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说公司逃税应该找我！」北京当局以经济罪名政治强奸艾未未，激起艾的妻子路青不满，她昨日挺身而出，表示愿以法人之职为艾未未工作室所谓「巨额逃税」顶罪，呼吁当局释放艾未未和其它被扣员工。内地律师指，以经济罪名整治异见是中共惯用手法，但若艾未未「逃税」罪成，将面临最高七年监禁。
自从4月3日艾未未出事后一直保持低调、被艾家人形容为「胆子小、非常单纯」的路青，昨日接受本报长途电话专访时，以前所未闻坚定语气，表达「舍身救夫」之愿望。她直指，自从 4月 3日艾未未被带走，之后当局又用非法方式带走多名员工，「我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到现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更不用说法律手续」。她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但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到底发生甚么事，为甚么要用这样方式，对待我的公司？」「我是法人代表，如果公司有甚么问题，应该我来负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员工家人求助无援
路青指，连艾未未在内，公司有四个人被关在里边，40多天没有音讯，其中艾未未被关已49天。她呼吁当局放了他们：「我是公司法人，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为甚么被带走，关在甚么地方。」路青又指，公司被带走的其它三人，情况可能比艾未未还惨，「他们的家人都跟我说，不知怎么找人，连线索都没有」。
谈及艾未未，路青表示作为妻子迄今未收到任何正式通知，「他到底是甚么情况，是被逮捕了？还是拘留？抑或是被监视居住」。她指，新华社说艾未未被监视居住，「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应在家里执行，艾未未在北京有家，为甚么不让他在家里监视居住？这不是违法吗？」
路青指，艾未未有高血压要长期服药，但当局一直拒家人给他送药，显然是另给他用药，为安全着想，她曾要求当局告知改的是何药，但一直不获答复。她呼吁依法办事：「放了他，放了他们，我是公司法人，我会承担公司所有法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被艾家形容为「胆子小」的路青，昨以前所未闻坚定语气，表达「舍身救夫」之愿望。发课文化营业执照显示，艾妻路青才是公司法人。
逃税补交可免刑罚
新华社前日透露艾未未面临两项指控：「巨额逃税」和「故意毁灭会计凭证」，北京律师刘晓原指，根据内地刑法前者最高可判监七年，后者最高可判五年，但逃税补交可免刑罚。他又指，以经济罪名处罚政治人物是中共整治异见的惯用手法，本案的政治色彩路人皆知，故很难预料当局最终如何处理，「不排除各种可能性」。
苹果日报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2011年5月21日星期六
被国人误读的新加坡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美丽整洁的街道，高度发达的经济，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有别于西方民主的一党专制。这是国人做了几十年的“新加坡梦”，也是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5月7日，新加坡举行了新一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拿下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总得票率为60.14%。工人党除了在后港单选区蝉联以外，还突破缺口，夺下了一个集选区，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
虽然说，60.14%得票率对世界上大多数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而言，都算是值得庆贺的高支持度。可是，对行动党本身来说，这却是独立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加上一些有重量级政治人物坐镇、向来被视为铁票区的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都失去大量选票，有的降幅还在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人民行动党上下一片检讨之声，从总理李显龙开始，纷纷表示会积极寻求对策，设法挽回民心。
显然，此次大选之所以被总理李显龙形容为具“分水岭”意义，是在于行动党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挑战：不再能够凭过往的功绩一劳永逸地赢得民心，也不能再靠恐吓、诉讼等权谋来吓退反对者，选民要求的是一种与执政党更加平等的关系。就如败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说，世界正兴起一股改变人际关系结构、瓦解等级制度的浪潮，行动党必须正视这股浪潮，重新与人民缔结一种新的团结关系。
近30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作为学习的对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李光耀所创立的新加坡，不仅是个美丽干净的花园城市，经济高度发达，政府廉洁高效，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在许多人看来，新加坡还是个出名的“威权社会”，而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一党专政没有西方民主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是中国人的“新加坡梦”，也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本刊采访组在新加坡期间，旁听了多场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民主党等反对党的竞选集会，现场见证了新加坡人的参政热情，工人党集会上几万人“Workers Party”的齐声呼喊，至今仍然萦绕在耳边。显然，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就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言，新加坡是有民主的，而且是优质的民主。但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就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只看到一党独大的表象，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
大选直击
2011年5月新加坡的国会大选，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应该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尤其在世界媒体仍为本&#·拉丹被击毙的消息所兴奋的情况下。说实话，就这场选举本身来看确实平淡无奇：大选的总体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控制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足以使议会通过它想要的任何法案；竞选的时间只有9天；竞选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一点都不刺激，争论的尽是些居民住房价格上涨、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往哪里修、要多建几所医院、工人工资是不是太低等等貌似琐碎的问题，没有桃色新闻，没有大揭黑幕，也没有候选人及其粉丝之间的公开互骂。
大选结果在5月8日凌晨揭晓，人民行动党拿下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而反对党中只有工人党获得6个席位。
然而正是这区区6席，让无数新加坡人彻夜难眠，让所有的反对党都激动异常喜气盈天。《联合早报》记者韩咏梅将这次大选称为“美好的一战”。该报纸刊登的一位读者的来信称，“在整个大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强势打压，造假抹黑，或用悲情牌等不良的手段赚取选票。回顾各政党的竞选运作，表现可圈可点，堪称一流民主社会水平，展现出从政者的‘君子’风度。”
这其实已经是新加坡第16次国会选举，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的第11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1959年以来的第13次蝉联执政，所以大选在新加坡当然不稀奇，那么为何唯独这一次选举让无数新加坡人觉得还有点真正民主的意思？
同样，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至今还是一个一党专政没有民主而又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的这种想象从何而来？会否因为这次大选而重新审视并判断这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小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
你的专制，我的民主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比如新加坡民主党领导徐顺全和他的追随者）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新加坡宪法自我定位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新加坡也有民选的总统，但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新加坡今天的以民主选举为基调的政治体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没有建立苏联东欧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土壤。李光耀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自从1959年以来的执政党，但它在1954年诞生后到1959年一直是个主张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反对党。李光耀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决心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并没有招兵买马打游击走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掌握了行政权力。
李光耀和创立行动党的几位主要精英都是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崇拜英国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地生长的他们也不熟悉别的政治制度。这些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为新加坡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偏离英国体制太远。再者，李光耀夫妇两人都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精通英国法律，李光耀也决心继续全盘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新加坡的法律。而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保护私权，包括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经商自由，以及缔结和执行合约的权利。这些大框架既已确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就有了选举民主和法治的双重约束。
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创党同事也足够务实，认为新加坡当时处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完全西式的民主。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精英心态，认为自己能替普罗大众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新加坡在行动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其目的是要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实现平衡；其特点是，较之西式民主，对人民的自由有所限制，而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较少限制或没有限制，创造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不能误解的是，新加坡从来实行的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首先来自人民通过选举给予的授权，并且通过每5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授权的更新。因此，尽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年年执政，它也算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权。
然而那些关于新加坡“专制”的说法真的就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吗？新加坡人民真的就那么喜欢行动党每次不选它都不行？这就要提到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维持统治权的“秘诀”：简单来说，一靠能力，二靠权谋。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是举世公认不须赘述的。在短短的30年左右时间，行动党将新加坡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带入了第一世界国家，打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民主社会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仅凭能力无法保持选民的忠诚。行动党的百战百胜，还有赖于李光耀的一系列权谋。一个方面就是，行动党被指责利用执政优势对反对党势力大力打压。执政党有执政资源，能够对选民做出种种可以实现的许诺，如组屋翻新、地铁修建等，这些反对党根本做不到。政府在选举前常常重新划分选区，将反对党辛勤耕耘的基层优势化有为无。执政党全面掌握媒体资源，对反对党的正面新闻不报道或限制报道。执政党也被指责善于利用司法通过打官司来压制反对党人。比如第一位竞选获胜进入新加坡国会的反对党工人党议员拉惹勒南,1986年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伪造工人党账目，从而被废止议员资格并剥夺律师执照。1988年，当时作为新加坡最高上诉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认为剥夺拉惹勒南律师资格有违公平，新加坡政府随后终止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惯例。新加坡民主党的徐顺全2001年大选中称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巨额贷款，被两人控告诽谤，新加坡法院判决徐须向李和吴赔偿数十万新元，徐没有支付能力，2006年被宣告破产。
在打压反对党之余，行动党也被指责善于制造恐惧气氛，表现为经常向选民灌输一旦行动党不再执政,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安全就要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要下降等等。鉴于行动党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个说法对很多新加坡选民来说颇有说服力。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本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是，许多选民不再恐惧，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真的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反对党,导致行动党不仅总得票率史上最低，并且第一次丢失了一个集选区，算是执政党受到的不小的挫折，称为历史上最“弱势”的政府。对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丢掉国会5个席位的个中缘由，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结出六大因素：一曰工人党派出了“超级A队”，算是反对党阵营的最佳团队，包括表现一直杰出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以及履历亮眼的国际大律师陈硕茂；二曰选民担心国会没有反对党；三曰工人党更了解民众需要；四曰工人党打造“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比行动党不伦不类的“炒粿条，热腾腾，香喷喷”口号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五曰李光耀的“忏悔论”让选民大为不满；六曰地理因素，阿裕尼靠近工人党的老巢后港区，两地选民互相影响。
四面楚歌的李光耀
李光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国父”接二连三被晚辈批评，这在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想象的。
新加坡人对大选结果的热议尚未退烧，一个爆炸性新闻就接踵而至。
在全球享有很高声望的李光耀，与他的继任者吴作栋双双宣布退出政府内阁，不再担任资政，只保留国会议员的身份。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出乎各方意料之外。但连日来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支持和赞成。这也证明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李吴隐退的直接导火索，是5月7日的国会选举结果。执政人民行动党在反对党的强攻下，虽然得票率有60%，但丢失一个集选区，外长杨荣文和另一名部长陈惠华因而丢官，同区还有一名马来族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也被迫离职。
这样的结果对人民行动党而言不啻是巨大的震撼！执政党从未输过集选区，更没经历过部长打败仗的情况。然而新加坡选举前后出现在网络上的民意，一面倒地炮轰执政党，已经令人预感到山雨欲来。
选民不满的问题，包括执政上的缺失，如头号恐怖分子从看守所脱逃，执掌内政部的副总理黄根成却没有被问责；雨季期间商业中心乌节路连番淹水，也没有部长因此受处分；同时，还伴随着房价节节攀高、物价上涨、外来移民带来的各种问题等。
但是归结到底，选民最不满意的还是政府高官的薪水。
新加坡部长薪金世界最高，初级部长约200万新币，资深部长三四百万，这种标准是西方若干发达国家最高行政首长的总和。
大量选民认为，拿这么高的薪水就不该犯错，既然犯错还不认错，当然要下台。因此这次大选中民情汹涌，总理李显龙两度道歉，选民却仍不依不饶地追着问：既然错了为啥没人问责？在网络上呈现的民意与主流媒体大相径庭，新加坡执政党的形象也是一片尴尬。
“四面楚歌”的背后
本来在选举提名前夕，当地舆论还私下议论今年88岁的李光耀会不会继续参选，而结果显示他还想留任，这才导致最终选举结果令人诧异。因为如果他不想留任资政，根本就不必参选，难道他还想当个议员去干服务社区选民的事儿？
直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这么分析：党内与他儿子同一代的成员反应前所未见，令他产生大江东去之慨。而网络民意出现的反弹与揭露，也太令他感到震撼。
李光耀在选举期间，一如既往地对选民提出“威吓”，以强烈字眼表示选反对党的人要“忏悔”5年。选举结果却显示选民对他这一套已经不买账了。
最令他脸上挂不住的，应该是儿子李显龙第二天马上对选民表示道歉，并且与他进行切割。而杨荣文也公开表示老人家的讲话影响了选票，更糟的是，马来部长再诺选后也公开指出，李光耀先前对马来族国民忠诚度的质疑，也影响了选票。
“国父”接二连三被晚辈批评，这在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政治保守的主流华文报章《联合早报》也刊登了这样的读者来信：“李资政对现在政党政治的评语是很片面和过于单元的，甚至是一种偏见”、“李资政应该借此次政治良机，鞭策党内的同志，自我提升，而非在反对党取得突破成绩时，还在固执地非议反对党，这样会使党内的更新难持客观的态度自省。”
这种在过去“大逆不道”的文字出现在选后，让李光耀大有四面楚歌之感。
新加坡网络和主流媒体连日来对杨荣文丢官表达了不舍和同情，甚至还出现了转向指责李显龙的趋势。
大选之后，网络上开始流传“阴谋论”，指称李显龙和李光耀都不喜欢独立思考的杨荣文，虽然早知阿裕尼选情不利，却仍然要拿他当祭品。李光耀除了在杨荣文选区“恫吓”选民，更表示“输掉阿裕尼并非世界末日”。该“阴谋论”说，挺杨的吴作栋先不满杨被推入险地，后气愤老李“并非世界末日”的话，也随即公开表示选民可以拉其他犯过错的部长下马，但杨并没有犯错。
诸如此类“同党相残”的话在选举期间冒出，真是令一向以为行动党高度团结的选民看傻了眼！也加剧了外界对行动党即将分裂的猜测。
网络流言尽管不可信，也没有证据，却已经置两位老先生(前总理吴作栋也已70岁)于难堪的境地，吴作栋以前总理和资政之尊，在总理任内领军全国选举屡创佳绩，这次相隔20年又在自己的选区被挑战，却因团队中一名女新人的形象不佳，差点被选民抛弃，得票率只有56%，不可谓不惊险！
尽管流言不可靠也不可考，但从网络舆论和当地民众的反应来看，执政党内因本次大选而出现比较激烈的内部争辩应该是有的。
接下来，李显龙将宣布新内阁名单，各界都在关注他如何对应选举结果所展现的民意。
如果要像网民一样浮想联翩，也可以从李光耀和吴作栋双双引退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看出蹊跷之处。令人奇怪的是，又不是两国缔约，竟然要出动联合声明，这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两大佬彼此妥协，免得各自发表的内容出现“叫阵”或隐含不满的意思，又在党内产生嫌隙呢？
两人的共同说法是要放手让李显龙完全主导内阁人事和未来的工作，其实也说明他们过去的确有影响力，李显龙并没有能够自主执政。
原来设立资政的用意，是在辅佐总理，但选举结果却证明了另一个副作用，即两位老人家并没有在基层支持度上给总理加分，反而因为超级高的薪水，使得人民行动党长期被炮轰。
这里顺便谈点轶事。早期有个印度裔元老退位之后，被赋予类似的顾问职位，当时按照英文叫做高级部长，到李光耀出任这职位时，当地中文界人士觉得“高级部长”庸俗了点，为了表示分外尊崇，特地学了台湾地区国民党那套，把他给“资政”了。
强人的信仰
李光耀干了20年资政，尽管在两任总理继承人期间，多次对外表示只充当顾问，而不过问日常决策，然而党内党外几乎都知道他长期以来一言九鼎的分量。
年长的新加坡人都记得，在过去的选战中，执政党多次以人身攻击手段对付突出的反对党人，很可能都出自李光耀的意志。这些现象在本次大选全然不见，也说明李显龙政府更愿意光明磊落地从事民主竞争。
至截稿为止，笔者尚不清楚李显龙的新政府名单，但从两名资政迅速退位的举动推测，这次人事布局应该更能大刀阔斧地摆脱父权意志的形象，更接近新时代的选民。
其实公平地说，李光耀从一开始不打算退，到迅速做出退位的决定，可以反证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内部还是具有相对高的道德共识，在判断民意走向之余，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当然批评者还是可以说他这是为了让儿子坐稳江山，才拖着吴作栋一块儿退。也可以说新加坡太小，他又是最高领导，当然来去自如。
不过话说回来，放开一手打下来的江山裸退，对父权思想深刻的李光耀及其他东方政治人物来说，真那么容易能在七天内做出决定吗？
新加坡传统媒体连日来大炒李光耀的丰功伟绩，虽然人还在，但这把年纪了，离了权，大家仿佛都知道，是回不来了。
李光耀三十几岁就从政，为底层工友百姓打官司、争福利，迅速得到支持。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把英国殖民时代已经相当繁荣的新加坡，建设成井井有条的花园城市，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正确，使得小小岛国左右逢源，欣欣向荣。他自己也在国际社会累积了深厚的政治能量，在岛内叱咤风云，在海外风云叱咤，一生备享尊荣。
然而他在政治上结合司法的霹雳手段，却使得新加坡在野势力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所谓政坛甚至弥漫着白色恐怖。
这是他作为强人的信仰，却明显与追求民主和更多发言权的新时代新加坡人脱节，更不能保证政策符合人们预期，最终连自己的儿子也受不了了。这何尝又不是老人家的悲哀！
李光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他绝顶聪明的妻子柯玉枝，妻子昏迷直到两年前去世后，大家都关注他会不会被击倒。
他没有被击倒。因为能击倒他的，只有他自己。
文章来源: 南风窗
5月7日，新加坡举行了新一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拿下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总得票率为60.14%。工人党除了在后港单选区蝉联以外，还突破缺口，夺下了一个集选区，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
虽然说，60.14%得票率对世界上大多数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而言，都算是值得庆贺的高支持度。可是，对行动党本身来说，这却是独立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加上一些有重量级政治人物坐镇、向来被视为铁票区的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都失去大量选票，有的降幅还在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人民行动党上下一片检讨之声，从总理李显龙开始，纷纷表示会积极寻求对策，设法挽回民心。
显然，此次大选之所以被总理李显龙形容为具“分水岭”意义，是在于行动党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挑战：不再能够凭过往的功绩一劳永逸地赢得民心，也不能再靠恐吓、诉讼等权谋来吓退反对者，选民要求的是一种与执政党更加平等的关系。就如败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说，世界正兴起一股改变人际关系结构、瓦解等级制度的浪潮，行动党必须正视这股浪潮，重新与人民缔结一种新的团结关系。
近30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作为学习的对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李光耀所创立的新加坡，不仅是个美丽干净的花园城市，经济高度发达，政府廉洁高效，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在许多人看来，新加坡还是个出名的“威权社会”，而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一党专政没有西方民主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是中国人的“新加坡梦”，也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本刊采访组在新加坡期间，旁听了多场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民主党等反对党的竞选集会，现场见证了新加坡人的参政热情，工人党集会上几万人“Workers Party”的齐声呼喊，至今仍然萦绕在耳边。显然，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就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言，新加坡是有民主的，而且是优质的民主。但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就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只看到一党独大的表象，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
大选直击
2011年5月新加坡的国会大选，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应该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尤其在世界媒体仍为本&#·拉丹被击毙的消息所兴奋的情况下。说实话，就这场选举本身来看确实平淡无奇：大选的总体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控制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足以使议会通过它想要的任何法案；竞选的时间只有9天；竞选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一点都不刺激，争论的尽是些居民住房价格上涨、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往哪里修、要多建几所医院、工人工资是不是太低等等貌似琐碎的问题，没有桃色新闻，没有大揭黑幕，也没有候选人及其粉丝之间的公开互骂。
大选结果在5月8日凌晨揭晓，人民行动党拿下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而反对党中只有工人党获得6个席位。
然而正是这区区6席，让无数新加坡人彻夜难眠，让所有的反对党都激动异常喜气盈天。《联合早报》记者韩咏梅将这次大选称为“美好的一战”。该报纸刊登的一位读者的来信称，“在整个大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强势打压，造假抹黑，或用悲情牌等不良的手段赚取选票。回顾各政党的竞选运作，表现可圈可点，堪称一流民主社会水平，展现出从政者的‘君子’风度。”
这其实已经是新加坡第16次国会选举，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的第11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1959年以来的第13次蝉联执政，所以大选在新加坡当然不稀奇，那么为何唯独这一次选举让无数新加坡人觉得还有点真正民主的意思？
同样，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至今还是一个一党专政没有民主而又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的这种想象从何而来？会否因为这次大选而重新审视并判断这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小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
你的专制，我的民主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比如新加坡民主党领导徐顺全和他的追随者）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新加坡宪法自我定位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新加坡也有民选的总统，但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新加坡今天的以民主选举为基调的政治体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没有建立苏联东欧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土壤。李光耀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自从1959年以来的执政党，但它在1954年诞生后到1959年一直是个主张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反对党。李光耀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决心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并没有招兵买马打游击走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掌握了行政权力。
李光耀和创立行动党的几位主要精英都是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崇拜英国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地生长的他们也不熟悉别的政治制度。这些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为新加坡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偏离英国体制太远。再者，李光耀夫妇两人都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精通英国法律，李光耀也决心继续全盘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新加坡的法律。而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保护私权，包括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经商自由，以及缔结和执行合约的权利。这些大框架既已确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就有了选举民主和法治的双重约束。
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创党同事也足够务实，认为新加坡当时处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完全西式的民主。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精英心态，认为自己能替普罗大众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新加坡在行动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其目的是要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实现平衡；其特点是，较之西式民主，对人民的自由有所限制，而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较少限制或没有限制，创造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不能误解的是，新加坡从来实行的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首先来自人民通过选举给予的授权，并且通过每5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授权的更新。因此，尽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年年执政，它也算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权。
然而那些关于新加坡“专制”的说法真的就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吗？新加坡人民真的就那么喜欢行动党每次不选它都不行？这就要提到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维持统治权的“秘诀”：简单来说，一靠能力，二靠权谋。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是举世公认不须赘述的。在短短的30年左右时间，行动党将新加坡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带入了第一世界国家，打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民主社会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仅凭能力无法保持选民的忠诚。行动党的百战百胜，还有赖于李光耀的一系列权谋。一个方面就是，行动党被指责利用执政优势对反对党势力大力打压。执政党有执政资源，能够对选民做出种种可以实现的许诺，如组屋翻新、地铁修建等，这些反对党根本做不到。政府在选举前常常重新划分选区，将反对党辛勤耕耘的基层优势化有为无。执政党全面掌握媒体资源，对反对党的正面新闻不报道或限制报道。执政党也被指责善于利用司法通过打官司来压制反对党人。比如第一位竞选获胜进入新加坡国会的反对党工人党议员拉惹勒南,1986年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伪造工人党账目，从而被废止议员资格并剥夺律师执照。1988年，当时作为新加坡最高上诉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认为剥夺拉惹勒南律师资格有违公平，新加坡政府随后终止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惯例。新加坡民主党的徐顺全2001年大选中称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巨额贷款，被两人控告诽谤，新加坡法院判决徐须向李和吴赔偿数十万新元，徐没有支付能力，2006年被宣告破产。
在打压反对党之余，行动党也被指责善于制造恐惧气氛，表现为经常向选民灌输一旦行动党不再执政,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安全就要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要下降等等。鉴于行动党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个说法对很多新加坡选民来说颇有说服力。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本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是，许多选民不再恐惧，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真的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反对党,导致行动党不仅总得票率史上最低，并且第一次丢失了一个集选区，算是执政党受到的不小的挫折，称为历史上最“弱势”的政府。对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丢掉国会5个席位的个中缘由，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结出六大因素：一曰工人党派出了“超级A队”，算是反对党阵营的最佳团队，包括表现一直杰出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以及履历亮眼的国际大律师陈硕茂；二曰选民担心国会没有反对党；三曰工人党更了解民众需要；四曰工人党打造“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比行动党不伦不类的“炒粿条，热腾腾，香喷喷”口号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五曰李光耀的“忏悔论”让选民大为不满；六曰地理因素，阿裕尼靠近工人党的老巢后港区，两地选民互相影响。
四面楚歌的李光耀
李光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国父”接二连三被晚辈批评，这在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想象的。
新加坡人对大选结果的热议尚未退烧，一个爆炸性新闻就接踵而至。
在全球享有很高声望的李光耀，与他的继任者吴作栋双双宣布退出政府内阁，不再担任资政，只保留国会议员的身份。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出乎各方意料之外。但连日来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支持和赞成。这也证明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李吴隐退的直接导火索，是5月7日的国会选举结果。执政人民行动党在反对党的强攻下，虽然得票率有60%，但丢失一个集选区，外长杨荣文和另一名部长陈惠华因而丢官，同区还有一名马来族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也被迫离职。
这样的结果对人民行动党而言不啻是巨大的震撼！执政党从未输过集选区，更没经历过部长打败仗的情况。然而新加坡选举前后出现在网络上的民意，一面倒地炮轰执政党，已经令人预感到山雨欲来。
选民不满的问题，包括执政上的缺失，如头号恐怖分子从看守所脱逃，执掌内政部的副总理黄根成却没有被问责；雨季期间商业中心乌节路连番淹水，也没有部长因此受处分；同时，还伴随着房价节节攀高、物价上涨、外来移民带来的各种问题等。
但是归结到底，选民最不满意的还是政府高官的薪水。
新加坡部长薪金世界最高，初级部长约200万新币，资深部长三四百万，这种标准是西方若干发达国家最高行政首长的总和。
大量选民认为，拿这么高的薪水就不该犯错，既然犯错还不认错，当然要下台。因此这次大选中民情汹涌，总理李显龙两度道歉，选民却仍不依不饶地追着问：既然错了为啥没人问责？在网络上呈现的民意与主流媒体大相径庭，新加坡执政党的形象也是一片尴尬。
“四面楚歌”的背后
本来在选举提名前夕，当地舆论还私下议论今年88岁的李光耀会不会继续参选，而结果显示他还想留任，这才导致最终选举结果令人诧异。因为如果他不想留任资政，根本就不必参选，难道他还想当个议员去干服务社区选民的事儿？
直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这么分析：党内与他儿子同一代的成员反应前所未见，令他产生大江东去之慨。而网络民意出现的反弹与揭露，也太令他感到震撼。
李光耀在选举期间，一如既往地对选民提出“威吓”，以强烈字眼表示选反对党的人要“忏悔”5年。选举结果却显示选民对他这一套已经不买账了。
最令他脸上挂不住的，应该是儿子李显龙第二天马上对选民表示道歉，并且与他进行切割。而杨荣文也公开表示老人家的讲话影响了选票，更糟的是，马来部长再诺选后也公开指出，李光耀先前对马来族国民忠诚度的质疑，也影响了选票。
“国父”接二连三被晚辈批评，这在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政治保守的主流华文报章《联合早报》也刊登了这样的读者来信：“李资政对现在政党政治的评语是很片面和过于单元的，甚至是一种偏见”、“李资政应该借此次政治良机，鞭策党内的同志，自我提升，而非在反对党取得突破成绩时，还在固执地非议反对党，这样会使党内的更新难持客观的态度自省。”
这种在过去“大逆不道”的文字出现在选后，让李光耀大有四面楚歌之感。
新加坡网络和主流媒体连日来对杨荣文丢官表达了不舍和同情，甚至还出现了转向指责李显龙的趋势。
大选之后，网络上开始流传“阴谋论”，指称李显龙和李光耀都不喜欢独立思考的杨荣文，虽然早知阿裕尼选情不利，却仍然要拿他当祭品。李光耀除了在杨荣文选区“恫吓”选民，更表示“输掉阿裕尼并非世界末日”。该“阴谋论”说，挺杨的吴作栋先不满杨被推入险地，后气愤老李“并非世界末日”的话，也随即公开表示选民可以拉其他犯过错的部长下马，但杨并没有犯错。
诸如此类“同党相残”的话在选举期间冒出，真是令一向以为行动党高度团结的选民看傻了眼！也加剧了外界对行动党即将分裂的猜测。
网络流言尽管不可信，也没有证据，却已经置两位老先生(前总理吴作栋也已70岁)于难堪的境地，吴作栋以前总理和资政之尊，在总理任内领军全国选举屡创佳绩，这次相隔20年又在自己的选区被挑战，却因团队中一名女新人的形象不佳，差点被选民抛弃，得票率只有56%，不可谓不惊险！
尽管流言不可靠也不可考，但从网络舆论和当地民众的反应来看，执政党内因本次大选而出现比较激烈的内部争辩应该是有的。
接下来，李显龙将宣布新内阁名单，各界都在关注他如何对应选举结果所展现的民意。
如果要像网民一样浮想联翩，也可以从李光耀和吴作栋双双引退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看出蹊跷之处。令人奇怪的是，又不是两国缔约，竟然要出动联合声明，这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两大佬彼此妥协，免得各自发表的内容出现“叫阵”或隐含不满的意思，又在党内产生嫌隙呢？
两人的共同说法是要放手让李显龙完全主导内阁人事和未来的工作，其实也说明他们过去的确有影响力，李显龙并没有能够自主执政。
原来设立资政的用意，是在辅佐总理，但选举结果却证明了另一个副作用，即两位老人家并没有在基层支持度上给总理加分，反而因为超级高的薪水，使得人民行动党长期被炮轰。
这里顺便谈点轶事。早期有个印度裔元老退位之后，被赋予类似的顾问职位，当时按照英文叫做高级部长，到李光耀出任这职位时，当地中文界人士觉得“高级部长”庸俗了点，为了表示分外尊崇，特地学了台湾地区国民党那套，把他给“资政”了。
强人的信仰
李光耀干了20年资政，尽管在两任总理继承人期间，多次对外表示只充当顾问，而不过问日常决策，然而党内党外几乎都知道他长期以来一言九鼎的分量。
年长的新加坡人都记得，在过去的选战中，执政党多次以人身攻击手段对付突出的反对党人，很可能都出自李光耀的意志。这些现象在本次大选全然不见，也说明李显龙政府更愿意光明磊落地从事民主竞争。
至截稿为止，笔者尚不清楚李显龙的新政府名单，但从两名资政迅速退位的举动推测，这次人事布局应该更能大刀阔斧地摆脱父权意志的形象，更接近新时代的选民。
其实公平地说，李光耀从一开始不打算退，到迅速做出退位的决定，可以反证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内部还是具有相对高的道德共识，在判断民意走向之余，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当然批评者还是可以说他这是为了让儿子坐稳江山，才拖着吴作栋一块儿退。也可以说新加坡太小，他又是最高领导，当然来去自如。
不过话说回来，放开一手打下来的江山裸退，对父权思想深刻的李光耀及其他东方政治人物来说，真那么容易能在七天内做出决定吗？
新加坡传统媒体连日来大炒李光耀的丰功伟绩，虽然人还在，但这把年纪了，离了权，大家仿佛都知道，是回不来了。
李光耀三十几岁就从政，为底层工友百姓打官司、争福利，迅速得到支持。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把英国殖民时代已经相当繁荣的新加坡，建设成井井有条的花园城市，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正确，使得小小岛国左右逢源，欣欣向荣。他自己也在国际社会累积了深厚的政治能量，在岛内叱咤风云，在海外风云叱咤，一生备享尊荣。
然而他在政治上结合司法的霹雳手段，却使得新加坡在野势力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所谓政坛甚至弥漫着白色恐怖。
这是他作为强人的信仰，却明显与追求民主和更多发言权的新时代新加坡人脱节，更不能保证政策符合人们预期，最终连自己的儿子也受不了了。这何尝又不是老人家的悲哀！
李光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他绝顶聪明的妻子柯玉枝，妻子昏迷直到两年前去世后，大家都关注他会不会被击倒。
他没有被击倒。因为能击倒他的，只有他自己。
文章来源: 南风窗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何施：户外抗争，诉求民生 ——群体事件构筑茉莉花主题
5月以来，随着茉莉花运动的深入展开和“六四”纪念日的临近，中国各地民众的抗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而且均是人数在千人以上的特大群体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官民矛盾更加加剧的现状，强化了群体事件持久化、全局化的未来走向。
5月16日上午8点半，来自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中共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静坐，他们打出许多横幅，要求河南省委、政府落实复转军官政策。特警阻挡示威复转军人，在省委大门内也布置了防暴武警。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要求生存权利，解决生活问题，大批警察到场戒备，双方一度肢体冲突，围观民众越来越多。
5月14日晚，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周围群众聚集制止军人的胡作非为，近百警察的到来更加激起民众的怒火，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
5月14日成都盐市口有城管殴打一位卖杨梅的老大爷，随后城管被近千名群众围观声讨。近百名警察来维持秩序。几位现场仗义直言、打抱不平的成都女孩被国人评为本年度最美美女。
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一家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数千工人不满遣散补偿条件，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及请愿，在向市政府方向游行的途中与约千名公安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及被捕，场面惨烈。
这5起群体事件，有力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斗志，也构筑了正在全国展开的茉莉花运动之基石。在这几次特大群体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民众的游行示威。它有几个特色，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该事件冲突最为激烈：几千南京工人从南京市华飞路欲游行到南京市政府，大游行造成和燕路、中山北路瘫痪！当局出动1500多警察，但是工人们不惧强暴，誓死捍卫权利。工人中午游行到和燕路和中山北路，被约1500名公安筑起人墙阻截，双方发生对峙，工人随后两次突破警方人墙防线，继续向市政府前进，期间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和被捕。最后当局调来大型货柜车，将工人前进的道路封死，并抓捕多人，在4个多小时后游行者被驱散。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冲突激烈的抗争，当局居然调动货柜车堵游行示威的路，这在全世界比较少见，在大陆多年来也是首例。南京人民不愧是革命圣地的英雄儿女，四五运动最初也是在南京被点燃起来的。南京民众继承了群体抗争的传统。
其次，这次抗争是南京市民发起的“梧桐树集会”之后的又一次抗争。茉莉花运动开展后，3月19日，南京市民反对当局对城市梧桐树的乱砍滥伐，自行组织民众到市图书馆前集会静坐，在1000多市民的静坐、集会压力下，南京市政府被迫答应不再砍伐梧桐树，地铁建造路线也答应更改。梧桐树运动取得胜利后，大大激发了南京市民的斗志，让他们看到了户外集体抗争的有效性，也看到民众自身力量的可贵性。抗争的胜利会激发人民再次抗争，上次抗争的胜利会鼓励民众积极投入到下次的抗争中，民众知道了自己的力量，确信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都为实现真正的人权和自由创造了条件。
只有阶段性的成功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才能扩大社会运动的范围和成果。群体事件的精髓在于：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阶段性的抗争与成功，来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力量，让民众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不是外人来解放民众，而是民众实现自我解放。是不再恐惧的民众、逐渐增强自信的民众、不断获得阶段性胜利的民众，自我实现自我的解放。
最后，这次游行示威，是近年来首次集体在户外喊出“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工人的抗争，主题是民生问题。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城管问题、下岗职工问题，但事件主体诉求的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如生存、工作、免受欺辱和殴打等等基本人权，都涉及到联合国人权文件所宣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而已，而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易于让当局妥协。总之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
不仅诉求民生主题，这次南京工人还喊出了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市民告诉香港《明报》记者，目前百物腾贵，使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现在就是物价高啊，农民的菜价两毛多钱出售，最后到菜场卖，翻了十倍，中途被物流，交警罚款、然后就是高速公路和过桥费，也占了很大部分，然后汽油、柴油也涨价，中间环节太多，老百姓看到菜场的菜价高”。参与游行示威的工人对《明报》记者也表示：“今天的物价如此高，公司给予工人的遣散费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
物价问题是与每个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全国性普遍民生问题，也是最易于调动老百姓参与热情的主题，当然也是当局最为恐惧的百姓诉求。这个诉求如果大规模开展，就有可能导致维稳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当南京工人喊出这个口号后，就不仅是替自己，也是替全国老百姓在呼吁，这个呼吁就有可能遍及全国、形成全国燎原之势。如果一场反对高物价、高房价的全国性、全局性、统一性的群体事件爆发，那是当局最为害怕的。
我们也观察到，由茉莉花信息地等茉莉花运动信息发布平台发布的茉莉花散步主题之一就是反对高物价、高房价。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具体很表面，似乎与专制制度无关，但实际上它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这个问题也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而会越来越突出。除非专制瓦解，这个问题只会更加剧。这个问题集中反映了专制制度造成的官剥削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老百姓的血汗钱都被官僚吞吃了，所以造成了“高物价、低工资”的现状。面对此现状，老百姓除了上街抗议外，再也无其他办法。而上街抗议，会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全国民众都行动起来，再多的公安、武警、军队也无法应付，就是专制者引爆原子弹也无法自救。
总之，全国民众要学习南京市民、工人自梧桐树集会以来的户外抗争，将伸张基本人权、结束专制统治的群体抗争，与最基本、最普遍的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如此才会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获得阶段性的次次胜利，最终导致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民众将获得自由和完整的公民权益。
何施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23
5月16日上午8点半，来自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中共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静坐，他们打出许多横幅，要求河南省委、政府落实复转军官政策。特警阻挡示威复转军人，在省委大门内也布置了防暴武警。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要求生存权利，解决生活问题，大批警察到场戒备，双方一度肢体冲突，围观民众越来越多。
5月14日晚，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周围群众聚集制止军人的胡作非为，近百警察的到来更加激起民众的怒火，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
5月14日成都盐市口有城管殴打一位卖杨梅的老大爷，随后城管被近千名群众围观声讨。近百名警察来维持秩序。几位现场仗义直言、打抱不平的成都女孩被国人评为本年度最美美女。
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一家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数千工人不满遣散补偿条件，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及请愿，在向市政府方向游行的途中与约千名公安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及被捕，场面惨烈。
这5起群体事件，有力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斗志，也构筑了正在全国展开的茉莉花运动之基石。在这几次特大群体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民众的游行示威。它有几个特色，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该事件冲突最为激烈：几千南京工人从南京市华飞路欲游行到南京市政府，大游行造成和燕路、中山北路瘫痪！当局出动1500多警察，但是工人们不惧强暴，誓死捍卫权利。工人中午游行到和燕路和中山北路，被约1500名公安筑起人墙阻截，双方发生对峙，工人随后两次突破警方人墙防线，继续向市政府前进，期间发生冲突，多人受伤和被捕。最后当局调来大型货柜车，将工人前进的道路封死，并抓捕多人，在4个多小时后游行者被驱散。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冲突激烈的抗争，当局居然调动货柜车堵游行示威的路，这在全世界比较少见，在大陆多年来也是首例。南京人民不愧是革命圣地的英雄儿女，四五运动最初也是在南京被点燃起来的。南京民众继承了群体抗争的传统。
其次，这次抗争是南京市民发起的“梧桐树集会”之后的又一次抗争。茉莉花运动开展后，3月19日，南京市民反对当局对城市梧桐树的乱砍滥伐，自行组织民众到市图书馆前集会静坐，在1000多市民的静坐、集会压力下，南京市政府被迫答应不再砍伐梧桐树，地铁建造路线也答应更改。梧桐树运动取得胜利后，大大激发了南京市民的斗志，让他们看到了户外集体抗争的有效性，也看到民众自身力量的可贵性。抗争的胜利会激发人民再次抗争，上次抗争的胜利会鼓励民众积极投入到下次的抗争中，民众知道了自己的力量，确信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都为实现真正的人权和自由创造了条件。
只有阶段性的成功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才能扩大社会运动的范围和成果。群体事件的精髓在于：通过一次一次主动的阶段性的抗争与成功，来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力量，让民众觉悟起来，有力量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自我解放。不是外人来解放民众，而是民众实现自我解放。是不再恐惧的民众、逐渐增强自信的民众、不断获得阶段性胜利的民众，自我实现自我的解放。
最后，这次游行示威，是近年来首次集体在户外喊出“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工人的抗争，主题是民生问题。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城管问题、下岗职工问题，但事件主体诉求的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如生存、工作、免受欺辱和殴打等等基本人权，都涉及到联合国人权文件所宣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而已，而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易于让当局妥协。总之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
不仅诉求民生主题，这次南京工人还喊出了抗议“高物价、低工资”的口号。南京市民告诉香港《明报》记者，目前百物腾贵，使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现在就是物价高啊，农民的菜价两毛多钱出售，最后到菜场卖，翻了十倍，中途被物流，交警罚款、然后就是高速公路和过桥费，也占了很大部分，然后汽油、柴油也涨价，中间环节太多，老百姓看到菜场的菜价高”。参与游行示威的工人对《明报》记者也表示：“今天的物价如此高，公司给予工人的遣散费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
物价问题是与每个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全国性普遍民生问题，也是最易于调动老百姓参与热情的主题，当然也是当局最为恐惧的百姓诉求。这个诉求如果大规模开展，就有可能导致维稳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当南京工人喊出这个口号后，就不仅是替自己，也是替全国老百姓在呼吁，这个呼吁就有可能遍及全国、形成全国燎原之势。如果一场反对高物价、高房价的全国性、全局性、统一性的群体事件爆发，那是当局最为害怕的。
我们也观察到，由茉莉花信息地等茉莉花运动信息发布平台发布的茉莉花散步主题之一就是反对高物价、高房价。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具体很表面，似乎与专制制度无关，但实际上它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这个问题也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而会越来越突出。除非专制瓦解，这个问题只会更加剧。这个问题集中反映了专制制度造成的官剥削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老百姓的血汗钱都被官僚吞吃了，所以造成了“高物价、低工资”的现状。面对此现状，老百姓除了上街抗议外，再也无其他办法。而上街抗议，会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全国民众都行动起来，再多的公安、武警、军队也无法应付，就是专制者引爆原子弹也无法自救。
总之，全国民众要学习南京市民、工人自梧桐树集会以来的户外抗争，将伸张基本人权、结束专制统治的群体抗争，与最基本、最普遍的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如此才会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获得阶段性的次次胜利，最终导致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民众将获得自由和完整的公民权益。
何施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23
双腿致残的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批准逮捕
 |  |  |  |  |
5月17日，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
[2011年0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乐报导）5月17日，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至今她的家属未正式收到“逮捕通知书” 。在抓捕过程中，倪玉兰的另一条腿也被警察“意外致残。”
警察“意外”致倪玉兰另一条腿残废
在4月7日凌晨，在警察送倪玉兰往看守所的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车上的轮椅撞到她能行走的一只腿上，导致残废。她的亲属至今无法与她本人见面。
据倪玉兰的亲属反映，几天前她的律师与倪玉兰交谈时，她的思维还是比较清晰，目前她的身体很虚弱，双腿残废。
她的律师还表示，鉴于倪玉兰现在的身体状况很差，希望能尽快给她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
5月9日，北京御鑫宫宾馆人员及警察带着摄像机找到倪玉兰的女儿，要求其搬走父母的东西。倪玉兰的女儿则指出，她不知道父母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其他人进入过父母居住的房间，所以不能擅自搬挪她父母的物品。
同被刑事拘留的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倪玉兰的女儿表示，很担心她的爸爸会遭到和她妈妈一样被逮捕的结果。
倪玉兰的亲属告诉大纪元记者说，倪玉兰的女儿去哪里都有人监视，她感到很压抑，不知当局下一步会采取何种方法干扰她的正常生活。
倪玉兰致力维权多次遭非法绑架
倪玉兰，今年51岁，从事律师职业18年。2002年4月27日，倪玉兰因为拍摄北京西城区一拆迁户的房子遭强拆，被公安毒打了15个小时，并以“踢打警察“为由非法拘留75天。这次殴打拘留，造成倪玉兰一腿残废，只能靠双拐才能行走。
由于她经常帮助访民，拆迁户争取权益，因而多次被殴打拘留，曾经为纪念赵紫阳被拘留过。由于经常有访民进出她的住地，所以，当地政府不断对她进行骚扰。
2008年4月15日，倪玉兰在阻止北京市西城区城管人员等强拆她家房子的院墙时，被抓到新街口派出所，该所人员指控残疾的倪玉兰“踢打”警察。当年12月18日，倪玉兰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刑两年。
2010年4月14日出狱。由于她家的房子已经被强拆，出狱后被迫流落街头。在维权人士的声援之下，两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分局警察被迫将其带往御鑫宫宾馆1018房间暂住。从2010年12月20日开始，西城公安分局强迫宾馆对其房间断电，断网，还限制供水。
今年2月11日，被断电的54天，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来看望倪玉兰律师，并与她合影。
袁伟时：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而非感觉或价值
核心提示：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D17版 作者：袁伟时原题为：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
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个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这样，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陈独秀的学术著作。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难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在深圳大学执教的徐晋如博士，正直，刚强，才华横溢，是著名诗人，儒学造诣很深，唱得一口好京剧。但他喜欢招惹是非。还在中山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就弄出一个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事件，全国沸沸扬扬；我也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那种文化不宽容的心态。后来又发起“十博士批于丹”。但是，我们互相尊重，相处很好。去年11月，这位独立特行的帅哥，邀请我参加他在学而优书店举行的新书《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华龄出版社2010年8月北京版)发布会，我很高兴来参加。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我破例参加，是表示对徐晋如先生的敬意。
我很多地方不同意晋如的观点，但是我很尊敬他。之所以尊敬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是一个很耿直的知识分子，是非常难得的。他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正气，这种正气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第二是他的才华。在当代的知识阶层里面，在那么多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是很少见的。他是诗人，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很有研究，而且对曲艺很有造诣。
我很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更主要的理由是，我在考虑，我们的时代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文化学术环境？我虽然很多观点上跟晋如是不同的，比如书里面讲到白话文的反动性，但是我认为白话文是历史的大进步。同时他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而我，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捍卫新文化运动的价值。2009年5月，新文化运动 90周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九个方面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起源、内涵和历史作用，驳斥否定新文化运动的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直到社会转型成功，这个运动不可能中断。这篇文章已经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四期公开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长期习惯于思想统一，但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那是对学术、思想、文化的摧残。回顾中国的历史，不讲远的，以民国来说，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文化高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高峰，主要因为，当时环境的主要方面是非常自由的，很多元，而且各流派之间是互相尊重的。比如说，讲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很有名，但他跟李大钊的关系很好，跟胡适他们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有时会共同在一些宣言上签名。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这样，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陈独秀的学术著作，这是很难得的。另外有一件很著名的事，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审判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当辩护律师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我们的前辈是那样尊重不同意见，这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思考，同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营造一个环境，让各种各样不同观点能够兼容并包，形成宽容的环境。但是晋如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广州讲这个话，我认为特别重要。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所谓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23年以后，陈炯明失败了，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政府，孙中山当上了大元帅。他做大元帅的时候，国民党做的是什么事呢？整个社会要党化，就是一元化。这个制度随着北伐军前进，影响越来越大，结果在湖南引发了著名的文化人叶德辉被杀事件。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叶德辉被北伐军镇压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倡多元并存、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会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包括晋如也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必须携手，共同营造最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环境。晋如憎恶专制；但可能没有注意到：“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2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愚意以为，毋忘主要目标！对其他不同观点，多点理解、宽容和尊重。
———2010年11月9日在徐晋如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袁伟时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546.html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D17版 作者：袁伟时原题为：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
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个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这样，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陈独秀的学术著作。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难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在深圳大学执教的徐晋如博士，正直，刚强，才华横溢，是著名诗人，儒学造诣很深，唱得一口好京剧。但他喜欢招惹是非。还在中山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就弄出一个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事件，全国沸沸扬扬；我也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那种文化不宽容的心态。后来又发起“十博士批于丹”。但是，我们互相尊重，相处很好。去年11月，这位独立特行的帅哥，邀请我参加他在学而优书店举行的新书《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华龄出版社2010年8月北京版)发布会，我很高兴来参加。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我破例参加，是表示对徐晋如先生的敬意。
我很多地方不同意晋如的观点，但是我很尊敬他。之所以尊敬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是一个很耿直的知识分子，是非常难得的。他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正气，这种正气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第二是他的才华。在当代的知识阶层里面，在那么多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是很少见的。他是诗人，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很有研究，而且对曲艺很有造诣。
我很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更主要的理由是，我在考虑，我们的时代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文化学术环境？我虽然很多观点上跟晋如是不同的，比如书里面讲到白话文的反动性，但是我认为白话文是历史的大进步。同时他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而我，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捍卫新文化运动的价值。2009年5月，新文化运动 90周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九个方面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起源、内涵和历史作用，驳斥否定新文化运动的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直到社会转型成功，这个运动不可能中断。这篇文章已经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四期公开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长期习惯于思想统一，但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那是对学术、思想、文化的摧残。回顾中国的历史，不讲远的，以民国来说，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文化高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高峰，主要因为，当时环境的主要方面是非常自由的，很多元，而且各流派之间是互相尊重的。比如说，讲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很有名，但他跟李大钊的关系很好，跟胡适他们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有时会共同在一些宣言上签名。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这样，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陈独秀的学术著作，这是很难得的。另外有一件很著名的事，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审判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当辩护律师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我们的前辈是那样尊重不同意见，这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思考，同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营造一个环境，让各种各样不同观点能够兼容并包，形成宽容的环境。但是晋如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广州讲这个话，我认为特别重要。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所谓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23年以后，陈炯明失败了，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政府，孙中山当上了大元帅。他做大元帅的时候，国民党做的是什么事呢？整个社会要党化，就是一元化。这个制度随着北伐军前进，影响越来越大，结果在湖南引发了著名的文化人叶德辉被杀事件。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叶德辉被北伐军镇压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倡多元并存、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会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包括晋如也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必须携手，共同营造最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环境。晋如憎恶专制；但可能没有注意到：“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2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愚意以为，毋忘主要目标！对其他不同观点，多点理解、宽容和尊重。
———2010年11月9日在徐晋如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袁伟时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546.html
2011年5月19日星期四
凤凰记者：在利比亚我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
一到班加西，同事就提醒我们，去新闻中心做证件的时候，在证件上写香港，而不是中国，因为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这已经算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另外一批同事，在被问到是哪里人的时候，总是要说自己是韩国人。这是因为，如果在这个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当别人听到是中国人之后，总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被对方质问，中国政府为何支持卡扎菲?因为在联合国1973决议案上，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投了弃权票。
不过，当我们拿到证件的时候，上面大大字写着中国，因为在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分不清楚香港特区护照和中国护照，她们依据的，是我们那几本香港特区护照上的中国国徽。
在街头采访，会遇到当地人用中文“你好”打招呼，在我看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的观感还是不错，毕竟在当地有很多的工程，都是中国公司在承建，和当地人聊天，即便他们批评和不理解中国，但是都认同这一点，中国人勤劳，聪明，而且友善。而我们，总是提醒他们，要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待。
在班加西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上，贴着一张大大的中文标语，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也出现过同样的中文标语，只不过主角是穆巴拉克。当我们向过渡政府表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之后，对方非常积极的安排过渡政府官员的访问，而且不止一次，希望透过中国的媒体，向中国政府传递他们的信息：他们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沟通渠道，最新的说法，他们希望能够派出特使到北京，向中国政府介绍，正在发生的这些情况。
不管是对过渡政府也好，还是这里的民众也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是无法回避和忽略的事实，因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定权，决定了中国在许多的国际事务上，必定被放在焦点之上。
应该是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北约对的黎波里进行轰炸，在那里的外国记者被安排外出采访，结果bbc的镜头拍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他也出来官邸外面，看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当bbc的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他被支持卡扎菲的的黎波里民众团团围住，他们拿着卡扎菲的照片在他的面前激动的晃动，在这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弃权票，就是没有站在利比亚这边。
2001年开始，不管是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采访，中国人的身份，往往是我们的护身符，但是04年之后，情况快速的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这些我们以往认为安全的地方被绑架，到之后，在非洲和欧洲，因为经济的发展，大批中国投资以及中国人的出现，当我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总是会听到和看到，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相当分歧，甚至对立的看法。
不过，那些还只是经济的原因，各种手段的竞争带来的担心，随之产生排外情绪，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样不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政治上的。作为安理会成员，作为经济体第二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势必要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即便依然在外交政策上抱着“不打旗，不当头”的原则，但这很可能变成，自己一厢情愿的愿望，因为做和不做，都会引来非议。
文章来源: 中华网社区
不过，当我们拿到证件的时候，上面大大字写着中国，因为在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分不清楚香港特区护照和中国护照，她们依据的，是我们那几本香港特区护照上的中国国徽。
在街头采访，会遇到当地人用中文“你好”打招呼，在我看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的观感还是不错，毕竟在当地有很多的工程，都是中国公司在承建，和当地人聊天，即便他们批评和不理解中国，但是都认同这一点，中国人勤劳，聪明，而且友善。而我们，总是提醒他们，要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来看待。
在班加西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上，贴着一张大大的中文标语，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也出现过同样的中文标语，只不过主角是穆巴拉克。当我们向过渡政府表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之后，对方非常积极的安排过渡政府官员的访问，而且不止一次，希望透过中国的媒体，向中国政府传递他们的信息：他们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沟通渠道，最新的说法，他们希望能够派出特使到北京，向中国政府介绍，正在发生的这些情况。
不管是对过渡政府也好，还是这里的民众也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是无法回避和忽略的事实，因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定权，决定了中国在许多的国际事务上，必定被放在焦点之上。
应该是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北约对的黎波里进行轰炸，在那里的外国记者被安排外出采访，结果bbc的镜头拍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他也出来官邸外面，看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当bbc的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他被支持卡扎菲的的黎波里民众团团围住，他们拿着卡扎菲的照片在他的面前激动的晃动，在这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弃权票，就是没有站在利比亚这边。
2001年开始，不管是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采访，中国人的身份，往往是我们的护身符，但是04年之后，情况快速的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这些我们以往认为安全的地方被绑架，到之后，在非洲和欧洲，因为经济的发展，大批中国投资以及中国人的出现，当我再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总是会听到和看到，当地人对于中国人相当分歧，甚至对立的看法。
不过，那些还只是经济的原因，各种手段的竞争带来的担心，随之产生排外情绪，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样不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政治上的。作为安理会成员，作为经济体第二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势必要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即便依然在外交政策上抱着“不打旗，不当头”的原则，但这很可能变成，自己一厢情愿的愿望，因为做和不做，都会引来非议。
文章来源: 中华网社区
订阅：
博文 (Atom)
订阅
博文
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