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1日星期一

要闻转载: 中共十八大 久敬庄再度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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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 久敬庄再度人满为患
Nov 11th 2013, 09:45,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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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1月11日讯】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正在召开十八届,为了确保在会议期间不出现意外,当局加强了,大量被扣押在〝〞、〝〞等黑监狱中,致使两所黑监狱人满为患,也有很多访民勇敢的闯出来,请看以下报导。

11月9号到12号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中国各地大量访民为了能够表达自己的冤屈,涌进北京。与此同时,为了禁止访民们大量进京,各地方当局对上访民众围、追、堵、截。而北京当局也派出大量抓捕上访群众。

访民王玉萍:〝6号就把我押进去了,我刚才从那逃出来,人多的时候硬挤的。我逃出来的时候(人)简直特别多,最多的是前天晚上,外边的铁栏杆都是人碰人。〞

据上海访民徐秋琴介绍,上海这次来北京上访的访民达到1000多人,其中400多人被关押在〝久敬庄〞。而从10号晚上开始,访民们多次冲破警察的防线,试图往外逃。

上海访民徐秋琴:〝昨天晚上半夜逃出来的,有十几个人被他们(警察)发现,我们硬冲出来了。铁门也冲坏了,有一个人手受伤。今天上午5点多,他们统统逃出来了。〞

访民们表示,不害怕被警察抓,出来后还要继续上访,为自己申冤。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在个人微博中说:〝大家都回家去吧。早在十年前,我就说上访没有什么用的,是有人用来骗老百姓的。〞

新唐人记者田净 、勇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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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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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上)
Nov 11th 2013, 13:51, by 明鏡雜誌


  一

  对"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历史应该如何分期,这是一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而因为对这十年历史不同阶段的"一锅煮",闹出了不少并不可笑的"笑话"。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写到李达于1966年6月(时为武汉大学校长)遭到迫害时,作者写了一个细节: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实际上,李达当时是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子的(武大"三家村"的另二人是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当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黑帮"阶段,造反派尚未出现(连"造反"一词也还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没有什么"红袖章"。另有一位中南海干部的回忆录,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书中竟说杨尚昆是被"四人帮"揪出来了。这也是常识性的错误。此外,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主政时被迫害致死的人说成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把在工宣队、军宣队主政时遭受的迫害说成是受到造反派的迫害等等,诸如此类混淆"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历史特点的文字时常可以看到(甚至出现在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并明确其不同历史特点的必要。

  二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文化大革命"划分为三段:

  ⒈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

  ⒉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

  ⒊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

  这大概是最早、也最为人们熟知的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作出的分期。这个分期,很显然是以执政党中央的换届为标志来划分的。它的特点是能使人较清晰地看出先后领导过"文化大革命"的三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并区分其历史责任。

  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他将这三年半划分为四个阶段:

  ⒈从1965年末到1966年夏,他称之为"准备阶段";

  ⒉从1966年8月到1966年底,他称之为红卫兵公开发动时期;

  ⒊从1967年1月到1968年中期,夺权与武斗;

  ⒋1968年夏到1969年4月,他认为这个时期主要是"重新建立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见该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版378—379页)

  费正清关于"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他自己对此也是不确定的,就在该书第十七章《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叙述"三年半文革"之后接着又写了《继承权的斗争》(写1969年中共九大后到"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回顾》、《结局》(写70年代初期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等内容,并写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发展中失落的十年"(见该书第400页)。可见他同时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是十年,其结局是1976年"四人帮"倒台。不过,他对于前边那"三年半"的分期,却是明确并且坚持的,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中,由哈里·哈丁撰写的第一部《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动乱中(1966—1969)》第二章《中国在危机中》,就仍然是这样划分的四个阶段。

  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作了新的探索。虽然该书没有明确谈到分期,但从书中二至六章的内容安排可以看出,他们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史作了这样的分期:

  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到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⒉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1967年1月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⒊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1969年4月中共九大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⒋"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到1974年底);

  ⒌整顿和反整顿的较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5年1月到1976年10月)。

  比较费正清与席宣、金春明的两种分期,有一处是相同的:他们都把"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定为1965年底姚文元文章的发表(他们的分期另有一处基本相同:费正清划分的第三阶段和席宣、金春明划分的第二阶段,都从1967年1月开始,只是结束期略有出入;此外,席宣、金春明称这一阶段为"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而费正清却认为"文化大革命"高潮是1969年的中共九大)。

  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源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说法及官方与民间(红卫兵造反派)宣传中的一种提法(当时也另有把《五一六通知》下达作为"文化大革命"开端的提法),如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兴起时,就用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样的提法(这"几个月"显然是从姚文元文章发表算起);6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节,就称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揭开了批判吴晗之流的序幕"。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中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587页,书中将1967年误排为1966年。此外,毛泽东此语有语病,"应该从……开始"的原意实为"应该从……开始算起"。)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所编"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也通常把姚文元文章发表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开端"。

  笔者认为,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前,只应算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这一舆论准备阶段与此前已轰轰烈烈开展了几年的文艺、史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大批判(当时称作"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同样性质的。不同之处在于,批判《海瑞罢官》矛头暗指向中共北京市委,而此前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等等,矛头则明指向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各文艺部门;前者由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旨秘密领导进行,后者由原中宣部周扬、陆定一等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意旨公开领导进行;而且,后者当时的批判规模、声势比前者更大,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震动更大,对后来"文化大革命"所起到的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作用更大。若要说"序幕"或"导火索",后者完全应该算上。毛泽东将姚文元文章的发表说成是"开始",不过是为了突出江青等人的"功劳"罢了。因此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仍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算起为好。

  三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深入,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的分期,自然应有新的思考。这个分期,应该不仅着眼于高层的斗争,更应着眼于全社会在这十年中发生的阶段性变化,既要看到在不同阶段起领导作用的力量有些什么变动,也要看到在不同阶段扮演"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等角色的人群有些什么变动。同时,还要注意不能仅以中央所在地与"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的北京,和被毛泽东视为"样板"的上海这两个特殊地区的情况来以偏概全,取代全国的情况(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就专门论述了北京、上海两个特殊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与全国其他地区红卫兵运动的一些重大区别,详见该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为此,笔者综合目前所了解到的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认为可将"文化大革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⒈"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从1966年5月到同年8、9月间);

  ⒉"群众性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到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

  ⒊"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阶段"(从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

  ⒋"纠左与批右、整顿与反整顿反复较量阶段"(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只能是一个略数,因为中国毕竟太大,各地的历史人文环境、政治运动的条件和对运动产生影响的各种偶然因素等等复杂多变,运动发展不平衡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同一个阶段,有的地方可能会提前或滞后一点。

  以下对这四个阶段作具体阐述。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到同年8、9月间,"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

  为何要称这一个阶段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因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文化大革命"虽已全面发动起来,但在运动的领导力量、运动中的"革命动力"与"革命对象"等方面,仍与此前的政治运动没有太大的区别,全国各地仍然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揪出和批斗"黑帮","三家村"、"小邓拓"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仍然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由上级党委向一些基层单位派出工作组(7月底8月初工作组陆续撤销后有的又以"联络组"、"联络员"之类变相形式代替),代表上级党委领导运动。这一时期的"革命动力",仍然是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依靠对象"(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各个领域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复员转业军人,政治运动积极分子等),"革命对象"仍然是历次政治运动反复打击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至于新揪出的"黑帮"、"三家村",如北京市委彭真、刘仁"黑帮",所谓"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周扬、陆定一"黑帮",北京大学陆平"黑帮",清华大学蒋南翔"黑帮",天津南开大学娄平"黑帮",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云南大学李广田"黑帮",重庆大学郑思群"黑帮",西安交通大学彭康"黑帮",辽宁大学邵凯、杨俊超"黑帮",广州中山医学院柯麟、刘志明"黑帮",浙江大学刘丹"黑帮",武汉大学李达、何定华、朱劭天"三家村",安徽省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三家村",陕西省委赵守一"黑帮",《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首的"云南三家村",贵州省委汪小川"黑帮",四川省的张黎群"黑帮"和省文联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山西省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周扬树立的黑标兵"赵树理,上海市由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王西彦)等等,无一不是经中共中央或有关中央局、省委、市委研究后定性抛出交群众批斗的,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没有什么两样。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的8、9月份也划入这一时期?主要依据以下几个理由:一、"八一八"以后各地出现的红卫兵,大多是由各级党委部署成立并听命于各级党委的;二、尽管在8、9月份"造反有理"已成为主旋律口号,但这时的"造反"者主要是社会强势群体(得到最高领导赞扬、支持的"红五类"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子女),而被"造反"者则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前工商业者,有"海外关系"者,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文艺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及以上人群的家属子女等等),其中相当多的打击对象是在5、6、7月间由各级党委或代表上级党委的工作组对各单位人员进行"政治排队"后内定的"三、四类"("政治排队"划分"四类"源于文革前"四清"运动时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第九条对干部的分类: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三、各级党委此时(极个别地方例外)均在正常运转并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自始至终都是以大、中学生为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无论地方或是全国都没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系统。它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产物。"(见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616页)这个说法过于绝对,不符合当时的复杂情况。

  在北京,最初出现的红卫兵确实是自发的,秘密的,脱离学校党委领导的,到了1966年8月初,因为毛泽东写了支持红卫兵的信(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向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传达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消息传开后,"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在8月1日到8月18日的半个月时间内,红卫兵组织成为了每个学生组织的当然名称,学生们纷纷放弃了原组织的五花八门的名称而归属于红卫兵。红卫兵演变成有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当然的青少年组织……"(丁晓禾编著《狂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58页)到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就出现了"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他们不仅站满了天安门城楼上和城楼两侧观礼台上,而且在城楼上、广场上和东西长安街上与解放军士兵一起值勤维持会场秩序(见当时新华社报导)。很显然,不仅他们的值勤、列队是由"党委"(自然不是学校党委而是更高级别的党委,比如北京新市委)统一安排的,他们戴的红袖章也是由相当一级党委特批统一突击制作的——在当时,任何一个"群众自发组织"都不可能随意制作自己的旗帜、袖章,不仅旗帜印制厂(属于特种行业)不可能为之印制,想要买到那么多红布也不可能有人拿得出足够的布票(上海"工总司"成立时就是跑到一家绸布店去抢的红布来制作旗帜袖章,以后各地成立的自发性群众组织,也都是有了"官办组织"的先例才逼着各级党委批准印制旗帜袖章的)。因此,到这时红卫兵的"自发"性就已经大打折扣了("文化大革命"宣传中竭力夸大宣传"自发性",其实只是为了表明毛泽东的一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已)。用徐友渔的说法,这些早期红卫兵是"自发地破土而出和通天相结合的怪胎"(《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0页)。在这之后得到各级党委支持(谁敢不支持?)一哄而起出现的红卫兵,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最初的"自发性"了,比如由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等高干子女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校文革临时筹委会等,就很难说是"自发"的和"完全脱离党组织领导"的。

  8月18日毛泽东公开检阅红卫兵,宣告了影响深远的红卫兵运动登上文革历史舞台。这以后,各地响应号召闻风而动出现的红卫兵,几乎全是在各级党委领导、布置下仿照北京模式建立起来的,有的虽也有一个"自发"的形式,但根本称不上是自发的群众组织(只需想一想:当时哪有真正自发的群众组织能有条件制作自己的旗帜、袖章和印刷精美的传单、宣传品),"上海市委为控制局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安文江《我不悔》,见《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版93页)在中共四川省委于1966年10月2日发出的《关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就有这样的指示:"认真加强对红卫兵组织的领导,积极发展壮大,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及农村不成立红卫兵组织。"(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298页)从要求"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壮大",到哪些单位不成立红卫兵都有规定,可见当时一些地方党委对红卫兵所起到的组织、领导作用。这样的红卫兵能算是"自发"组织吗?这类红卫兵在各地都分别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系统"(如广州的"主义兵",重庆的"思想兵",南京的"黑字兵",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武汉的"一司",合肥的"红总"等等),他们均听命于当地党委,各地的所谓"破四旧"、抄家,也大多是由他们在当地党委统一部署下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基本上都是由各基层党委(或指示公安派出所)提供的,一些地方还有公安派出所直接参与行动。各地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实际上是由这些"红五类"红卫兵搞出来的,与后起的造反派没有多少关系。

  以重庆地区为例,"八一八"之后,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人即指示各地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重庆各学校迅即在各级党委布置下由"红五类"学生组织起了红卫兵,"红五类"教职工则组织起了赤卫军,8月下旬,红卫兵、赤卫军在各区、县党委(或社教工作团)的统一部署和公安派出所配合或参与下对社会弱势群体"牛鬼蛇神"实行抄家并破坏古迹毁坏文物。9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列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刘文珍到重庆抓的试点——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刘文珍和市委领导人到会祝贺,并安排了铜管乐队演奏助阵。9月5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提议,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部署,"工人纠察队"(这个名字也是李井泉提出的)在首家试点单位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发出《宣言》。随后,全市纷纷建立起了实质上由各级党委领导的"工人纠察队"。9月8日,按照市委安排,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选拔"红五类"子女组建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驻军领导人经市委提议并报经成都军区党委批准奉命担任"辅导员"。接着,市委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当兵"(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进行大肆炒作,连日作重点报导,全市掀起"送子当兵"热潮。9月15日,《重庆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导《全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并配发社论《热烈欢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长壮大》,这次大会有西南局刘文珍、重庆市委和驻军领导人出席并发表祝贺讲话。此后,因中学生红卫兵总部态度日益倾向造反派,在市委授意下,又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于9月20日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强行合并,统一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后被民众鄙称为"思想兵"),从而引起中学生红卫兵强烈反弹,集会抗议后大批上京告状……

  尽管在1966年8、9月间,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真正自发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但除个别地方外,这时造反派还远未形成气候,在各地普遍属于少数派,处于被压制、围攻、打击的地位。看一看各地的文革大事记就可知,当时各地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由党委组织或号召多数派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等出面围攻、批斗、打击造反派学生的重大"事件",如桂林"八七"事件,西安"八一六"事件,哈尔滨"八一七"事件,长沙"八一九事件",上海市委组织的声讨"八二五事件",合肥"八二七事件",重庆"八二八事件",成都"八三一事件",青岛"八二五"、"九一"事件,武汉9月初的大抓"南下一小撮"事件,贵阳"九五"、"九六"、"九七"事件,南宁"九九"事件等,正因为全国形势如此,才有了毛泽东9月7日"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其中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124页),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批语精神指示《人民日报》于9月11日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在8、9月间,全国大多数地区尚未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在正常运转(只是比平常时期艰难一些)。尽管这时已出现了"炮打"、"炮轰"一些党委的口号,但这并非都是造反派提出的,恰恰相反,最初普遍倒是由各级党委在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按照全会文件之一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8月17日传达到全国县、团级领导层)的提法而主动提出的。各级党委这时都纷纷提出"炮打司令部"、"炮打(或火烧)司令员"、"引火烧身"之类口号(如同在"四清"运动中主动"洗澡、下楼"一样),认为这样才是紧跟党中央的部署,才能正确领导运动。比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8月19日在郑州大学群众集会上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号召"炮打省委司令部";中共重庆市委在8月25日召开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同日,陶铸、张平化、王任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接见中南地区赴京同学时,在讲话中一致谴责了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的"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的"三个相信"口号,号召同学们回到湖南"去对市委、省委、中南局开炮,一齐炮轰司令部"。8月2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发表短评《向"司令部"开炮》……自然,当时也会有相当一部份党委在提出"炮打"时以为这是"反右派"运动前夕"欢迎帮助党整风"似的"阳谋"。

  在这期间(特别是9月份),已经有少数造反派开始炮打当地党委,但从全局来说尚未形成气候,而且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中严厉提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个讲话对造反派刚开始的炮打党委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而给各级党委注射了强心针。当然,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一阶段个别地区也走到了前面,如河南郑州造反派因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等领导人的支持,在9月5日召开了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陕西西安造反派在9月13日召开了"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不过此时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都还没有瘫痪,大会通知还特地邀请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二名观察员"列席大会"。

  总之,从总体上看,这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运动形式、领导力量、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都跟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未完待续)

  何蜀,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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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 克格勃总部徒步行再现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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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 克格勃总部徒步行再现恐怖
Nov 11th 2013, 14:09, by 明鏡雜誌


http://gdb.voanews.com/1C22DFAC-79F8-4001-B452-7EDECB5C3B22_w640_r1_s_cx0_cy8_cw0.jpg
导游帕维尔手举的照片是其中的一名行刑队长,名叫马格,他兼秘密警察后勤大楼的司令。马格仅有2年级文化,后来因为酗酒和酒精中毒死去。帕维尔左侧就是卢毕扬卡11号的秘密警察后勤大楼。(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白桦

俄罗斯各地最近几天举行众多活动悼念苏共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特别是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难者。其中的一个活动名叫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及其附近地区徒步行。这个活动再现和揭露了苏共秘密警察的暴虐,以及当时的血腥和恐怖。活动人士说,俄罗斯又重新出现了政治犯,每年举行类似的纪念活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索洛维茨石头和政治犯日


10月30日是俄罗斯的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这个纪念日来源于1974年10月30日苏联的两个劳改营中的政治犯开始绝食抗议政治迫害。后来这一天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设定为政治犯日。1991年10月份被正式改名为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20多年来,俄罗斯各地每年都在这一天都会举行一些相关纪念活动。

在莫斯科市中心,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也就是目前的联邦安全局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莫斯科市政府的官员,政治迫害的幸存者和后代家属们星期三在索洛维茨石头旁举行了纪念活动。索洛维茨石头因为索洛维茨岛而得名。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上个世纪20年代在气候恶劣的俄罗斯北部索洛维茨岛上建立了第一个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1990年纪念碑人权组织把集中营中的两块石头分别运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竖立在市中心提醒人们苏共统治时代的政治迫害。

返还姓名

同往年一样,纪念碑组织星期二在索洛维茨石头旁举行了返还姓名的活动。当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人们登台宣读1937年到1938年期间在莫斯科被处决的人士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每份名单大约有4到5个人。这些人中,既有官员,教授,企业主管,同时也有工人,餐馆服务员,甚至更夫。

一名妇女登台念完名单后特别介绍了她家的一段经历。

她说:"我爷爷当时被抓到克格勃总部。当提审他时,我爷爷看到旁边的那张桌子就坐著他的兄弟,另一名秘密警察在审问他兄弟。我爷爷没有被处决,但他在克格勃的地下室被殴打,后来勉强支撑著回到家里,很快就因为患上肺结核去世。"

俄又出现政治犯 更多人参加悼念活动

本网问卷投票者看苏联

有3%的人赞成"中国若动乱,只会比苏联更惨",苏联上了民主的当。

4.6%的人选择用"更无一个是男儿"这句诗评价"苏联分崩,苏共解散,党员虽多,但除了政变领导人之一自杀外没人挺身护党护国"。

65.8%的人赞成俄罗斯领导人所说的十月革命开启了对人民的战争。同时有26.6%选择"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者应注意其另一名言: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0.8%的人认为二战中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出兵,80.7%的人认为是"美国原子弹。而苏联是在日本败局已定、士气低落时出兵摧枯拉朽,还抢物资,占旅大,军纪败坏";16.6%认为美国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同样重要。
斯大林大清洗在1937年到1938年达到最高潮,光是首都莫斯科就有3万多人被处决。

纪念碑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每年来参加他们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有时需要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参加宣读遇难者名单活动的人既有社会名流,知名政治人物,也有20岁的大学生,时常有年轻夫妇带著小孩全家来参加活动。

一名参加者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现在又出现了政治犯,不忘记苏共时代的政治迫害,参加类似的活动有重要现实意义。

监狱改食堂 克格勃建筑设计多出自一人之手

纪念碑组织同莫斯科城市导游帕维尔星期二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名叫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及其附近地区徒步行的活动。帕维尔向人们介绍了克格勃总部的历史,以及附近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些建筑在大清洗时代扮演的独特角色。

帕维尔说,当时苏联秘密警察的建筑多数都由建筑师兰格曼设计。兰格曼的设计风格简洁,但关键是他能满足秘密警察的要求,而且这名建筑师的工作效率非常高。

帕维尔说,克格勃总部内曾设有监狱并处决犯人,但上个世纪60年代后,监狱被改成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的食堂。

克格勃后勤大楼兼毒药实验室 万人被处决

 在离克格勃总部数百米远有一栋三层大楼(卢毕扬卡11号),这栋大楼在沙皇时代是一家船运保险公司的办公室。十月革命后,秘密警察从圣彼得堡搬到莫斯科后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因此里面有克格勃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这座大楼后来被用作秘密警察的后勤部门以及车库。1937年到1938年,这座大楼的院子和地下室里总共处决了大约1万到1万5千人。1937年到1947年期间,这座大楼还被用作秘密警察的毒药实验室。

导游帕维尔说,大楼的地下室被特别加固用来行刑。秘密警察夜间行刑,汽车载著尸体离开后,清洁工马上清扫街道上的血迹,因此大楼附近的街道每寸土地都沾染了无辜者的鲜血。

刽子手爱用德国枪 家属彻夜排队寻找亲人下落

 帕维尔说:"在红色恐怖达到最高潮时,大楼里面的院子也被当作刑场。他们在夜间用车库的汽车大灯照射被捕者,让他们睁不开眼睛,并开动汽车马达不让别人听到声音,然后他们开枪。"

帕维尔说,行刑队一般都由4人组成。因为子弹不卡壳,刽子手们都愿意使用德国造的手枪。两个行刑队长中,一人曾是石匠和羊倌出身,另一人仅有小学2年级的文化。

这栋大楼附近还有另一栋办公楼曾是秘密警察的接待部门。在大清洗时代,家属们外面彻夜排长队到这里寻找失踪和被捕亲人的下落。

各地悼念活动 华人当年难幸免

在圣彼得堡,人们星期三在市中心的特洛茨基广场上的索洛维茨石头旁,以及列瓦绍夫墓地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列瓦绍夫墓地埋葬著4万5千名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处决的人士,东正教神父举行了安灵弥撒。

在同中国相接壤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在当地郊外的森林中举行一座小教堂揭幕仪式来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这处森林在大清洗中是秘密警察在当地的几个刑场中的一个。2009年这里发现了大批遇难者尸骨。俄罗斯的一些汉学家说,当时居住在远东的一些华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也无法幸免。(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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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为使父亲〝魂归故里〞 湖北小伙千里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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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父亲〝魂归故里〞 湖北小伙千里背尸
Nov 11th 2013, 07:17,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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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讯】一名20余岁的湖北小伙,为了让逝去的父亲〝魂归故里〞,背着父亲的尸体,从瑞丽乘坐大巴走了600多公里的路赶到昆明,目的是回到老家。11月6日,这个小伙子的行为在昆明被人发现,尸体被殡仪馆拉走。

大陆媒体报导,11月6日中午,西山区昆州路路边有一名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身后背着一个50岁出头的男子,在路边等车时,被人发现背负的男子早已去世。

据目击者称,该男子背着尸体一直站在路旁,约有两三个小时,说是要背父亲回家。

当天下午,一辆殡仪车赶到现场,工作人员和小伙一起将遗体搬进车内银色铁皮箱内。

事后,小伙证实自己是死者的儿子,据他称,父亲在瑞丽得肺结核身亡。小伙是是湖北人,想将父亲带回老家,从瑞丽坐大巴走了600多公里,将父亲尸体拉到昆明,在车上他怕不让他坐车,没说父亲已去世,长途客车驾驶员也没察觉异常。目前小伙子在昆明处理死者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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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三中全会 一张最具〝公仆特色〞的照片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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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 一张最具〝公仆特色〞的照片爆红
Nov 11th 2013, 08:00, by 禁闻

点此看大图片
网友发帖说:公仆们散会了。。。(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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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讯】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引世界关注。今天(11)早上,网友爆出一张中共会议结束时的照片,在网路引发炸锅,网友纷纷转载痛骂。

微博上网友发帖说:公仆们散会了。。。 同时上传一张照片。不过,网友并没有说明此照片是否是此次三中全会散会后的照片。


网友发帖说:公仆们散会了。。。(网络图片)

此帖一出大陆民众纷纷调侃痛骂:〝自己打伞都不会,讽刺啊。还狗屁的公仆呢!公仆们的手长着是干什么用的?这世界颠倒了!真恶心到不行了!!!中共你这是要灭亡的节奏!〞;〝一群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第一位感觉裤子都还没有提到位,这是开了会还是干了什么出来?〞

〝好威风啊!!人民公仆啊人民公仆,老百姓怎么说你好?〞;〝这是谁的主张与安排?追究一下责任,有损于领导干部的形象!这镜头给的,高手!〞。

〝我看更像是放风时间,走的路线都统一。〞;〝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代表的代表,代表着我们开会代表着我们决策,雄赳赳的出门了。〞;〝这才是皇虫。就冲着这图片来看,我对这次会议不抱太大希望!〞

11月9日中共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位中国大妈对商业周刊中文网对于民间十大关切问题:1、金融:民营企业贷款能否更方便?;2、存款:百姓存钱不再〝隐形贬值〞?;3、房产:房价是否依然步步上涨?;4 户籍:户口制度是否能够松绑?;5、收入:收入分配能否更合理?;6、生育:何时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7、遗产税:遗产税真的会开征?;8、养老:社保医保何时全国统筹联网?;9、水电:煤电油气市场定价是否涨声一片?;10、国企:国企是否加快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等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她问:三中全会有办法解决吗?

网上调侃说:〝独具中国特色的会议日程:上午交流会,主题: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中午宴会,主题:你灌醉我,我灌醉你;下午表彰会,主题:你吹捧我,我吹捧你;晚上舞会,主题:你抱紧我,我抱紧你;〞

〝大家不要骂了,其实他们是残疾人官员代表〞;〝全国脑残代表大会!!!收起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吧,该收摊了!!!〞;〝快结束了,这种特权。〞

中共三中全会根据党媒报导是在12日结束,这次大会由于没有开会的直播录像,也没有图片报导,被称为是闭门黑会。大会期间北京升级,全城清查,再次被外界嘲讽。

来自全国各地、冲破中共层层堵截的访民云集北京。据网报导,全国在京冤民上万人在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中纪委信访局聚集,她们拉横幅抗议暴政,游行示威要人权,要求当局进行。大批警察闻讯赶到,对冤民实施暴力殴打。

在京上访的访民告知,有的访民被政府人员殴打关押;有的访民神秘失踪。

面对这些民情、民怨以及外界对中共三中全会是否会有改革?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说,三中全会是中共中央确定未来数年大政方针的关键性会议,但如今中共领导层提的是经济转型。而转型,它是不愿意的。这个党绝对不打算放弃手中的权力。为此,本次全会是否有意义,颇让人怀疑

《南德意志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对三中全会的成果不看好,在领域,三中全会将难有作为。德语媒体的评论说,若缺乏,深化经济改革的愿望恐难实现,由此,本次全会唤起的期待或许最终会被失望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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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微博解密〞网友:三中全会像黑帮散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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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解密〞网友:三中全会像黑帮散伙会
Nov 11th 2013, 09:34,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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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讯】(新唐人记者李剑综合报导)正在〝闭门〞召开的三中全会,自11月9日开幕起,不但在北京街道上军警林立、便衣密布如临大敌,在网路也加紧删帖。不过在海外动态网推出了〝微博解密〞,还原被删除的网民留言,不少网民形容三中全会像地下党搞聚会;更有人称黑帮散伙会。

11月9日至12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三中全会,会议第一天结束到深夜,官方媒体没有就这次会议有关的内容向外透露。

而在召开会议的京西宾馆外,大量执勤,特警防暴车亦停靠在门外,尤其是京西宾馆西门附近,多名警察、特警严密把守大门口,禁止车辆、路人接近宾馆。

守卫在宾馆大门口外的警察个个神情严肃,靠近一侧,每隔一段就有两三名警察把守或有警车停靠。为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北京警方已取消所有警察假期,全力投入安保工作,大批在会议召开这两天被抓捕。

网路上新浪微博及各大论坛上的监督员配合网警,狂删网民的对三中全会的种种质疑。

不过,美国网站《动态网》最近推出〝微博解密〞,让被删帖子起死回生。还原了被中共删除的相关网贴。网友留猛烈抨击中共行事风格鬼鬼祟祟,像地下党搞聚会。

网民评论三中全会

〝53年前的今天,'柏林墙'倒塌,这不会与某会相冲吧?〞

〝丧钟全会:开会,散会,即将解散帮会……〞

〝请问大侠,他们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吗?怎么一点信息都看不到?是闭门会议吗?听说打起来了? 〞

〝三中全会把媒体胃口吊到天上去了,各大网站都挂了专题,结果全会是闭门会,会后才发公报。大红色专题下面空荡荡的,全是一堆说过来翻过去的废话。〞

〝北京开了一天的会吧?一点内容没出来,连会址都不清楚,唉。。。知道的赞保密搞得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地下党搞聚会呢。各位,没有内容以学习,继续看我的文章吧。〞

〝开会过程'懒'神秘,执政这么多年了,还和地下党似的!〞

〝怎么看都像是黑帮散伙会,神神秘秘、鬼鬼祟祟。〞

〝还将三中全会比作考试,其中成绩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至于作为家长的市民,都在考场外焦虑等待。〞

〝你把你的领导描绘得再英明,你也不是百姓选的;你把你的赞美得超好,你的人民也没有。〞

〝一名河南女记者在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抱着一对称是她和高官,生下的双胞胎,进京追讨两子的护养费……〞听说我党官员都是经过组织严格考察检验合格的,白天个个都是披着为人民服务的皮高唱主旋律,怎净干这些灭绝人性流氓勾结!简直禽兽不如!

〝如果把历史还原,它们是一帮土匪;如果把谎言揭穿,它们是一帮骗子;如果把财产公开,它们是一帮强盗;如果把帐目公开,它们是一帮小偷;如果把国籍公开,它们是一帮汉奸;如果把日记公开,它们是一帮流氓;如果把地图摊开,它们是一帮国贼;如果把事件剥开,它们是一群魔鬼。〞

三中全会巧遇柏林墙倒塌日

三中全会召开日巧遇柏林墙的倒塌日,人士刑天行认为,这不能不令人想到这是天要灭中共的再一次兆示。

刑天行指出,柏林墙倒塌象征着东德共产制度的崩溃,随之民族之间隔绝与对立的墙也倒塌,共产党制造的国家恐怖不复存在,人民开始了自由的新生。柏林墙倒塌日,因世人关注走向而再次被瞩目,将勾起更多人对共产罪恶的回忆,对中共政权罪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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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村民维权被铲车压死 千警抢尸爆冲突 (18图)

要闻转载: 三中全会期间,久敬庄每天关押千余访民

维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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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期间,久敬庄每天关押千余访民
Nov 11th 2013, 08:35, by wqw0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10月10日上午,上海维权人士沈利达等人欲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地点京西宾馆,向中央控诉被暴力拆迁多年诉求无果的遭遇,结果被值勤警察拦截送往久敬庄关押。

据沈利达介绍,被关到久敬庄后,发现上海厅内关有四、五百人,整个久敬庄保守估计被关押的访民应该在千人以上,有的访民被关押已达2天。访民们被各地方政府陆续接走,但还会陆续再有访民被关进来。

沈利达说,以前上海访民到北京信访被抓住后,大多是由上海市驻京办将大家强行押送回去,途中身份证被扣押,押回上海后,等待大家的一般是强制旅游、在家软禁、关黑监狱,为了躲避这样的命运,我们几十人从久敬庄的黑监狱翻墙逃了出来。

很多访民表示,各地上访维权者设法到北京,就是想利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将自己多年不决的冤案向中央反映,以期尽快解决大家的诉求,但是,却遭到抓捕关押,这再一次让大家的希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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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押在久敬庄的上海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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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吉林访民赵云侠等人在天安门抗议被刑事拘留

维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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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访民赵云侠等人在天安门抗议被刑事拘留
Nov 11th 2013, 08:37, by wqw0

(维权网信息员唐韵、孙雨报道)11月9日上午7点左右,吉林上访维权人士赵云侠与内蒙上访维权人士刘亚珍、赵玉兰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用铁链将自己锁在广场的护栏上,当即被值勤警察强制带离现场,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系。

经过亲友的多方查询,目前得知赵云侠、刘亚珍、赵玉兰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但3人因何罪名被刑拘尚需进一步的了解核实。

赵云侠因儿子见义勇为歹徒杀害而当地法院枉法裁判,为此到北京上访多年。为了给儿子讨回公道,在维权的过程中,受尽磨难和屈辱。近几个月以来,曾因到天安门撒传单、抗议多次被行政拘留。赵云侠曾表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冤情和司法的腐败,也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管遇到什么打压,都会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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