来,村有班,区有排,有领导的进行斗争。用的武器主要是脚鱼叉,配合少数的有大刀、鸟铳,以后又买了一些枪,铁匠又打了一些来福枪、掰把子枪,打一仗有一次经验,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把红枪会打败了,红枪会的总头子叫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了。

  同红枪会的斗争比较激烈的,光山的地主组织红枪会打不过黄安,就去搞麻城,麻城有个反动头子叫王九聋子,他勾引光山、新集红枪会几千人,把麻城围住了,麻城没有办法,到黄安求救,还不行,王树声就到武汉去找董必武,"王树声搬兵"就是这个故事,省委派警卫团一个营三百多人,开到麻城,帮助农民自卫军把红枪会打败了,把王九聋子打死了,活捉了王治平,这一仗以后,北边的红枪会就求和,就谈判,以后就开庆祝会,把王治平枪毙了。

  1927年的"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了,地主豪绅有的就试探着回来想报复,农民就把他们捉住杀了,学苏联的办法,铲除地主豪绅。以后武汉政府就派三十军一个师,分布在黄安、麻城两县,镇压农民运动。武汉政府很害怕农民运动,叫黄安是赤色的黄安,黄梅是小莫斯科。黄安离武汉一百一十五公里,所以他们很害怕。

  打红枪会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了工农,提供了以后军队干部建设的基础,我们的干部那时都没有打过仗,学生也没有打过仗,但他们都指挥打仗。那时,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只有开会时才知道。我老二启宗是党员,我都不知道,起义后失败了,吴光浩叫他去当侦查员,敌人围上来了,他不朝山上跑,他朝屋里跑,敌人把他围起来,捉去杀掉了。当时战争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出一大批人。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顺河,这些地方青年农民后来大多都参加了队伍,所以后来当了领导干部比较多。当时领导农民自卫队同河南红枪会打的是吴焕先、吴先筹、吴先保、曹学楷、陈定候,他们都是挨着边界,在前线领导斗争,徐朋人在县里做领导工作,同董必武、曾忻水,都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在军队里的是戴克敏、汪奠川、戴学诗、江竹青、戴潜汉,还有麻城的廖荣坤、王树声,陈再道也是比较老的,是麻城的老自卫军,他年纪小,现在七十岁。

  三、黄麻农民起义

  省委组织农民暴动,开始是在阳新、大冶,吴光浩在那里领导,暴动没有成功,失败了。省委告诉黄安去的郑位三同志,说汪精卫叛变了,要组织暴动。有了鄂南暴动的教训,很快组织了黄麻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里,在七里坪文昌宫小学校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听了曹壮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确定秋收暴动,以武汉夺取黄安城。以防务委员会的名义,把两个区农民组织起来,11月13日晚上,进攻县城。先头是两千名自卫军基干、赤色红枪会。自卫军那时没有帽花,穿短装,有的缠手巾,打县城热气很高,城墙有两丈多高,三四个梯子,一扒就上去了。黄安城在山脊上,一条梁下去。我们是从西门北门中间爬墙进去的。打县城并没有费多少力,敌人不到百条枪,我们也不过百条枪,主要是梭镖。县城打下后,开大会枪毙了县长贺守忠,活县长成死县长了。接着成立了工农政府,主席曹学楷。自卫军改成了鄂东军,第一路是潘忠汝兼,第二路吴光浩兼,戴克敏是党代表,汪奠川是参谋长。县委机关都搬到县城里面去了,县委书记是王志仁。

  黄安打下后,群众情绪高极了,编了一个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49年解放时,黄安只有二十八万,有的地方是划到别的县去了,死了十三万,这是张体学统计的,他说黄安为革命贡献了十三万。

  黄安县委迁到县城后,领导农民自卫军打土豪斗劣绅日夜不停。成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地主豪绅,但是,当时领导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警惕性不高,第一次敌人来了四百多,被打跑了,第二次来的更多,把县城围了起来,潘忠汝不在,只有少数自卫军守城,用的旧武器,后来区、乡自卫队都来了,才把敌人赶跑了。十二月五日,黄安土豪劣绅收买河南地方土匪武装任应歧的一个师,从麻城那边过来,采取突然奔袭的办法,距离七十五里,奔袭来了,我们麻痹还不知道。我们守城的有七八十条枪。潘忠汝从县南回来,脱了衣服去洗澡。敌人的枪响了,他穿了衣服,敌人已从南门攻进来了。在打巷战中,潘忠汝负了重伤,同志们把他抢了下来,抬着从北门走了。抬到七里的檀树岗才牺牲的,埋到了紫云的檀树河。县委书记王志仁也在这次牺牲了。

  从县城突围出来的两路部队,在闵家冲集合到一块不到百人,九十多条枪,教训就是缺乏农村根据地思想,觉得县城总比乡村好,所以,起义后二十一天,就把县城又丢了。跑出来的人集合起来怎么办?吴光浩讲话,把这个教训提到最高度,敌情观念不加强要吃大亏。讨论怎么办?提出到木兰山打游击。要坚持,只要人在,就要革命到底。把军队改名工农红军第七军。

  四、木兰山上打游击

  木兰山打游击一开始我不在,敌人打了县城后,我和老二跑反了,跑到了武汉,我对老二说:"你有文化,去当兵吧,还能当个师爷,我算过命,三年内不能当兵。"我们老二是党员,他不干,跑到老丈人家去了。我在武汉,听到我们的部队十二月底到了木兰山,影响很大,武汉那里传说,木兰山发展到了两千人,赤匪不得了哟,一个团打了一整天,也没有打上去。听到这些后,我就打定主意上木兰山。

  木兰山,东西长,南北像鲤鱼形状,山上有一百多个庙宇,传说有木兰将军的故事。最高的一个叫祈嗣顶,站在顶的高峰上,没有云雾的天气,可以看到玉带般的长江和云烟弥漫的武汉。木兰山和红岗山是连接起来的,红岗山矮一些,西头有长轩岭,从那里坐摩托车,半个小时就到武汉了。

  1928年阴历二月初八(阳历三月四日),我到了木兰山,见到了曹学楷,我们都是老熟人,他开了个杂货铺。一见我就问:你怎么来了?我说不革命不行啊。他说:好,好!他立即写了个条子,叫我去找徐朋人。徐朋人正在集中部队,叫工农红军第八军,都是穿老百姓的便衣,六七十人,只有一条半枪,怎么是一条半枪?徐朋人有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汉阳造,枪筒被锯掉了一段,所以说一条半枪。六七十个人住在红岗山的一个庙里。戴克敏的叔叔戴老八是这个部队里的医生。我到后的第二天,发两块白洋生活费,大家都一样,吃饭是地方送饭上去吃的,我们那时是天天过年,顿顿吃大米,吃肉。

  我们天天派人下山打听,有一天打听到第七军到了,大家都很高兴,便到塔耳岗西五华里的陈家祠堂,两个部队住在一起。祠堂很大,一百三四十人,到了祠堂里好像看不到什么人,吴光浩、吴先筹、汪奠川、王树声,都来了。没有见到戴季英,困难时候他跑了,隐蔽起来了,知道我们回到黄安时,他们才冒出来。郑位三也隐蔽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个部队在陈家祠堂住了四天,就整编了,一百四十人,四十八支枪,有二十多支步枪。给了我一支德国套筒子,学了三四天才学会用。阴历八日下午吃晚饭的时候,两顿饭,约摸三点多钟,侦查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到了门口。大家一听,饭也不吃,枪也不要,就向外跑,我还继续吃,我看枪没人要,就将枪都背出了祠堂。后来才弄清楚,军阀混战,是敌人追敌人,把我们夹在中间。结果大家又回来找枪,继续吃饭,没碗就用手捧着吃。以后就到离陈家祠堂有一华里的陈家寨集中。

  这天晚上,吴光浩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边讲边流眼泪。讲农民暴动他经历过两次,鄂南暴动失败了,黄麻起义建立革命武装是不容易的,牺牲了好多同志,现在处在很困难的时期,我们要保存力量,部队要分散,长枪要埋起来,转盘枪也要埋起来,只留二十几支短枪。讲到最后,吴光浩同志说,愿意跟着我打游击的举手。除领导同志外,一百四十个人,只有三十一二个同志举手,我也举了手。吴光浩同志对不举手的同志说,你们愿意回家的就回家,愿意做小买卖的,我们给钱做小买卖。

  会后,就决定除留下人埋枪,其余二十几个人从敌人空隙插出去,从九点走到十二点,才到了李家寨集合,我到王家河镇装卖柴的,把留下埋枪的同志接了回来。

  我们在李家寨住了三天,吴光浩几个人开党会,叫我也参加了。有几个不是党员的知识分子不满意,问我会上讲什么,我说记不清,不知道。党会上讲得还是八七会议精神,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是一致的,但又不一样,我们要建立农村根据地,按毛主席指示,建立农村根据地。

  那时我们打着工农第七军的旗号,军长陈信(吴光浩改名陈信),党代表戴克敏,到处贴布告。三十五六个人,分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编十个人。吴光浩是省委委员,经常到武汉去。确定一队在黄陂木兰山地区活动,二队汪奠川带着回黄安二程、七里、紫云了解情况,三队廖荣坤、王树声到麻城活动。我在一队,在木兰山以南,一个月活动非常频繁,夜里不睡觉,特别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学生,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使我非常感动。我们在木兰山以南活动,杀人放火,烧地主的房子,捉住地主就杀,不晓得向地主要东西,左的很。听说中央不承认我们这支队伍,说我们同土匪差不多。但是,黄安群众积极要求我们回去领导斗争。

  汪奠川带领二队去汪家河,利用鸦片馆作掩护进行活动,他太麻痹了,有一天他们在鸦片馆里活动,老百姓报告他们,说国民党来了,他们没有动,敌人一个营走过去了,有坏人报告,说共产党在鸦片馆里开黑会,敌人又回来了,把鸦片馆围起来,打了一天,十个人,戴学诗被俘,其余的都牺牲了。戴学诗被俘后是不是叛变了,不清楚,以后组织上再也不让讲这事,党的纪律很严,戴学诗这个人以后再也不听说了。第三队是经过黄安这条路去麻城的。

  我们在木兰山活动,今天在这个庙,明天在那个庙,第一仗是袭击罗家岗的大地主,他家有钱有粮有当铺,还有二三十条枪,我们袭击了他,缴了十八条枪。袭击以后,我们把粮仓打开,让群众挑,把当铺的东西拿出来,是你的,你就拿走。那时候胡宗铎是省主席,夏斗寅是师长,他是麻城人,徐源泉是黄冈人,他们在木兰山、红岗山跟我们打仗,打了一天,我们的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从敌人的空子里走了。到了黄冈,过了一个小平原,到了回龙山、大岐山,那里有个农民暴动的第六军游击队,二十几个人,不到十条枪,不愿意我们跟他们一起活动,我们就又回到了木兰山。

  五、从木兰山到柴山堡

  1928年5月初,我们从木兰山到柴山堡。柴山堡在新集西南,属河南光山县境,紧连着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岗,上层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且山高壁陡,交通闭塞,地形对我们很有利。木兰山到柴山堡有一百华里,路上到处有红枪、民团,老百姓吃的苦不少。下山时我们的队长是戴克敏,副队长是吴先筹,队员有江竹青、徐其虚、戴学汉、郑子黄、郑家楼、邱强合,还有我。

  我们下山的第一站到了高桥,那时都是晚上行动,白天隐藏起来,住下来就把老百姓封锁起来,怕老百姓出去泄露消息。第二站到向阳沟,这里有个大庙,庙里比较富足,有四十几个和尚,我们去了以后,因为人不多,对我们招待的还不错。吃了饭我们就走了,摸黑到了琉璃河村,离七里坪有七华里。这时敌人来了,把我们吓跑了,我们出了村,查点人数,十个人还剩了九个,徐其虚不见了。戴克敏对我说:程启光,你带个人,去把徐其虚找回来,我们在施家洼等你。我答应了以后,就带了一个人,去找徐其虚。我们顺着原路往回找,找到向阳沟,问和尚,和尚说,他吃了饭在庙里睡觉哩。我跟徐其虚讲,你倒好,吃饱了又睡了,把老子们累苦了,还要回来找你。我们这么一说,和尚赶紧给我们做饭吃,吃了饭我们就去找部队。

  我们三个人走到了米家集,我认识一个人,过去我们一块给人家帮工的,名叫白义,叫他给我们做了一顿饭吃,我给了他一块钱。吃了饭,我们继续走。那时正是菜子开花,麦子长得很深的时候,下午三点,我们到了王锡九村,碰到了敌人,我们在塘梗底下,敌人在塘梗上面,看到徐其虚穿着大褂,戴着礼帽,还戴着驳壳枪,不象个老百姓,敌人就打枪。徐其虚一听枪响,就拼命地跑,我怕他跑丢了,就跟在后面追,我说徐其虚你跑不了,你跑到哪我追到哪。我们跑了,把那个同志又丢了,他一个人跑错了方向。我对徐其虚说,全是因为你,你看怎么办。徐其虚脸色蜡黄,吃的饭全吐出来了。我一看也就没说什么。我们两个人到了施家洼,那个同志早已回来了。

  我们又接着往前走,第三站到了陈家冲,只有三家人,茅草房,生活很好,自给自足,我们把老百姓封锁起来,又休息了一天,晚上又走了十来里,到了清水塘戴克敏未婚妻家。我们了解到民团团长,叫郑国桐,坏得很,带二十几个人,住在戴克敏家里。我们就决定消灭这股敌人。

  戴克敏家离清水塘,说是三里路,山路难走,当十里路走也不够。这点路,戴克敏当然熟悉得很,他带着我们走,一进家门就碰到民团团长,他眼尖子快,机动灵活,一枪就把郑国桐给打倒了,民团那二十几个人,未来得及还枪,我们就冲上去了,敌人有的就跑了,有的就缴了械,一共缴了十八支枪。这次我们是十个人,后来戴克敏的叔伯哥哥也赶到了,共十一人,缴来的的枪后来交给地方,组织自卫队,后来叫赤卫队。

  后来我们又打檀树岗,民团一听枪响就吓跑了,没有捉到民团的人,捉到了两个坏蛋,一个是上戴家的,就是戴克敏村上的。我们在戴克敏家消灭民团时他跑了,跑到我们村(我和戴克敏家是一个大队的)。我们村名叫程维德,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名字,老祖宗兄弟三个,还有叫程维修、程维善,三个人名变成了三个村名,相距二三里。上戴家的那个坏蛋,跑到我们村的坏蛋程绍林家里。那天夜里我们把两个坏蛋抓住了,我对戴克敏说,我们用刀把两个坏家伙割了吧,戴克敏说,时间来不及,还是用枪打吧。戴克敏就用枪打,黑夜里也看不清,上戴家那个坏蛋被打死了,程绍林没有被打死,只打掉了舌头,后来他跑了。程绍林跑了后,我家可吃了大苦啦,专门找我家进行报复。村上老百姓也埋怨我们,把坏蛋抓住了不该让他再跑掉。我跟戴克敏说,戴克敏说,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倒了檀树岗,群众纷纷来向我们诉苦,群众说,天天把眼睛都望穿了,盼望你们回来替老百姓报仇。我们对群众说,回来不仅为老百姓报仇,还要建立政权 。群众看我们人不多,问:你们来了多少人?我们不敢说实话,就问群众:你们听说我们有多少人?群众说:听说你们有好几千人。我们说:不止好几千,到处都是。群众说:听说你们打死好多地主恶霸。我们说:我们就是专门回来看看你们的。

  我们很快的建立红安第一苏维埃游击队,抓到地主恶霸就用枪毙刀杀,注意发展武装,那时搞到民团一条枪就是一个胜利。原来埋下的枪,我们也把枪挖起来了,埋下48条枪,挖出来32条,步枪都锈成了麻子,怎么擦也擦不好,就那样当时也是好东西,扛着也吓人。转盘枪没有一粒子弹,我们就用套子将其套起来,到处给人家看。群众来看,多远地就吓唬人家,说不能碰,一碰就响,咚咚咚咚。

  后来,我们到了柴山堡。黄安、光山边界、新庙、河南塆、史家洼、大张家、西张家,过去都是受两面的气,以后我们发展到这一带,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来不敢在这里停。有一次,是阳历六月,桂系军一个营住长冲,归紫云区管辖的地方,还有一百多便衣队,都是短枪。当时,我们在河南搞整训,有一百多人。紫云区区长方小亭,是恶霸地主,他给敌人报了信,方小亭亲自带路,突然向我们驻地河南塆奔袭来了。待我们发觉时,敌人已接近我们。我们数十人枪,勇猛地占了后面的高山。接着,趁敌人的阵脚还没有完全摆好,又从山上打下去,把敌人打乱了。我们乘胜追杀,捉了两个俘虏,缴了三支驳壳枪。土豪方小亭逃回去后,被国民党的营长用鞭子揍了他一顿,还骂他:你连多少人都弄不清楚,谎报军情。事后,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唱了好久。歌谣说:工农革命军真勇敢,河南塆一仗,盒子枪缴三管,方小亭挨皮鞭。这一仗缴获虽然不大,但对柴山堡人民的影响却很深。

  进入柴山堡以后,为了集中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党决定由曹学楷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取得了当地的红枪会革命化。同时,广泛的展开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柴山堡尹家嘴宣布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分四个大队,一个大队就是一个团。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

  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驻地新庙,忽然发现敌人一个连向我们驻地前进。我们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发现了我们,不仅没有开枪,倒有许多人坐在路边休息。我们非常诧异,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后来,一个军官,摇着白手巾,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上走来,离我们数百公尺远时,站着一面摇手巾,一面喊"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

  开始我们怀疑敌人诈降,吴光浩就派一个人下去,半小时后,下去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是真的哗变来了。

  原来这是桂系十八军的一个连,其中一个学生出身的排长,受到我党宣传的影响,有进步要求;该连事务长与连长有矛盾,这个排长就和事务长秘密议定把连长打死后,带着队伍投奔我们来了。全连共过来七十五人七十三条枪。

  不几天,我们对这个哗变过来的连进行了整编。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资遣回家。有三十多人留了下来,补充部队。这些同志都很进步,有一个姓姜的,1931年就当了营长。

  当时农民对土地要求比较大,要发展武装必须把土地问题解决好。鄂东特委要曹学楷为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曹的爱人是柴山堡胡子树的姑娘。柴山堡有三个反动头子,一个是大地主吴先州,一个是民团头子吴文楼,一个是红枪会头子罗民高。他们三个反动头子统治了柴山堡,是光山最南面的一个区。曹学楷一去就争取这三个人,一谈他们就答应了。我们一进柴山堡就宣传群众,争取群众,搞些建设,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柴山堡工作做得好些,曹学楷是出了力的,他是有功劳的。

  到柴山堡以后,活动面比较宽了。打的仗也比较多,敌人以来,我们就到七个莲塘、八个稻场,那里人很少,野生作物比较多。后来有些重大的会议也在柴山堡开。柴山堡以后部队就是大发展时期。

  六、特务队的活动

  1928年10月间,组织上给我三支驳壳枪,叫我带两个人,成立鄂东特务队,又受到鄂东特委领导,又受军队领导,任务是在京汉路一带,帮地方建党,筹款,打地主恶霸,开仓放粮,发动群众,主力部队来了,配合打仗。就在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方小亭捉去挨了打,用香烧他,烧了四个大花。父亲来找我,说活不了啦,连衣服也穿不了,我也没办法,给他一些钱,叫他找个地方休养。

  特务队一共三个人,我当队长,后来增加到八个人,江竹青当队长,我当副队长,我们的活动,从孝感到黄陂到黄安,和地方党联系,打土豪劣绅,筹款,解决困难问题。江竹青和我对这一带很熟悉。有一次,我们在十里铺附近的一个小村里,与一百多人的民团遭遇上了,他们在塘上,我们在塘里,我看到民团团长在前面跑,我就一枪把他打倒,把他的枪缴了,民团的一个士兵又给我一枪,子弹打在我的肚子上,我又赶紧还了一枪,把那个士兵又打死了。这一仗我缴了五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后来民团被打跑了,我负伤也不能走了。碰到有顶接亲的轿子,同志们把人家新娘撵走,让我坐在轿子里,抬到一个姓周的地主家里去养伤,并警告他出了事由他负责,地主的小儿子天天跟着我睡觉。肚子里这颗子弹到了1940年129师在太行山活动时,才开刀取了出来。

  伤好后我又归队活动,到了十二月,快到阳历年了,我们活动到四姑墩。这里有一种反动组织叫仁义会,有武装,经常跟我们捣乱,江竹青通过关系,同仁义会的人拜把子,江竹青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过左了些,打死了一些人。以后,仁义会又勾结红枪会来打我们,有一天,红枪会打来了,把詹才芳的屁股上砸了一枪,砸出血了,我一枪把那个红枪打死了,詹才芳跑了,后面的红枪又来追我,把我的腿上砸了一枪,我腿痛,跑不动,后面还追,好不容易才跑了。

  到了晚上,红枪会的头子又和江竹青谈判求和,请我们吃饭,我不能走,他们来了个大个子,把我背了去。达成协议,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打我们。

  我们特务队的活动,欢迎我们的人很多,反对我们的人也有。筹的款,都是白洋,白洋多得很,特委同志说白洋不要,不好保存,要湖北票子,湖北票子有的是,又怕靠不住。后来我们把洋钱装在麻袋里,有的放在河塘里,有的埋起来,存放在四十多个村,一点也没有丢。上面一要钱,我们就送去,我一次挑一千块白洋,五十斤。

  黄文治,共识网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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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史景迁:清朝人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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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清朝人在美国
Oct 21st 2013, 12:34, by 明鏡雜誌


   当查尔斯·普莱思于1889年底带着家眷到达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时,他立刻发现那是个无趣的地方,对于未来更是感到茫然。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虽然汾州居民大多贫病交迫兼而绝望,但对他们倒是非常友善。他在1890年3月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当地和美国做了比较:"他们对我们很好,好像很高兴我们到这儿和他们一块生活,较之有些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受到的待遇,显然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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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自16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19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21个子女。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甚至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及马克·吐温。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的记者。

  吐温指出,弗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为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

  "秋秋街三十七号的洪卧先生",原本是报社的厨子,大家都叫他"汤姆",当时正经营中国社区里的彩券发行。听过他对彩券制度的解释,吐温讥讽其英语"毫无瑕疵";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折不扣地道的洋泾浜英语。另外,"西亚先生在活狐街经营一家有趣的商店,"吐温很喜欢到店内浏览,"他出售装饰华丽的白羽毛扇子,闻起来像奶酪的香水、毛笔,以及用石子做成的连钢铁也不能刮伤的表链,却磨得像贝壳一样光亮。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西亚还向他的记者朋友展示以金线制成,饰以孔雀羽毛的金翎子。"

  当地一家小中餐馆也引起吐温极大的兴趣,连用算盘计账也让他神往不已:

  我们在诗般的餐厅里,以筷子用餐;我们一个伙伴在门口斥责几个眼如弯月的女孩,说她们没有女性的矜持;老板为我们点起保护作用的燃香,我们则就几个小神像和他讨价还价。饭后,中国账房的身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一个状似烤架,串着许多珠子的机器上,他计算着账目:不同串的珠子分别代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他以手指拨弄珠子,速度之快,恰如音乐教授弹奏钢琴的手。

  1870年,吐温由弗吉尼亚市迁往加州,因此有机会对中国人及其生活习惯做进一步了解,并以锐利的双眼,观察到了他们所受的歧视。"我正在写新闻稿,"他记录下186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新闻进来,指出光天化日之下,有几个男孩在旧金山,拿石子将一名毫无防卫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虽然许多人在旁边围观,却没有人出面干预。"他表示,"在法庭上,任何白种人都可以作证,要了中国人的命,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上庭指控白人"。他还提到新立的煤矿税,征收对象只限于在废矿坑里掘煤的中国人。而为移民局工作的不肖医生,也会向每一个初上岸的中国人征收高达十元的疫苗费。

  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至少二十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事深深震撼了吐温,以及其他较敏感的西方观察家。最著名的一首诗《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写于1870年,据其作者布莱特·哈特表示,一切完全来源于巧合。哈特之友安布罗斯·毕尔斯也曾大量撰文支持中国人,他表示,哈特曾告诉他,"写那首诗完全是出于无心"。在1860年代,哈特曾在一些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约翰"等中国人,至于"有话直说",则是为了总结哈特1850至1860年代间在淘金场度过的艰苦岁月,有感而发写成的几首诗中的一首。

  不过这首诗会造成巨大冲击,显然与诗作发表时社会上正好出现的歧视与杀戮事件有关。整首诗有着大胆而神秘的开场,老实的詹姆士话正说到一半,紧接着就出现了阿兴和白人矿工赌博的场面:

  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

  (平台山,1870年)

  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讲,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的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下面我就来说说。

  他的名字叫阿兴,

  我不会否认,

  提起这个人名,

  意思明显得很;

  他笑起来也愁眉苦脸,像个小孩,

  我常向奈比尔提起这个人。

  那是八月的第三天,

  天空非常晴朗;

  或许可以推断

  阿兴也是一样。

  但那天他跟威廉赌钱

  还有我,那副样子我可瞧不上。

  我们小赌一场,

  阿兴也加入进来:

  我们玩的是尤克纸牌。照样

  他根本就弄不明白,

  但他坐在桌旁傻笑兮兮,

  笑得像个小孩,让人不想理睬……

  在诗里,老实的詹姆士承认,他和朋友奈比尔拼命作弊,以敲阿兴之杠,因为后者承认自己对玩牌一无所知。让他们意外的是,尽管作了弊,阿兴还是赢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阿兴的作弊手法其实更高明。最后当奈比尔准备将预谋中的牌发给詹姆士时,阿兴巧妙地将牌挡了下来,并成了赢家。双方紧接着打起架来,阿兴袖中此时落出了"二十四张杰克"。老实詹姆士这时以结尾呼应全诗起头部分: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

  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1200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

  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19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通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为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通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已从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

  史景迁,摘自《大汗之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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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副镇长指挥强拆 打爆村民眼珠
Oct 21st 2013, 09:34,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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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1日讯】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五都村,日前遭到当地进村暴力,村民数十人被打伤,有村民手脚被打断、眼睛被打瞎。现场指挥强拆的一名副镇长还声称要〝往死里打〞。请看报导。

10月19号下午两点左右,南屿镇派出所警察和城管,带了上百人来到五都村,要强拆一栋正在盖的新房,房主与强拆人员发生口角,被警察暴力殴打。

事件引发全村人声讨,当局又派出大量防暴警察前往镇压。

五都村村民:〝(警察、城管)他们很多人,用铁棍、钢管,见人就打,老、少、男、女全部都打。躺在地下就摆了十几、二十几个,有的人快死了,断手断脚的。有个特别严重,眼睛也爆掉。〞

据当地村民透露,南屿镇副镇长在现场指挥打人。

五都村村民杨先生:〝当时副镇长一进来就说'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一个拖出去一个',当时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城管、警察还不让救护车去拉受伤的村民。〞

《新唐人》记者致电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声称不知道。

南屿镇政府工作人员:〝我那天没有参加行动,具体情况我不明白。〞

据杨先生透露,事情发生时,村里就被断电、断网了,现在当地政府也没有人去管受伤民众。

新唐人记者田净、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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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昂山素季访欧领奖 缅甸修宪才能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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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访欧领奖 缅甸修宪才能民主化
Oct 21st 2013, 12:36

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10月19号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会面时表示,缅甸必须在2015年国会选举前修宪,才能确立民主标准,而且修宪后缅甸才能顺利民主化。

据中央社报导,昂山素季在比利时时间19号傍晚,于首都布鲁塞尔与巴洛索会面,并强调缅甸修宪的重要性。她于会后记者会中表示,国家要和解,很大一部分是仰赖法制,只有建立法制,人民才会感觉获得正义,也只有当人民信任正义,才能相信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平等;要做到这点,缅甸必须修宪,且一定要在年底完成。

巴洛索表示,缅甸正处于国家历史的关键时刻,也是缅甸与欧盟双边关系的重要一刻,欧盟很清楚,缅甸尚未走完通往民主化的道路,但缅甸有完成的意愿,国际社会应持续支持缅甸的政治及经济改革进程。

另外,巴洛索也推崇昂山素季说,一个人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她是活生生的典范。而缅甸在2015年选出的新国会议员将选举总统,昂山素季也曾透露有意愿角逐。欧盟表示,将会与缅甸当局合作,让2015年的选举能够公正透明化。

据悉,昂山素季此行是为领取她于1990年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沙卡洛夫人权奖(Sakharov Prize),当时缅甸处于军事镇压高峰,昂山素季未能赴欧领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22号在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举行。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钟达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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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唐吉田律师救援团发起〝律师权益保障〞法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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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田律师救援团发起〝律师权益保障〞法律研讨会
Oct 21st 2013, 02:33,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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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下午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召开'权益保障'研讨会(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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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1日讯】10月20日晚,律师救援团发起保障律师权益〝法律研讨会〞,发表声明称〝鉴于唐吉田律师执业过程中遭遇非法抓捕,律师职业安全遭受严重践踏。律师救援团兹定于10月22日下午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召开'律师权益保障'法律研讨会,欢迎各界朋友参加。报道时间截止于22日中午12点,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据了解,从唐吉田律师被非法拘禁开始,由于律师团体到各级检察院举报违法没回复,到市抗议没人管,到关押唐吉田律师的看守所探望时戒备森严,直到参观鸡西所在地组的〝学习班〞,均印证了鸡西的司法黑暗和政府渎职,又出现非法拘押律师的行为,足可以说明鸡西市的行政违法和法律的缺失,有必要开一个关于权益的研讨会。

本网信息员在与现场的王宇律师通电话的时候,了解到相关部门要和大家谈判,现在律师们还穿着军大衣站在政府大楼外面等待结果,也不知道要在寒冷的夜晚等到几点。20日下午律师也已经赶到鸡西,明后天还将会有各地朋友前往鸡西参加研讨会活动,并密切关注唐吉田律师的人身安危。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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