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转载: 车撞天安门 受伤菲律宾女孩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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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撞天安门 受伤菲律宾女孩自述 Oct 28th 2013, 15:11, by 禁闻 （微博图片） 免翻 墙 直连本站 tiny.cc/jinnews 【新唐人2013年10月28日讯】今天（28日）中午，北京天安门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闯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 目前据大陆媒体报导，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吉普车司机及车内人员共3人死亡，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38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2女1男)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其中受伤菲律宾女孩自述受伤过程。 （微博图片） http://www.bannedbook.org/ Email订阅禁闻 原文链接：车撞天安门 受伤菲律宾女孩自述 - 中国禁闻 相关文章: 中共三中全会前 车撞天安门 震警中南海 车撞天安门事件 被删的微博集锦 组图：吉普车冲撞天安门现场起火 5死38伤 车撞天安门爆炸 菲律宾女游客遇难 先撞法院 再撞交警 南充惊现疯狂中巴（组图） 床头必放这3个物件 随时可救命 天安门爆炸3死 法新社记者被拘 事故或袭击？ 爆炸！河北保定六层楼全炸裂27人受伤 冒死拍摄 湖北城管殴打瓜农遭千人围堵砸车(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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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外界质疑陈永洲案操作违法及刑讯逼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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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质疑陈永洲案操作违法及刑讯逼供可能 Oct 28th 2013, 14:54, by 禁闻 免翻 墙 直连本站 tiny.cc/jinnews 【新唐人2013年10月28日讯】(美国之音电) 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遭湖南长沙警方跨省抓捕事件震惊各界，且近日出现"逆转"。不过，外界仍对此案的程序正义问题有极大的争议。而最新的质疑则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陈永洲"认罪"视频中，陈永洲脖子上出现的类似"勒痕"的痕迹是否说明陈永洲遭受过刑讯逼供。另外，还有网友称陈永洲在视频中多次出现的手势是在传递中圈套的信息。 新快报在央视10月26日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后一天发表声明，对陈永洲"报导失实"和"违反职业道德"向社会表达歉意。不过，有法学专家、媒体人、律师以及网友仍对长沙警方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做法表示谴责。 未审先判舆论定罪影响恶劣 实名举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表示，记者有无收钱、报导是否属实、警方是否被中联重科收买、执法程序是否符合公义，是4个不同的问题。记者受贿固然不对，但是警方跨省刑拘记者以及央视未审先判，造成的伤害更加深远。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一篇已被当局删除的评论中表示，对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方面严厉谴责陈永洲的做法感到震惊。何兵说，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其有罪" 。而陈永洲案连公诉阶段尚未进入，陈永洲何以就被确定"有罪"？何兵批评说，这是典型的舆论定罪，未审先判。 操作违反国家保密法 一向敢言的法学家何兵说，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央视播出陈永洲所谓认罪视频，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因为依据国家保密法第8条第6项规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属于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核心秘密。律师们在侦查阶段通常都无法获取，即使获得也不得公开。这段视频无论是公安制作，还是央视自己采访，其内容涉及犯罪核心信息，依法皆不得公开。 何兵说，陈永洲在视频中说受"他人指使"。此处的他人是谁？是他还是他们？他们知悉陈永洲供述内容后，将会尽可能毁灭证据，或者串供，或采取其他防范措施。陈永洲供述收了"50万元"。此50万元是何人以何种方式支付？证据何在？相关人员都可能采取毁灭证据、串供等防范措施。 网友温军说，"审判席就设在央视，还是现场直播。完了直接由公安送回警局或监狱。整个过程和律师法官没半毛钱关系。还是央视NB，把天朝的法律日了个遍，把公检法都代替了"。 北京知名法律人李庄2009年在重庆打黑过程中为嫌疑人龚刚模辩护，被重庆警方陷害，指他唆使当事人作假证，自己反成阶下囚，并被逼迫认罪。李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与他本人的案件相似，一些重大案件在侦查期间就先在央视等官方媒体上未审先判，而且漠视国家的法律。 李庄说："按照国家的保密法，其中有明文规定，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所有取证都是国家机密呀。怎么能在公开的媒体上曝光呢？这跟当年重庆抓李庄是一样的。它审讯了很多相关的证人比如龚刚模呀，逼他们承认我有罪。可是在当年刚一抓我的第3、4天，就在中央电视台全公布了，舆论来开刀。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违法的。" 脖颈处痕迹说明什么？ 另外，在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后不久，细心的网友在多处画面看出陈永洲脖颈处有明显的粗血痕，质疑陈永洲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引发外界哗然。 网友" 甚邡天空-7"发帖说：陈永洲案的看点：一，囚衣。二，剃光头。三，脖子上有勒痕。结论：我们是一个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国家，我们是法治国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质疑说，"陈永洲脖子上的血痕是怎么回事" ？律师李刚认为，"酷刑可以得到一切，我们有权质疑"。 网友"小钓鱼荒岛"帖文：@新快报 ，别急着道歉，来看看陈永洲脖子上的勒痕，看看你的员工陈永洲在长沙到底经受了怎样惨无人道的虐待。还有一网友说，央视失误，怎么没系白围巾？ 尽管有人称截图是PS出来的，也有的说是喉咙留下的阴影，但多数网友都说从央视原始视频中能看出"勒痕"。记者查看央视网的全长9分01秒的原始视频，在1：44秒、2：32秒、8：23秒和8：24秒处做了4个截图，从截图中确实可以看出陈永洲脖子上有痕迹。 曾震惊中国司法界的李庄案的主角李庄表示，各界有权利、也有理由质疑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脖子上的痕迹是否说明他曾遭受刑讯逼供，尽管外界目前无法得到任何证据，但这需要长沙警方对外澄清。 他说："质疑权谁都有。但是仅仅是质疑权，仅此而已。当然谁都可以质疑，我看录像、照片呀有疑点。我也仔细地看了，确实是疑似有伤痕，疑似。" 手势诡异令人疑惑 另外，还有网友对央视视频中6次出现的陈永洲被铐双手的诡异手势感到疑惑，发动网民解读。画面显示，陈永洲被铐双手放在大腿上，右手握拳，其中拇指和食指呈紧握状态，而左手食指第一指节则套入其中。左右其他手指呈放松状态。 有民众解读说，"从心理学明显受到被迫或危险等对心里造成恐惧！平常人一般双手放开或十指交叉"。还有民众说，这个手势是"圈套"的意思，很可能是表达"被陷害，落入圈套"而被迫在央视视频上念稿子。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长沙市公安局的值班室、刑侦支队和警务督察部门，询问警方对网民质疑陈永洲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的回应，而接电话的警员都不愿回答或表态。 广东羊城晚报集团的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10月18日上午在广州被诱捕，抓人是没有管辖权的湖南长沙公安。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2013年9月16日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陈永洲立案，并在2013年10月15日发出网上追捕。 陈永洲被抓后第六天，新快报才于10月23、24日连续发声呐喊，要求长沙警方放人，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http://www.bannedbook.org/ Email订阅禁闻 原文链接：外界质疑陈永洲案操作违法及刑讯逼供可能 - 中国禁闻 本文标签：人权, 何兵, 公安局, 刑讯逼供, 刘铁男, 国家机密, 国家秘密, 央视, 律师, 新唐人, 李庄, 李庄案, 法律, 法治, 罗昌平, 美国, 美国之音, 龚刚模 相关文章: 网曝：陈永洲脖子上有红色勒痕的图片 下场！当五毛遭遇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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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甘肃省开发商雇凶暴力强拆迁 受害人网上求助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是一家独立、非营利性的国际广播电台。在北美、欧洲、亚洲和澳洲地区的一些城市，《希望之声》的分台以固定的频道时间与听众在空中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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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开发商雇凶暴力强拆迁 受害人网上求助 Oct 28th 2013, 18:22 日前甘肃省山丹县发生一起暴力强拆流血事件，山丹县开发商赵鸡鸣雇用暴徒强拆民宅，酿成流血伤亡。10月28日受害人在网上论坛发出求救，并附上视频记录。 山丹县开发商赵鸡鸣雇用暴徒强拆民宅，受害人曾先后2次报警110制止暴徒行为。但在110走后赵鸡鸣再次授意暴徒强拆, 暴徒行凶打人，造成流血事件，已有四人被打成重伤，有两人目前仍昏迷不醒。 受害人'菇凉貌美如花'在网上论坛发出求救，寻求社会援助，并附上视频见证开发商赵鸡鸣雇用暴徒强拆民宅地暴行。 她还发出评论：以前我们还说，拆迁是政府和老百姓争利，现在看来为了个别领导的业绩，已经不是争利，而是只要领导有业绩，老百姓的生命就是稻草!在他们的眼里老百姓都是"刁民"，为了保证领导的政绩，杀人放火都一点不会手软！杀了人，还道貌岸然的说是"正当防卫"！看看上面的视频，就知道了这种暴力强拆拆到谁家，谁都会反抗，当然也就会"正当防卫"所消灭！我需要来自社会的压力，社会的舆论，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待遇！我的家人现在还在惶恐的生活，医药费无人问津。从来都没有过真真意义的面对面的谈话 后来直接强拆！！ 在网上网民也声援'菇凉貌美如花'。 网民10yue1ri发贴说：当今的现状，官商黑互相勾结，农民任人鱼肉，苦不堪言。 网民'听风听雨听声'的帖子说：开发商是地方土豪、恶霸，雇凶强拆打人,天理何在? 土豪有组织、有目的的强拆。悲哀啊！土豪有钱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有关部门就不能为平民百姓主持公道吗？老百姓在这种社会能幸福的生活吗？何谈"中国梦"？地方官员，扪心自问？？？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腾飞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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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杨奎松：蒋介石的智与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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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蒋介石的智与不智 Oct 28th 2013, 17:16, by 明鏡雜誌       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后不过半年左右，国民党当局在昆明、重庆和南京三地，接连四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面对接连发生的这类"政府暴力"事件，身为最高领导人且坚持独裁体制的蒋介石，也毫不犹豫地处罚了几位当事的地方军政要员，包括批准枪毙了两批行凶的人犯。 　　但奇怪的是，蒋的督责、斥骂和惩戒，却从未能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是蒋真的约束不了手下，还是其中另有原因？ 　　"一二·一惨案"：从"不重视"到"沉不住气"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党政军针对学生集会采取了威慑和破坏行动。次日，学生罢课还未形成气候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就向蒋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并要求指示进一步应对方法，却未获批复。 　　蒋对昆明事件不重视，有一个重要背景。就在昆明学潮发生一周前，蒋刚刚对苏采取了一个重大外交行动，撤回了准备负责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以抗议苏军秘密援助中共夺占东北。一周来，蒋为应对这一事件和采取各种后续行动，正处在高度紧张之中。而11月26日昆明学生罢课开始后，蒋又赶上了另一件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蒋对苏采取对抗行动，最需要美国出面干预，不想，他最为倚赖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在这个关键时候突然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赫亦不挽留，反而宣布要派五星将军、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而这个马歇尔，一年前在蒋介石因为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与史迪威将军尖锐冲突时，曾坚定地站在史迪威一边。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最后作了妥协，中美军事关系势必会因此而走向严重危机。马歇尔的任命，明显地让蒋深感头疼。由此可知，这个时候发生的昆明高校学生罢课问题，自然很难被提上蒋介石的议事日程。 　　等到蒋开始考虑"对联大学潮之方针"时，已到了12月1日，即惨案爆发当晚了。因为不知道惨案的发生，故在下周"预定工作课目"中，也只是公式性地把它排在第三位，还是和"政治协商会议方针与宣传"放在一起，提醒自己需要抽时间注意这一问题。 　　12月2日，蒋介石得到了昆明惨案的消息。从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日记可知，事情一发生，国民党相关党政情报机关即认定有共党幕后唆使，并且说已捕到"凶手"，说是"共党所使之落伍军官""向学生投手榴弹二枚，死四人伤六人"。值得注意的是，和后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这时虽然意外获知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却丝毫没有暴怒发火。在2日的日记中，他只是简单且平静地记下了一行文字："昆明学潮，昨日共党又利用青年威胁群众罢课，致死伤数人。"(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2日) 　　蒋介石开始花时间来研究昆明学潮问题，已经是6日的晚上了。他在当天下午从唐纵那里得知，即使已决定枪毙两名投弹凶犯，昆明的大学生们依旧不依不饶，不仅不信两犯是真凶，而且坚决要求惩办云南军政负责人关麟征和李宗黄。这一情况大大出乎蒋的预料。 　　眼看美国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蒋介石开始沉不住气了。他当晚着手研究解决办法，决定自己出面，起草一份《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师负起责任，同时写信给卢汉，要求各方通力合作，尽速劝导学生复课，确保地方秩序不受煽动而紊乱。如限期之内仍不能令西南联大学生复课，则"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7日) 　　此后，由于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几乎天天都催问和督促属下，并限定要在马歇尔来华前的12月17日解决问题。因此，他的日记也每天都在记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直到12月15日他按计划飞去北平，这件事情才在他的日记中消失了两天。 　　21日，即在马歇尔到达中国的次日，蒋介石明显地心情不错。他在日记中写道："西南联大已复课，学潮当可平息"了。 　　较场口事件：为何一开始只字不提？ 　　较场口事件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民盟和中共等政协代表发起组织的庆祝会受到国民党方面有组织的冲击，部分与会代表被殴伤。 　　这一天，蒋正在重庆，上午在办公室撰写《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一直到12日日记，蒋全未提到较场口冲突之事。作为负责情报及特务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中对昆明惨案调查、处理的记述接连不断，但对较场口事件，他也干脆一字未记。 　　蒋正式在日记中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后。他在下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八项注明了"重庆较场口殴斗问题"几个字，这说明他注意到两方面各执一词持续争吵不停的情况。而他的处置方针是：本党同志应停止扩大宣传，不再与彼辈计较，息事宁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回的麻烦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那些强硬派了。 　　由于2月中旬美英报纸披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不少东北人士对美苏密谋损害中国东北权益极感愤慨，因而在重庆游行，散发传单宣言以示抗议。中共方面却在这时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它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及限制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这进一步引起蒋介石与众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以CC系重要骨干方治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马上行动起来，推动学生上街，向苏联示威，并声讨中共。蒋19日即已得到报告，却对出现这种情况颇感庆幸和兴奋。他在20日的日记中明白写道：共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引起"群情愤激"，中立各报无不"对共党鸣鼓围攻"，"多数青年亦皆觉共党之所为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决非真正之国民革命也"。在他看来，这说明："孙行者魔力虽大，最后终必为上帝所制服。" 　　由于蒋心态如此，党内如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等虽极力上书反对发动学生游行，蒋却并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方治等发动了2月22日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其影响一时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但蒋并不担心，反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认为这实是对"俄国在华廿五年来未有之教训"。当然，蒋懂得适可而止。24日，他在日记中决定："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自此应即阻止，不可扩大。" 　　对于2月22日大游行，蒋介石虽然颇感痛快，却也对中统局组织特务在游行时乘机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的做法表示了不满。由于中共、民盟接连向政府当局和马歇尔告状，蒋亦不得不把吴铁城等找去痛斥，指责此种做法不仅"为国际诟病，为俄共口实，实为本党最拙劣行动之污点"，要吴"彻底查办"。不过，蒋介石到底不相信这件事做错了。 　　27日，得知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诬指我政府机关所指使"；马歇尔亦站在苏联人一边批评国民党不该挑起此种争端，危害和平局面，蒋明显地情绪失控了。下午见周恩来时，竟"致不能自制……怒发冲冠，声色太厉"，事后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当时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度。但他毫无认错之想，是肯定的。 　　南京下关事件：中统局局长被蒋"一顿臭骂" 　　下关事件发生在1946年6月23日晚。事情刚一发生，唐纵就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件惊人的事情。有所谓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沛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胡厥文、阎宝航及学生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人，下午七时由上海车抵下关车站，当有苏北难民群向马等陈诉共军暴行，请求共同向国府及中共办事处请愿，护送还乡，历时甚久，未获圆满答复，发生殴打情事。来京之马叙伦及南京党部徐士年、市府钱江潮，与《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受伤，在场宪兵亦被打伤。至一时半马社长犹有电话来。" 　　这个时候，国人企盼的和平局面正逐渐被各地频发的军事冲突蚕食，负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马歇尔正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下关事件此时出现，其影响之恶劣，不难想见。故24日，刚一得到报告，蒋尽管听信了下面的说法，一时以为是苏北难民与上海来的代表发生冲突，却还是十分恼火。他当天日记的开篇就记称：昨晚下关车站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可痛"。 　　但第三天一早，蒋介石在听取联络秘书会报后，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一事件是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亲自参与指挥，派特务、党员假扮难民，协同"苏北难民"一同做下的。而且，听说上海又有30余学生代表准备赶来南京声援，市党政宪特各部门负责人还密谋进一步组织"苏北难民"，再度围攻新到来的上海学生代表。蒋本来就非常恼火了，得到这一消息，当晚就叫唐纵召叶秀峰和马元放来官邸晋见。叶早到一步，被怒气冲天的蒋一顿臭骂，吓得紧随其后的马元放干脆没敢进去见蒋。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特别记述了这件事情，称自己痛斥了"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同时哀叹："痛心极矣"。26日，蒋介石也询问过下关事件的善后情况及其社会反响。但这一事件发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蒋此后已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李、闻惨案：蒋"逐日监督、跟进"案件 　　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目前发表的唐纵日记因缺7月10至13日及15日日记，也不见有李公朴被害内容的记载。)甚至闻一多15日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蒋因携宋美龄、蒋经国14日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这起连续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人的报告，马上致电在南京的唐纵，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并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 　　蒋当天下午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左倾教授接入领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返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用了近200字来记述昆明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但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骂那些被美国驻昆明总领事接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在日记中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21日，蒋介石已得到消息，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二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已在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由卢汉谈话中，蒋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声者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晚见到蒋介石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当然，蒋也并不是就要惩处霍。骂归骂，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8月6日，蒋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总算想到一个与前不同的更能平息众怒的办法，其日记称，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当晚即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召来，要其飞昆明，并"面授处理方针"。次日一早，蒋再召周来，令其马上动身，除指示同意先将闻一多案查明审结外，并告："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蒋自感"心神幽静，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15日，昆明军事合议法审判法庭第一次开庭。18日晚，冷欣由昆明携来顾祝同等对处置闻一多案人犯供词及报告材料，蒋连夜批阅。次日早，蒋指示冷欣案件公布方式等。然而，蒋未能马上摆脱此案的困扰。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总览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 　　越是不满美国人的批评，蒋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处理，生怕案件公布后会有明显破绽，引起内外舆论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办事能力的蒋介石，仍旧不能不逐日监督、跟进案件的审讯情况。待闻一多案审结，蒋介石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曾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说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上项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所发单位及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令，或确实得到蒋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这个"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这个"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说蒋事先不清楚云南当局刺杀李、闻内情，还可以通过蒋日记作一比较。蒋日记不是有闻必录，日记中不记之事，有时蒋未必不知情，这是事实。但是，蒋记什么，不记什么，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蒋日记中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的不同记述情况，就可以有一大致了解。 　　比较这三起事件，可以发现，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如"一二·一惨案"。 　　而蒋一旦发现上述判断有误，事情实际上是国民党人自己做的，马上就会谴责其属下的做法愚蠢、无知。他除了斥骂、惩罚外，还常常会找机会，比如在内部演讲中解释，为何不能凭借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 　　"较场口事件"就不一样了。蒋日记中对此事一无记述，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中也全无记载，显非偶然。这一方面说明两人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两人应该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认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动，故未列入工作项目，自然在日记中也就未做记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蒋介石知情且认可的事情，因为不处置，不理睬，不重视，因此日记中亦多不记录。像对较场口事件，直到一周后看到双方公开争吵太久，闹得范围太大，蒋虽出面劝告了重庆市党部，要他们"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他也没有将此事写入日记。但是，正是因为蒋感情上这种倾向太过明显和强烈，他到底还是会有发泄出来的时候。2月27日，事件过去17天后，蒋在日记中提到当天见周恩来时的谈话情况，他记述道：听到周提及较场口事件，顿时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称：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发火还颇为得意，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2月27日) 　　由蒋日记对上述三大事件的不同反应即可看出，蒋介石在"李闻惨案"问题上，其反应更近似于对"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的反应，与对"较场口事件"的反应情况明显有别。对"李闻惨案"，蒋刚一得到消息，和陈诚一样，也是马上认定与昆明军方无关。当着手下的面，他甚至连"疯子"两个字都骂出来了。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确实极其痛恶，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说蒋介石不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幕后黑手，除了其日记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外，还应注意到蒋这时对政府暴力负作用的批评性看法和一些政策性指示。他在多个场合都明确告诫手下"不应打人"，在日记中也曾特别强调问题的所在，即"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6月25日)基于下级干部暴力蛮干屡禁不止，蒋还专门对特务情报部门作出了政策性的"指示"，明确强调要禁止随意使用暴力和运用所谓"难民"。既然强调技术、强调方法，主张被动还手，反对全靠暴力蛮干，可知霍揆彰不顾一切直接杀戮的做法，不会是蒋介石授意的。 　　下属为何敢于屡用暴力？ 　　蒋介石虽然不是战后政府诸种暴力行为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这些"政府暴力"事件毫无关系。 　　还在"一二·一"惨案爆发前半年，即1945年4月下旬，蒋介石就针对当时何应钦所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危险的情报，下过可以"予以断然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的密令。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下午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因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一时间怒火中烧，语言愤激，当场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23日)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按照蒋上述旨意，尤其是蒋6月5日指示，由会报形成的指导意见随即被"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刚刚接替关麟征站到昆明反民盟斗争最前线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压力。霍不得不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气焰打下去。 　　霍揆彰7月13日给蒋发了一封表决心的电报："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职"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霍揆彰致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蒋主席电》，1946年7月13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转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85期，近代中国研究网)这时李公朴刚刚被杀，霍依旧向蒋信誓旦旦，表示要将"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足以看出霍为什么李案刚出，马上又会再做闻案。如无领袖意旨和"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忠党"精神支撑，霍又何以会如此狂热？ 　　而对部下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又何尝真的反感过？他骂归骂，罚归罚，内心爱憎分明，在日记中显而易见。听说李、闻被害，蒋第一反应就是：二人"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为"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对二人之死，不仅毫无怜悯之心，反有幸灾乐祸之意。要处罚手下时，他自不免长吁短叹，难下狠心，因为他明知霍忠心为党，故再错，他亦"不能不为之恕谅"也。 　　如此在思想上、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责任上、职守上督导严责，属下滥施暴力后却多方恕谅、宽宥，后来者基于"忠党"之心、守土之责，会前赴后继，大胆效尤，可想而知。 　　"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组织的最高独裁者，不管蒋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间亲共的势力，至少在战后这一阶段，他并不希望发生此种未经批准，且持续爆发的极大损害国民党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但为什么蒋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呢？比较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在处置上述事件时存在着颇多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情绪不稳，造成指示混乱。如3月23日和6月5日关于对民盟骨干张奚若、闻一多、罗隆基等，"不必姑息"，"应施打击"的指示，就明显地存在着旨意不明，极易引起下级误读的情况。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含有激烈用语的训话或指示，有时又是在蒋心情不好，愤激操切，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出的，与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除对自己的脾气常常难以控制，不时会讲出过头话外，蒋有时还会发出自相矛盾的方针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蒋在中央情报会议上明确指示应"打击"民盟骨干人员，7月3日在同一会议上又指示，对中共及民盟等应"采取被动还手政策，我不先放枪，若彼放一枪，我即放二枪，若彼动拳，我即动脚"。(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二、疑忌过深，导致决策偏颇。国共两党相互疑忌仇恨，在当时条件下很难避免将对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马上联想到对方，并且一定会把对方往恶处想，也属常态。但问题是，同为国民党人，不少国民党干部对事情的判断，却往往会比蒋介石要来得准确和客观一些。 　　如下关事件，刚一发生，还没有开始调查，国民党众高层领导人实际上就和王世杰、唐纵一样，马上猜到是党人所为了。对这样一种国民党高层干部凭直觉即可感知的情况，蒋介石却要看到调查结果才恍然而知，因而惊，进而怒，其指导督责自然起不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不谙下情，难免被下属欺瞒。蒋介石不仅对党内政治文化明显隔膜，对下情亦不甚了解。这自然会方便部属执行命令时巧予应付，欺瞒折扣。在以上两起昆明惨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蒋介石就屡被下属欺瞒。 　　在头一起昆明惨案中，蒋完全不重视调查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惩凶。在他看来，云南当局对此事并无责任，因此，只要下令枪毙投弹凶手，事情即可顺利解决。而云南当局也乐得如此。于是就出现了1日发生惨案，蒋3日上午下令枪毙凶犯，4日下午云南警备司令部就举行了军法会审，宣判凶手死刑。实际上，两名被枪决的"凶犯"，即陈奇达、刘友治，并非当日闯进学校用手榴弹行凶的军官总队的军官，而是两名盗卖军事物资的死刑犯，被昆明驻军拿来欺骗蒋介石和社会舆论的。(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1996年)如此处置，不仅使蒋的指令打了折扣，而且也难以服众。 　　四、独裁作风引发事态恶化。在两次昆明惨案发生前后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蒋介石日记和唐纵日记中看到蒋对干部发火训斥，乃至痛骂的记录，就不下二三十次。由此不难想见蒋与众多下属之间存在的那种猫鼠关系。因为怕报告了不好的消息刺激了蒋的神经，就连蒋最重要幕僚陈布雷都要注意筛选下面报上来的报告和信息：哪些报，哪些不报，既要照顾到事情的重要程度，也要照顾到党内各种人事关系，同时还要看蒋的心情。因此，一些批评蒋和抨击政府的舆论与活动，地方党政军警特部门报归报，却习惯于不等批复，打了再说。这也是上述多次政府暴力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像"一二·一"惨案前的11月26日，关麟征就有过电报向蒋请示如何应对，但他并没有等到蒋的回应，就动了手。同样，霍揆彰在暗杀李公朴后，也有电报给蒋介石表明心迹和决心，蒋也没有亲自看过和回复，霍即当作蒋已认可，放手让部下再去杀人。 　　从上述关、霍两人都在未得蒋直接批复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独裁的蒋介石对类似事情其实常常是因反应迟缓而误事。1945年11月26日昆明学潮发生后，蒋如果能够早些介入和解决，就不至于再发生"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害后，蒋如果马上重视并着手调查，闻一多也不会被杀。 　　其实，蒋介石虽一向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却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和看不过来的文件。但蒋又习惯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或研究，下面干部请示或呈文得不到及时的答复和指示，又不能不处理，自然也就有了越权和做错的可能。尤其是1944年以后，蒋因主要致力于军事外交事务，加之精力体力均不如前，与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较前为多，"以致许多公文均无暇批阅"，由此引发的问题自然也就愈其多了。(万亚刚回忆，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就曾代蒋回复地方一般性函电——作者注) 　　在一党独裁和领袖专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瞒上欺下，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顽症。蒋介石及党的决策或情报机关再有权威与权力，也不可能监督和了解一切。何况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蒋又习惯于任人唯亲，为此甚至不得不受到夫人宋美龄及孔家的极大牵制。上行下效，战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发展到尾大不掉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映在上述政府暴力事件上，出了事情找几个低级官兵出来"挺身做烈士"，相关派系高官出面把犯错误的干部及其追随者保下来，也就成了一种惯例。如霍揆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骨干，事情刚一发生，陈诚马上就站出来表态，进而亲派总长办公室高参、陈诚系负责情报特工的张振国等前往协助霍揆彰处理善后，应对调查。因为有陈诚在幕后，负责调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唐纵等人，亦只有设法配合。霍虽因蒋坚持，最后仍遭处分，但有关系网相罩，所谓处分亦仅形式而已。不过半年时间，霍就堂而皇之地又以中央委员身份出现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虽经龙云电蒋抗议，霍被要求再回籍养病，几个月后，却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用，重又回到权力地位上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能使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愈趋恶化，难有解决的出路。 　　严格地说，近代中国政治始终是在暴力的阴影中发展而来的，当政者无不靠强力压制异议或反抗者；造反者无不靠武装暴力革命夺权。革命一方即使登上统治宝座，也还是以暴易暴。如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早年就是革命党，不仅用武力对付北京政府，就是对党内政争亦一样诉诸武力。变成执政党后，对这种经验和路径的依赖，明显地带到了战后。习惯于军人当政的国民党，一旦政权受到威胁，即会动用武力。尽管战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呼声高涨，国民党自身亦不能不做出宪政姿态，这些都对它直接斥诸武力有所制约，但是，它对持异议者的抗议活动仍旧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只会通过经过伪装的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也因此，越是在军人直接当政的地区，就越容易弄出严重的流血事件来。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固然比关麟征、霍揆彰等更具政治头脑，但他性格上仍具军人气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虽从政治策略的角度一直出来做灭火的工作，其内心里却总也压不住对异己分子的强烈怒火。正是他的激愤言论，时时都在起着纵火的作用。 　　蒋无法真正灭火，也与国民党自身体制密切相关。读蒋这一时期的日记，很容易发现其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而且常常会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这其实也反映出所有专制体制的一个共同的弊病。对此，唐纵近距离观察所得的看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也有几分道理。他写道： 　　"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其事必亲临，人必亲选，唯可用之才有限，可用之策亦少；其任人唯亲，而愈用亲信、亲戚，愈容易受到牵制，束缚手脚，结果是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杨奎松，新浪历史　20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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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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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Oct 28th 2013, 17:25, by 明鏡雜誌 　　1966 年12 月24 日，罗瑞卿被批斗后，由四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汉用箩筐抬着，左脚缠着厚厚的绷带。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彻底砸烂公、检、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就这一事件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进行探讨。 　　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由于文革前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检察院、法院实际成了陪衬，在"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管制，而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所以我说毛泽东十分重视公、检、法，主要说的是十分重视公安机关，文革中提出的"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公安机关"。 　　让我们来考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砸烂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她敢这么说吗？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毛泽东受到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脱离险境，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合影，电视台当晚播出。接着，谢富治在公安部大礼堂向迎接他的公安部干部讲述处理武汉事件经过。会议结束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非常谨慎、圆滑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厉害，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是没有胆量敢假传"圣旨"的。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很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据韩爱晶记录，毛泽东还说："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几人，其余进学习班"。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干部1人，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公安部，实际掌控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干部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公安干警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一直被称为党的刀把子的公安机关，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一样，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能这样干吗？ 　　为了寻找砸烂公安机关的理由，扩大宣传影响，对公安机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亲自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对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以毛泽东的睿智，他真的相信吗？可是他确实作了批示，而且要全国公安机关军管会，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那样来调查类似问题，这就说明他老人家这时对公安机关确实不再信任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坚决要（支持）砸烂公安机关的。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有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被打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有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被审查、批斗298人，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厅长王芳、现任副厅长吕剑光等6名干部被怀疑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押解北京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17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毛泽东亲自培育、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犯罪案件很少，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受到国内外一致赞扬。但是，随着"左"倾路线逐步抬头，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必然要遭到抵制和反抗，社会治安出现动荡。毛泽东运用公安机关对这些抵制和反抗不断进行镇反（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保证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对毛泽东而言，公安机关是绝对忠实于他的，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文革前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合影留念，以致不少其他部门领导人羡慕当公安机关领导。文革前，无论是罗瑞卿，还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过批评，曾经批评过"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但那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表示过要"砸烂"。文革一到，为什么突然要砸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拿他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分管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更是直接管了十年公、检、法，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打倒了，他们直接领导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就好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逃厄运。就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宣部也就成了"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一个道理。彭真被打倒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被彻底改组。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底，就被打倒，并不是他犯了什么大错误，仅仅是因为和林彪有矛盾，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全力支持，不得不牺牲他，而他当公安部长达10年之久，如果不否定公安机关，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的造反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的旗号都是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但是，公安机关广大干警长期受到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党不能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就是代表党的，所以公安机关组织起来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保守的，被称为保皇派，"奉命造反"，就是名曰造反，实际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等时局变了，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公安干警有组织性、有战斗力，还有武器，社会上不少造反派慑于它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派造反的最大障碍，不清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成了社会上造反派一致攻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中央、没有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夺它的权。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要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但是谈何容易，他们请示谢富治；可谢富治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示周恩来同意，允许先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分局的权，作为试点，但是不久就被勒令造反派退出，由军队接管。1967年到1968年，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公安机关却成了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秘密安排下转移，躲避造反派的批斗。青海省省长王昭，被造反派非法关押，公安厅干部将他秘密接走，送到洛阳治病，连中央想找他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公安部造反派奉中央领导命令，把他找到，交给中央。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以便清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是他也担心会造成乱子，所以"砸烂"后，实行军管，没有让造反派掌管。要砸烂、要军管，就必须制造砸烂的理由，中央1968（142）号文件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像文件上所说的彭真、罗瑞卿、刘仁（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是大叛徒、大特务，勾结美、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能安全活到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与会代表对彻底砸烂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解释，于是部长李震（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司令是陈锡联）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这个批示没有说彻底砸烂公、检、法是错的，仅仅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就在于"砸烂"这个词难以理解。改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公、检、法是有严重问题的，要革命，而且要"彻底"革命。"彻底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仍然是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从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要彻底改造公安机关"。 　　把"彻底砸烂"变成"彻底改造"，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就合乎"科学"了。 　　三是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不信任，并不奇怪。这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从历史的角度，大谈特谈政变经，杯弓蛇影，似乎中国有人正在企图搞政变、搞复辟，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要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而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赖的接班人林彪手里，他大可放心；二是利用秘密警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领导人抓起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大权的人有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系统影响深远，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打倒，其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毛泽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不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除创建者捷尔仁斯基过早病死外，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清楚。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 　　四是解放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就成了一些人的心病，生怕有人从这些档案中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红卫兵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审查，都离不开敌伪档案。所以公安机关受到"格外重视"，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利用敌伪档案，抹黑对手，洗刷自己历史污点。这就必须通过夺权手段来实现。要夺权，就要先造舆论，抹黑公安机关，然后"砸烂"，乱中取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并编成小册子散发。江青看到后哭哭啼啼地对周总理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已军管，她说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实指上海市公安局原来的干警）"。然后由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人，集体授权吴法宪到上海去收缴有关江青的传单、材料。吴法宪在张春桥的具体操办下，收缴了大量传单、小册子，并逮捕了搜集、编印的人，连同原公安局长黄赤波等人，一起乘专机飞回北京。材料封好，全部交给江青自己处理，人被非法关押起来。公安机关被军事接管后，组织大量军人清理敌伪档案，寻找所谓叛徒、特务，为中央专案服务。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就是从这些档案中找来，断章取义形成的。公安机关敌伪档案帮了毛泽东大忙，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进各级领导层呢！这样才能证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五是窃听器风波又起，公安机关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不砸烂不罢休。用窃听器搞窃听，是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国内外间谍、情报机关都利用这一重要手段。我们国家对利用这一手段有着严格规定：只准用于对敌斗争，严禁用于党内，而且有着严格的批准手续。江青污蔑公安机关对她和毛泽东使用窃听手段，是天方夜谭，荒唐可笑。 　　被渲染成窃听风波的录音风波，是从中央办公厅刮出来的，跟公安机关无关。1958年11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感到有必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多次向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他的想法。最终毛泽东也认可这一做法，并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对这个规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看了，都签字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有些讲话不愿意录音。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主席外出录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武汉停留期间发现在他的专列上安装的录音设备，没有拆除，录下了他和服务员的谈话。毛泽东大为愤怒，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严肃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几个秘书也被牵连进去，受到处分。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项规定。到此，录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五、六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敢搞录音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早已解决了的录音问题，被重新提起，把这样一项正常的、曾经被毛泽东批准的秘书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项业务工作，变成了公安和情报机关搞窃听，搞侦查，从而为打倒某些人寻找口实。杨尚昆首当其冲，他被打倒，一条重要"罪行"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尽管给中央领导录音是中央办公厅所为，跟公安机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录音提升到搞窃听，性质完全变了，那就只有公安和情报机关才有资格、才有本事做这件事。文革前，国内反间谍侦查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特务、间谍搞窃听，属于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说公安机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这项手段，那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是毛泽东住过、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比如杭州，毛泽东到那里去过40多次，住的时间很长，仅次于北京，仅1966年毛泽东就8次去杭州。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是重点怀疑对象。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二、三月间，根据中央最高领导旨意，中央有关部门派出若干检查组到这些地方毛泽东经常住的宾馆、别墅，检查有无安装窃听器情况。副部长徐子荣被派往上海、杭州检查。其时他已经被怀疑是窃听中央领导的主事人之一，派他去检查是在考验他。他在上海、杭州检查，没有发现在毛泽东常住的宾馆、别墅（如西湖边上的汪庄、刘庄别墅）根本没有安装过窃听器，参与检查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员。他从上海、杭州回北京后，谢富治不听他汇报，把他排除在公安部领导之外，不给他分配工作，不和他见面，文革一开始，就将他打倒。 　　尽管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几年时间里，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公安机关搞过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但是被怀疑而抓进去的几十名公安机关领导迟迟不放、不审、不判，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折磨，有的人就死在监狱里，如徐子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因窃听罪1968年2月被秘密逮捕关押北京监狱，直到1975年释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亡，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烈士。他在公安局长任内，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鞍前马后，为领袖夫妇的安全操碎了心，到头来被污蔑对毛泽东、江青搞窃听，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悲的是，黄赤波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觉悟，没有丝毫悔意。1978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一文中说：1953年4月，罗瑞卿部长到南京，把他找去，要调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谆谆叮嘱我把扬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机关内部的一批反革命特务分子进行严肃处理，消除了一大隐患"。是啊！当年他不负罗瑞卿的重托，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给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事件"大冤案火上浇油，大批干部受株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扬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扬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株连无辜就成为必然，上海市公安局有600多名干警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主政上海市公安局十年之久，没有主动纠正和向上级反映纠正这一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四人帮"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真是悲哀！同样，他的顶头上司公安部长罗瑞卿，1955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带领人员到北京饭店逮捕潘汉年后，并与副部长徐子荣一起亲自审讯，积极指导专案人员几十次审讯潘汉年、扬帆，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尽管长时间找不到证据，不能定罪，他们没有主动纠正，也没有向中央反映，请求纠正，就这样把那些蒙冤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耗着，把人耗死、耗疯、耗残废、耗得家破人亡为止。罗瑞卿、徐子荣、黄赤波等人奉命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可是，在文化大革运动中他们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抓进监狱里耗着。徐子荣被耗死，罗瑞卿、黄赤波被耗成残废，过早去世。到头来，他们都只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是典型的现代版的"请君入瓮"，令人唏嘘不已。 　　历史一再证明，封建专制独裁体制不清除，"请君入瓮"的故事，还将会重演。"干公安的就好像在刀尖上跳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尹曙生，《炎黄春秋》杂志 | 来源日期：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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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世界媒体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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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头条 Oct 28th 2013, 17:22 蒙特利尔机场截住一可疑包裹 《abc新闻网》在今天的头条报导，周日清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杜鲁多国际机场，安检人员在一名71男子的随身行李中发现一潜在爆炸装置，该男子已被拘留。周日晚，警方封锁了该机场附近的一居民区，对该区近20名居民的公寓进行了搜索。警方表示，包裹中的物品并不是爆炸物品，但当地警方发言人伊恩形容，它是一种没装炸药的炸弹。伊恩在周一早上的电子邮件中说，该嫌疑人持有去洛杉矶的机票。出于安全预防，这趟航班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讯问，行李均被搜查。 新医改网站瘫痪令支付更高保费购新医保 《cbs新闻网》今天的头条报导，周一，新医改网站投入使用进入第五周，技术故障一直没有解决，奥巴马政府说，网站需要等到11月底才能使用。受网站影响，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失去原医保、支付高额保费购买新的医保，加利福尼亚州有16万人、佛罗里至少有30万人失去医保。参议员沙欣希望政府承诺的最后期限是个确切的时间，她听到很多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都希望参加医疗保险，但因为网站问题而不能参加。 因反伊斯兰报告《每日巴哈尔》被伊朗关闭 《华盛顿邮报新闻网》在今天的头条报导，周一，伊朗关闭了报纸《每日巴哈尔》，当局称该报抹黑了伊斯兰原则。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国营媒体说，《每日巴哈尔》现在被禁止发行。当局之所以关闭该报纸是因为它的一篇社论，对先知穆罕默德指定的继任者提出质疑。伊朗官方媒体说，这样的观点违反伊斯兰法律关于禁止侮辱信仰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当局能够关闭报纸。《每日巴哈尔》的编辑在社论发表后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进行了关机操作，希望避开伊朗当局正式的和可能的永久性关闭，但方法并没有奏效。 四青年杀害美国二战老兵被捕 《福克斯新闻网》今天在头条关注密西西比的4名青年由于杀害一名87岁二战老兵被逮捕。报导称，4名青年人为了抢夺这位名叫劳伦斯•桑顿的二战老兵的钱包而将其推倒在地，桑顿在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犯案的青年随后以涉嫌谋杀以及抢劫遭到逮捕。 吉普冲撞天安门广场 中共忙于删帖 一辆吉普车冲撞天安门广场的消息今天登上了《华盛顿邮报》头条，报导称，该吉普车当场被撞毁并化作一团火焰，车内3人无一生还，事件还造成2名路人死亡以及38人受伤。事情发生后，中共官方立刻开始在微博上大量删帖，删掉的帖子包括对事件原因的讨论以及现场起火的照片。"天安门汽车事件"等关键词也被当作敏感词遭到屏蔽。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周凯文 乘莲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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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转载: 中国16%家庭被征地拆迁 冲突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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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6%家庭被征地拆迁 冲突频发 Oct 28th 2013, 17:22 调查数据显示，约有16%的中国大陆家庭遭遇过征地、拆迁。28号，有大陆学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大规模征地拆迁带来的是政府与百姓争利的冲突，导致拆迁抗争事件频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权属不明确，政府的权利太大。 清华大学27号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在有承包地或曾经承包过土地的家庭中，14%的家庭承包地被征用过；全国4%家庭的宅基地被当地政府统一征用或被集中处置过；有6.3%的家庭的房屋被拆迁过。全部样本中，有16%的家庭至少经历过其中一种拆迁情况。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录音】我们看到各地卖地收入非常高，但是卖地收入大多数进到政府财政的口袋里，那这样就导致了农民利益跟政府利益直接的冲突。导致了我们看到拆迁抗争事件非常多。 不久前，广西南宁发生强拆事件，数千名防暴警察、特警围剿村民，连开48枪，6名村民中弹倒地！10月24号，南宁政府回应：拆迁合法，村民持镰刀、斧头等凶器反抗，所以开枪！ 对此，经济学者、大陆企业观察家何军樵分析指出：【录音】政府一方面权利太大，可以说无法无天；同时也是垄断土地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导致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进行勾结；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经济政策实在是没有太多的能力来进行整个经济面的调整，只能靠房地产一枝独秀，那么土地收入就成为暴利，在这种暴利的情况下，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27号微博上爆出，长沙小学教师谭双喜和福建省闽侯县一对教师夫妇分别被调到拆迁办工作，目的是拆父母的房子。有网友质问，调子女强拆父母房子，这是人干的事吗？ 刘开明认为，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的权属不明确。【录音】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那么国家是由政府代表，就导致政府可以以国家对土地的占有来获得土地；另外农村的土地法律规定是集体所有，但是因为并没有落实到农民个体上，所以往往会被一些村干部或者地方政府以农民集体的利益来出卖。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开的"383"改革方案，提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出台土地流转政策。刘开明担心，到时候又是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录音】如果能够解决土地私有，那么土地入市应该说没有问题。流转实际上就是买卖嘛，或者说出租、转让，在权属不清楚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被侵害。所以特别是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个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何军樵指出，无论怎样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共产党都不可能解决保护百姓土地权益的问题。【录音】所有的权利都在政党手上，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里面一定能找到窍门，一定能找到各种方式来操纵，所以说如何保证土地公正、公平、公开，以及土地所有的收益能够公平的用到老百姓身上，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个国家不是建立法制社会的问题，是如何遏制政府的权利的问题，如何遏制这个控制着政府权力的这个党的问题。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正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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