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4日星期四

要闻转载: 东莞日企千人持续罢工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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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日企千人持续罢工一周
Nov 14th 2013, 11:21,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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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4日讯】中国广东东莞〝十和田电子公司〞的两、三千名员工已连续罢工一周,抗议公司买断工龄不给经济赔偿。在当地支持下,公司态度强硬。请看以下报导。

由于〝十和田电子公司〞转型为外商独资,并且更名,公司要员工签署全新的劳工合同,但员工要求厂方支付买断工龄补偿金遭到拒绝,同时,当地偏袒厂方,而引起全体员工不满,自7号开始罢工至今。

广东东莞〝十和田公司〞保安人员:〝一个星期员工不上班,没人上班就瘫痪了,现在全体都在这里,目前都在这里,现场罢工两、三千人。〞

据传,镇政府不同意厂方支付赔偿金给员工,原因是,如果开了先例,未来没有转型的公司,会选择直接迁厂而不赔钱,地绩将受到影响。

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不愿证实这个传闻。

广东东莞市樟木头镇人力资源局:〝这个事情今天还在处理,这个是我们监察办正在那边处理,包括政府相关部门都已经去了吧,正在工厂。〞

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度软化的公司态度转趋强硬,声称如果员工继续罢工就算旷工,连续三天旷工就当作自动离职。

广东东莞〝十和田公司〞职员:〝最近是有(罢工),但是我不负责这个,我也不清楚啊,(公司主管)他们现在都没有在位置上、都在开会。〞

罢工的第二天,有一名员工质疑在场的便衣未穿制服,而被拉上警车,警方在全厂员工围堵抗议下才放人。

新唐人记者熊斌、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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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三中全会结束股市跳水 网上疯传A股〝永垂不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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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结束股市跳水 网上疯传A股〝永垂不朽〞图
Nov 14th 2013, 10:30,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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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A股〝永垂不朽〞图。(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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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4日讯】(新唐人记者田净综合报导)11月12日,为期四天的已经闭幕,但是却给中国股市带来很大的冲击,13日,A股大跌,中国股市更是跌到七周来最大幅度。网上更是疯传一张关于A股〝永垂不朽〞的图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投资者对不看好导致。

从本周周一(11日)开始,A股市场一改近一个月的持续阴跌,走出了探底回升的两连阳。但是13日并没有持续上涨,反而出现几波跳水。到昨日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83%收报于2087.94点,更是创出9月3日以来的两个多月新低;深证成指跌幅也是达到了2.03%。

13日晚间,在新浪微博个人认证中显示的财经观察家、时评家侯宁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言说 〝今天的券商分析师们似乎很忧伤,前两天还在兴致勃勃推个股,今日竟然贴出了这么个图!〞,一张A股〝永垂不朽〞图。

而网友第一经济学姜留言表示,早已经为沪深股市算命,跌破一千点后突然五个涨停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的股民表示,A股对全会的态度今天基本表达了。还有的称,昨天各家券商发布三中全会公报研究文章,结果今天,祭奠吧。十八界三中全会闭幕,A股跳水,是影响了A股,还是A股影响了会?

群益证券(Capital Securities)的分析师林静华(Amy L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散户投资者对三中全会抱有很高期望,但会议公报没有提及将如何推进国有金融部门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

而中原证券(Central China Securities)分析师张刚认为,会议公报没有给投资者带来任何惊喜,也没有提及备受关注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些是到时股市跳水的重要原因。

此外,A股跌幅1.83%的这个数字,也是备受关注,很多网友表示这意味着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去年6月4日上证指数开盘2346.98点一样诡异。

据资料显示,2012年6月4日,上证指数开盘2346.98点。反过来看,正好是89、64,再加上23,这一年正好是89年血腥镇压64学生23周年。

而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日,11月12日,却是就是柏林墙的倒塌日,有很多人表示这种种的一切都是天意,有评论认为这是〝天意〞,预示气数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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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姜义华:研究历史要怀有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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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研究历史要怀有敬畏之心
Nov 14th 2013, 13:44, by 明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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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

      人物简介:姜义华,复旦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博士点首席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导师。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章炳麟评传》等。

  采访时间:2013年10月28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于能够独立思考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头上有四顶帽子,请问是哪四顶帽子?

  姜义华:这四顶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教条主义。还有其他帽子,这些帽子都说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没办有中央相关文件为依据法定性。

  教条主义,这是因为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读的太多,说我马列的书读的太多,这叫教条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对"三面红旗"、对阶级斗争理论都有不同意见;反党集团全名叫反党小集团,因为跟我同样意见的还有好几个人,那个时候他们都被划成反党小集团。这都是1962年的事情。

  记者:1962年7月,您在复旦某领导的回校形势报告小组讨论中说:"基本指导思想,上层决策出了问题,不能把责任推到下面,经济上的困难,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不同意见都被说成资产阶级,这个脱离实际"这个讲话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姜义华:当年讨论杨西光1962年回校做的形势报告,我当时主要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讲大跃进以来的问题,不能说主要是基层干部的问题,也不能说主要是工作方法的问题,因为很多东西是从上面、从中央下来的,除工作工作方法外更多是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当时在"三面红旗"、"阶级斗争"、"阶级关系处理"上都是基本的指导思想有问题。比方经济问题,当时的"三面红旗",认为总路线中心是快,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比如大跃进,是高指标,每年一定要增20%-30%以上;人民公社一下子过渡到大集体,想很快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些都是指导思想有问题。中国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还把不同意见、不同观点都看作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把当时知识分子,包含大学生在内,都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些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农民问题,而千万不应当把农民问题看成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问题,用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方法解决农民问题。当时提的主要是这些观点。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想到您这个讲话会对您带来的风险?

  姜义华:没有。

  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再不说真话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第一,我是做历史的,这些事情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学家若是连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都不能做出正确的总结,那讲古代历史、讲近代历史,那就更是夸夸其谈、天方夜谈。第二,我觉得,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不能正确的总结,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说,我们已经是左了,如果继续把左的东西当做右的东西来反,那么我们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用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方法搞经济建设,已经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如果再继续坚持这样做下去,我们必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要避免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做总结,正确的总结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防止将来犯更大的错误。当时主要想的是这个。

  记者:您刚才提到知识分子,新左派的代表甘阳曾说,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教训在于,他们总把民族、国家放在第一位,却从未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把"个人自由"作为第一原则提出来。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姜义华: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很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天下情怀,一种国家责任、一种社会责任,这并不代表没有自我。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价值就存在在于他的社会联系中间,存在于他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知识分子的真正的贡献不是没有自我,而是真正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对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为天下言,敢为天下先",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都只想着自我,只想自己,那么他就没有国家责任、天下情怀。我觉得是这样的关系。

  研究历史要怀有敬畏之心

  记者:您曾说近30年来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帝王之学走向普遍性的人学,许多被污名化的人、事开始得到了正视,许多神化的人走下神坛,但是最近《求是》杂志却登出一篇文章说《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国史,须旗帜鲜明反对》,在此文中,它把否定太平天国、否定义和团作为虚无主义,您对这事怎么看?

  姜义华:历史虚无主义,是确实存在的。

  第一,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懂得中国今天的发展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创造历史,也不可能脱离过去主客观的各种条件,因为人都生活在历史联系中。我们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么样,这取决于我们能利用多少历史遗产,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行新的创造,这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有深刻的了解。不懂得尊重历史,不知道我们真正的历史,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第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是不是真的有深刻的了解、很准确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100多年来,我们按照西方的、包括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判断、剪裁、他们提供的架构来重新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后来又根据共产国际、根据苏联他们的决议,他们学者的意见来剪裁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按照人家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历史。所以往往对中国历史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源于中国历史实际、真正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结论。很简单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究竟为什么分歧那么大?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分歧和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适合中国,用马克思一度说过的"五种社会形态"来衡定我们古代历史,这本来就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在汤因比讲的世界上六大原生态文明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古到今一直延续下来?中国自己的道路是怎么走的?中国国家是一个具体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体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具体的文明,将人家的一个短暂的,或者局部的东西轻率地宣布为具有普适性的意义,是很要警惕的。难道只有那些东西才是普遍的,我们倒是特殊的?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不能简单的拿外国的、某种特殊的模式硬性地来硬套中国历史。拿人家的东西硬性地来否定我们的历史,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用虚构的历史代替真实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我有本书叫《信史立国》,讲只有可信的历史、真正可靠的历史才有可能作为我们立国的基础。马克思讲"我们只有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我们的一切都必须放在对历史正确的了解之下,如果我们违背历史、歪曲历史,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各种各样的非历史的解释,其实这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这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现在出现了一大堆的戏说历史、胡说八道、胡编乱造的历史,这正是因为我们缺少信史立国这样一个根基。你没有真正可信的历史,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所以要真正把那种戏说啊、污名化啊、神化的历史去掉,最根本的东西是,我们要有真正可信的历史来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什么才是客观真实的历史。

  记者:但是,在历史学来说,其实所谓的历史真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们现代的人研究历史只能依靠以前的资料,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历史真相,而不是说我找到了历史真相,其实,"历史真相"这种说法可能都不太严谨。

  姜义华:我觉得你这个观点也不太严谨。确实,历史资料不可能完整。无论是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各种遗物、遗址、遗存,包括口述资料,都不可能完全再现原来的历史,这是事实。另外,客观的历史联系是实际存在的,不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联系,必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对历史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实践中就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最终会受到历史惩罚,这个惩罚也许会非常严峻的。所以我一直讲,实践对历史研究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检验我们的标准。

  个别事件可能搞不清楚,但是大的历史趋向、历史客观实际,它是存在的。资料本来也就是一个滚动的过程,过去很多人不作为历史资料的,后来发现可以作为历史资料,甚至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我们今后还会发现更多的历史资料,这样,过去的谎言就站不住脚。所以我们对历史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认识的限度,但是首先要有敬畏之心。历史不是可以让你任意胡说八道的,胡说八道不仅不能够经得起未来的各种历史资料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你的认识正确与否会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历史是很严峻的。

  记者: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能碰、不能说的禁区,时间离当下越近,禁区越多,您怎么看待"历史禁区"这一问题?

  姜义华:历史研究其实就是这样的。当然,当代史研究是困难的,因为当代史本还在不断演进中间,所以很多东西要做出一个最后的判断是非常不容易的。大量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布,很多细节都不知道,很多真正的东西都被报刊上、媒体上制造的东西、假象所掩盖,所以当代史研究确实很困难。所以过去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当代史研究不算是真正的历史科学研究"。说它没道理吧,它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绝对不能忽视当代史的研究,。当代史尽管有困难,但是当代史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它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亲身看到的,也知道哪些东西可能是更可信的,哪些东西可能是虚假的。而且,当代史的研究成果更容易在实践中间得到检验,它的正面的、负面的作用,可能看的更清楚,所以当代史研究有它的困难,也有它特殊的重要性。

  至于历史禁区问题,因为当代史的研究最容易触及到大量现实利益,它会触犯到既得利益者,当然它会遇到很多禁区。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会不断突破这些禁区,让历史的真相能够更多的展现在大家面前。这是我理解的历史禁区。

  怎样处理现代化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关系是当下最大课题

  记者:您有个观点说:近代史就是"现代化进程"和"农民起义"相继而来,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状态?

  姜义华: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本来发展出现的必然结果。中国两千多年来,实际上是一个周期性的运动。中国历代都是以农民、小农经济为核心为基础的社会,农民会不断两级分化、土地重新集中,同时统治者作为公共事务处理者,在处理国家事务中会越来越变为一个少数特权利益的阶层、要保护自己特殊的利益需求,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需求,这样的一个机构,这样它跟农民的冲突也会不断增加。所以这两个方面造成中国历史呈现周期性状况,通常几百年就有一个农民起义的高潮。农民战争通过自己自发的行动来保护农民小生产所需要的秩序,使得土地重新分散,解决了原来的生活问题,使得新建立王朝、国家机构比较清明,经济得到新的发展。到了清朝后期,中国又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周期性运动,所以这是中国历史本来固有的新的一轮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所以我讲从嘉庆末年开始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农民战争,这一百多年,基本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另外呢,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央面临着西方的严峻挑战,从而开始由被动到主动地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开始了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这两个运动并不是同一个方向的。这两个运动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处理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两个运动能够互相结合起来,他们在共同的解决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的这个目标下可以联合起来,但是现代化运动它跟农民运动的要求还不太一样,比方说农民要求的是平分土地,现代化运动希望城市化、希望市场化,要求不完全一样,这样它们又会产生新的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动中间最大的历史课题。

  记者: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历史就是由两暴组成的,"暴君"和"暴民",暴君亡国,暴民起义然后成为下一个暴君,被下一个暴民推翻,如此循环,这跟您的观点还是挺接近的,请问,您对农民起义怎么看?为什么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很快就被腐化?

  姜义华:其实也不是很快。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并不都是暴君和暴民。在大多数时间,中国的国家治理是相当有效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文明能像中国这样能够长时间的维持统一国家,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发展程度。中国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它的治理是很有效的,包括很多外国学者现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国GDP在世界上占的比重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占得很高的。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讲世界上30多个文明,基本上第一代的原生态文明早已灭亡。第二代衍生性的文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很多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三代的文明,也就是几百年历史,比如现在影响最大的西方文明,也就2、3百年时间。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个原生态文明能独一无二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讲5000年历史也好,3000年历史也罢,在国家治理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成功的经验。农民战争是解决社会危机、周期性的危机的方法之一,并不能简单用"暴民"来概况,我觉得很不确切。因为每次农民战争之后,它新建的王朝,都会在几年、几十年后使得国家达到新的兴盛的地步,暴君、暴民大多数都是在之后出现的。农民战争之后新建的王朝往往会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办法,使得中华文明得到新的继承、新的发展。我不太赞成把历史这么简单化,两千年不仅仅是暴君或者暴民政治。

  中国文明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自我纠错功能

  记者:感觉姜老师跟钱穆先生的观点有些接近,他说中国文化有很强的纠错功能,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姜义华:不仅仅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结构、中国国家治理本身就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自我纠错功能。过去我们按照西方那一套观点来衡量我们的历史,后来又用苏联那套,一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就把我们自己的历史给否定掉了。但是2000多年,中国能够那么有效地把大一统国家维持下去,而且使得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在国家治理、公共事务处理、农民问题等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都有很多很成功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我们没有好好去总结。

  记者:近代史上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九十年代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一说亦是风靡一时,请问,您怎么看待"革命"和"改革"的关系,您认为中国还会爆发革命么?

  姜义华:李泽厚也好,刘再复也好,我都跟他们谈过很多次。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一书出来后,金观涛、刘青峰要我写一个书评在香港发,后来我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20世纪革命的事与理》。革命不是想象就能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几个人鼓动就能鼓动出来的,改良也不是说你想改良就改良的。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后来又发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想象就搞出来的。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冲突发展到这样地步,最后只能用革命、战争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它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愿就能左右的。如果不需要这样的革命能够实现那样的改革,谁都愿意那样去做?关键是那样的改革走不通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真正的革命也不仅仅是暴力,如果仅仅是暴力、搞战争,这不是革命。革命要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这不是战争能够解决的,这中间需要的一步一步的改革,需要的循序渐进,需要很长时间。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创造、新的社会制度的创造、新的社会价值体制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无论是改革也好革命也罢,都不要把他简单化了。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社会还会发生大的革命吗?

  姜义华:中国一百多年来已经经历了一次极大的社会变动,人为的去发动一些动乱那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街头政治、街头冲突。 因为中国的人那么多,社会矛盾那么多,你要集聚起来也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的战争,我觉得是不会的,那样的时代已经过了。因为这一百多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大的变化,剩下的是要消化、要建设,所以可以说,重新引发街头政治、街头动乱,像文革、八九之类的大的动荡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革命是不会有了,真正的社会革命已经没有基础了。

  随着中国的改革,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更稳定的社会形态,使得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力量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形成更系统相互关系,处理各种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社会利益上的分歧。我想这是靠革命解决不了的,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改革、靠进一步发展,并且是稳定的发展才能解决。

  记者:但是,我也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国不可能再发生文革了,因为毛主席去世了,不会再有这么一个权威性的人物了。

  姜义华:社会动乱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准确是这样说。但是它已经不再是革命。

  记者:您曾说"新青年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实行宪法权威下的法治与权力制衡,虽然造成了浓厚的空气、思想的解放,却并未带来所追求的民治主义,反倒是专政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及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具有了可操作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姜义华:宪法、议会这些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民主,究竟怎样操作方才能够名副其实?比较一下蒋介石为什么会失去大陆,中共为什么会成功,可以有助于我们想清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我们能够把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起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政党,能够让农民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战争,能够让翻身农民坐天下进行国家治理,包括在这基础上形成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很成功的地方。国民党没有成功,就是它的党,基本就到区分部委员这一级,没有深入到农村,没有深入到农民之间,他的军队不是依靠翻身农民组成的,很大一部分靠游民,一部分是靠招募或者是抓壮丁抓来的,不是真正的农民的军队,虽然他的士兵绝大多是也是农村来的。他的政权主要也是局限在城市中,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共产党成功?因为他跟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尤其是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主要是这个。这是我们的取得胜利的原因。

  所以,包括这几年大家都在讲宪政,其实核心问题还在于我们怎样形成能够让宪法成为宪政的实际的有组织力量。我们的党怎样适应今天的变化,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整个去适应今天的变化,能够把包括所有新兴社会力量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联合起来,形成新的有组织力量,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五四"运动的局限就在这里,新文化运动很多理想都很好,但是没有真正的可以让它是实现的力量,今天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记者:在历史中,我们也常常能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我们总是认为先进的力量总会战胜落后的力量,但是实际上,取得成功的恐怕却是不那么先进的力量,这又是为什么?

  姜义华:这个话是对的。因为社会发展它是一个整体,常常都是比较中间的,他更能够把社会各种力量结合起来。就像我们党当年虽然是叫无产阶级先锋队,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是在农村,依靠农民,所以当年斯大林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当成是农民的党,确确实实它也是个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党。国民党在城市,跟大资本家、现代企业结合起来,但是并没有成功。所以先进也好落后也罢,谁能够真正的把全社会的力量,把社会绝大多数的力量集合起来,这才是成功的基本保障。

  大一统国家、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家国共同体构成中华文明的根抵

  记者:您曾提出过"中华文明的根抵"这个概念,您能具体说说这个"根抵"是什么吗?

  姜义华:为什么提出"中华文明的根抵"这个概念?是我认为应该从中国的历史来认清中国的现状。因为我觉得文明这个概念比国家、民族这个概念更容易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汤因比写《历史研究》,他就说用国家为单位、民族为单位都太狭窄,不容易抓住本质,对欧洲来说尤其如此,那里的国家变动太大,民族繁衍的也太多,所以用国家、民族这些概念都不足以概括。我觉得,用文明这个概念更能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的特点。我刚才讲原生态的六个文明,唯一延续到今天的就是中国文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严格来说,今天都不存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迹。只有中华文明从古代延续到了现在,这是为什么呢?

  从汤因比讲的文明的几个重要的要素: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宗教、统一的教会,应付内部无产者、外部的无产者的能力,就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中华文明有自己很清晰特点:第一,统一的国家,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从观念到制度,从古代到现代,有自己的很完整的原创性的东西在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毛泽东想搞巴黎公社似的国家,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到最后不得不承认,百代都行秦政法,他没法废止秦始皇开始创立的大一统国家制度。秦始皇创造的郡县制度还是有它的生命力。郡县制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国家由文官治理的制度。我们光讲一个暴君、君主,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治理,最有生命力的正是文官在治理,有一套很完整的文官制度。从郡县制开始,后来到科举制的完成,今天我们公务员考试就是是从科举制度中发展而来的,科举制它是在社会各个阶级中把社会精英选拔出来。现在很多人讲西方的公务员制度、文官制度、西方的国家治理制度,我们有过几千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大一统国家,有许多很精致很丰富的历史积淀,这正是我们文明很重要的一个根柢。我们几千年国家治理,不是说一塌糊涂的,它有很完整的制度在里面。比如一个官员怎么选拔,怎么监督、怎么考核,他的待遇、他退休以后该怎么样……有整套制度。官员有什么样的基本要求,比方说选拔考试该考什么,考你的能德考你的国家治理观点还是你的技术?它考虑的可能是最根本的东西,官员的实际技术是到实践中去学习的。这套制度里有很合理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讲的一个根柢。

  第二个根柢,其他文明都有统一的宗教,中国对宗教是很宽容的,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包容态度,所以在历史上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甚至犹太教都有。佛教又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但是最重要的,中国文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确实是一种非宗教的、讲究现世的、人世的东西,比如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我觉得包括以道家、儒家为代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君子,这样一种现世的要求构成了我们真正的民族精神,这跟西方的宗教,跟其他文明导致他们灭亡的宗教不太一样。

  我觉得中华文明之所以会长久存在,还有一个就是家国共同体。中国一直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结构以及每一个人的个人责任、国家的责任。这是我们在应对内部无产者比如农民战争,外部无产者即游牧民族入侵的情况下,文明能够不垮掉,还能够重建起来的重要原因,这是家国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决定的。这也是其他文明缺乏的东西。

  我讲的三大根柢就是这三大根柢。

  记者:我明白姜老师的意思,姜老师觉得我们的文明里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支撑着我们的文明持续到现在,可以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中国特色",但现在"中国特色"似乎被念歪了,比如网友们经常调侃的,世界上有两种法治,一种是法治,一种是中国法治,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姜义华:其实我们很多人对外国并不了解。外国也并不都是同一个逻辑、同一个法治。

  不久前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讲马克思《历史学笔记》这本书的。马克思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写了这么一个180万字的历史笔记?他在这本书里写的什么呢?他写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之间,主要是西欧发展的整个历史,编年史性质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体很不好,为什么还要花功夫来写这本书?马克思在这时期一再强调,他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概述,只适用于西欧,它是欧洲特殊情况的产物。欧洲文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是欧洲文明发展的结果。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没有那样的条件,不可能那样发展,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逻辑。马克思晚年就发现了这点,所以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你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这套逻辑把它推广到全世界、认为它适用于全世界,这既是给了我过多的荣誉,也是给了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非常清醒。

  同样的,中国的发展、德国的发展、法国的发展、意大利的发展、美国的发展,他们的逻辑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我讲是"巨型国家、巨型文明",我们有5000年延续下来的文明,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怎么能这样?为什么一定人家搞了300年,它就比我们更成熟?那个搞了200年,就一定是适用于全世界?你真正了解他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实际跟他们理想的也有很大区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讲的更多的还是,就像习近平讲的,中国还是要走中国自己独特的道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进程,还有独特的中国国情,只有懂得这些,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才能有自己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一直坚持的一点,也是我刚才讲的历史的联系,不要隔断历史。

  美国现实是美国历史那里来的,英国现实是英国历史那里来的,不要简单地认为哪一个国家的模式是可以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所以中国要发展,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历史,这100多年来,前面我们想学西方,包括孙中山原来他的很多构想都是想学西方,但是后来都觉得不切实际,一一放弃,重新思考中国怎么发展。后来我们学习苏联也是这样,苏联模式有很多成功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必须找寻自己的道路。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一开始也是想把世界上很多模式都想引进来,最后发现中国还是要走自己的路,任何现成的东西拿过来都会变样。其实,无所谓中国特色、美国特色、英国特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大的文明都在走自己的路。

  记者:您长期研究章太炎思想,您觉得章太炎的思想里哪部分是最特别的?哪些是最值得借鉴的呢?

  姜义华:章太炎,我把他看成是这样的,第一,他也是当年热心的学习过西方,但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他还是有根底的,并且根底很深。所以他还是比较早的发现了中国自己有自己的发展的特征,有自己的特殊的东西,有自己的历史规律,不能完全照抄西方。这点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另外呢,章太炎身上也有比较多的民粹主义的情结,这一部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有参考的意义。仅仅是自己想象中的,或者说理想中间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是从他在实践中可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的民粹主义色彩是比较浓烈的。

  今天的改革需要更宏大的眼光和战略

  记者:您是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但是有的学者说"到08年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了改革的停滞,有的甚至有些倒退",您怎么看待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姜义华:从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今天,应该说我们走出了一大步。这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到市场经济,从原来的公有制一元化的独占天下到现在民营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这些都有变化。在这些变化基础之上,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是当年根本无法想象的。当年小青年结婚的时候,一部自行车一台收音机一块手表,当时叫"三大件",那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哪像现在一结婚就要一大套房子、汽车,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很多人意见很大,觉得不公平,最不满的就是一部分人为什么能这么暴富,一部分人那么穷困?

  我觉得今天的改革确实面临着怎样有更宏大的眼光、更宏大的战略来考虑中国未来怎么发展。这次刘鹤他们主持制定的经济改革的《383改革方案》,我觉得实现中国梦非常重要的一步,但仅仅是一步。更重要的是,改革可能更困难的是,我们这个党怎样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斯大林讲的"农民党",变成一个真正的,把现代中国各种新兴社会力量都吸引到这个组织来的党?怎样把我们军队,从当年穿着军装的农民的队伍变为真正的适应现代、高科技战争的军队;把我们国家,从当年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当家,更主要是由农民穿起干部服管理的这样一个国家,转变成把国家各种新兴力量都吸引到国家治理中来的一个现代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比经济改革困难,因为这个改革深入到党的中心、军队的中心,国家的中心、包括我们的意识形态。今天,中国跟世界联系方式、联系范围、联系深度等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这部分需要更多的研究,而不是理想型的想象,要真正的对中国实际有深入了解,并且在这基础之上制定重大的改革战略,一步一步地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我觉得是这样。

  记者:"阶级固化"、"社会溃败"是最近几年长期被提及的词,特别是"阶级固化"这个词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结合历史,您怎么看待"阶级固化"这一现象?

  姜义华:这个问题,其实你读读《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卷第23、24章,它讲工业化初期,讲资本在起很大作用的情况下,出现了"阶级固化"的现象。实际上,我们目前出现的"阶级固化"的现象比当时,严重程度要低的多。因为我们讲社会主义,它是努力控制这些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它是必定会或多或少出现这些问题的。在大变革中间,没有任何问题出现,这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实际上,在大变革中间,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一部分人不能适应这样一个转变,他会成为我们所谓的"弱势群体"。因为一部分人会利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而另一部分人没有权力。这部分有权力的人,大大小小的权力都可以利用,在这个过程中间会有这样的问题,没有权力的人什么都得不到,这其实不是阶级固化。回过头来说,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其实给了所有人获得权利的机会。另外,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问题出现,会形成制约它的力量,反制它的力量。所以现在才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用积极有效办法来制约这些权力、这些贪污、腐败的现象,阶级固化就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形成真正的公众社会、公民社会,让公众变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他们能够自我约束、自我治理,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就能够比较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制约各种特权利益集团的特权,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实际上,你看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大家评价很高的美国,在几十年前半个世纪以前是什么样?再早之前又是什么样?英国、德国这些国家更是这样。半个世纪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叫杰基·罗宾森的运动员参加棒球运动,因为他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优秀的黑人运动员,受到了很多歧视、很多阻力。杰出的棒球运动员都这样,更不要说一般人。你当时能想象到奥巴马这个黑人今天能当美国总统么?也就是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半个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发展,继续保持千篇一律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那反而会形成一个阶级固化的结果。如果不发展和依靠包括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内的全体人民来制约以往的、旧的阶层,社会就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

  姜义华,邵思思/采,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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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民众抗议化工厂污染遭镇压 (11图)

要闻转载: 坚持调查大饥荒真相 李盛照逝世 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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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调查大饥荒真相 李盛照逝世 享年83岁
Nov 14th 2013, 03:19, by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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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照1961年5月,于四川隆昌乐只乡。(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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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4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大饥荒发生至今已有50多年,面对无数人死亡,李盛照的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李盛照发现,造成饥饿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浮夸和征购。他因不断反映问题,而于1962年被劳教。劳教中他发现,饥饿并非四川独有,而是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法院开庭审判他,他说: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出狱后,他仍继续寻找。11月11日下午5时,这位坚持真相的民间英雄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3岁,现在让我们来回顾李盛照的一生。

去年5月,刊登一篇题为《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文章,文章说,1950年,战争爆发,李盛照被派到了战场,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

〝反右〞之前,李盛照读到了《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他深深震撼,他在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随后遭到批判,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处分。

1961年,他被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随着到郫县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 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当时,李盛照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一封一封往外寄。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1962年 3月,他遭到绑架,开始了牢狱生涯。在劳改队,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1964年 9月,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写了各种控诉材料。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第一次审判,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他坚持上诉。反抗的结局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1980年,他获得平反,那时他已50岁了。可是倔强的李盛照仍要寻找历史,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多次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

2013年11月11日下午5时,李盛照因脑溢血不幸逝世,享年83岁。

李盛照老人离世的消息引发网络上不少关注和唏嘘。〝中国良心,老人家一路走好。〞、〝他是我们的英雄,愿历史记住他。〞除了向老人表示敬佩致敬,也有网友表示,相信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

同时,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中国有许多人物和事件至今被官方媒体故意隐瞒和边缘化,从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忘却,这是执政者惯用的伎俩。

如网友〝李颖_2012〞说:浮夸的目的是征购,征购的目的是抢粮,抢粮的目的是发展军工,发展军工的目的是称霸,所以,领袖越是伟大,人民越是猪狗不如!

而网友〝芳草如意〞则呼吁:李盛照老人的悲哀是我们时代缺乏常识、缺乏良知的无耻。沉重的我们该为自己为后代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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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浙江商人被盘问两个小时后在派出所死亡,山东检察院:合法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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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人被盘问两个小时后在派出所死亡,山东检察院:合法执法
Nov 14th 2013, 04:30, by noreply@blogger.com (刘青山)

        浙江台州一名商人在山东淄博市被警方走盘查,两个小时之后死在派出所。死者家人指控死亡是警方违法行为导致的。

浙江台州商人冯言法今年九月到山东淄博洽谈一个拆迁重建项目,在所住酒店门口被淄博市兴学街派出所三名联防队员拦截检查身份证。冯言法说身份证在酒店房间,结果被带到派出所"盘问"。两个多小时之后,冯言法的朋友前往兴学街派出所,发现冯言法在接待室昏迷不醒,送医院抢救抢救无效死亡。

广东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冯言法的家属向淄博市张店区检察院提出控诉,但检察院表示,联防队员不是正式警察编制,所以不能以渎职罪处理他们,派出所检查冯言法身份证是合法执法。对冯言法的死亡,检察院提出支付家属经济赔偿六十万元。但家属提出要六百万人民币赔偿,双方谈判无法进行。

本台记者致电淄博市公安局和张家店公安分局,电话都无人接听。兴学街派出所的一名警官则表示,无法回答相关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领导都下班了,我没法回答。"

冯言法亲属在控告状中表示,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九月九日晚上九点多钟,三名警察从警车上下来之后不由分说将冯言法架离酒店。派出所接待室没有监控录像设备,冯言法在接待室的遭遇无人知道。

正在美国进修的中国律师金光鸿分析说,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公开透明,否则必然会受到质疑。

"即使符合查身份证的三个情况,还有是否符合带回派出所的情况,带回去是否关押在合适的地点,在监所盘问是否有两名警察在场,是否有全程录像等等,如果有一点不合程序都要承担责任。"

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过起民众因不明原因死在派出所、公安局或者其他执法部门。但有关信息不公开透明,当局刻意隐瞒,往往声称,违规人员是临时工,导致受害人难以诉诸法律。

金律师表示,淄博市浙江商人冯言法死亡的案件,无论是正规警察还是联防队员执法,如有违法行为,公安局都要承担责任,

"协警也是获得公安局授权从事部分的法律活动,如果他有违规行为出了问题,公安局也要承担责任。如果有暴力行为或违法行为,那就是刑事责任了。"

十年前,广州市一名外地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收容所死亡的案件,曾经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导致中国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十年后,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不久,中国发生类似的案件似乎已难引起巨大反响。

在美国的中国怨民大同盟代表葛丽芳女士表示,类似冯言法这样的事件在中国比比皆是,尤其是各地公安机关对访民的打压,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事情太多太多,老百姓无法说,没有地方讲理。中国政府这个制度太黑暗,根本就是流氓。"

冯言法的亲属上个月向山东省检察院提出控诉,列出冯言法死亡的诸多疑点,要求山东省司法部门追究淄博市张家店公安分局局长张少克和派出所的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2013-11-13)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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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深圳推进民主的三级警督王登朝被控贪污受贿案二审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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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推进民主的三级警督王登朝被控贪污受贿案二审改判
Nov 14th 2013, 02:23, by wqw0

(维权网信息员谢毓报道)今天(11月13日)备受各界人士关注的深圳三级警督王登朝贪污、受贿案,二审改判。妨害公务罪取消。贪污数额由283万元减为80万元,量刑11年。

王登朝是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三级警员,被派往附属的深圳市保安公司第七公司出任经理。他于2012年3月12日组织一个宣传民主的活动时被捕。其后被控"贪污罪"及"妨害公务罪"。控罪指他于2011年负责深圳大运会保安工作时,涉嫌虚报保安人数贪污283万。王登朝案于去年11月底被一审罗湖区法院重判有期徒刑14年。王登朝上诉。

二审于今年2月7日开庭,但由于审理案件的法官违规操作,两名原代理律师李金星及李静林,当庭申请解除代理关系,并退庭抗议。9月6日开庭,家人重新委托北京律师刘晓原及王全章代理。一审罗湖区法院以王登朝在大运会期间,涉嫌虚报保安人数贪污283万,判其有期徒刑14年。二审法庭上就此罪名,王全章律师列举大量的票据证明,王登朝不但没有贪污,而且为了大运会的顺利召开,自己还垫付了9万多元钱。王全章律师说:"实际上王登朝是负贪污、倒贴式贪污……"

王登朝在二审二次审判中作陈述时表示:对他的处理"于法不容,于理不通","完全是某些犯罪集团处心积虑的阴谋"。

各界人士均表示此案并不看好,因为当局既要迫害就不会罢手。正如维权人士向莉和人权律师唐吉田所说:"虽缺正义审判,必杨正义之声"。这起负贪污案被改判11年。但,并不和民意。所有的正义人士都为勇敢的前行者壮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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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三中全会湖南邵阳前“六四”人大学生罗茜遭囚禁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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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湖南邵阳前"六四"人大学生罗茜遭囚禁一周
Nov 14th 2013, 02:49, by wqw0

(维权网信息员徐俟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今天(11月13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湖南省邵阳市前八九六四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罗茜在被带走囚禁一周后送回到家中。这是他1989年至今24年来无法计算的被无端剥夺人身自由,遭到当地警方囚禁的其中一次。下面是罗茜记录本次被带走囚禁的情况。

囚 禁 纪 实

罗 茜

2013年11月7日上午9点,湖南邵阳市新宁县国保大队三位警察突然来到我家并且要我带上日常用品与他们走,当时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也没有告知我去哪里。当然,联想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情况,凭经验我想肯定要被控制一段时间,直到会议结束。我知道,在暴政统治下是没有道理和法律可讲的,抗议也是徒劳的,于是我懒得与国保罗嗦,坦然地上了警车,任凭被带到哪里去。我的妻子对此也习以为常了,只叮嘱我要注意防寒,目送警车悄然地离开。

车刚启动,警察做的第一件事就把我的手机拿走并关掉。其中一位警察竟还煞有其事地说这样做是为了我好,我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外界了解我被控制的消息。

我首先被带到资江河畔的一个小木屋里,警察告诉我暂时在这里停留听后上级领导的指示,因为湖南省政法委领导和邵阳市政法委也来人了,他们正在开会研究怎么处理。

下午四点,新宁县国保的警察头子来到小木屋宣布处理意见,说我近段时间非法活动比较频繁,影响国家安定,为了保证十八大的顺利召开,根据省、市、县三级部门的统一部署,要限制我人生自由一个星期,监控在指定的地方,不许与外界接触。随后我被带到一个叫做丹霞宾馆的旅馆软禁。

当日起,每天有便衣轮流看守我,每一组看守人员是三人。房间的电话被撤掉,窗户被拉上厚厚窗帘。看守我的人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担心我突然逃走,当然他们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从不与我谈论任何问题,唯恐受牵连。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完全被隔离了。除了每天有国保大队的负责人来查岗检查外,我见不到其他外人,只得在孤寂中打发时间。这种感觉堪比牢房,毕竟在牢房还可以与其他监禁人员说说话。

11月13日上午,新宁县公安局主管安全的局领导来到监禁我的房间宣布解除监禁令,尔后,我被悄悄地送回家,而我的左邻右舍竟没有人知道这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而警察离开时的若无其事的神态也似乎表示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干一样,也许他们认为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特权。

201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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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江苏无锡十多位访民在京上访被强制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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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十多位访民在京上访被强制遣返
Nov 14th 2013, 02:46, by wqw0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2013年11月12日下午,江苏无锡访民殷白妹在北京上访被无锡驻京办人员带走,同时被带走还有陶国芬、谢其明、尤桂凤、吴士兴、唐梅英等10多人。当日下午5点他们被强制送回无锡。

11月12日晚将近十点,十多位无锡进京访民于被送回无锡,多数由各镇派出所开警车接走。尤桂凤、吴士兴夫妇被带到派出所后,他们在派出所里高血压、冠心病突发,被送到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殷白妹被带到了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派出所,一直扣押到扣押到11月13日上午十点左右放出,大概12小时失去自由,殷白妹在里面做了两份笔录。

殷白妹因房屋强拆上访,曾多次遭遇当局抓捕关押等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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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三中后政坛人事开始重构 栗战书或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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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后政坛人事开始重构 栗战书或掌上海
Nov 14th 2013, 00:34, by 墙外仙

【多维新闻】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北京时间11月12日闭幕。在随后官方、民间流出的各方消息中,除了政策面内容外,更多的是对政坛人事盘的猜测、传闻,尤其是新成立的两个高规格领导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能否引起中国政坛连锁变动也成为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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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

综合华文媒介消息称,如不出意外,中国政坛将发生三个层面的人士变动。一是在国安委位置上,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将担任副主任;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将任国安委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会调任政法委副书记。二是在地方层面,身兼政治局委员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近期上调中央,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或将暂代书记一职,但最后的安排可能是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而刘少奇之子、现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的刘源,将在军队的新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国安委或引起人事变动

在三中全会尚未出公报前,就有海外媒体放风,称三中全会讨论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且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由于国安委地位重要,因此习近平将有可能直接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如果不出意外,孟建柱任副主任,而最近仕途看升的傅政华,将任国安会的秘书长兼任公安部长,现任公安部长郭声琨会调任政法委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传闻目前尚难下定论,但在大陆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由柔中带刚工作风格的孟傅两人担任国安委重要职务也不无道理。

栗战书可能掌沪

几乎同样在12日傍晚,北京就有消息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近期上调北京,有望出任改革小组副组长,而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副书记李希暂代。经查证,目前维基百科已经把"李希"的个人简历更新为"2013年11月,李希接替韩正出任上海市代理市委书记"。但是有据传更接近高层的消息称,中央2011年将李希调往上海之时,他就是习近平安排在上海的一颗重要棋子,必然会得到重用。但以他的履历与各方所接纳的程度可基本判定,尚是中央候补委员的他还不具政治能量全面掌控上海。

作为中国政治版图上极为重要的上海,其市委书记一直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而后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几率几乎是板上钉钉。亦有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称,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李希最终安排应该是上海市长之位,取代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杨雄。所以李希即使接替韩正,也如2006年韩正短时间暂代上海市委书记的前例一样,只能是暂时代理。市委书记一职很可能由刚刚在十八大前担任中办主任的栗战书接替。栗本人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由栗接管上海是习近平所十分放心的。而栗战书的空缺很有可能由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丁薛祥接任,虽然丁仅仅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看似"分量"不足,但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局中,已经不是问题。而李希接替杨雄出任上海市长,自然也是习近平洗牌上海政坛的重要棋子。上海政坛的大变天,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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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或在军中角色吃重

在军队方面,也有消息称此次三中全会之后将会出现变动。中央层面将成立由海陆空三军加上二炮共同组成的联合司令部,而现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上将刘源很可能将在该机构中担任重要角色。

这种分析在中国媒体中亦有报道,据13日陆媒《新京报》报道,军事专家宋忠平针对此次三中公报表示,公报中提出"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核心就是精兵简政,优化军兵种的结构。有一些兵种是否已经不需要?比如骑兵,比如文工团是否过于臃肿。另外,军区是否配置不合理?现在的军区结构是否需要优化改革,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军区结构调整可能会走的一条路。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势必再次展开一轮重大人事变更,而这轮人事布局的力度之大可能是外界没有预期到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此轮高层人事布局由习近平完全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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