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

王军涛:茉莉花革命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策略

一、茉莉花革命提出的政治讨论问题

席卷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并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引起很大反响,但却出乎国际观察家的意料降临在中国。当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独裁政权时,中国人开始试图在中国启动茉莉花革命。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对关注中国命运和民主化的人们提出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例如,因为中国在最近30年不仅保持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而且最近3年中快速渡过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局会继续保持稳定。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出现显得很突兀。尽管许多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关注者声称,中国不具有茉莉花革命的条件和基础,但中国执政当局还是高度紧张,采取了“六四”后从没有过的措施镇压与茉莉花革命有关的一切人和行为。中国了解政治态势的人都知道,这些措施不是出自杞人忧天的过度反应,而是执政者理性地评估局势后审慎选择的应对方案。中外关于这场革命认知的巨大差异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局和面临的挑战认识严重不足。

毫无疑问,即使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中国政府的反应也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如果站在国家政治进步的角度看,这样的反应简直是“惨不忍睹”。这样野蛮、蠢笨的应对行动,不是维护政治稳定能为之辩解的。今后,当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后,今天镇压茉莉花革命的行径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特别是那些滥用权力滥捕滥抓公民和采取流氓手段虐待公民的执法人员,肯定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从政治转型来审视茉莉花革命降临中国,提出的问题更多,值得探讨,其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机制和路径图。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以来,比较政治学对政治转型的研究成为显学。政治科学家以几十个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研究作为基础,对民主化发生的条件、根源、路径、类型提出大量的理论。然而,由于大陆当局封锁和学界传统不同,这些案例经验研究和转型理论并不为大陆相关人们所知。不仅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民运人士和政治学者对此也知之甚少。本文不准备讨论所有问题,仅想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的角度探讨若干争议问题。

茉莉花革命出现在大陆后,民间运动对此产生激烈争议。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类针对茉莉花革命的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茉莉花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这些条件有属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客观条件,也有民运的组织和领袖等主观条件。第二类批评意见认为,茉莉花革命的方式可能导致脱序、暴力和文明崩溃后果。第三种批评意见抨击茉莉花革命发动者,他们匿名或在海外,没有对后果承担责任,而是让其他人承担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迫害。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有其道理,但在政治转型期间用于判断是非都有其欠缺之处。

二、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茉莉花革命的贡献

中国到底是否具备政治转型的条件?这个问题在独立知识界为主体的精英社群中一直是激烈争议的话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精英包括民间运动精英甚至民运精英的政治思想普遍保守。他们认为,中国不具备民主化的条件;当民主化条件不具备时,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民主化革命;如果贸然进行民主化,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他们提出的宏观条件有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传承和反对运动素质等。

民主化的结局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这不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话题。比较政治学的话题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宏观条件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提出大量的理论解释德国和日本民主政体被颠覆的案例。所谓国民性的概念就是那时提出的;这是从文化和历史传承角度研究问题。《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从经济社会政治运作和国际环境角度探索德国法西斯上台的教训。关于日本的教训有从军队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探索,这是认为政治制度是重要条件。后来,李普塞的《政治人》和阿尔芒德的《公民文化》分别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说和政治文化条件说这两大家学派的代表作。

此后,世界范围的研究越来越偏重文化条件说。帕特耐关于南北意大利千年发展比较甚至倾向于把经济发展差异都归结为社会文化因素。不过,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出现前后,世界比较研究开始将民主成功的问题分解为两个话题:民主化启动的条件与民主化巩固的条件。

我在这里不想详细综述和分析基本争论的演进过程和细节,只想强调对中国当下争论有意义的两个观点。

第一,民主化启动与宏观条件基本无关。专制政权的失败往往导致革命发生;传统社会中的革命都是建立新专制替代旧专制。但现代革命总是有倡言建立民主政权的声音和力量。而为了争取国内政治舆论支持和国际发达国家的支持,也不乏主要政治集团在政治斗争中打民主牌。从一般概括的层面看,民主化启动只与具体的政治博弈有关。一个国家发生政治危机后主要博弈中各派及互动决定了民主化启动。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意义不大;所起作用只是影响博弈及各方,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民主巩固的条件与宏观因素关联很大,但没有决定性的对应关系。有两项研究很重要。一是亨廷顿的《第三波》,这个研究分析了第三波民主化的经典案例,没有发现决定性的因素。二是普沃斯基对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追求政治权力的政治集团在民主化中采取何种态度和策略,是当时的政治情势决定的,不是经济社会政治宏观因素决定的。

普沃斯基的研究更有意义,他认为,不论宏观因素多么有影响,都是概率性的,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性条件;从决定论出发探索问题是出发点就错了。而在讨论某个国家时,那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机制,不仅会被博弈改变,而且只能是事后的分析才能做结论。每个转型都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性过程,不仅没有宏观因素决定成败,别人的经验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

从比较政治研究角度看,说茉莉花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所谓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都是想象出的束缚因素,推到极致,还是自我吓唬的借口。

三、政治转型推动者的策略选择

政治博弈决定转型的发生和成败;其它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博弈而起作用。我们所认为的宏观因素,大概只有政治力量对比态势对转型启动有重大影响,因为统治者的压倒性强大使得转型不可能。然而,统治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其支持力量更是有内在的矛盾。在具体的政治态势中,统治阵营是可以被分化,而且也常常被分化的。因此,政治博弈中反对力量的策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比初看起来可以有更大的成效。

如果政治转型的启动和成败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博弈,并且反对力量有很大的策略选择空间,那么民主力量的行动策略就是最直接影响转型是否发生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民主力量和具有民主倾向的民间力量有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这些视野的局限性导致民主力量自我设限,失去发动转型和驾驭局势的能力。

出于对民主进程中的政治混乱的恐惧,中国精英强烈反对任何带来不确定后果的政治行动。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在整个90年代,民运主流也放弃了政治革命和街头运动的行动策略,甚至在政治道义上放弃进行街头运动和革命的权利坚守。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最需要政治学探讨,这就是革命和暴力。

了解政治学的都知道,政体变革是革命;民主化是革命。尽管人们可以理性地设想执政者主导的改革式的民主化,但这既犹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一样,不是零代价,又因为民主化不是巩固一家政权而是交出政权,因而难以发生。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民主化革命都是通过革命实现的。

政治学上的“革命”概念与中国人心中的“革命”概念有极大的差异,这或许是中国人反对革命的理由。政治学所指的革命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但目标是明确的,结果也差不多就是政体变化。至于革命建立的民主政权能否维持,是另一个民主巩固的问题;与革命有关联,但关联不是决定性的。中国人心中的“革命” 概念,往往是极端暴力流血的,而且后果极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要求革命对没有巩固的民主政权或崩溃负全部责任。

仔细深究政治学与国人心中关于革命概念的差异,并不像许多世故的精英所认为的那样:前者是理想主义的或书生的,而后者是经验的、现实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的 “革命”概念是基于更广泛、精细和推敲的经验研究后的概括,而国人的概念是对中国历史上有过的革命的最惨烈的局部情势和事件的文人式的夸张描述。革命是有不同方式和结果的,没有绝对和平的,也没有绝对暴力的。和平转型也有暴力力量及事件,而暴力革命也有和平力量与谈判。具体过程是充斥二者的博弈。革命的成功结局就是民主化政权的建立。至于这个政权能否巩固或者能否掌控局势不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是革命后的政治博弈的工作,其建树结果相对独立于其前发生的革命。让革命对其后所有博弈结果负责,既不现实,也不公道。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改革作为统治者的决策可以是设计的,设计者要对结局负责,因为改革者可以掌控局势;但革命是自发的和必然的。当革命情势出现时,革命前的统治集团和反对派合力也无法阻止革命发生,因为革命可以一夜之间产生自己的领袖。革命过程也不是哪个力量能掌控的,许多力量在隐蔽和公开地推动局势和制造事件;革命者并不能对局势和结果负责。当革命发生时,反对运动或民间运动的领导如果反对革命,只能是自我放逐出局,丧失介入局势的能力和失去影响进程的机会。只有以创造历史的信念、勇气和智慧积极介入,才有按照自己的理念影响局势发展,争取较小代价实现民主化,避免自己不喜欢的结局。

四、结论

本文将在此结束,其它问题留待以后讨论。本文的主要结论,也就是对中国民主力量在茉莉花革命中的策略建议是:积极介入,推动和引导革命向着民主转型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947

上海公民拟依法走上街头去人民广场宣讲罢免上海市人大主任等官员动议书

参与记者 章奇胜

(参与2011年3月25日讯):2011年3月22日,参与网站报道了上海、重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运用宪法和人大组织法罢免当地官员的新闻,在上海市、重庆市的公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市民们把参与网站刊发的罢免动议书和相关的评论相互传看。许多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如此严肃权利的公民,十分羡慕参与签名的公民们。他们也希望加入罢免的行列,来参与依法维护国家法律和自己人权的尊严行动。

在上海市人大和市委官员们仍然装傻不回声的前提下,上海数万市民的代表们决定,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示威抗议活动,活动内容加入了在上海市的人民广场,宣读罢免市人大主任和其他相关官员的理由动议书。

3月24日上午,沈佩兰等7名代表来到了位于上海市福州中路的185号的治安总队。此次接待7名上海市公民代表的仍然是姓董的警号为002139 的警官,另外一位002240的新面孔的警官不肯告知姓名。因接待室非常狭小,董警官只让两位代表进入,在看过市民拟好的示威申请书后,董警官提出几点修改意见。

使用高音喇叭的数字不详。
在人民广场示威的具体方位不清。
游行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所用时间相脱节。
解散地点尚不具体。

在接待结束时,董警官还劝代表们:“你们应当再与市政府的领导多交流,最好不要采取过激措施,”

代表们回答:“6年多了,陈良宇,刑期都过了三分之一了,我们该拿到的补偿,到现在还没有补偿到位,从北京到上海我们交流的还少吗?哪一次不是我们交流完毕后,在家等待的不都是大失所望吗?我们依法罢免不是过激,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和我们的人权。”

警官们也同情代表和市民的处境,他们也说:“是呀,6年了,人活几个6年?有些腐败官员也是实在不像话了。你们的申请改好后,我们保证递交,但是批不批那是领导的事,”

代表们表示:“只要你们依法递交,我们都感谢。领导们批不批,我们都要游行示威,我们不能看着国家毁在这些贪官污吏手中”

警官们最后希望,代表们应当把申请书修好,一旦批准了,他们还要去沿途保护公民的示威权利不受侵犯。代表们回到家迅速的按照要求改好了申请书,他们希望这次警官们要言而有信,不要鸡蛋里面找骨头。

在代表们走出公安局办公地不久,一位自称是来自北京的新马列工人中国共产党的XXX来电话,希望市民们能接受他们党的领导。经上海参与罢免的市民代表们的协商,马列工人中共代表的请求被拒绝,市民代表明确的回答是“我们要依法维权,我们需要懂法的专家来援助,而不需要利用群众搞马列主义斗争的政客来添乱。”

要求解决具体问题
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申 请 书

申请人: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联工村、联建村、联盟村、星星村、马桥村、工农村、望海村、三裕村300名村民。
游行示威活动负责人:
姓名:沈佩兰(身份证号:310221195201075622)。
住址: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工农村二组60号。
电话:137-6488-5120。

被申请人:
名称:上海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张学兵。 职务:局长。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128号。
电话:(021)62310110。 邮政编码:200042。

请求事项:

请求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后,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批准申请人从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的三十天期间,每天定时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闵行区人大常委会、闵行区人民政府、闵行区人民检察院、马桥镇人大主席团、马桥镇人民政府迅速采取一切具体措施和必要手段,对发生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联工村、联建村、联盟村、星星村、马桥村、工农村、望海村、三裕村的违法征收申请人 13000多亩基本农田这一严重渎职侵权行为展开调查,依法做出相应决定,立即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展开调查,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事实与理由:

2003年10月开始,上海市闵行区政府和马桥镇政府陆续开始征收工农村、马桥村、联工村、联建村、联盟村、星星村、望海村、三裕村等村的基本农田和拆迁这些村农户的房屋。在这场征地和拆迁中,上海市闵行区政府、马桥镇政府以及被征地的各村村委会干部,出现了大量违法行为。

第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的规定,涉及村民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和宅基地的使用方案,都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是,这八个村的土地被征收前,没有一个村委会依法召开过村民会议来讨论征用村集体土地涉及的各种重大问题;征地前,村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征地补偿协议之类的文件。如此大规模征地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就强行实施了。

第二,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收基本农田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或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由国务院批准。但闵行区政府、马桥镇政府征用基本农田超过13000多亩(约867公顷),却根本没有经国务院批准,就把这些基本农田占用了。

第三,土地管理法第48条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是,当时政府根本没有履行这一法定职责。土地管理法第49条规定,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禁止侵占、挪用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但马桥镇这些被征地的村委会根本没有向任何村民公布过这些信息,相反,镇干部和村干部大肆侵占、挪用村民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按照镇干部和村干部对村民的告知,征收农民的基本农田,每亩补偿价格是12000元,其中镇政府得 3600元,村民委员会得3600元,土地使用权人农民得4800元。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场理性、和平的游行示威活动,使我们能及时、有效地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闵行区人大常委会、闵行区人民政府、闵行区人民检察院、马桥镇人大主席团、马桥镇人民政府表达我们马桥镇联工村、联建村、联盟村、星星村、马桥村、工农村、望海村、三裕村村民的强烈呼声和愿望,使上海市政府、闵行区政府和马桥镇镇政府能够认真对待公民的权利,迅速采取一切具体措施和必要手段,使我们闵行区马桥镇联工村、联建村、联盟村、星星村、马桥村、工农村、望海村、三裕村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以消弭各种威胁社会安定团结稳定的因素和破坏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种非理性行为。

作为上海市公民,申请人今日郑重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主管机关——上海市公安局依法提出申请,请求上海市公安局依照中国宪法、法律和上海市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批准申请人的游行示威活动申请。

申请人提出此申请的法律、法规依据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三条:“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第十条规定:“申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管机关接到申请书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同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行的时间推迟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条:“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十一条:“ 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第八条:“主管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登记表后,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通知书送达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不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逾期不送达,视为许可。”第九条:“申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管机关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同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行的时间推迟五日。”

游行示威活动的具体方案:

(一)目的:希望上海市政府、闵行区政府和马桥镇政府迅速采取一切具体措施和必要手段,立即归还申请人被侵吞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
(二)方式:打6条横幅,游行示威,沿途发表演说,呼喊口号。
(三)6条横幅中的6句标语和呼喊的口号内容分别是:(1)“强烈抗议闵行区政府、马桥镇政府违法暴力征收基本农田!” (2)“强烈抗议政府官员侵吞巨额征地补偿费!” (3)“强烈要求闵行区政府、马桥镇政府立即无条件归还我们的征地补偿费!” (4)“强烈要求严惩倒卖土地使用权的犯罪行为!” (5)“强烈要求追究闵行区政府、马桥镇政府的渎职侵权责任!” (6)“强烈抗议闵行区政府、马桥镇政府滥用职权、剥夺农民基本生存权的犯罪行为!”
(四)参加人数:每条线路每次游行示威活动200人。每个游行示威线路负责维持秩序的人数:50人。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右手上配戴红色布料做成的箍圈,上写“游行示威保护!”
(五)每次游行示威线路上不使用车辆,采用徒步行走进行。但每次游行示威线路上推举10人使用高音喇叭向过路的人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每个使用高音喇叭演说和呼喊口号的人发出的声音每次不超过55分贝。
(六)使用高音喇叭6个
(七)示威起止时间:从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止。每天上午7点开始,到12点结束;下午14点开始,到18点结束。
(八)游行示威线路:
(1)上午游行示威线路:马桥镇政府大门口示威演说、呼喊口号30分钟后——北松路——沪闵路——闵行区人民政府大门口,示威演说、呼喊口号30分钟后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然后解散,面休息到下午14点。
(2)下午游行示威路线:闵行区政府门口出发,沪闵路——徐家汇——衡山路——淮海路——西藏路——人民广场——上海市人民政府大门口对面,示威演说、呼喊口号,一直持续到晚上18点结束。
(九)解散地点:在游行示威线路终点——人民大道上海市政府门口对面解散,各自分散回家。
(十)游行示威活动负责人:
姓名:沈佩兰(身份证号:310221195201075622)。
住址: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工农村二组60号。
电话:137-6488-5120。

申请人依法向被申请人提出请求,请求被申请人在法定时间内,依照宪法、法律和上海市地方性法规,批准申请人的申请。
此致
上海市公安局。

游行示威活动负责人(签字): 。

申请日期:2011年3月 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博讯 boxun.com)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1/03/201103250257.shtml

春暖花开

拈花时评

我生平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逛大街”,或说shopping。主要因为我的脚是“扁平足”,广东人称“鸭屎蹄”。只要缓步一个小时以上,我的脚就如针扎一般疼痛。所以如果我要走长路的话,一定是大步流星地。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步行的时间,另外脚也没有那么疼痛。

但是大概总有不得不勉为其难的时候,就是陪女朋友逛街,还有就是陪老婆逛街。追求女孩子怎么能不陪她逛街呢?除非你不喜欢她,否则死也要死着去的,不然怎么可能追求她到手呢?假如女朋友已经变成了你的老婆,这种需求就可以逐渐降低的。一是老婆总要比女朋友更加体贴些,二是成家生子了,也就不需要害怕你会飞了,呵呵。这样说可能会冒犯很多女孩子,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实情。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的,有两种商店是我百逛不厌的,一是书店,二是电脑店。最好是书城和电脑城,这样可以在减少步行的痛苦的同时,可以看到最多的令我着迷的东西。广州最大的书城是广州天河书城,整整六层楼里全是书店,完全足够满足我这样的书中老饕。昨天是周日,我就去了那里,大约十二点半到达,在门口小广场逛了十多分钟后,开始逛书店。

其实现在逛书店的时间和次数比过去已经降低了无数倍了,自打有了网络,大部分的书都可以从网上找到。阅读实体书籍的时间次数都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并不仿碍我享受逛书店的乐趣。逛了半个一楼,选中了一本《武经七书》。这是一本中国古代兵法书籍的合成版,有孙子、吴子、蔚缭子、太公兵法等等七种,故名《武经七书》。其中我最喜欢阅读的是《孙子兵法》,记忆中我读过不下五、六遍了,亲手抄都抄了两遍。他不仅仅是兵法,而且还是美文。我最喜欢的几段是: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样的文章读起来,简直就令人心旷神怡。

买了书以后,脚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于是走出大门,在小广场找了一个花基坐下,点上一棵烟,美美地抽起来了。广场人很多,来来去去的,还见到七、八头小犬。门口大路上停着的十多台车,从其肆无忌惮的停车方式来看,无疑是小犬门的车。否则这样停车不是找抽?不是找罚款、拖车?吸完两根烟,脚也不疼了,于是又进去逛。就这样进进出出地来回逛了六七遍,时间已经在不觉中过去了了三个小时。

站在广场台阶上,我隐隐约约地闻到了花香。也许是我母亲的遗传,我同她一样,都喜欢一些素白的,香气浓郁的花,如栀子花、姜花,还有茉莉花。暖春来了,花已经开了,花气袭人知昼暖。慢慢地,这花香将会传遍整个中国。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52788#comment-46982

革命隨時爆發 變革尚待10年

在未來一段時間,當局壓制社會抗爭,還能維持下去;但是黨內、體制內某個人、某批人、某個機構說了算的局面,越來越難以行得通。我們不必對黨內民主派寄予過高希望,未來中共分贓不勻本身就會產生變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我才說,中共民主化將會來臨。只是相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革命,和平的政治變革還需要考驗人們的忍耐力,也許還得有十年之功!

何頻

第一份中國“茉莉花行動”的倡議在博訊網站刊出時,一些人很亢奮,以為是中國革命掀起高潮的開始。有朋友來問我的看法,我說了兩個字:“戲弄”。

爲什麽我這麽說?因為依我對中國政治局勢的瞭解,對反對派實力的評估,我斷定,發起所謂“茉莉花革命”,只是“戲弄”一下當局,只是一個“行為藝術”——而且是模仿行為,難以為繼。

但是,當我看到有一些學者關於為什麼“茉莉花”在中國不會開放的論證,我反而有些不以爲然了。

當局不認真,“茉莉花”就會開放

有些政治分析家嘲弄:對這一事件,中共當局實在太小題大作,太杯弓蛇影了。像有人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還說:對“茉莉花革命”,“誰認真誰失敗”。

有人譏諷這不過是西方媒體製造出來的“新聞”而已;有人分析,中國與中東的社會條件不一樣,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很好,不像中東那麽糟糕;有人還提出一個 “關鍵性的論據”:中國的多數民衆擔心動亂、反對動亂。在“茉莉花行動”中,記者比參與者多,警察又比記者多,而三兩個參與者又多是社會邊緣人士。

這些看法從各自層面表達了看法,有的不無道理。不過我倒是認爲,“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這裏,而在於當局高度認真地對待——如果不高度認真對待,“茉莉花革命”就真的可能在中國發生!

雖然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吸納了社會精英和各個階層的熱情;雖然一般民眾對政治變革的參與熱情被“八九”鎮壓之後,確實變得冷漠;但是,有一點是根本性、普遍性的,在民主與自由成為全人類普遍共識的情況下,在信息如此流通的條件下,在中國老百姓越來越瞭解世界大勢、外國真相下,沒有幾個人不明白,中國的决策者更明白:任何政權,不論將經濟搞得多麼成功,不論他們將社會管理得多麽精致,但只要是專制體制,這個政權下的國民,就有強烈衝動要去改變它!

所以雖然這次出來的人只有零零星星的社會邊緣人士或秉持理想的孤獨者,然而,只要他們的帶頭行動沒有遭到殘酷鎮壓,就真的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天可能只有十個人上街,如果他們沒有被拘押被懲處,第二天就會達到上百人,第三天就會擴大到數千人,而第四天、第五天,就會發展到十萬人。

我相信,只要中共有任何鬆弛,“茉莉花”就可能在中國突如其來地開放。

革命只有在發生之後,學者才能真正掌握它,而在此前,歷史的轉折、突變,往往不是什麼理論框架能準確預測的。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了很多問題,使中國官員洋洋得意,使西方的政客十分羨慕,使趨炎附勢的商人們都想到中國去撈一把……而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也確實比30年前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所有這一切,都掩蓋不了、抵消不了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社會緊張和衝突,改變不了越來越不公平的狀況。從體制內到體制外,日益積聚起試圖改革、改進的衝動,都被體制本身的封閉、被警察的戒備、被軍隊的威懾所阻遏住了。但是中南海諸公心知肚明,這股能量並沒有消失。

我們不能去責備老百姓、責備知識分子爲什麽在專制統治下不起來反抗,責怪他們愚昧、麻木。我們必須明白,民眾在反覆的運動、在長期的壓制下,那種真實的恐懼心理——明哲保身,是老百姓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最理性的選擇。

但是,我認爲,以今天中國國民的素養,變革的要求是強烈的、普遍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噴出是隨時可能的,中共只要膽敢開一絲縫,就會面臨垮台的危險!

中共當權者很明白,不會上“誰認真誰失敗”這種說法的當:民運不認真,民運還可以混下去;共產黨不認真,就要了共產黨的老命!

而且,我也不同意一些朋友的善良預測,認為如果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動亂,軍隊不會再開槍。我相信,軍事鎮壓還是可能發生的,甚至比“六四”更殘酷。原因很簡單:利益集團遇到如此巨大利益的得失,必然是不惜代價。“六四”20多年了,別看中共高層不提“六四”了,似乎覺得理虧,但其實他們中不少人在慶幸呢:幸虧“六四”開槍,才贏得了政權的鞏固!

中國的亂源到底是什麼?

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群體的利益,擺開了強力鎮壓的架勢。他們給出的理由卻是冠冕堂皇的:“中國民眾被折騰很久了,他們不願亂。”

表面上看,這有道理:老百姓確實不願陷入動亂。但是這種說法,卻恰恰提醒我們要追問下去:為何中國老是有“不穩定因素”,要勞煩當局投入重金、布下重兵來 “維穩”呢?是誰處心積慮要把中國搞亂?亂源到底在哪裏?是感到利益受到了威脅的西方國家?或者,是中國暗處隱藏著若干想趁亂漁利的野心家?

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

先來看西方國家。雖然西方朝野都有堅定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觀,但西方政府都是通過利益集團之間的較量,並通過大體公平的選舉而產生的,决策者在執政過程中時刻感受到來自民眾的壓力,這種壓力,歸根結底就是要求發展經濟,實現公平。決策者身處民主政體內,在三權分立、多黨環伺、媒體監督的複雜制約下,根本不可能像中國决策者那樣,無須顧及法治、民意、乃至環保、生態等等事關長遠的諸多因素,在國內折騰。他們運用自己的技術優勢、經濟優勢,在與中國的交往中盡可能多得到好處,倒可以來緩解國內的壓力。

我們很清楚,中國外交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金錢外交”的成功:西方大部分政府,一方面不能無底線放棄自己的價值理念,但另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支持中國政府、與中國合作得到好處,來緩解自身面對民眾的上述壓力。

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西方政府多半很功利地與中國打交道。中國的外交官、商業部官員和經常出入國門的地方官們,應該對此深有體會:西方對中國並沒有深刻敵意和戒心,更沒有想搞亂中國、火中取栗的心態。只是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往往還是基於他們自己維護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出發點,才會由政府出面去干預它國事務。

批評中共的聲音是什麽人發出的呢?主要是西方的一些正義人士,人權團體。他們在國與國的交往過程中,本身很弱小、很邊緣,他們對中國的社會穩定怎麽可能構成真正的威脅?中國的一些官方媒體,迎合决策者的圖謀,惡意扭曲西方媒體的報導,歪曲西方的形象,不僅不真實,而且反過來誤導中國的決策者和中國的老百姓。

那麽,是中國有些野心家要把中國攪亂?任何一場政治運動,都包含了各種層面的人士,其中自然有抱著各種目的的邊緣人士,包括欺世盜名者。就像 1989年的風潮,經過20年時光淘洗,現在不是也能看得很清楚了嗎,當時某些所謂“領袖”的人格、政治素養究竟如何?他們對自己宣揚的價值、理念的背叛,讓人明白,他們不比老百姓高尚到哪裡去,甚至還更低。

問題是,若真像中國官員和媒體所說,中國“茉莉花革命”只是極個別的心懷叵測者所挑動,代表不了大多數民衆,那當局不是應該寬鬆嗎?對他們難道還用得著大動干戈?美國也不乏“野心家”、“邊緣人”、“欺世盜名者”,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大衆媒體和自辦媒體上鼓噪、在建立一個又一個組織、在發動一場又一場請願遊行。但是西方國家為什麼不恐懼呢?而中國政府就如此害怕別有用心者會一呼百應?

從這裏,我們就能看清造成中國不穩定的根本原因了——這是所有地球人、所有有常識判斷力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不穩定的根源,正是那個極力維穩、卻堅决不肯放棄專制體制的中國共産黨和政府!

動亂的國家中,是民主國家多,還是專制國家多?不穩定的國家,到底是哪些?看看三、四十年來國際進程就不難明白,絕大多數動盪和混亂,正是因專制或民主不徹底而起。而中國不穩定的根源,就在於中共一黨獨裁,才無法建立真正的社會穩定機制:中國沒有公正、透明的選舉機制,沒有獨立、專業的司法體制,沒有獨立、自由的媒體,沒有公平的社會分配機制。好,由共產黨說了算,壞,也由共產黨說了算。什麽時候,中共最高决策者想明白了、清醒了,政策就好一點;什麽時候,他糊塗了、混帳了,政策就壞一點。而現在,就算最高决策者腦筋清楚了,但是有了利益集團的強大牽制,也無法建立和推行公平的制度;何况更糟糕的是,他們知道這些制度都是臨時的、短期的,都是拆了東牆補西牆的。

民主不一定帶來穩定和繁榮,所有國家在民主的發展過程中都出現各種問題,民主成熟的國家也存在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更基本、更普遍的事實是:全世界範圍內,絕大多數穩定繁榮的國家,之所以穩定,之所以繁榮,是因為建立了公平、民主的制度!

中國式維穩能否成功?

搞清了中國不穩定的根源,我們才能搞清楚中國式的維穩,能否成功。

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靠閉關鎖國,靠思想灌輸,靠行為控制,使得政權能夠生存下來。但即使禁錮得如同罐頭一樣,當周恩來去世時,還是引發了民衆內心蓄積已久的憤怒。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人的創造性、積極性開始發揮出來了,這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真正的秘密。我要强調指出,中國的國民潛質非常好,不敢說比別的民族好多少,但至少絕不比別人差。我走的地方越多,越為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越反感某些自以爲是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國民性的太偏激的抨擊和批判。中國民衆之所以表現差,多是由政府造成的,只要政府放開桎梏,民眾勤勞、聰明就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的潰敗比動亂更危險。我要補充說,社會的潰敗,並不是國民素質低所造成的,恰恰是中共多年的政策造成的。例如,“全國人民都在賭,都是非法的;從上到下都在嫖,都是非法的” ,中國人的賭與嫖的普遍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恰恰都是中國的法令政策明令禁止的。這種明規則基本不起作用、潛規則和無規則大行其道,這種無視法令的現象的蔓延速度,不就是不穩定的重要因子嗎?比賭博合法化、妓女合法化不知嚴重多少倍。

中國高層决策者難道不知道這一切嗎?不知道,說明他們愚蠢;知道了但是管不了,說明既愚蠢又無能。

中國人同樣充滿對民主自由、實現自我價值的向往,這是正義的、合理的、作爲文明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的,但在中國,居然被說成是動亂的因素,居然要遭到百般阻撓、打壓!自然就逼使民衆的能量向不具有社會進步意義、建設意義的方面發展。

當局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將媒體控制在自己手裏,要壓制普世觀念的討論,要禁止民眾自發集會……但是越來越多的老百姓走出了中國,看到更多元、更公平、更穩定、更和諧、更合理的外部世界。改革開放的進程喚醒了人們內心的渴望,已經不可逆轉。當局想將之再裝回瓶子裏,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社會穩定、可持續發展,不是靠黨中央這個政策那個政策,不是靠總書記這個口號那個口號,不是靠經濟學家這個方案那個方案,更不是靠宣傳部這個禁令那個禁令。社會穩定、可持續發展,最基本的保障就是要建立法治,由各社會階層、利益集團之間進行爭論、妥協來形成的法治,才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可持續性。

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常識嗎?只因為中共不想放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的佔有,才製造各種藉口,來拖延民主化,才用暴力手段來維持穩定。於是我們年復一年看到,當局增加人手,疲於奔命,無論是北京奧運、是上海世博、是廣州亞運、乃至“茉莉花”網絡倡議,都讓當局如臨大敵——即使沒有這些事,當局也如臨大敵,一絲一毫不敢懈怠。

沒有任何疑問,中國式維穩最終是注定會失敗的!維穩費用越來越高,維穩手段越來越多種越來越野蠻。不維穩不行,但是,維穩會越來越不行!

高壓社會反抗易,消除黨內不平衡難

應該承認,中共目前確有一定實力,對社會進行有效高壓,在一定時間內,能一次又一次地將來自民間的抗議和反抗扼殺在搖籃之中,堅持一黨專制,打壓異議人士。民間的抗爭難以發生、更難以擴大、難以成功,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三四年前,我曾做出過一個相當主觀性的判斷:2021年中國民主化將來臨。雖然我舉了一些歷史的巧合的因素,列出這個時間卻是比較隨意的。我講的基本邏輯是:一定時間內,社會不公平導致的反抗,中共能用暴力機器壓下去,但中共體制內不平衡導致的紛爭,是他們更難控制的。

不少人將中國變革的希望寄託在黨內,我倒不一定寄望於黨內的民主派或者某一位開明領袖,我只是認為,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使社會變得和諧,而體制內人們對公平、對得到自己利益的要求,會産生對原有體制的壓力。現在表面上是很平靜的,不存在毛澤東時代那樣的你死我活的爭奪,但幕後的、深處的絞殺是每時每刻都存在的,而且是不斷在增長的。或許剛開始還可以用理念的整合、用經濟利益的交換、用黨紀黨規的壓服來消除,但勢必越來越擺不平。

對社會不公平導致的反抗,可以增加警察、武警、特務,甚至隨時準備動用軍隊;但是對消除體制內的不平衡,消除不同的聲音,能動用的有效手段就遠沒有那麽多了,所花的成本也將會越來越高。在未來一段時間,當局壓制社會抗爭,還能維持下去;但是黨內、體制內某個人、某批人、某個機構說了算的局面,越來越難以行得通。我們不必對黨內民主派寄予過高希望,未來中共分贓不勻本身就會產生變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我才說,中共民主化將會來臨。只是相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革命,和平的政治變革還需要考驗人們的忍耐力,也許還得有十年之功!

有人擔心中國的民主化變革,會造成巨大的不可收拾的混亂,甚至重新陷入上個世紀袁世凱死後的軍閥混戰。但我看,還是應該有這樣的信心:中國出現大混亂的可能性很低。這不僅因爲我相信中國國民的素質和國際主流的力量,而且,第一,中國並沒有什麽軍閥和地方梟雄,當今之世,哪有幾個將軍真正具有帶兵打仗、割據一方的能力和膽量?第二,除了一些民族地區之外,各個地區沒有彼此大規模爭奪土地和資源的背景和理由——中國與非洲的大背景畢竟很不一樣,沒有那些族群極端對立的大動亂根源,不會出現你死我活的毀滅性衝突;第三,新的政府、新的政黨,一定會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種利益群體;第四,世界列強接受一個中國新政府的時候,雖然他們有功利、勢利的一面,但從價值觀和長遠利益考慮,他們會更願意認同和鼓勵擁護民主、保障自由的勢力。

有人說,為什麼不能讓中共垮台?是因爲沒有力量取代中共;那麽,爲什麽沒有力量取代中共?這不正是因爲一黨專制的中共沒有垮台嘛!如何打破這個“循環論證”的鏈條?還是毛澤東說的(雖然他根本沒打算做)跳出王朝興替輪迴的週期率的那個辦法:實行民主,這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道。(根據何頻2011年1 月8 日談話錄音整理,《明鏡月刊》第14期)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52697

王軍濤:“茉莉花行動”是都市青年造反模式

发布: 2011-3-23 17:18

大事件記者王凱/“這件事誰認真誰失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在評析“中國茉莉花行動”時對《大事件》說,活動參與者原本就沒有推翻中國政權的目的,只是想捉弄政府一下。“所以這件事讓統治者很難辦,因為一旦去鎮壓,參與者就心生反感,結果可能造成更大的反彈,或更有興趣跟你玩下去。”

王軍濤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畢業,為前北京《經濟學週報》副主編,六四事件後被判刑13年,1994年以“保外就醫”名義被送往美國,2006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2006年10月擔任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當代中國文宣與思想工作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一場“好玩”的行動

“中國茉莉花行動”是一場以年輕人為主體的運動。王軍濤對《大事件》分析,50後和60後的人一般都對這場行動抱遲疑和觀望態度,這些人不是擔心會付出代價,就是認為不可能成功,但85年後出生的人無所懼怕,有不滿就發洩出來,他們精力旺盛、心態陽光,這些人認為參與“茉莉花行動”就跟打一場球無異,對行動也是抱著玩一玩的心態,因此參與熱情高。

王軍濤表示,許多“中國茉莉花行動”的參與者和發起人都是80後、90後,他們參與活動不代表有很強的政治訴求,這些人只是想表達自己的不安與想要變革的情緒,因此目前從這批年輕人身上,還看不出他們未來在政治上有多大的可能性。但這批年輕人釋放出的壓力到達一定程度後,會致使社會其他力量站出來。

王軍濤進一步解釋,“中國茉莉花行動”是一個都市青年造反模式,這種模式歷來均為了表達一種社會情緒,這份情緒表達出來後,等於給了社會成熟力量一股壓力,同時打開一個機會空間,讓成熟的力量接手接下來的事。

“蘇東國家的轉型也是如此,最先出去的是大學生,空間打開後,還是由歲數比較大的成熟力量去與政府談判、互動,決定國家的命運。原先的大學生只有極少數人後來從事政治。”王軍濤說。

從這點看來,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冒出頭的學生領袖,王軍濤認為事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批評並不公平。“89年學生領袖比較特殊的地方在於,軍隊鎮壓後,西方世界普遍把學生領袖看成真正的政治領袖,當這些人表現出率真個性時,反倒被成熟的人批評為不負責任,所以最後給學生領袖的批評並不公道,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想做政治領袖。”

年輕人抱持“玩一玩”的心態參與“中國茉莉花行動”,使得中國政府難以接招。王軍濤指出:“網友的調侃很好玩,他們說:這件事誰認真誰失敗,政府一認真,政府就失敗,參與者太認真,遭到打擊,他們就失敗,所以從行動到現在,我覺得政府是失敗者,因為政府大動作,覺得好像控制了局勢,但參與者本來就沒想推翻你,他們是一種帶有社會情緒與正義感的耍鬧心態,心中沒惡意,只是想捉弄你、增加你的成本,結果你被耍了。”

“所以我覺得茉莉花行動會一直持續下去,因為參與者的反抗方式和心態,政府根本抓不住,對這些年輕人來說,人權議題他們沒興趣,他們感興趣的與政治沒關。”王軍濤舉例,2006年北京政府出台“一犬化”政策,一家一戶只能養一隻狗,警察開始大力滅狗,這項決議引發千人示威,呼籲尊重生命、保護狗權,由於沒有政治訴求,警方也沒輒。

“所以‘茉莉花行動’讓統治者很難辦,政府想鎮壓的東西在這場行動中找不到。而一旦去鎮壓,參與者就心生反感,結果可能造成更大的反彈,或更有興趣跟政府玩下去。”王軍濤說。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86/n-25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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