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拈花时评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1年2月25日，违法人员张广红被我局民警传唤回梅花村派出所，经查，张广红多次使用网名“拈花时评”在互联网多个网站发布言论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同年2月22日我局民警曾对张广红进行教育劝阻，但张广红不听劝阻，仍继续在互联网站发布言论煽动、策划非法机会、游行、示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现决定对张广红的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行为处以拘留十五日。
履行方式：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越秀区拘留所执行拘留，期限自2011年2月25日起至2011年3月12日止。
这是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囚室，十到十二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铁门一关闭，与外界完全隔绝。早餐是一碗白粥，中午晚上是至少十年陈的黄色米饭，老大菜帮子纯水煮，不见半点油星。有时候是一块令人作呕的肥肉，有时候是两个黑忽忽的肉丸子，标准基本等同猪食。
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四十五分“管教”查仓、吃饭，开“风门”。所谓风门是通往一间约五平米的头顶是铁丝网的，能看到天空的房间。我的同房有吸毒者、小偷、赌徒、醉驾、签证过期居留的外国人。吃过早饭后要朗诵“仓规”，十点钟关风门。十一点吃午饭，十一点半睡午觉，两点起床、开风门，四点关风门。四点半吃晚饭，到六点四十五分查仓，七点开电视机。每天看的都是ccav，新闻联播加电视剧，十点关电视睡觉，日日如此。
最难熬的不是囚禁、猪食，而是无聊。没有书籍，没有报纸，没有任何供打发时间的东西。除了看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大家穷侃，如果侃兄到了这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了。囚禁的日子是乏味的，但不妨碍我们寻找自己的欢乐，每天大侃特侃，侃到点就吃饭睡觉。跟南非人侃生意经，跟小偷侃偷盗，跟吸毒者侃戒赌。
事先最担心的，是遇上牢头狱霸，被虐待，结果发现这里完全没有。原因之一是停留的时间短，除了签证过期的外国人，其他的都是拘留五天到十五天，没待熟就走了。另外两只摄像头照着，确实没人敢动粗。牢友大多数都非常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相互间都不过是过客，偶尔有摩擦也都被劝阻了。
我的happy hour是每天下午两点，可以洗个冷水澡，我们几个广州人都是天天洗澡。洗完后清凉，平静，日子变得不那么难过了。
十五天过去了，我又回来了，又一次让小支失望了，抱歉得很。有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的，不让说，那就不说吧。
转载自:明镜博客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52392&cpage=1#comment-46128
2011年3月12日星期六
【苹果日报】中共五不搞只会搞出茉莉花
面对接连三个星期日的“茉莉花革命”集会，中共当局色厉内荏，一
边大肆镇压维权人士、异见人士，粗暴对待出现在集会地点的中国公
民和外国记者，一边在传媒大造舆论，安抚自己说中国不是中东、茉
莉花革命不会在中国爆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昨日更赤膊上阵，
高调宣称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
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内地各大城市的星期日茉莉花集会已趋常规化，当局近期加强文攻武
压。据维权网统计，至昨日已有冉云飞、朱虞夫等十六人，因转发茉
莉花集会讯息或参与集会而被刑事拘留，被控“非法集会”、“聚众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
“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当局罗织的罪名之多，只能证明，欲加之
罪，何患无辞。
在文攻方面，《北京日报》、上海《解放日报》两大地方党报早前分
别发表评论，指摘“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搞乱中国，中共
中央喉舌《人民日报》昨日也在海外版头版发表题为《中国不是中
东》的评论，提出中国不会爆发中东式革命的三大理由，包括中共执
政根基稳固、早就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中国领导人一直顺应民意。
是的，中国不是中东，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不一定循中东模式，中国
是废除了中东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但是，所谓中国“领导人有
序更替”，何尝经由人民表决、认可？其中的利益输送链、保护链何
尝中断？所谓根基稳固，87% 居民满意国家状况，只是中共的自我安
慰而已；所谓顺应民意，对大学生就业难、高房价、贫富差距大有
“一系列解决办法”，只是中共的自欺欺人而已。
吴邦国昨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中共领导人宣示“五不搞”时还表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
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共决
心维护一党专政的明示，这是中共将法律制度践踏为一党专政工具的
明示。
广东敢言报章《南方都市报》前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五年
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程益中，昨日在微博留言指出：“专制不
破、宪法不立、权力不控、法制不张，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
公、道德沦丧，必将日甚一日，也就永无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那一
天，最终也永无稳定可言。把民主与秩序、自由与效率、人权与主
权、公平与发展一一对立起来，是专制利益集团精心炮製的谎言；说
白了，专制才是动乱根源，也是吾国吾民之公敌。”
只有一党专政，没有权力的制衡，没有独立的司法，何来社会公平、
正义？何来社会稳定、发展？吴邦国的“五不搞”，是对民主、法治
等普世价值的公然践踏，正是茉莉花革命爆发的诱因。中共坚持“五
不搞”，最终只会搞出茉莉花革命、搞出人民革命，葬送其推动政
改、推动民主的机会。
边大肆镇压维权人士、异见人士，粗暴对待出现在集会地点的中国公
民和外国记者，一边在传媒大造舆论，安抚自己说中国不是中东、茉
莉花革命不会在中国爆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昨日更赤膊上阵，
高调宣称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
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内地各大城市的星期日茉莉花集会已趋常规化，当局近期加强文攻武
压。据维权网统计，至昨日已有冉云飞、朱虞夫等十六人，因转发茉
莉花集会讯息或参与集会而被刑事拘留，被控“非法集会”、“聚众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
“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当局罗织的罪名之多，只能证明，欲加之
罪，何患无辞。
在文攻方面，《北京日报》、上海《解放日报》两大地方党报早前分
别发表评论，指摘“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搞乱中国，中共
中央喉舌《人民日报》昨日也在海外版头版发表题为《中国不是中
东》的评论，提出中国不会爆发中东式革命的三大理由，包括中共执
政根基稳固、早就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中国领导人一直顺应民意。
是的，中国不是中东，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不一定循中东模式，中国
是废除了中东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但是，所谓中国“领导人有
序更替”，何尝经由人民表决、认可？其中的利益输送链、保护链何
尝中断？所谓根基稳固，87% 居民满意国家状况，只是中共的自我安
慰而已；所谓顺应民意，对大学生就业难、高房价、贫富差距大有
“一系列解决办法”，只是中共的自欺欺人而已。
吴邦国昨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中共领导人宣示“五不搞”时还表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
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共决
心维护一党专政的明示，这是中共将法律制度践踏为一党专政工具的
明示。
广东敢言报章《南方都市报》前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五年
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程益中，昨日在微博留言指出：“专制不
破、宪法不立、权力不控、法制不张，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
公、道德沦丧，必将日甚一日，也就永无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那一
天，最终也永无稳定可言。把民主与秩序、自由与效率、人权与主
权、公平与发展一一对立起来，是专制利益集团精心炮製的谎言；说
白了，专制才是动乱根源，也是吾国吾民之公敌。”
只有一党专政，没有权力的制衡，没有独立的司法，何来社会公平、
正义？何来社会稳定、发展？吴邦国的“五不搞”，是对民主、法治
等普世价值的公然践踏，正是茉莉花革命爆发的诱因。中共坚持“五
不搞”，最终只会搞出茉莉花革命、搞出人民革命，葬送其推动政
改、推动民主的机会。
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
郭保胜
前言
本手册是根据加拿大、美国和台湾非暴力抗争专家和社会运动领袖的著作和经验，及中国最近几年来的诸多案例和本人参加国际非暴力抗争培训后的心得而撰写的。本手册将会介绍有效组织非暴力抗争活动的模式、方法，至于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大战略的规划，不在本手册讨论之中；也可以说，本手册重在对目前中国民主运动中战术而非战略的分析、具体的单一事题的组织和运用上。
本手册的成型，要特别感谢Canadian Urban Training Project for Christian services组织和台湾 URBAN RURAL MISSION 组织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无私帮助与奉献。本手册中的大部分图片和表格，都来源于台湾 URBAN RURAL MISSION编印的《CUT训练学员手册》一书，本手册中的四个操作模型，直接来源于他们的培训。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安全等原因，该手册将不提及对此手册做出重要贡献的加拿大和台湾非暴力抗争专家的名字，我谨在此感谢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
本手册主要阐述的事件组织模式，在加拿大、南美、非洲、菲律宾、韩国、台湾等地都曾得到推广，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仅仅在台湾，从1982年到2010年间，有超过1000名学员受到过该事件组织模式的培训，他们将该模式运用到台湾的社会运动、议会、社会团体、教会当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加速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相信本手册也能够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提供一些帮助。
本手册大纲如下：
一、 群体性事件及社会运动的运作特点
二、 社会运动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三、 组织模式步骤1：社会事题分析模型
四、 组织模式步骤2：理念价值观反思过程及步骤
五、 组织模式步骤3：策划计划模型
六、 组织模式步骤4：社会行动计划
七、 群体性事件组织者的六大精神
群体性事件及社会运动的运作特点
对群体性事件和社会运动研究最多的还是中国大陆，在中国网络上搜索，会出现大量此类的文章和论著，但其研究的目的，是如何管控、消除群体性事件，作者是站在专制者立场上的。而我们的研究则是如何发起、有效组织群体性事件，并将其综合效应发挥到最佳。我们自身要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导者、组织者，最终和民众一起，通过扩大化、规模化的群体性事件来瓦解专制政府。
根据官方定义：群体性事件指一定数量的人们为了向政府表达某种意愿或实现某种目的，采取围攻、静坐、游行、集会等方式对抗党政机关，乃至破坏社会公私财物和危害干群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但实际上，群体性事件是公民行使自己政治权利、进行利益表达的集体维护权益行动，“群体性事件”概念本身也是官方对公民集体行动的贬损定义。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社会冲突”、“社运”、“集体行动”等都是非常相似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将群体性事件视为当下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分析其特点，然后归纳其组织的原则。
社会运动具有以下特点：集体而非个人、户外而非室内、行动而非文字、具体而非宏观、事件而非理论、瓦解而非救济、策划而非即兴、主动而非被动、胜算而非无望、联合而非分裂、网下而非网上。下面，我们将分别论述。
集体而非个人
个人的声明、写作、网络言论甚至上访、绝食、自焚、抗议等都不能算群体性事件和社会运动，后者必须是多人参与。根据内部资料显示，中国官方标准是：参与人数在5人以上、30人以下，为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30人以上、300人以下，为较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
对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来说，人数是个首要问题，因为抗议人数是民间对官方压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引起其他人参与和效仿的重要因素。社会行动必须考虑如何发动足够多的人数，如何使更多人参与。在国内，有关民生的话题，如环保、拆迁、就业等，以及非正常死人、自焚等事件方有可能发动足够多的人数参加抗争。在海外，某些团体到中国领事馆等处进行抗议，为“聚众”，往往也要呼吁政治难民参与；而海外的一些民运人士，可能是名人名家，但很难团结起来，集体做成些事，这恰恰是社会运动所要避免的。
集体而非个人的原则也适用在领导团队中，个人英雄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运动，个人活动不是社会运动。必须是群体，领导团队经过讨论、策划、联络和组织后，才能发起社会运动；在最初的酝酿阶段，其就是集体行为。因此欲从事社会运动者、欲发起某个群体性事件者，首先要联络好核心领导团队，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运作起群体性事件。此运营模式将在后面重点分析，讲述如何联合起来，发挥规模效应。
户外而非室内
在房间里的任何大规模集会、研讨会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它可能是社会运动运筹、造势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市中心广场、政府机关所在地进行，如此才能显示实力和压力、也能使民众效仿，打消恐惧、凝聚人心。
社会运动的目的是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直接面对当权者的抗议才最具有威慑力。正如台湾社会运动领袖谢长廷曾说的：“反对党的阵地在街头”。台湾民主运动真正肇始于街头路线：1979年的民间人士余登发举办生日晚会，不久余登发父子被捕。1月22日下午，民间人士第一次走上街头，齐集在高雄县桥头乡(余登发的家乡)，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公然向实施30年的戒严法挑战，参加者约30多人，他们沿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这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游行。
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自1989年后，由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上访访民、法轮功学员为主导展开的，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各级各地政府机关门口，进行了前仆后继的上访、示威、抗议、聚集活动，不仅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威慑，而且也唤醒了民心、争取到海内外的民意。在海外，也要尽量进行户外的游行示威活动，减少清谈。海外的活动，不仅可以对中国官方驻外机构造成震慑作用，而且对海外华人、国内民众可以起到巨大的激励和效仿作用。
行动而非文字
社会运动不是网络上、书本里的盛宴，它主要是以现实三维空间中的行动构成的。这里不是贬低文字工作者、理论家、网上写手们的作用，而是强调运用文字和网络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仅仅是在网络上、书籍、媒体上的文字信息，并不能构成社会运动。非暴力抗争研究专家吉恩•夏普在其新著《自我解放——终结独裁指南》中指出的：“在独裁政权与被统治人民之间的冲突中，人民必须决定他们是否只想单纯地想要谴责压迫与对体制表示抗议？或者，他们真的想要终结压迫，并以一个较为自由、民主、公义的体制来取代它? 很多善意人士假设，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指责压迫者，并且抗议的时间足够长，人民期待的改变将以某种方式发生。那样的假设是一种错误”。（见《自我解放》，吉恩•夏普著， 蔡丁贵翻译）。
仅仅在文字和理论上的抗议和控诉并不能改变现实，只有那些不断递进的、有计划的社会运动，才能促成社会的改变。而如果把言论作为主体、为写而写，以言论派来主导行动派、以言论为所追求的终极结果，那么确实是难以改变专制体制的。海外民运20多年来，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总之，社会运动对中国一党专权体制的威胁性远远大于言论，因为它给当局巨大的心理压力、对其他民众也有巨大的鼓动力和效仿效果，发展下去，它可以掀起足以捣毁政权的群众力量和政治波澜。
具体而非宏观、事件而非理论
群体性事件的起点和围绕的中心是具体的事件，而非宏观的政治理论、抽象的政治理念。民众喜欢直观的、简单的、形象化的、容易记忆的概念，在该手册介绍的相关培训中，其中第一个训练就是如何将你心中抽象的政治理念具体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画画，你将你的政治理念和你感受到的国家的现状和苦难，能否用最简单的画画出来。这实际上也是群众运动组织者的第一课。民运人士，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语言一般老百姓听不懂，所以我们要试着用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语言、图画表达你和民众的诉求。比如最近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影响到中国，中国民众以茉莉花为标志进行各种群体活动，茉莉花的标记简单易记、含义明了，非常适合成为运动的概念。
另一方面，也唯有具体化的事件才能激发更广大民众的正义感和参与。2011年初，突尼斯专制政府的垮台，肇始于小贩因受城管欺辱而自焚的具体事件。在中国，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比如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中惨死，2008年贵州瓮安女学生李树芬投河事件；2009年邓玉娇因受辱刺死官员事件；2010年上访村长钱云会被汽车碾死事件等等，都很具体，冤屈一目了然，最容易激发民众。尽管人们都清楚这些事件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但发起社会运动者为了组织力和号召力，在起初并不应该提出宏大政治诉求，而应以事件的是非曲直为诉求核心。
当然，最近的茉莉花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这是介于宏观和具体的一次群体活动，它的直接诉求就是响应和支持突尼斯、埃及人民的抗议专制活动，间接诉求就是对中国专制者表达愤怒和不满。直接诉求是具体的，所以吸引了不少人持续地参与。间接目标比较模糊，特别需要参与者不断地清晰化、具体化。
在《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动乱》（Thomas Lum著，小马Freeman 译）一文中，作者在谈到关于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时写到：“不像后毛时期所发生的其它社会运动，近期发生的社会动乱缺乏其政治目标以及组织强度，尽管其逐渐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权力的潜力可能会继续增长。这不是一次由城市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集中于全国性政治事务的运动，像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86年的学生抗议运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1997-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成立事件那样。它也不具备像1999年法轮功示威时所具有的全国性指挥链能力。反之，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动乱主要反映了对于城、乡地方上处理经济问题的不满，在全国层面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无组织的特点”。
区别于以前聚焦政治事务的宏大叙事（1979年民主墙、1998年民主党及《零八宪章》都要归于这个序列），当代维权运动更注重从具体利益的抗争出发，从而开始对专制的瓦解。如果说“宏大叙事”是现代性的特征的话，那么当代的维权运动，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具体、调侃、非理论、艺术化等等，其中杰出代表是后现代主义维权艺术家艾未未和网络无厘头屠夫（吴淦）等等（关于后现代主义与维权，本人将在后面专门列文论述）。
国内局势需要变局，但变局的产生，是由具体事件来牵引的。而只有具体事件，才能避免官方一开始就动手镇压的遭遇。群体性事件如果策划、组织得当，不仅事件本身能够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如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冯正虎事件），而且能够与其它事件连成一片，最终改变大局（如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保路运动）。在西方历史上，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改写了西方的历史，从根本而言，西方的现代化就是从宗教改革运动正式开始的（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宗教改革的开始，却是由一张小小的赎罪券开始的。马丁•路德以前已经由不少志士为反抗中世纪的黑暗而献身，但都没有成功，而马丁•路德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从这一个民愤极大、明显违背真理的小小赎罪券开始发起波澜壮阔的宗教、信仰乃至经济、政治革命的。
瓦解而非仅救济
在一党专制没有倒台前，解体专制体制、瓦解独裁政权，是我们任何活动的最终目的，要以此为中心。至于自己组织的壮大和正规化，也应考虑这个目的。作为反对派组织，其行动可分两类，一类是对被体制残害者的救济行动，另一类是对体制具有威胁性的瓦解行动。救济能体现我们的大爱，但并不能改变这个体制；救济的事情我们也要做，但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策划者，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瓦解体制的活动上。
国内有阳光公益等NGO机构、海外也有众多的政治和信仰受难者援助、救济机构，这些机构做了大量的人道工作，给受难者本人和家属进行资助、帮助人权人士逃离中国、在海外进行安置等等，海外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声援工作。这些都是有益的，值得赞许，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海内外除了民间公益性组织之外，也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团体、政党，从事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和联络，他们需要分清瓦解和救济的主次关系，其最终目的是瓦解而非救济。
在这次茉莉花革命中，被捕、软禁人员众多，这是中国当局造成的；只有早日瓦解专制，才能真正免除政治迫害。当然，就具体局势，我们对国内人士的救援也非常重要，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救援他们，他们获得自由是对所有参与者的巨大激励。救济和瓦解都很重要、并行不悖，救济者不是软弱、瓦解者也不是激进，但是有分工，民间公益组织、NGO多从事救援，而政治活动家组织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是瓦解。
策划而非即兴，主动而非被动
能对旧体制产生威慑力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有策划、组织和引导的群体性事件，但是近几年来的此类事件，一般都是人们根据突发的新闻事件，即兴式地产生网上网下连锁反应的，分散性、无组织性是其特点。突发新闻事件是最初的导火索，无论是近期的李刚门事件、凤凰女跳楼事件、宜黄强拆事件、温州乐清钱云会事件，还是较早的湖北省石首事件、海南省东方袭警事件、吉林省通钢事件、邓玉娇事件、杨佳事件、躲猫猫事件等等，都是在媒体披露出新闻后，民众的即兴式反应。这些群体事件对专制政体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和瓦解作用，但是由于是即兴的、被动式的反应，所以缺乏组织性、蔓延性、连续性，只能在某领域、某地区而非全国大范围内产生连锁、持续的反应。要让这些事件能上一个层次，形成全国大范围内的风潮，有意策划和主动组织是最为应该的。
近年来，体制内某些学者研究群体性事件较深入，如于建嵘在2010年的演讲中说：“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见2009年12月于建嵘在苏州独墅湖高教区行政楼报告厅演讲）。他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见《中国报道》2010年第1期）当然，于建嵘是从维稳的角度来说的，但这也说明国内的群体性事件要达到变革社会体制的目的，还需要有大的提升和转变，那就是从即兴式转到有意策划、从被动转到主动、从孤立事件转到系列连锁事件、从地区性转到全国范围。本手册要讲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就是一种主动的、有意策划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为了摆脱群体性事件的即兴式、无组织性、无目的性而设立的。
就单个事件而言，策划也非常重要。例如取得成功的冯正虎回国事件，就是一次有谋划、有行为、有舆论、有救援的抗争事件，最终导致冯正虎回国。抗争事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要进行策划。策划得好，一个事件就会起到轰动效应，调动起巨大的社会能量；策划不好或者没有策划，很好的事件也会轻易流失。当局总是指责 “有阴谋、有组织、有分工”，但实际上中国发生的种种抗争活动恰恰就在没有预谋、没有组织、没有分工，这是欠缺。当局高抬了民间反对派。
在埃及民主运动胜利之时，《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埃及抗议活动幕后策划揭秘》，揭示了茉莉花运动是表面的自发性和实质的策划性相结合。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此次变革中，不少网络小组承担了策划的功能、组织的功能。这些网络小组有意地进行策划、发动，使事件不断地升级。从最初的亚历山大市的“静站”到后来进军开罗解放广场的游行，背后都有网络小组推动。该文揭示，自发的群众运动是幻想，任何大规模的活动，都需要有人去策划、组织、鼓动。
在埃及，策划工作更成熟，因为毕竟还有些政治组织合法存在。当然，他们一旦游行抗议就会遭到抓捕。这个难题要靠人数来解决，如果有几千人、几万人游行的话，警察就无法对付。埃及异议人士利用网络声东击西，在警察休息日，故意放出去20个抗议地点，吸引了大部分警力，而真正的人力放在保密的第21个点。这个点也是民众素质高、对政府不满的社区所在地，因此抗议人数从300人迅速扩大到数千人，最终聚集成抗议队伍到达了解放广场。
面对突尼斯、埃及的成功，我们思考的焦点也许是：如何策划一开始就有几千人、几万人参与的游行示威或者散步围观活动。
胜算而非无望
群体性事件的特色之一是要取得单个事件的阶段性成功，只有阶段性的成功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才能扩大社会运动的范围和成果。作为策划者，目的是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策划、阶段性的抗争与成功，来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们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单个事件可胜性指的是事件的直接诉求不会对执政者直接构成倒台威胁，能迫使决策者接受对方的要求,实行抗争者的阶段性目的。
在这几年的民众抗争活动中，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冯正虎事件是民众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三个典范。2003年3月20日，孙志刚在收容中惨死后，民众就提出惩治凶手、废除“收容审查”制度的要求，经过3个月海内外多方抗争，3月份，法庭审理此案、国务院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这次事件是当局少有的对民众的让步和妥协。再如2009年邓玉娇事件发生后，民众就提出了释放邓玉娇的要求，经过海内外民众的抗争，终于导致邓玉娇当庭释放。这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又如2010年春节前冯正虎滞留日本东京机场，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回家”，这个要求在海内外人权人士的抗争下终于实现，这也是非常激励人的。
这些事件之所以得胜，在于它们起初的直接诉求并不高远，在事件开始就多少包含某种胜利的可能性。而取得了胜利的事件会激励我们在抗争上不断再上台阶。
联合而非分裂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维权人士在国内就有地方派、言论派、行动派、激进派、温和派等区别及彼此间的矛盾，海外尤甚。就观点和思想，人们难以联合起来，但就事件和阶段性目的，人们还是愿意求同存异、联合起来的。
组织群体性事件的好处也在于就事论事、避免人事纠纷。在近年来的除了“杨佳事件”外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国内外各派基本上做到了联合一致，甚至在“孙志刚”、“邓玉娇”等事件中，体制内开明派也与体制外达成某种一致。
只有联合才有力量，各团体、各派别的合一，才能给专制者以足够的压力。具体做事胜于空谈，谈路线之争不如从一件小事做起。在做事中联合，在做事中团结。
不久前，在群体事件运营模式的一次实习当中，发起人决定以新疆7•5事件为切入点，进行“要求王乐泉下台”的签名及抗议活动。组织者慎重考虑了如何发起方可以联合更多的力量，最后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以各团体的代表作为联合发起人，由此联合了各方面力量，取得了团结一致的效果。因此在群体性事件的发起和组织中，要强调团结精神而非坚持门户之见，联合各派力量是组织者必遵守的原则。
网下而非仅网上
互联网给予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需要充分地利用，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效能，但最终互联网也只是至关重要的传达信息和联络的手段，运用互联网的目的是更有效地群体上街行为，非此不能达到政治目的。
互联网对群体性事件的意义在于：首先是高效传递信息。网络打破了国境线，只要有翻墙软件，就可以最快速地了解海内外资讯。网络中已经无所谓国内国外，信息是共同的，信息交流是多向的，无距离的，甚至都不知道对方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在推特、Skype、QQ、Facebook、电子邮件等网络中，可以最快速地传递信息、发布通知、号召人员参与、告知行动步骤等等。
其次，网络产生了新的组织和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是虚拟的，不需要面对面，与传统组织不一样。在推特、Skype、QQ、Facebook、邮件组中形成了一个个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在网络上发挥群体性事件的策划事题、组织人员、号召行动的功能。这些虚拟组织是非常庞大和众多的，他们成为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活动的策源地。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自由、言论自由，更给组织策划抗争活动打开方便之门，这在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中表现了出来。
但网络信息的交流和把握、网络虚拟组织的运作，最终要落实到地面上。如邓玉娇事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屠夫吴淦从网络的热炒中走下来，亲自到邓玉娇所在的湖北巴东县去看她，还到了邓玉娇所在的医院，这样一个实际的围观行动，彻底地改变了邓玉娇事件“虚拟”的性质，当局也感到了现实的威慑力，最终不得不向民众妥协。又如同埃及青年们的决定性转变乃是从网络转入街头行为，到警察猝不及防的第21个地点进行游行示威，开始是300人，迅速增加到几千人，一路来到开罗广场后，人数已经增加到上万人。总之，群体性事件的标志是在街头进行的，这是根本；而网上的运作，为实现街头活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11年2月20日开始的中国茉莉花行动，在应用网络方面有着卓越的运作，但是在网下的运作还有待提高，这是茉莉花行动得胜的关键，也是本培训模式对中国民众之必要性所在。
二、社会运动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一）难以克服人民的无力感；（二）难以克服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三）难以克服资源的缺乏；（四）不能有效率地分析事题与构造；（五）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共识。
培训游戏之一：默默画房子。在讲解这个题目前，可让学员分组先做个体验式游戏：1.每四人分为一组，每一组发一张大白纸和彩笔4支；2.每个组都画一个房子出来，条件是一人一笔，共同完成，并且在画画过程中不许说话；3.游戏开始。每组通过无声的方式决定谁先画第一笔，然后按照某种顺序第二、三、四位紧跟着画房子；4.等房子画完后，将各组画的画同贴在墙上；5.评比哪组画得最好；6.每组组员谈画画过程中的感受。
这个游戏主要是体验团队中的合作、默契，因为不说话，组员都不知道对方要画什么，最终的房子是什么样子，这要猜测对方心理、全靠默契。通过游戏，体验到达成共识、相互合作、默契团结的重要性。
（一）难以克服人民的无力感
在专制制度下的民众，忍气吞声、无可奈何是常态。因为反抗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民众的呐喊、抗议带来的是各种处罚、惩治。即使你毫无畏惧，但专制压力背后的暴力会最终出现。暴力就是直接以伤害人的肉体、危害与剥夺人的生命为目的，以强迫人中止或改变思想和行为。暴力具有直接性，它以肉体的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来最快、最直接地实现暴力行使者的意志，所以所有专制政权无不以暴力作为它们的统治基础；暴力具有最终极的威慑力，因为人类在肉体伤害和生命威胁前面很少有不妥协的，所以专制者相信只要使用暴力就能中止民众的反对与抗议。监禁、殴打、杀害，终于使大多数人深感希望的渺茫、力量的匮乏。
中国当局“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策略和网络封锁、限制集会、聚餐等等措施，使民众之间更加难以团结联系起来，所以人民常常处于无力的状态，成为做惯了奴隶的人，下跪、磕头、盼望青天大老爷成为人民申冤的常态。人权活动人士，也时常处于无力感中，感到推动社会变革是何等之艰难，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似乎遥遥无尽期。
这些无力感的产生，除了专制的强大凶恶外，另外的原因也是我们或急于求成、或没有有效地利用当前的自由度；也没有真正地明白群众的切身利害；更没有有计划、有步骤地使人民从小胜到大胜、从小勇到大勇、逐步克服恐惧感、提高自我自信，而实现自我解放。
本手册推广的群体性事件运营模式有助于组织者找到克服人民无力感的方法。
（二）难以克服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
中国专制之恶劣程度，可能连纳粹都相形见绌。中国执政党控制一切，从宗教、言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等，政教合一、党政合一、党军合一，它是极权制度。
当局吸取了中国1989年的经验、台湾转型的经验、苏联东欧演变的经验、颜色革命的经验、乃至近期突尼斯、埃及民众运动经验，其不断地针对“突发事件”、 “群体性事件”对各级党政干部、公安武警、军队武警进行轮番培训、演练，认真研究如何对付。包括社科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大批知识分子也为专制政权殚精竭虑，进行理论研究，制定与时俱进的对策，对付各类群体性事件。公安部、国安部、总参情报部更是紧锣密鼓，搜集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而执行机构，诸如国保大队、国安、网络警察、武警，对付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也从不手软。
一方面是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对付社会民间运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反对运动的民间组织者势单力薄，二者的力量相比悬殊，可谓有天壤之别。恶劣的政治环境，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必须总结先辈经验、掌握适宜方法，需要更富有智慧，也需要更团结和协调。
（三）难以克服资源的缺乏
作为与专制制度进行抗争的抗争者，实际上负面的情绪一直伴随着他们，他们有难以克服的自己和民众的无力感，有难以克服的资源缺乏：人、钱、时间等等。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行动；在自己落难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帮助；各种活动没有财力支持，乃至个人的生活开销都是问题。很多人权人士因为长期进行抗争，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很多有家庭的志士，因为物质的匮乏，最终不得不放弃政治抗争。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大部分人权人士都忙于自己的生计，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
人员匮乏、物质匮乏、时间匮乏，是目前中国抗争运动的总体特征。而一个抗争运动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一大批专职人员的出现，能够“以战养战”，能够如基督教传道人所说的“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资源的缺乏，在海外能够专职从事人权抗争、民主运动的人少而又少；国内的情况就更加严峻，专职者更加稀少，贫寒不说，而且不断入狱，这使他们很难从事自己的事业。
本手册所推行的运营模式意在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详细的规划和分析，以求达到资源的互补和调配。
（四）不能有效率地分析事题与构造
在目前中国，民众与当局冲突的各类事件层出不穷，但作为人权活动家不能关注所有的事件。何种事件值得我们去聚焦和运作呢？前不久，突尼斯发生的摆摊青年因受城管凌辱自焚事件可算是很好的聚焦事件，茉莉花革命的组织者很好地利用了该事件，凝聚了民众，一鼓作气颠覆和瓦解了突尼斯的威权统治。这类事件可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类事件是可遇不可求的，需要社会矛盾积蓄到相当的程度，政府的镇压能力也疲弱到相当的程度，加上组织者有足够的群体事件组织能力，这个突发偶然的事件才可能成为彻底改变社会的契机。
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期待一次性改变社会，在民主变革彻底实现之前，我们不应该放弃每一阶段的努力，也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步凝聚民众，消弱权力，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每个事件，不求过高过大的目标，只要能达到具体的目的就是胜利。这些具体的抗争事件，积少成多，阶段性发展，最终会促成整个社会的变革。如厦门PX事件、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冯正虎回家事件，以及最近南京的保护梧桐树事件等，都是很成功的社会性群体抗争案例。由于海内外的共同关注，民众广泛参与，这些案例最终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实现了阶段性目的。
国内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用什么样的依据和标准进行筛选，最后确定某事件值得操作呢? 一般而言，这是经验问题，个人经验或社会、国家的经验。而本手册要讲的是基于这些经验，经过理性的考量，所总结出的社会运动模式，它对于我们选择事题，合理组织民众运动有重大的意义。
2010 年，在中文网络上评出来的国内十大事件是：新疆托克逊县黑奴工事件、宁夏吴忠市跨省抓捕王鹏案、上海胶州路大火、北京交通治堵新措施、辽宁抚顺天价U盘、湖北恩施公安局长腐败日记、浙江温州钱云会案、广西北海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河北大学李刚门交通肇事案、湖南常德“抢尸”案。这些事件，哪些利于进行群体性事件运作，哪些不利于运作？我们要通过分析该事件的性质与构造、分析事件当中诸种因素和能量，方可判断该事件是否值得运作，能否成功，或影响力有多大。这些是活动组织者需要掌握的，但中国目前的反对派对这些尚缺少认识和操作上的训练。
（五）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的共识
目前国内被当局视为“敌对分子”的成千上万，这些人虽然大部分被当局限制了活动范围和行为，但一批批新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比如此次波及到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参与者绝大多数是新一代年轻人。
由于网络的兴起，关心国事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大家都在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如何打破目前铁板一块的局面。虽然大家都想做点事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培训，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的共识。
首先，大家关注的事件太分散，不能聚焦在一两个主要点上；其次，在运作上，即使是针对同一事件，也会出现不同的认识和策略方式。如钱云会案，有的人权活动人士轻易认定是意外交通事故，其结论并被官方利用，致使消弱了对整个事件的运作，不利于扩大事件规模。再如艾未未的“河蟹宴”，参与者多以艺术调侃为目标，而前往的访民们则认为连一句“反对强拆”都没喊，对之感到不满。可见，达成共识与共同行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由于当局打压的严密性和残酷性，也由于反对派缺乏事件组织的意识，致使在大多数群体事件中组织与策划几乎是空白，此类事件更多的是自生自灭，难以成规模有效益。为此，我们要通过学习群体性事件组织模式，来提升我们达成行动共识的意识和方法。
社会运动组织者的问题解决方案：
1. 以三至四人为一组设定共同同意的事题；2.分工合作收集该题的信息，并顾及其广度深度；3.以个人的价值观评估事题及信息；4.设定长短期目标及策略行动计划及步骤；5.领受团队约定、献心会；6.争取国内外友好团体的串联、团结与支援；7.行动计划执行后的评估、检讨及庆祝。
本手册所揭示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可以视为社会运动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模式的基本概貌：首先，欲进行群体抗争活动的活动家或当事人，3-4人为一组，讨论确定抗争事件事题（指每一次群众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围绕的中心），然后分工合作收集该事题的资讯，并顾及该事题的广度和深度。然后以个人的价值观来评估事题，以确定活动的行动口号及理论根据。接着要列举事题中要出现的各种人物和势力，包括正反两方面（如警察、海内外媒体等），并分析其价值观及策略（如警察会怎样对付我们，为什么要对付我们；海外媒体和NGO组织如何帮助我们，为什么要帮助我们，等等）。最关键的是分析我方策略（应对反方和展开活动的方法）、我方长远目标、我方近期目标及我方行动计划及步骤。将这些总结出来，并形成文字后，各个事题团队进行献心决志，团队达成知识、情感、意志乃至信仰的高度一致，紧接着就开始行动。在行动计划执行后，不论成败，都一定要进行评估、检讨及庆祝。
本手册所揭示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又可分为四个模型：社会事题分析模型、理念价值观反省过程及步骤模型、策略计划模型、社会行动计划模型。
1.社会事题分析模型。此一模型解决到底做什么的问题，即如何选择有巨大意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事件题目。
2.理念价值观反省过程及步骤模型。此一模型解决为什么和怎样说的问题，即如何确定行动目标、口号、理论依据及长远蓝图。
3.策略计划模型。此一模型解决有什么资源的问题，也可以说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即如何清晰地把握我们的同盟者和我们的敌对力量及其各自的策略。
4.社会行动计划模型。此一模型解决如何行动的问题，即如何设定长远目标、近期目标、社会行动策略、行动进度和分工、行动执行方式及最后的评估。
这四个模型将通过现场分组，每组进行实战演练来熟悉模型运作的全过程。作为小组成员，在各自小组中先共同得出社会事题，再进行理念价值观反思，再通过共同填表来完成策略计划模型，最后与组员完成社会行动计划模型。作为讲员，要在每个模型的实战演练前先要讲解模型的具体运用和如何进行实战演练，完成每一个模型后，讲员要叫每个组员进行讨论和总结。
三、组织模式步骤
社会事题分析模型第一讲
在讲解这个模型前，先做一个游戏。此游戏的目的，是把概念化的东西具体化，并为事题分析分好小组。
培训游戏之二：画出你对中国问题的强烈感受。
1.每人发一张大白纸和彩笔1支；
2.每人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最强烈感受用画画出来；
3.画完后将自己的画贴在墙上；
4.每个人对自己的画向其他人进行2分钟内的讲解；
5.根据所画的画大体分类：如有关环保、言论自由、高房价、访民等等；
6.根据类别学员重新分组，兴趣点相同的可以划分为一组，每组不少于3人，不超过5人。
这个游戏主要是训练组员将其政治理念具体化，让他人不仅能听懂，而且一看就能明白。这个游戏也可以了解每个组员的兴趣点，并根据其兴趣点进行分组，为下面的事题分析做好准备。
这个游戏完成时，已经分成了3个小组——A组、B组、C组。分好组后，讲员开始讲解以下两个问题：事题呈现步骤、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
A.事题呈现步骤（社会分析与医疗具有相同性）：
病痛---医疗---医生---诊断、找出病因---处方、移除病因---行动、住院、开刀
民众的痛---社会分析---社会工作者---找出社会的痛、事题分析—价值观反省---策略计划---行动计划、移除或解决病因
抗争活动的步骤是先从民众的痛开始的。进行群体抗争活动的原因，是这个社会充满了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民众的痛、非常难受。而哪个痛是最痛的或最应该治愈的，这需要人权活动家、社会工作者们选择事题。事题选择完后，进行价值观的反省、策略计划和行动计划。这就如同医生看病治疗病人的全过程一样，首先是疾病让患者感到病痛，作为要医治疗理的医生，第一步是要找到患者的痛，找寻到病因。第二步是根据病因找到处方：开药和准备动手术。第三步就是住院、动手术，彻底地治愈患者。
正如医生治疗病人首先要找到病痛在哪里一样，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先要找到民众的痛在哪里，什么是最痛？什么痛可以先进行医治？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来进行。
B.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
（一）具体的，可感触到的，而不是宏大理论的；
（二）迫切的，常在人民心里的；
（三）不构成群众内部分裂的，参加的人都同意；
（四）能够动员最多民众的；
（五）可行性，可胜性；
（六）对执政者（制度）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采纳和接受解决方案。
这六条很好记：具体、迫切、合一、众多、可胜、接受。
（一）具体的，可感触到的，而不是宏大理论的
事件必须是有具体的人和事情，要直接的、具体的后果。这次突尼斯民众抗议目标就很直接：“本•阿里总统下台”；埃及的也很直接：“穆巴拉克下台”。中国近年来凡是成功的抗争，也都是非常具体的，如“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无罪释放邓玉娇”、“公布钱云会案真相”等等。事题切忌运用“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等等口号，这些口号太笼统，是蓝图而非要进行的事题。这个特点在本手册开篇非暴力抗争特征之一“具体而非宏观、事件而非理论”中也进行了阐述。
（二）迫切的，常在人民心里的
好事题的标志是最广大的民众感到非常迫切的。宪政、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甚至言论自由都很好，但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其与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也不感到是最为迫切的。有时候，人权活动家最为关注的权利恰恰不是老百姓所关注的；而很多民生问题才是老百姓最感迫切的，如高房价、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土地被强征、房子被强拆等等。抗争事件事题是为解决民众的痛的，而不首先是人权人士自己的痛的，单纯为了人权人士自己的维权是发动不了足够数量民众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最联系民众的地方着手，分析他们的最迫切的痛在哪里。
（三）不构成群众内部分裂的，参加的人都同意
同样是人权人士、同样是受迫害者，但由于民族、宗教信仰、历史包袱、文化等不一样，在同专制者进行抗争中也会出现分裂。所以抗争事题力求各力量的赞同合一，而非出现争议。比如“废除劳动教养”就是一个能团结所有团体的题目，无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法轮功、西藏、新疆、海外民运都会支持这个事题，不会出现分裂。而如果是涉及要求某地区的独立的事题，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从而产生分裂。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同存异和具体化，大家都同意支持的具体事题才利于避开分裂、凝聚各方面的力量。
（四）能够动员最多民众的
人权活动家应该发动能动员数量最多的民众参与的抗争事题。数量是一个指标，它能产生巨大的压力。数量也向统治者显示我们的动员能力和群众的拥护度。最大多数民众关心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从事事题选择的重要依据。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很多题目，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居住问题等有可能动员最大多数民众的参与，而民众的参与会让他们解除自身的无力感，恢复信心，一次的得胜换来再次的参与、再次的胜利。厦门PX项目抗议的成功在于密切联系民众、动员了几万人参与，这是非常好的抗争事题。另外，那些媒体聚焦的事件也能够动员最多数量的民众，尤其是国内体制内媒体报道的事件，由于受众极多、网络上下关注者众，所以极易因此发动大规模的事件出来。所以作为人权活动家，时刻聚焦国内外媒体发生的重点事件，是非常必要的。
（五）可行性，可胜性
即具有可操作性，各方面条件保证能够发展下去，而不是空中楼阁、闭门造车。有人动辄说发动几十万访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全国人民进行胡锦涛下台的签名活动，这些活动，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很难有可操作性，实是空话。我们需要的事题，是能够在目前中国活动自由度内的题目。近年来，陈西等贵州人权人士组织的人权研讨会、人权论坛，就是把握这种尺度后进行的好事题。
可胜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谋求的是一个个事题能获得阶段性的胜利，当然如果某个事题运作下去最后导致了专制政权的倒台，那也是非常理想的。阶段性事题的胜利，可以鼓励民众的自信心、可以打消他们对专制的恐惧、使民众对专制的抗争成熟起来、也可以吸引更多还在观望中的民众参与进来。而如果一开始就提出只能失败的事题，或者有些事题在运作最后归于失败，那么民众就会对接下去的抗争有恐惧心，再不会继续跟随人权活动家进行抗争。因此，对事题可胜性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宁肯多迂回，也不要选择那些注定失败的事题进行运作。冯正虎回家是一个这几年来鼓舞人心的抗争事题，他之最后得胜，也在于一开始就多少包含某种胜利的可能性。这次胜利就像“收容审查被废除”、“邓玉娇当庭释放”等胜利一样继续激励我们的抗争上台阶。总之，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策划、阶段性的抗争和胜利，激发民众自己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们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
（六）对执政者（制度）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采纳和接受解决方案
这一点跟第五点有类似之处，对执政者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接受方案,达成抗争者阶段性目的的事题是行动者最该选择的。在中国这样极端专制国家中的群体性抗议，最起初的口号和诉求，一定不能直接对执政者及其制度构成死亡威胁，否则就会招致当局灭绝性的镇压。而如果事件关注的仅仅是民生范围或者具体的人和事件，那么执政者在起初会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样极有利于将事件扩大。而且由于民众的抗争，执政者接受了这些次级目的，那么就更加能够振奋人心、民众也就会再接再厉、直到达到最终目的。
群体事件组织模式模型一实际演练：讲解完这两个问题（事题呈现步骤、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后，要叫已经分好的小组根据以上原则，尽快确定各自的事题。这个事题会随着培训课进行到底、全面贯彻四个模型。
小组讨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民众的痛”，列出组员认为当下民众最为痛苦的五件事。这一阶段要花30分钟时间。第二阶段，从这五件事中，根据社会事题选择依据原则，再选出一件事作为本小组要进行组织运作的社会事题。这一阶段也要花30分钟时间。
各小组经过60分钟讨论后，都得出了各自小组的事题。我们假设有3个小组，小组A的事题是“废除台湾雏妓”；小组B的事题是“抗议高房价、还我安居权”；小组C的事题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请每个小组选一名小组长，发表3分钟内的自己小组事题选定报告。
（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15
前言
本手册是根据加拿大、美国和台湾非暴力抗争专家和社会运动领袖的著作和经验，及中国最近几年来的诸多案例和本人参加国际非暴力抗争培训后的心得而撰写的。本手册将会介绍有效组织非暴力抗争活动的模式、方法，至于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大战略的规划，不在本手册讨论之中；也可以说，本手册重在对目前中国民主运动中战术而非战略的分析、具体的单一事题的组织和运用上。
本手册的成型，要特别感谢Canadian Urban Training Project for Christian services组织和台湾 URBAN RURAL MISSION 组织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无私帮助与奉献。本手册中的大部分图片和表格，都来源于台湾 URBAN RURAL MISSION编印的《CUT训练学员手册》一书，本手册中的四个操作模型，直接来源于他们的培训。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安全等原因，该手册将不提及对此手册做出重要贡献的加拿大和台湾非暴力抗争专家的名字，我谨在此感谢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贡献。
本手册主要阐述的事件组织模式，在加拿大、南美、非洲、菲律宾、韩国、台湾等地都曾得到推广，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仅仅在台湾，从1982年到2010年间，有超过1000名学员受到过该事件组织模式的培训，他们将该模式运用到台湾的社会运动、议会、社会团体、教会当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加速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相信本手册也能够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提供一些帮助。
本手册大纲如下：
一、 群体性事件及社会运动的运作特点
二、 社会运动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三、 组织模式步骤1：社会事题分析模型
四、 组织模式步骤2：理念价值观反思过程及步骤
五、 组织模式步骤3：策划计划模型
六、 组织模式步骤4：社会行动计划
七、 群体性事件组织者的六大精神
群体性事件及社会运动的运作特点
对群体性事件和社会运动研究最多的还是中国大陆，在中国网络上搜索，会出现大量此类的文章和论著，但其研究的目的，是如何管控、消除群体性事件，作者是站在专制者立场上的。而我们的研究则是如何发起、有效组织群体性事件，并将其综合效应发挥到最佳。我们自身要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导者、组织者，最终和民众一起，通过扩大化、规模化的群体性事件来瓦解专制政府。
根据官方定义：群体性事件指一定数量的人们为了向政府表达某种意愿或实现某种目的，采取围攻、静坐、游行、集会等方式对抗党政机关，乃至破坏社会公私财物和危害干群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但实际上，群体性事件是公民行使自己政治权利、进行利益表达的集体维护权益行动，“群体性事件”概念本身也是官方对公民集体行动的贬损定义。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社会冲突”、“社运”、“集体行动”等都是非常相似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将群体性事件视为当下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分析其特点，然后归纳其组织的原则。
社会运动具有以下特点：集体而非个人、户外而非室内、行动而非文字、具体而非宏观、事件而非理论、瓦解而非救济、策划而非即兴、主动而非被动、胜算而非无望、联合而非分裂、网下而非网上。下面，我们将分别论述。
集体而非个人
个人的声明、写作、网络言论甚至上访、绝食、自焚、抗议等都不能算群体性事件和社会运动，后者必须是多人参与。根据内部资料显示，中国官方标准是：参与人数在5人以上、30人以下，为一般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30人以上、300人以下，为较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
对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来说，人数是个首要问题，因为抗议人数是民间对官方压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引起其他人参与和效仿的重要因素。社会行动必须考虑如何发动足够多的人数，如何使更多人参与。在国内，有关民生的话题，如环保、拆迁、就业等，以及非正常死人、自焚等事件方有可能发动足够多的人数参加抗争。在海外，某些团体到中国领事馆等处进行抗议，为“聚众”，往往也要呼吁政治难民参与；而海外的一些民运人士，可能是名人名家，但很难团结起来，集体做成些事，这恰恰是社会运动所要避免的。
集体而非个人的原则也适用在领导团队中，个人英雄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运动，个人活动不是社会运动。必须是群体，领导团队经过讨论、策划、联络和组织后，才能发起社会运动；在最初的酝酿阶段，其就是集体行为。因此欲从事社会运动者、欲发起某个群体性事件者，首先要联络好核心领导团队，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运作起群体性事件。此运营模式将在后面重点分析，讲述如何联合起来，发挥规模效应。
户外而非室内
在房间里的任何大规模集会、研讨会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它可能是社会运动运筹、造势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市中心广场、政府机关所在地进行，如此才能显示实力和压力、也能使民众效仿，打消恐惧、凝聚人心。
社会运动的目的是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直接面对当权者的抗议才最具有威慑力。正如台湾社会运动领袖谢长廷曾说的：“反对党的阵地在街头”。台湾民主运动真正肇始于街头路线：1979年的民间人士余登发举办生日晚会，不久余登发父子被捕。1月22日下午，民间人士第一次走上街头，齐集在高雄县桥头乡(余登发的家乡)，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公然向实施30年的戒严法挑战，参加者约30多人，他们沿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这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游行。
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自1989年后，由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上访访民、法轮功学员为主导展开的，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各级各地政府机关门口，进行了前仆后继的上访、示威、抗议、聚集活动，不仅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威慑，而且也唤醒了民心、争取到海内外的民意。在海外，也要尽量进行户外的游行示威活动，减少清谈。海外的活动，不仅可以对中国官方驻外机构造成震慑作用，而且对海外华人、国内民众可以起到巨大的激励和效仿作用。
行动而非文字
社会运动不是网络上、书本里的盛宴，它主要是以现实三维空间中的行动构成的。这里不是贬低文字工作者、理论家、网上写手们的作用，而是强调运用文字和网络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仅仅是在网络上、书籍、媒体上的文字信息，并不能构成社会运动。非暴力抗争研究专家吉恩•夏普在其新著《自我解放——终结独裁指南》中指出的：“在独裁政权与被统治人民之间的冲突中，人民必须决定他们是否只想单纯地想要谴责压迫与对体制表示抗议？或者，他们真的想要终结压迫，并以一个较为自由、民主、公义的体制来取代它? 很多善意人士假设，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指责压迫者，并且抗议的时间足够长，人民期待的改变将以某种方式发生。那样的假设是一种错误”。（见《自我解放》，吉恩•夏普著， 蔡丁贵翻译）。
仅仅在文字和理论上的抗议和控诉并不能改变现实，只有那些不断递进的、有计划的社会运动，才能促成社会的改变。而如果把言论作为主体、为写而写，以言论派来主导行动派、以言论为所追求的终极结果，那么确实是难以改变专制体制的。海外民运20多年来，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总之，社会运动对中国一党专权体制的威胁性远远大于言论，因为它给当局巨大的心理压力、对其他民众也有巨大的鼓动力和效仿效果，发展下去，它可以掀起足以捣毁政权的群众力量和政治波澜。
具体而非宏观、事件而非理论
群体性事件的起点和围绕的中心是具体的事件，而非宏观的政治理论、抽象的政治理念。民众喜欢直观的、简单的、形象化的、容易记忆的概念，在该手册介绍的相关培训中，其中第一个训练就是如何将你心中抽象的政治理念具体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画画，你将你的政治理念和你感受到的国家的现状和苦难，能否用最简单的画画出来。这实际上也是群众运动组织者的第一课。民运人士，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语言一般老百姓听不懂，所以我们要试着用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语言、图画表达你和民众的诉求。比如最近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影响到中国，中国民众以茉莉花为标志进行各种群体活动，茉莉花的标记简单易记、含义明了，非常适合成为运动的概念。
另一方面，也唯有具体化的事件才能激发更广大民众的正义感和参与。2011年初，突尼斯专制政府的垮台，肇始于小贩因受城管欺辱而自焚的具体事件。在中国，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比如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中惨死，2008年贵州瓮安女学生李树芬投河事件；2009年邓玉娇因受辱刺死官员事件；2010年上访村长钱云会被汽车碾死事件等等，都很具体，冤屈一目了然，最容易激发民众。尽管人们都清楚这些事件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但发起社会运动者为了组织力和号召力，在起初并不应该提出宏大政治诉求，而应以事件的是非曲直为诉求核心。
当然，最近的茉莉花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这是介于宏观和具体的一次群体活动，它的直接诉求就是响应和支持突尼斯、埃及人民的抗议专制活动，间接诉求就是对中国专制者表达愤怒和不满。直接诉求是具体的，所以吸引了不少人持续地参与。间接目标比较模糊，特别需要参与者不断地清晰化、具体化。
在《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动乱》（Thomas Lum著，小马Freeman 译）一文中，作者在谈到关于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时写到：“不像后毛时期所发生的其它社会运动，近期发生的社会动乱缺乏其政治目标以及组织强度，尽管其逐渐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权力的潜力可能会继续增长。这不是一次由城市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集中于全国性政治事务的运动，像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86年的学生抗议运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1997-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成立事件那样。它也不具备像1999年法轮功示威时所具有的全国性指挥链能力。反之，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动乱主要反映了对于城、乡地方上处理经济问题的不满，在全国层面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无组织的特点”。
区别于以前聚焦政治事务的宏大叙事（1979年民主墙、1998年民主党及《零八宪章》都要归于这个序列），当代维权运动更注重从具体利益的抗争出发，从而开始对专制的瓦解。如果说“宏大叙事”是现代性的特征的话，那么当代的维权运动，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具体、调侃、非理论、艺术化等等，其中杰出代表是后现代主义维权艺术家艾未未和网络无厘头屠夫（吴淦）等等（关于后现代主义与维权，本人将在后面专门列文论述）。
国内局势需要变局，但变局的产生，是由具体事件来牵引的。而只有具体事件，才能避免官方一开始就动手镇压的遭遇。群体性事件如果策划、组织得当，不仅事件本身能够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如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冯正虎事件），而且能够与其它事件连成一片，最终改变大局（如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保路运动）。在西方历史上，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改写了西方的历史，从根本而言，西方的现代化就是从宗教改革运动正式开始的（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宗教改革的开始，却是由一张小小的赎罪券开始的。马丁•路德以前已经由不少志士为反抗中世纪的黑暗而献身，但都没有成功，而马丁•路德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从这一个民愤极大、明显违背真理的小小赎罪券开始发起波澜壮阔的宗教、信仰乃至经济、政治革命的。
瓦解而非仅救济
在一党专制没有倒台前，解体专制体制、瓦解独裁政权，是我们任何活动的最终目的，要以此为中心。至于自己组织的壮大和正规化，也应考虑这个目的。作为反对派组织，其行动可分两类，一类是对被体制残害者的救济行动，另一类是对体制具有威胁性的瓦解行动。救济能体现我们的大爱，但并不能改变这个体制；救济的事情我们也要做，但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策划者，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瓦解体制的活动上。
国内有阳光公益等NGO机构、海外也有众多的政治和信仰受难者援助、救济机构，这些机构做了大量的人道工作，给受难者本人和家属进行资助、帮助人权人士逃离中国、在海外进行安置等等，海外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声援工作。这些都是有益的，值得赞许，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海内外除了民间公益性组织之外，也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团体、政党，从事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和联络，他们需要分清瓦解和救济的主次关系，其最终目的是瓦解而非救济。
在这次茉莉花革命中，被捕、软禁人员众多，这是中国当局造成的；只有早日瓦解专制，才能真正免除政治迫害。当然，就具体局势，我们对国内人士的救援也非常重要，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救援他们，他们获得自由是对所有参与者的巨大激励。救济和瓦解都很重要、并行不悖，救济者不是软弱、瓦解者也不是激进，但是有分工，民间公益组织、NGO多从事救援，而政治活动家组织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是瓦解。
策划而非即兴，主动而非被动
能对旧体制产生威慑力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有策划、组织和引导的群体性事件，但是近几年来的此类事件，一般都是人们根据突发的新闻事件，即兴式地产生网上网下连锁反应的，分散性、无组织性是其特点。突发新闻事件是最初的导火索，无论是近期的李刚门事件、凤凰女跳楼事件、宜黄强拆事件、温州乐清钱云会事件，还是较早的湖北省石首事件、海南省东方袭警事件、吉林省通钢事件、邓玉娇事件、杨佳事件、躲猫猫事件等等，都是在媒体披露出新闻后，民众的即兴式反应。这些群体事件对专制政体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和瓦解作用，但是由于是即兴的、被动式的反应，所以缺乏组织性、蔓延性、连续性，只能在某领域、某地区而非全国大范围内产生连锁、持续的反应。要让这些事件能上一个层次，形成全国大范围内的风潮，有意策划和主动组织是最为应该的。
近年来，体制内某些学者研究群体性事件较深入，如于建嵘在2010年的演讲中说：“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见2009年12月于建嵘在苏州独墅湖高教区行政楼报告厅演讲）。他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见《中国报道》2010年第1期）当然，于建嵘是从维稳的角度来说的，但这也说明国内的群体性事件要达到变革社会体制的目的，还需要有大的提升和转变，那就是从即兴式转到有意策划、从被动转到主动、从孤立事件转到系列连锁事件、从地区性转到全国范围。本手册要讲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就是一种主动的、有意策划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为了摆脱群体性事件的即兴式、无组织性、无目的性而设立的。
就单个事件而言，策划也非常重要。例如取得成功的冯正虎回国事件，就是一次有谋划、有行为、有舆论、有救援的抗争事件，最终导致冯正虎回国。抗争事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要进行策划。策划得好，一个事件就会起到轰动效应，调动起巨大的社会能量；策划不好或者没有策划，很好的事件也会轻易流失。当局总是指责 “有阴谋、有组织、有分工”，但实际上中国发生的种种抗争活动恰恰就在没有预谋、没有组织、没有分工，这是欠缺。当局高抬了民间反对派。
在埃及民主运动胜利之时，《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埃及抗议活动幕后策划揭秘》，揭示了茉莉花运动是表面的自发性和实质的策划性相结合。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此次变革中，不少网络小组承担了策划的功能、组织的功能。这些网络小组有意地进行策划、发动，使事件不断地升级。从最初的亚历山大市的“静站”到后来进军开罗解放广场的游行，背后都有网络小组推动。该文揭示，自发的群众运动是幻想，任何大规模的活动，都需要有人去策划、组织、鼓动。
在埃及，策划工作更成熟，因为毕竟还有些政治组织合法存在。当然，他们一旦游行抗议就会遭到抓捕。这个难题要靠人数来解决，如果有几千人、几万人游行的话，警察就无法对付。埃及异议人士利用网络声东击西，在警察休息日，故意放出去20个抗议地点，吸引了大部分警力，而真正的人力放在保密的第21个点。这个点也是民众素质高、对政府不满的社区所在地，因此抗议人数从300人迅速扩大到数千人，最终聚集成抗议队伍到达了解放广场。
面对突尼斯、埃及的成功，我们思考的焦点也许是：如何策划一开始就有几千人、几万人参与的游行示威或者散步围观活动。
胜算而非无望
群体性事件的特色之一是要取得单个事件的阶段性成功，只有阶段性的成功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才能扩大社会运动的范围和成果。作为策划者，目的是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策划、阶段性的抗争与成功，来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们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单个事件可胜性指的是事件的直接诉求不会对执政者直接构成倒台威胁，能迫使决策者接受对方的要求,实行抗争者的阶段性目的。
在这几年的民众抗争活动中，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冯正虎事件是民众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三个典范。2003年3月20日，孙志刚在收容中惨死后，民众就提出惩治凶手、废除“收容审查”制度的要求，经过3个月海内外多方抗争，3月份，法庭审理此案、国务院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这次事件是当局少有的对民众的让步和妥协。再如2009年邓玉娇事件发生后，民众就提出了释放邓玉娇的要求，经过海内外民众的抗争，终于导致邓玉娇当庭释放。这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又如2010年春节前冯正虎滞留日本东京机场，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回家”，这个要求在海内外人权人士的抗争下终于实现，这也是非常激励人的。
这些事件之所以得胜，在于它们起初的直接诉求并不高远，在事件开始就多少包含某种胜利的可能性。而取得了胜利的事件会激励我们在抗争上不断再上台阶。
联合而非分裂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维权人士在国内就有地方派、言论派、行动派、激进派、温和派等区别及彼此间的矛盾，海外尤甚。就观点和思想，人们难以联合起来，但就事件和阶段性目的，人们还是愿意求同存异、联合起来的。
组织群体性事件的好处也在于就事论事、避免人事纠纷。在近年来的除了“杨佳事件”外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国内外各派基本上做到了联合一致，甚至在“孙志刚”、“邓玉娇”等事件中，体制内开明派也与体制外达成某种一致。
只有联合才有力量，各团体、各派别的合一，才能给专制者以足够的压力。具体做事胜于空谈，谈路线之争不如从一件小事做起。在做事中联合，在做事中团结。
不久前，在群体事件运营模式的一次实习当中，发起人决定以新疆7•5事件为切入点，进行“要求王乐泉下台”的签名及抗议活动。组织者慎重考虑了如何发起方可以联合更多的力量，最后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以各团体的代表作为联合发起人，由此联合了各方面力量，取得了团结一致的效果。因此在群体性事件的发起和组织中，要强调团结精神而非坚持门户之见，联合各派力量是组织者必遵守的原则。
网下而非仅网上
互联网给予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需要充分地利用，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效能，但最终互联网也只是至关重要的传达信息和联络的手段，运用互联网的目的是更有效地群体上街行为，非此不能达到政治目的。
互联网对群体性事件的意义在于：首先是高效传递信息。网络打破了国境线，只要有翻墙软件，就可以最快速地了解海内外资讯。网络中已经无所谓国内国外，信息是共同的，信息交流是多向的，无距离的，甚至都不知道对方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在推特、Skype、QQ、Facebook、电子邮件等网络中，可以最快速地传递信息、发布通知、号召人员参与、告知行动步骤等等。
其次，网络产生了新的组织和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是虚拟的，不需要面对面，与传统组织不一样。在推特、Skype、QQ、Facebook、邮件组中形成了一个个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在网络上发挥群体性事件的策划事题、组织人员、号召行动的功能。这些虚拟组织是非常庞大和众多的，他们成为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活动的策源地。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自由、言论自由，更给组织策划抗争活动打开方便之门，这在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中表现了出来。
但网络信息的交流和把握、网络虚拟组织的运作，最终要落实到地面上。如邓玉娇事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屠夫吴淦从网络的热炒中走下来，亲自到邓玉娇所在的湖北巴东县去看她，还到了邓玉娇所在的医院，这样一个实际的围观行动，彻底地改变了邓玉娇事件“虚拟”的性质，当局也感到了现实的威慑力，最终不得不向民众妥协。又如同埃及青年们的决定性转变乃是从网络转入街头行为，到警察猝不及防的第21个地点进行游行示威，开始是300人，迅速增加到几千人，一路来到开罗广场后，人数已经增加到上万人。总之，群体性事件的标志是在街头进行的，这是根本；而网上的运作，为实现街头活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11年2月20日开始的中国茉莉花行动，在应用网络方面有着卓越的运作，但是在网下的运作还有待提高，这是茉莉花行动得胜的关键，也是本培训模式对中国民众之必要性所在。
二、社会运动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一）难以克服人民的无力感；（二）难以克服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三）难以克服资源的缺乏；（四）不能有效率地分析事题与构造；（五）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共识。
培训游戏之一：默默画房子。在讲解这个题目前，可让学员分组先做个体验式游戏：1.每四人分为一组，每一组发一张大白纸和彩笔4支；2.每个组都画一个房子出来，条件是一人一笔，共同完成，并且在画画过程中不许说话；3.游戏开始。每组通过无声的方式决定谁先画第一笔，然后按照某种顺序第二、三、四位紧跟着画房子；4.等房子画完后，将各组画的画同贴在墙上；5.评比哪组画得最好；6.每组组员谈画画过程中的感受。
这个游戏主要是体验团队中的合作、默契，因为不说话，组员都不知道对方要画什么，最终的房子是什么样子，这要猜测对方心理、全靠默契。通过游戏，体验到达成共识、相互合作、默契团结的重要性。
（一）难以克服人民的无力感
在专制制度下的民众，忍气吞声、无可奈何是常态。因为反抗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民众的呐喊、抗议带来的是各种处罚、惩治。即使你毫无畏惧，但专制压力背后的暴力会最终出现。暴力就是直接以伤害人的肉体、危害与剥夺人的生命为目的，以强迫人中止或改变思想和行为。暴力具有直接性，它以肉体的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来最快、最直接地实现暴力行使者的意志，所以所有专制政权无不以暴力作为它们的统治基础；暴力具有最终极的威慑力，因为人类在肉体伤害和生命威胁前面很少有不妥协的，所以专制者相信只要使用暴力就能中止民众的反对与抗议。监禁、殴打、杀害，终于使大多数人深感希望的渺茫、力量的匮乏。
中国当局“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策略和网络封锁、限制集会、聚餐等等措施，使民众之间更加难以团结联系起来，所以人民常常处于无力的状态，成为做惯了奴隶的人，下跪、磕头、盼望青天大老爷成为人民申冤的常态。人权活动人士，也时常处于无力感中，感到推动社会变革是何等之艰难，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似乎遥遥无尽期。
这些无力感的产生，除了专制的强大凶恶外，另外的原因也是我们或急于求成、或没有有效地利用当前的自由度；也没有真正地明白群众的切身利害；更没有有计划、有步骤地使人民从小胜到大胜、从小勇到大勇、逐步克服恐惧感、提高自我自信，而实现自我解放。
本手册推广的群体性事件运营模式有助于组织者找到克服人民无力感的方法。
（二）难以克服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
中国专制之恶劣程度，可能连纳粹都相形见绌。中国执政党控制一切，从宗教、言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等，政教合一、党政合一、党军合一，它是极权制度。
当局吸取了中国1989年的经验、台湾转型的经验、苏联东欧演变的经验、颜色革命的经验、乃至近期突尼斯、埃及民众运动经验，其不断地针对“突发事件”、 “群体性事件”对各级党政干部、公安武警、军队武警进行轮番培训、演练，认真研究如何对付。包括社科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大批知识分子也为专制政权殚精竭虑，进行理论研究，制定与时俱进的对策，对付各类群体性事件。公安部、国安部、总参情报部更是紧锣密鼓，搜集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而执行机构，诸如国保大队、国安、网络警察、武警，对付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也从不手软。
一方面是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对付社会民间运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反对运动的民间组织者势单力薄，二者的力量相比悬殊，可谓有天壤之别。恶劣的政治环境，要求我们在斗争中必须总结先辈经验、掌握适宜方法，需要更富有智慧，也需要更团结和协调。
（三）难以克服资源的缺乏
作为与专制制度进行抗争的抗争者，实际上负面的情绪一直伴随着他们，他们有难以克服的自己和民众的无力感，有难以克服的资源缺乏：人、钱、时间等等。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行动；在自己落难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帮助；各种活动没有财力支持，乃至个人的生活开销都是问题。很多人权人士因为长期进行抗争，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很多有家庭的志士，因为物质的匮乏，最终不得不放弃政治抗争。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大部分人权人士都忙于自己的生计，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
人员匮乏、物质匮乏、时间匮乏，是目前中国抗争运动的总体特征。而一个抗争运动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一大批专职人员的出现，能够“以战养战”，能够如基督教传道人所说的“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资源的缺乏，在海外能够专职从事人权抗争、民主运动的人少而又少；国内的情况就更加严峻，专职者更加稀少，贫寒不说，而且不断入狱，这使他们很难从事自己的事业。
本手册所推行的运营模式意在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详细的规划和分析，以求达到资源的互补和调配。
（四）不能有效率地分析事题与构造
在目前中国，民众与当局冲突的各类事件层出不穷，但作为人权活动家不能关注所有的事件。何种事件值得我们去聚焦和运作呢？前不久，突尼斯发生的摆摊青年因受城管凌辱自焚事件可算是很好的聚焦事件，茉莉花革命的组织者很好地利用了该事件，凝聚了民众，一鼓作气颠覆和瓦解了突尼斯的威权统治。这类事件可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类事件是可遇不可求的，需要社会矛盾积蓄到相当的程度，政府的镇压能力也疲弱到相当的程度，加上组织者有足够的群体事件组织能力，这个突发偶然的事件才可能成为彻底改变社会的契机。
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期待一次性改变社会，在民主变革彻底实现之前，我们不应该放弃每一阶段的努力，也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步凝聚民众，消弱权力，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每个事件，不求过高过大的目标，只要能达到具体的目的就是胜利。这些具体的抗争事件，积少成多，阶段性发展，最终会促成整个社会的变革。如厦门PX事件、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冯正虎回家事件，以及最近南京的保护梧桐树事件等，都是很成功的社会性群体抗争案例。由于海内外的共同关注，民众广泛参与，这些案例最终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实现了阶段性目的。
国内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用什么样的依据和标准进行筛选，最后确定某事件值得操作呢? 一般而言，这是经验问题，个人经验或社会、国家的经验。而本手册要讲的是基于这些经验，经过理性的考量，所总结出的社会运动模式，它对于我们选择事题，合理组织民众运动有重大的意义。
2010 年，在中文网络上评出来的国内十大事件是：新疆托克逊县黑奴工事件、宁夏吴忠市跨省抓捕王鹏案、上海胶州路大火、北京交通治堵新措施、辽宁抚顺天价U盘、湖北恩施公安局长腐败日记、浙江温州钱云会案、广西北海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河北大学李刚门交通肇事案、湖南常德“抢尸”案。这些事件，哪些利于进行群体性事件运作，哪些不利于运作？我们要通过分析该事件的性质与构造、分析事件当中诸种因素和能量，方可判断该事件是否值得运作，能否成功，或影响力有多大。这些是活动组织者需要掌握的，但中国目前的反对派对这些尚缺少认识和操作上的训练。
（五）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的共识
目前国内被当局视为“敌对分子”的成千上万，这些人虽然大部分被当局限制了活动范围和行为，但一批批新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比如此次波及到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参与者绝大多数是新一代年轻人。
由于网络的兴起，关心国事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大家都在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如何打破目前铁板一块的局面。虽然大家都想做点事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培训，难以获得共同行动取向和步骤的共识。
首先，大家关注的事件太分散，不能聚焦在一两个主要点上；其次，在运作上，即使是针对同一事件，也会出现不同的认识和策略方式。如钱云会案，有的人权活动人士轻易认定是意外交通事故，其结论并被官方利用，致使消弱了对整个事件的运作，不利于扩大事件规模。再如艾未未的“河蟹宴”，参与者多以艺术调侃为目标，而前往的访民们则认为连一句“反对强拆”都没喊，对之感到不满。可见，达成共识与共同行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由于当局打压的严密性和残酷性，也由于反对派缺乏事件组织的意识，致使在大多数群体事件中组织与策划几乎是空白，此类事件更多的是自生自灭，难以成规模有效益。为此，我们要通过学习群体性事件组织模式，来提升我们达成行动共识的意识和方法。
社会运动组织者的问题解决方案：
1. 以三至四人为一组设定共同同意的事题；2.分工合作收集该题的信息，并顾及其广度深度；3.以个人的价值观评估事题及信息；4.设定长短期目标及策略行动计划及步骤；5.领受团队约定、献心会；6.争取国内外友好团体的串联、团结与支援；7.行动计划执行后的评估、检讨及庆祝。
本手册所揭示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可以视为社会运动组织者常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模式的基本概貌：首先，欲进行群体抗争活动的活动家或当事人，3-4人为一组，讨论确定抗争事件事题（指每一次群众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围绕的中心），然后分工合作收集该事题的资讯，并顾及该事题的广度和深度。然后以个人的价值观来评估事题，以确定活动的行动口号及理论根据。接着要列举事题中要出现的各种人物和势力，包括正反两方面（如警察、海内外媒体等），并分析其价值观及策略（如警察会怎样对付我们，为什么要对付我们；海外媒体和NGO组织如何帮助我们，为什么要帮助我们，等等）。最关键的是分析我方策略（应对反方和展开活动的方法）、我方长远目标、我方近期目标及我方行动计划及步骤。将这些总结出来，并形成文字后，各个事题团队进行献心决志，团队达成知识、情感、意志乃至信仰的高度一致，紧接着就开始行动。在行动计划执行后，不论成败，都一定要进行评估、检讨及庆祝。
本手册所揭示的群体事件组织模式，又可分为四个模型：社会事题分析模型、理念价值观反省过程及步骤模型、策略计划模型、社会行动计划模型。
1.社会事题分析模型。此一模型解决到底做什么的问题，即如何选择有巨大意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事件题目。
2.理念价值观反省过程及步骤模型。此一模型解决为什么和怎样说的问题，即如何确定行动目标、口号、理论依据及长远蓝图。
3.策略计划模型。此一模型解决有什么资源的问题，也可以说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即如何清晰地把握我们的同盟者和我们的敌对力量及其各自的策略。
4.社会行动计划模型。此一模型解决如何行动的问题，即如何设定长远目标、近期目标、社会行动策略、行动进度和分工、行动执行方式及最后的评估。
这四个模型将通过现场分组，每组进行实战演练来熟悉模型运作的全过程。作为小组成员，在各自小组中先共同得出社会事题，再进行理念价值观反思，再通过共同填表来完成策略计划模型，最后与组员完成社会行动计划模型。作为讲员，要在每个模型的实战演练前先要讲解模型的具体运用和如何进行实战演练，完成每一个模型后，讲员要叫每个组员进行讨论和总结。
三、组织模式步骤
社会事题分析模型第一讲
在讲解这个模型前，先做一个游戏。此游戏的目的，是把概念化的东西具体化，并为事题分析分好小组。
培训游戏之二：画出你对中国问题的强烈感受。
1.每人发一张大白纸和彩笔1支；
2.每人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最强烈感受用画画出来；
3.画完后将自己的画贴在墙上；
4.每个人对自己的画向其他人进行2分钟内的讲解；
5.根据所画的画大体分类：如有关环保、言论自由、高房价、访民等等；
6.根据类别学员重新分组，兴趣点相同的可以划分为一组，每组不少于3人，不超过5人。
这个游戏主要是训练组员将其政治理念具体化，让他人不仅能听懂，而且一看就能明白。这个游戏也可以了解每个组员的兴趣点，并根据其兴趣点进行分组，为下面的事题分析做好准备。
这个游戏完成时，已经分成了3个小组——A组、B组、C组。分好组后，讲员开始讲解以下两个问题：事题呈现步骤、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
A.事题呈现步骤（社会分析与医疗具有相同性）：
病痛---医疗---医生---诊断、找出病因---处方、移除病因---行动、住院、开刀
民众的痛---社会分析---社会工作者---找出社会的痛、事题分析—价值观反省---策略计划---行动计划、移除或解决病因
抗争活动的步骤是先从民众的痛开始的。进行群体抗争活动的原因，是这个社会充满了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民众的痛、非常难受。而哪个痛是最痛的或最应该治愈的，这需要人权活动家、社会工作者们选择事题。事题选择完后，进行价值观的反省、策略计划和行动计划。这就如同医生看病治疗病人的全过程一样，首先是疾病让患者感到病痛，作为要医治疗理的医生，第一步是要找到患者的痛，找寻到病因。第二步是根据病因找到处方：开药和准备动手术。第三步就是住院、动手术，彻底地治愈患者。
正如医生治疗病人首先要找到病痛在哪里一样，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先要找到民众的痛在哪里，什么是最痛？什么痛可以先进行医治？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来进行。
B.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
（一）具体的，可感触到的，而不是宏大理论的；
（二）迫切的，常在人民心里的；
（三）不构成群众内部分裂的，参加的人都同意；
（四）能够动员最多民众的；
（五）可行性，可胜性；
（六）对执政者（制度）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采纳和接受解决方案。
这六条很好记：具体、迫切、合一、众多、可胜、接受。
（一）具体的，可感触到的，而不是宏大理论的
事件必须是有具体的人和事情，要直接的、具体的后果。这次突尼斯民众抗议目标就很直接：“本•阿里总统下台”；埃及的也很直接：“穆巴拉克下台”。中国近年来凡是成功的抗争，也都是非常具体的，如“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无罪释放邓玉娇”、“公布钱云会案真相”等等。事题切忌运用“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等等口号，这些口号太笼统，是蓝图而非要进行的事题。这个特点在本手册开篇非暴力抗争特征之一“具体而非宏观、事件而非理论”中也进行了阐述。
（二）迫切的，常在人民心里的
好事题的标志是最广大的民众感到非常迫切的。宪政、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甚至言论自由都很好，但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其与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也不感到是最为迫切的。有时候，人权活动家最为关注的权利恰恰不是老百姓所关注的；而很多民生问题才是老百姓最感迫切的，如高房价、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土地被强征、房子被强拆等等。抗争事件事题是为解决民众的痛的，而不首先是人权人士自己的痛的，单纯为了人权人士自己的维权是发动不了足够数量民众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最联系民众的地方着手，分析他们的最迫切的痛在哪里。
（三）不构成群众内部分裂的，参加的人都同意
同样是人权人士、同样是受迫害者，但由于民族、宗教信仰、历史包袱、文化等不一样，在同专制者进行抗争中也会出现分裂。所以抗争事题力求各力量的赞同合一，而非出现争议。比如“废除劳动教养”就是一个能团结所有团体的题目，无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法轮功、西藏、新疆、海外民运都会支持这个事题，不会出现分裂。而如果是涉及要求某地区的独立的事题，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从而产生分裂。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同存异和具体化，大家都同意支持的具体事题才利于避开分裂、凝聚各方面的力量。
（四）能够动员最多民众的
人权活动家应该发动能动员数量最多的民众参与的抗争事题。数量是一个指标，它能产生巨大的压力。数量也向统治者显示我们的动员能力和群众的拥护度。最大多数民众关心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从事事题选择的重要依据。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很多题目，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居住问题等有可能动员最大多数民众的参与，而民众的参与会让他们解除自身的无力感，恢复信心，一次的得胜换来再次的参与、再次的胜利。厦门PX项目抗议的成功在于密切联系民众、动员了几万人参与，这是非常好的抗争事题。另外，那些媒体聚焦的事件也能够动员最多数量的民众，尤其是国内体制内媒体报道的事件，由于受众极多、网络上下关注者众，所以极易因此发动大规模的事件出来。所以作为人权活动家，时刻聚焦国内外媒体发生的重点事件，是非常必要的。
（五）可行性，可胜性
即具有可操作性，各方面条件保证能够发展下去，而不是空中楼阁、闭门造车。有人动辄说发动几十万访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全国人民进行胡锦涛下台的签名活动，这些活动，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很难有可操作性，实是空话。我们需要的事题，是能够在目前中国活动自由度内的题目。近年来，陈西等贵州人权人士组织的人权研讨会、人权论坛，就是把握这种尺度后进行的好事题。
可胜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谋求的是一个个事题能获得阶段性的胜利，当然如果某个事题运作下去最后导致了专制政权的倒台，那也是非常理想的。阶段性事题的胜利，可以鼓励民众的自信心、可以打消他们对专制的恐惧、使民众对专制的抗争成熟起来、也可以吸引更多还在观望中的民众参与进来。而如果一开始就提出只能失败的事题，或者有些事题在运作最后归于失败，那么民众就会对接下去的抗争有恐惧心，再不会继续跟随人权活动家进行抗争。因此，对事题可胜性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宁肯多迂回，也不要选择那些注定失败的事题进行运作。冯正虎回家是一个这几年来鼓舞人心的抗争事题，他之最后得胜，也在于一开始就多少包含某种胜利的可能性。这次胜利就像“收容审查被废除”、“邓玉娇当庭释放”等胜利一样继续激励我们的抗争上台阶。总之，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策划、阶段性的抗争和胜利，激发民众自己的信心和力量，让他们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
（六）对执政者（制度）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采纳和接受解决方案
这一点跟第五点有类似之处，对执政者不直接构成死亡威胁，但能迫使决策者接受方案,达成抗争者阶段性目的的事题是行动者最该选择的。在中国这样极端专制国家中的群体性抗议，最起初的口号和诉求，一定不能直接对执政者及其制度构成死亡威胁，否则就会招致当局灭绝性的镇压。而如果事件关注的仅仅是民生范围或者具体的人和事件，那么执政者在起初会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样极有利于将事件扩大。而且由于民众的抗争，执政者接受了这些次级目的，那么就更加能够振奋人心、民众也就会再接再厉、直到达到最终目的。
群体事件组织模式模型一实际演练：讲解完这两个问题（事题呈现步骤、社会事题选择的依据原则）后，要叫已经分好的小组根据以上原则，尽快确定各自的事题。这个事题会随着培训课进行到底、全面贯彻四个模型。
小组讨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民众的痛”，列出组员认为当下民众最为痛苦的五件事。这一阶段要花30分钟时间。第二阶段，从这五件事中，根据社会事题选择依据原则，再选出一件事作为本小组要进行组织运作的社会事题。这一阶段也要花30分钟时间。
各小组经过60分钟讨论后，都得出了各自小组的事题。我们假设有3个小组，小组A的事题是“废除台湾雏妓”；小组B的事题是“抗议高房价、还我安居权”；小组C的事题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请每个小组选一名小组长，发表3分钟内的自己小组事题选定报告。
（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15
春天来了，我们要散步----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
作者：春天散步者
诸位“代表”：
尽管您们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但我们也对您们寄予厚望-----你们也有忧国忧民之心，你们也对权力腐败不满。你们正在人大会堂“参政”，我们要在各个街头“散步”。
当局说我们“别有用心”，想把“北非乱局”引进中国。这个“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
我们要向您们讲明：我们并不想发起什么“茉莉花革命”，我们只是要真正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
我们想亲手选出能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
我们想亲手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位总统！
我们想自由表达！
我们想自由结社！
当我们有参政欲望时，我们想组成可以堂堂正正发表独立政见的政党！
当我们对政府不满时，我们想举行合法有序的示威游行！
但这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却无法享有：
我们只能“选举”被官方指定的“代表”，
我们只能接受由中共总书记兼任的“国家主席”，
我们表达不自由，只能用“草泥马”发泄对网络监管的愤怒，
我们结社不自由，只能眼看着几个“花瓶党”粉饰中国的“和谐盛世”，
我们不能上街游行，只能“散步”，
而今，连“散步”也给禁了，当局说是“街头政治”、“非法聚集”！
我们要维权，维护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希望您们能在人大会上为我们维权！如果您们不能行使代表的职责，我们将行使选民的权利-----罢免您们，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
春天来了，今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让我们走出家门，来到街头，
充分享受民主的春天带来的阳光！
贪婪地闻着茉莉花的清香，
在路边的茶社，泡上一壶茉莉花茶，
与几位好友，畅谈国是------
（2011年3月10日）
诸位“代表”：
尽管您们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但我们也对您们寄予厚望-----你们也有忧国忧民之心，你们也对权力腐败不满。你们正在人大会堂“参政”，我们要在各个街头“散步”。
当局说我们“别有用心”，想把“北非乱局”引进中国。这个“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
我们要向您们讲明：我们并不想发起什么“茉莉花革命”，我们只是要真正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
我们想亲手选出能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
我们想亲手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位总统！
我们想自由表达！
我们想自由结社！
当我们有参政欲望时，我们想组成可以堂堂正正发表独立政见的政党！
当我们对政府不满时，我们想举行合法有序的示威游行！
但这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却无法享有：
我们只能“选举”被官方指定的“代表”，
我们只能接受由中共总书记兼任的“国家主席”，
我们表达不自由，只能用“草泥马”发泄对网络监管的愤怒，
我们结社不自由，只能眼看着几个“花瓶党”粉饰中国的“和谐盛世”，
我们不能上街游行，只能“散步”，
而今，连“散步”也给禁了，当局说是“街头政治”、“非法聚集”！
我们要维权，维护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希望您们能在人大会上为我们维权！如果您们不能行使代表的职责，我们将行使选民的权利-----罢免您们，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
春天来了，今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让我们走出家门，来到街头，
充分享受民主的春天带来的阳光！
贪婪地闻着茉莉花的清香，
在路边的茶社，泡上一壶茉莉花茶，
与几位好友，畅谈国是------
（201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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