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8
中国茉莉花革命遭到当局重压，发起者呼吁，在4月3日举行纪念四五运动35周年的散步行动。各高校严禁学生在清明假日期间组织旅行等各类集体活动。
从2月20日的第一轮号召开始， 中国茉莉花革命已经经历了6周时间，虽然尚未出现持续的大规模集会现象，但茉莉花革命发起者表示，精神却已经深入人心，将在不远的将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带来贡献。茉莉花革命发起之后，不断有高校生加入参与，当局也将目标由维权人士及律师身上再扩展到这些年轻的学生。
据报导，当局严防大学生于清明节期间集会，下发禁游令，严禁学生组织旅行等各类集体活动，包括曾传有五百名学生于广场散步的陕西西北工业大学及辽宁大连海洋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生处也于日前公告“对学生清明节放假有关注意事项的规定”，当中提到在籍学生，原则上不允许提前离校。确有特殊情况者（如患病等），须本人提交申请书，说明离校原因，经学院主管领导同意方可离校；及所有学生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旅游活动等。
本台记者星期五致电陕西西北工业大学询问：“ 你们有禁止学生组织集体活动吗？在清明节期间下发禁游令。”
接听人员：“就是不能集会游行是吧。”
记者：“对。”
接听人员：“目前还没有， 这种禁令就是在放假前那么一两天可能会有。”
记者再打电话到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查询：“ 在网上看到清明节放假有一些规定是吗？”
接听人员：“对。”
记者：“为什么不让组织活动。”
接听人员：“要组织活动必须报给班长，由班长报给班主任， 班主任向年级主任进行汇报，年级主任向组织汇报，听懂了吗？你私自外出组织活动在普通高等院校都是不允许的，学生组织集体外出活动，必须报由学校同意并备案。”
记者：“这个是新的规定吧，以前好像没有。”
接听人员：“对，新规定，以前没有。 学生的外出活动必须报学校同意。”
针对当局严防高校生参与集体活动的情况，湖北选举专家姚立法星期一告诉本台记者，他日前被当局强行从家中带走，直到3月26日晚上被放回也与此相关：“他（警方）说了两点，就是平常你和你的同事说西北工业大学集会,参与茉莉花行动等，就要给你带个帽子，说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实我们当地有一所大学，艺术学院，但是这艺术学院也要搞活动吗？是不是你和老师学生悄悄地有来往，有联系，是不是幕后的操纵者等等。”被关押的三天里，姚立法没有任何自由，也不能跟外界联系。这是他今年第7次被无端绑架。
茉莉花集会召集人星期天在网上发表文章，否认收受外国势力经济援助，并表示，下周日四月三日集会代号为五湖四海，纪念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天安门事件，也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 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茉莉花集会召集人表示，中国茉莉花革命必须保持双重身分，一是作为对立面的革命者，另一身分是维权运动的全国群体事件的协调者。作为革命者，终极目标是结束一党专制。作为维权运动的协调者，目标是如何尽可能地达到维权的目的。
虽然中国的茉莉花集会不断遭破坏，但海外的支持仍不断， 流亡泰国的中国民运人士李志友星期天和妻子与七名支持者，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前拉横幅示威，声援茉莉花集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eventh-03282011121535.html
博文
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更包括精神力量的强大。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很长时间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回复删除今日学生不同往日罗：今年，630多万大学毕业生将进入就业市场，但高技术含量、高收入工作的增长，却跟不上大学扩招的步伐，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沉重压力。
回复删除月圆月缺，人离人合，唯有一颗思乡思家的心永远不变。
回复删除中国官员腐败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回复删除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中国官员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 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中国官员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 “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 “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官员腐败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官员腐败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们和真正的共产党坐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官员腐败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中国官员腐败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 “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中国官员腐败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当前的中国社会，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 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
问题积累到今天，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官员腐败集团的矛盾.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官员腐败问题,中国官员腐败集团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
《我的中国心》......
回复删除说句公道话，改革开放才30年，取得的成绩不可抹灭，出现的问题也不少，下一步的中国会怎样，其实完全要看共产党自己。自己可以强大，自己也可以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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