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9日星期四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a new documentary film
Project by Ruaridh Arrow

凤凰记者:在利比亚我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

  一到班加西,同事就提醒我们,去新闻中心做证件的时候,在证件上写香港,而不是中国,因为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这已经算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另外一批同事,在被问到是哪里人的时候,总是要说自己是韩国人。这是因为,如果在这个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当别人听到是中国人之后,总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被对方质问,中国政府为何支持卡扎菲?因为在联合国1973决议案上,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投了弃权票。

  不过,当我们拿到证件的时候,上面大大字写着中国,因为在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分不清楚香港特区护照和中国护照,她们依据的,是我们那几本香港特区护照上的中国国徽。

  在街头采访,会遇到当地人用中文“你好”打招呼,在我看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的观感还是不错,毕竟在当地有很多的工程,都是中国公司在承建,和当地人聊天,即便他们批评和不理解中国,但是都认同这一点,中国人勤劳,聪明,而且友善。而我们,总是提醒他们,要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待。

  在班加西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上,贴着一张大大的中文标语,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也出现过同样的中文标语,只不过主角是穆巴拉克。当我们向过渡政府表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之后,对方非常积极的安排过渡政府官员的访问,而且不止一次,希望透过中国的媒体,向中国政府传递他们的信息:他们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沟通渠道,最新的说法,他们希望能够派出特使到北京,向中国政府介绍,正在发生的这些情况。

  不管是对过渡政府也好,还是这里的民众也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是无法回避和忽略的事实,因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定权,决定了中国在许多的国际事务上,必定被放在焦点之上。

  应该是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北约对的黎波里进行轰炸,在那里的外国记者被安排外出采访,结果bbc的镜头拍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他也出来官邸外面,看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当bbc的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他被支持卡扎菲的的黎波里民众团团围住,他们拿着卡扎菲的照片在他的面前激动的晃动,在这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弃权票,就是没有站在利比亚这边。

  2001年开始,不管是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采访,中国人的身份,往往是我们的护身符,但是04年之后,情况快速的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这些我们以往认为安全的地方被绑架,到之后,在非洲和欧洲,因为经济的发展,大批中国投资以及中国人的出现,当我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总是会听到和看到,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相当分歧,甚至对立的看法。

  不过,那些还只是经济的原因,各种手段的竞争带来的担心,随之产生排外情绪,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样不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政治上的。作为安理会成员,作为经济体第二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势必要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即便依然在外交政策上抱着“不打旗,不当头”的原则,但这很可能变成,自己一厢情愿的愿望,因为做和不做,都会引来非议。

文章来源: 中华网社区

刘萍获释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胜了!”

5月18日凌晨一点左右,与外界失去联系6天的江西新余渝水区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刘萍“被自由”回家,5月15日、16日渝水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期已经过去。其他两位“被失踪”的独立参选人魏忠平和李思华仍然没有消息。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胜了!”刘萍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当局阻挠民众独立参选 非法关押拖过选期

据刘萍揭露,渝水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前夕,5月13日晚上23点15分,她被新余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传唤,随后被新余钢铁厂武装部派来的人带走,非法关押在新余市钢铁公司良山铁矿招待所,由8个人24小时轮流看守。 她说“在那里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要求就医遭到拒绝,也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选举期过去后,才被释放回家。

据维权网消息,5月14日上午9点新余市渝水区城北办事处居民 独立候选人刘萍和魏忠平的助选义工彭新莲,在新钢公园北村超市附近向选民发送刘萍和魏忠平的竞选资料时被警方带走,她的家人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至今也下落不明。

在刘萍“被失踪”的日子里,她的女儿十分焦急,在自己的微博中愤然疾呼:“我只想说我妈妈现在还是没有消息!怎么办?!今天下午我打我妈电话结果一样:关机。你们这些人关押我妈的人连这点同情都不给么?报平安都不可以!?你们还有良心么?!你们总有一天也会体会到这样的痛苦!”

刘萍的女儿还说:“我不怎么上微博,我的立场仅单纯站在一个女儿的角度,我希望我母亲不要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并且那么久以来我都是不支持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希望站出千千万万个我的妈妈。什么我都不管,我现在只想知道我妈妈是否安全。”

女儿自豪的说:“我是好女儿,我亲戚说一些非法份子已经把我母亲刘萍黑关押了,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母亲参加竞选!我打她手机已经两天打不通了,目前我已经联系南方都市报记者。希望有更多人能关注这个事情!还有在这个5毛横行的时代,希望众人不要被他们蒙蔽了双眼,作为她的女儿我为她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刘萍是新余钢铁公司一名内退的职工,因为维权上访,深受职工的爱戴和支持,今年新余市渝水区人大换届选举,刘萍毅然参选,希望能为老百姓发声,而新钢选区以刘萍到北京维权上访曾被警方传讯为由,非法剥夺了刘萍的人大候选人资格。刘萍无奈自己走出家门,到街头、公园公开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演讲,为此受到警察的监视、跟踪、骚扰、断电、威胁。

刘萍被网友誉为“最勇敢的女人”

刘萍的参选行为已经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受到海内外众多媒体、网友的关注和支持,被誉为“最勇敢的女人。”通过Google搜索“支持刘萍”,显示约有 1,310,000 项结果 。

网友“小端”:围观是支持,但更需要行动的支持。我希望有能力的网友效仿刘萍,都去参加所在地的选举。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争取,他们绝不会做出让步。刘萍给我们带了个好头,我希望能站在她身后。如果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刘萍都站出来,那么很有可能使执政者做出一些退让,释放一些我们应有的权利。只要不懈努力,每一小步都是胜利,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最终胜利。想前进,必须迈出第一步。

网友“关中家娃”:萍姐威武!虽然你受到了党国的特殊“照顾”,被断水,被断电,被跟踪,被关机,被“守卫”,甚至“被失踪”,但是你的微博已有2万6千多粉丝,我们支持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网友“不问岁月又为何”:刘萍事件,也再次剥开了中共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和“换届选举”的骗人画皮。

网友“wanxinf”:支持刘萍!你带了一个好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队伍会越来越壮大,大到他们再也阻挡不了。

网友“w9829”:支持刘萍就是支持一种理念;支持刘萍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支持刘萍就是捍卫宪法、捍卫选举法。

网友“公平奋斗001”:公民社会需要更多的刘萍。这是勇敢、坚强、理性、守法、有信的人,是伟大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是民族的脊梁。坚决支持!!!

【大纪元2011年05月19日讯】

压制公民社会:北京一锤定音?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出现急剧的左转趋势:除了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习近平提出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外,政法系统的主要领导也接连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强调对社会严加管理,甚至提出警惕公民社会的要求。

公民社会:西方国家陷阱?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首次明确提出要警惕公民社会。文章指出:“创新社会管理,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分析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国政法系统人士首次将以全面否定的语气提及公民社会。在此之前,广东的媒体都已收到禁令,禁止在公开场合谈及和讨论公民社会;深圳市原计划于今年展开公民社会的试验,但上报中宣部后却被否定。因此,整个广东省今年上半年的社会管理计划也因此而泡汤。但中国政法系统人士以如此严厉到底口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并将其与西方国家,亦即北京左派人士眼中的海外敌对势力相联系,这却还是第一次。

周本顺的文章还写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而是要加快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改革,完善职能;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而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将其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真正成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补充。"

他还写道:"当前,一些人对国外社会管理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小政府、大社'",似乎大量的社会管理应该由社会负责。实际上,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二是社会组织属于'第三部门',似乎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实际上,国外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有政府背景,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在我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

全面左转:策略还是战略?

这篇文章显然是中国政法系统对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的社会管理的一个最后注解。胡锦涛不久前提出社会管理的课题,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甚至开始威胁到中共执政党的地位。然而,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显然在中国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社会管理应着眼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亦即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通过社会自治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其手段必须是严厉的,以防止出现任何可能产生社会骚动的苗子。

两种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关于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争实际上却涉及到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正如本栏之前的文章所分析,中国发展至今,实际上已经出现"一个病人,两种药方"的局面,而所谓社会管理之争则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本源,既来自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阶段,也来源于中国在这过程中未来处理好政府职能的转型,因而未来建立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的政府体系,从而导致政府大量介入市场,并继而导致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

面对这一局面,比较理性的做法是继续深化改革,并以继续改革,尤其是改革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政府元素来完成这一转型。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恰恰出现了以革命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趋势,其集中代表就是"重庆模式"。而作为"重庆模式"对立面的"广东模式",亦即注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并积极探索公民社会进程的做法,却受到了严重压制。

这一左转的趋势从理论上是不利于中国长期发展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北京高层在十八大前的策略之举,还是预示着其未来的长远战略?若是前者,人们也许还能尝试忍受;若是后者,那么中国的前途就堪忧了。

作者:李崇光(香港中国问题分析员)
德国之声

大陆异议人士将被赶尽杀绝

  由于英、法等国对希特勒德国的忍让,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于美国卖钢铁和石油给日本……由于这些,导致爆发了全世界20多亿人被卷入、伤亡近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今上午,我看到: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初审通过人民团体法修正案,删除了人民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是分裂国土的规定,台出现四小共产党。

  今下午,我又看到:《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抗议凯迪拉克(通用汽车旗下品牌之一)赞助中共庆祝建党90周年的宣传影片《建党伟业》。
 
  蓦然,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陆异议人士,将象犹太人样被赶尽杀绝。
 
  如果被我不幸言中,中国人将唱着红歌杀出国门……而后,被打回来……
 
  第三次世界大战,西方世界的损失,也不会比中国少。
 
  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将步入民主社会。
 

              顾晓军 2011-5-18 于南京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55644
 

老爵:也說“革命”

俞可平说, 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想要革命,听到革命就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国是「告别革命」的时代(官媒原文)。

此公名後有多少學歷銜頭不說,有一個就唬得人一楞楞——胡二之“智囊”。在如今中國民情面臨火山爆發之際,此公言中國是“告別革命”的時代,未知此 “中國”是權貴之“中國”還是百萬計訪民、億萬計底層憤怒民眾之“中國”?此公更是學足江戲子,“代表”了中國百姓:“中國老百姓都不會想要革命”。然而當今之中國若非黨治不了貪腐,何來崇尚老毛之“紅色革命”?莫說重慶如何如何,就連京城超市都廣泛大播特播“紅色革命”歌曲,尤其是“毛主席領導咱打江山”等等引誘“革命性”歌曲。哦,是的,俞大智囊不可能去一般超市購買食品,此公只進中央特供店購食品。特供店一般播的歌曲可能都是咱們江戲子愛聽的那位甜姐兒小調,當然無需“革命”。

說“革命”,俞大智囊先要鬧明白何謂“革命”。

古時因天子受命於天,故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稱之為“革命”。易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經中“湯武革命”理論源頭是“順乎天而應乎人”,未知搬運、玩耍馬列“革命”理論者,如何看待中國老祖宗之“革命理論”。馬列之“革命”理論為 “被剝削階級推翻剝削階級”以及“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之行為,作對“革命”的詮註。由此觀之,屬於中國文化中之“湯武革命”理論,顯然已超越“階級鬥爭”。例如今之用詞“工業革命”、“農業革命”,甚至“性革命”等等,與“階級鬥爭”何干?卻皆可冠之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理論之源也,其情亦極符合 “順乎天而應乎人”。

俞大智囊拿“革命”與“文化大革命”互換概念,是否在跟幼稚園小朋友說故事吶,幸虧現在取消了“反革命罪”,否則俞大智囊前程危矣。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1966年5月16日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俞大智囊未知是否敢否認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此即為“文革”之起始。這個炸雷般的“五一六”通知中,老毛親自寫下一段著名的、特別有所指的最高指示:

“混進黨內、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是否有點在諷刺當今中共皇朝氣象?甚至黨政軍形同被權貴階級所“領導”。若俞大智囊欲籍“反革命”反擊“唱紅打黑”,還不說不堪一擊。不如實實在在動腦筋反貪腐,殺他個萬兒八千貪官,讓百姓瞅瞅,瞧得著來點兒實際的,少來花拳繡腿。玩弄“革命”辭藻,小心被“革命”砸著。

“鬧革命”是你帶頭喊,“告別革命”又是你喊,不能夠吧,真的是“人一闊臉就變”?“變臉”也太容易學了。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55642

中共打造了黨富民窮的“中國模式”

五月十四日在香港大學舉行一場有關中國發展模式的研討會,兩位主講的學者,一位認為「所謂『中國模式』,主要是強調政府的作用」,另一位則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這兩種說法都是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發展所扮演的積極作用,對此筆者不但不表認同,而且恰恰相反的是,中國共產黨剛好扮演的是掠奪的作用。

經濟發展下農村仍窮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法國學者索爾孟( Guy Sorman)所著《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巡禮》一書中有精闢的剖析,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分工架構下,中國提供廉價、有效率的勞工,若無海外華人的支援則無法成功;造成中國相對成功的原因,是它只不過是個老練的包商,很會利用自身與下單者的優勢。

北京獨立的自由經濟學者茅于軾在該書中與索爾孟對談時表示,有個問題讓他很納悶:為甚麼中國非常有錢,中國人卻如此貧窮?誰從中國的經濟成長獲利?答案是共產黨各個領導人、軍方代表、家族成員等。索爾孟和茅于軾有共同的看法: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共產專制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結合,並不是可持久的模式。
針對茅于軾的疑惑,我們可以觀察其他國家,人民是隨着經濟發展而富裕的,譬如台灣的人均國民所得,從一九七二年的四百八十六美元到一九八八年則成長到四千九百零五美元,增長了十倍;同時期最高百分之二十家庭所得與最低百分之二十家庭所得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至五倍之間,這代表着台灣大多數人都分享了經濟成長的結果。

此外,一九七○年代以來,韓國走上了經濟發展快車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扶持農業,增長農民利益,韓國農民人均收入由一九七○年的一百三十七美元到一九七八年增加為六百四十九美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大幅縮小。一九七○年韓國農戶年均收入相當於城市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七九年則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四點七。到了二○○四年,韓國農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百分之九十,而中國農民在這一年卻只佔城市居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為甚麼其他國家的農民能隨着經濟發展而生活富裕,但在中國卻是農村的悲慘情況依然?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人民靠出賣廉價血汗換來的,是犧牲環境保護與人民健康的高昂代價,換取所謂的「盛世繁榮」,以此欺騙世人眼睛。

特權階級享開放得益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只不過是開放外資進來,而不改革,並從三十年的事實證明,這些錢並非用來改善社會福利、百姓的生活,受益的只是享有政府特權階級的人,對人民則強徵地、強拆房,我爸是李剛、劣質奶粉大頭娃娃、三鹿毒奶粉、紙做的包子等等,打造了中國共產黨特色的「黨富民窮的『中國模式』」。

鄭明麗
台灣自由撰稿人
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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