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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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王功權是我們共同的底線
Sep 20th 2013, 00:08, by 墙外仙

2013年9月29日 第27卷 38期

恢恢天網從年初就開始編織起來,一場圍獵公盟、進而圍獵整個公民運動的政治狂歡,最終把王功權也送上了高高的祭壇。此前他為許志永、為新公民運動的受難者呼號,現在輪到我、輪到我們來為他奔走呼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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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與王功權(左)(笑蜀提供)

九月十三日,星期五。這一天,知名維權記者陳寶成被平度警方正式逮捕。歌壇天后王菲跟巨星李亞鵬宣布離婚。然而,對關心公民社會進程的中國人來說,更大的震撼則來自企業家、中國頭號風險投資人王功權的蒙難。因所謂打謠風暴沉寂多日的微博,突然間巨浪滔天。這一天,遂被網友稱作「黑色星期五」。

王功權是在「黑色星期五」中午十一點被警方帶走的。最初出示的是傳喚證,但還沒到法定的十二小時或二十四小時,即當晚八點十七分,王功權家人就收到了警方送來的刑拘通知書。很多幻想王功權可以很快重獲自由的老朋友,這時不能不完全絕望。

其實,作為老朋友,我是很清楚王功權的這個結局的。當我們共同的朋友、新公民運動主要的倡導者許志永七月十七日被捕時,我正好在北京出差,其後一段時間,我倆每天都要碰頭,商討對策,做各種沙盤推演,直到終有一天我被國保從北京強行驅逐。那時我倆當然都對自己做了最壞打算。因為我倆作為許志永的盟友和聲援許志永的發起者,無疑都面臨著一生中最高的凶險。有一次談到可能的傳喚,王功權曾堅決地對我表示:

「我問心無愧,不可能讓他們跟我玩捉捉放放的遊戲,我不可能接受這份屈辱。他們要傳喚我,我會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他們敢磨磨唧唧刁難,我會索性不走了,要他們立即刑拘我。」

他的這種強硬,當局也十分了解。如果不這樣強硬,如果他有一點點妥協,哪怕只是半句軟話,當局也會如獲至寶,馬上就有了下台階,王功權也就不至於有今天——當局何嘗不知他們朝王功權下手的代價。但是,王功權就是不給當局任何周旋餘地,就是不向他認定的邪惡讓步,絕不!

鐵人王功權,不可撼動的王功權。

而這樣的王功權,是一貫的。

王功權的老朋友,都熟知他商人生涯中的兩個故事。

當年萬通期間,萬通計劃兼併東北某公司。兩家公司你有情我有意,都基本談完了,萬通的戰略規劃也做好了,一旦兼併,滾滾利潤根本不是問題——風險投資原本就是王功權的長項。但是被東北公司所在地的體改委卡住,體改委一負責人要萬通打點過路費,否則不批。

王功權斷然拒絕。他的同事們不理解、不接受。爭執激烈,很傷感情。王功權絕不讓步,無論這在商界是怎樣普遍的潛規則。但問題是,公司也不能為此蒙受損失呀,怎麼辦?最終,所有反對派不能不閉嘴,不能不心服口服。因為王功權做了補救,就是剜他自己的肉:公司相應的損失有多少,從他在公司的個人收益中扣多少!

他堅拒移民的好處

另一個故事,與此異曲同工。王功權是知名的鼎輝創投的創始人。鼎輝管理的全部是外國基金,而且除王功權外,所有高管全部移民。就因為王功權拒絕移民,公司不能享受外企待遇,稅收上蒙受重大損失。沒有任何一個同事對王功權有一句怨言,但他始終心裏愧疚有加。後來,他寧願主動出讓自己在公司所持相應股份,自己承擔全部損失,也不肯在移民問題上妥協,堅決做一輩子的中國公民。因為,他愛這個國家,以至於在九月八日他女兒的婚禮上,他給女兒女婿的寄語就是:守護良知,熱愛祖國。

熱愛祖國,他愛得深沉,愛得濃烈,愛得苦。正因為太愛,所以,他才痛恨蹂躪祖國的一切邪惡,才絕不向邪惡低頭,而無論自己付出多大的代價。

因為愛,跟鐵骨錚錚形成鮮明映照的,是王功權柔軟的心地,是他與生俱來的善良與悲憫。

這是江湖上都知道的一段傳奇: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晚上十點,北京豐台區某個黑監獄的樓下,一群訪民正衝擊黑監獄的大鐵門,高喊:「開門,快放人。」沒有訪民知道,億萬富翁王功權居然也在他們中間,跟他們一起吶喊。

更成為江湖傳奇的,是公盟二零一零年度年會上,王功權的知名演講《我們絕不放棄》。組織者許志永因被警方控制不能到會,會場也因警方壓力而屢屢變更,便衣如影隨形。緊要關頭,王功權挺身而出,慷慨陳詞。他這樣坦承自己的心態:他的確屬於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不能因為受益而放棄自己的良知——

難道能够因為我們是受益者,我們就應該保持沉默嗎?難道能够因為我們是受益者,所以我們就對這個社會存在的很多問題漠然不管嗎?甚至有些事情超出了我們承受的底線,我們也視而不見嗎?甚至在脅迫和要挾下,我們去妥協,去交換和合謀嗎?這是很難的一個選擇,我們不能。

對他的英勇和執著,我個人更有切身體驗。更早前即二零零九年,北京警方製造了轟動一時的公盟案,以偷漏稅為名拘捕了許志永和若干公盟成員,計劃是把整個公盟一網打盡。那時我還在《南方週末》評論部供職,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買了一張機票飛北京跟王功權碰頭。我倆先商定了全套救援方案。說完已是夜深人靜,然後,為了保密,他不便讓別人開車,就讓他太太親自上場,開車帶我倆東奔西跑,一個朋友一個朋友地找,落實分工。考慮到《南週》畢竟在體制內,我不好給《南週》帶去麻煩,只能止步於幕後策劃。一線的救援行動,後來都是他和學者蕭瀚聯手,在情治部門地毯式監控下冒險推進,最終促成許志永重獲自由。

他的英勇,他的執著,顯然都源於對他的大愛。他愛祖國,他更愛同胞。他會在夜起如廁時,順便看微博,得知一個被拐兒童的母親在厦門尋子,立刻找到那個母親的電話,告訴她尋子路上會有那些陷阱,希望自己為她做點什麼;他會因為從警方「掃黃打非」所謂成果展示的圖片中,獲知那些衣衫不整的賣淫女,賣淫一次不過五到十元不等,而為她們生存的艱辛忍不住放聲大哭。他會在嚴寒的深夜,因為兩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隻身棲身橋洞而落淚,在經過激烈的內心掙扎後,最終還是決定開車把他們帶回自己的家中,儘管他深知,這樣的流浪者真的是救不完的。就如他在《我們不能放棄》的演講中所說﹕「個案不公在中國很多很多,我們能够做的很少很少。」但是沒有辦法,遇到了,趕上了,就還得去做,一個也不能放棄。

深感個人力量的微薄,能够做的很少很少,所以他才那麼傾心於公民合作。他也才會對許志永那麼支持,對公盟那麼投入。都知道他的私奔,都知道他是一個多情男兒。但他最多情的,其實是公盟,是公民社會。他堅信,只有以公民社會的集體力量,才能保障每個公民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他見不得任何同胞受難,同胞的苦就是他的苦,同胞的難就是他的難。為了全身心救苦救難,他放棄了幾乎是最好的「錢途」,正值年富力強之時從商界全盤退出。錢財於他如浮雲。

鐵人王功權,更是柔情王功權。誰說索多瑪之城無義人?王功權就是地地道道的義人。

我跟王功權相識於二零零八年。我們相見恨晚。無非兩個原因,一則因為我們都深愛自己的祖國,一則我們都有對於公民社會及和平轉型的夢想。他尤其對我主張組織化維權的長文用心頗深,提了很多很珍貴的意見。因為我寫了這篇文章,也因為他對這篇文章的公開推崇,去年九月十一日,有關當局指令所有門戶網站,將我倆的微博賬號同時銷號,以後的所有小號也全部銷號,露頭即滅。但是,從不放棄的王功權,不可能因此收手。教育平權,人權聯署,他幾乎無役不與。

但是,極其英勇、徹底而堅韌的王功權,卻也是極其溫和和理性的。就像漠視錢財一樣,他也漠視個人的政治功利,不屑於任何勾心鬥角、爭名奪利的小政治。他是基於純粹公益的角度來投身公民的大政治。他的最高個人理想不過是做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做當權者,做和平轉型的推動者,而不是做取代者。所以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鬥士,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會突然成為英雄。他一直低調而謙卑地履行著他認定的自己對於祖國、對於同胞的責任,幻想著哪一天風清月明,他便可以從此退隱,跟三五知己田園放歌。

可他還是太天真了。他痛恨邪惡,對具體的人卻始終深懷善意,從來不以任何具體的人為敵人。對任何具體的人,都願意抱持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他哪兒知道,人家卻會把他當作莫大的敵人,僅僅因為他堅持的公民社會與和平轉型。恢恢天網從年初就開始編織起來,一場圍獵公盟、進而圍獵整個公民運動的政治狂歡,最終把他也送上了高高的祭壇。九月十三日上午十點左右,北京市局二十多個警察湧進他在北京海淀劇院附近的住所。一切至此戛然而止。此前他跟我、跟千千萬萬同胞為許志永、為所有新公民運動的受難者並肩呼號,現在,輪到我、輪到我們,來為他奔走呼號了。

悲哀,真的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悲哀。信守公民理念、堅持和平轉型,居然會成為莫大的罪行。也就無怪乎當局不找任何別的藉口,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從王功權身上找到任何問題可做藉口——他們對王功權的拉網排查已經多少年多少遍了,他們知道沒有任何把柄可抓,於是不惜直接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這個臭名昭著的口袋罪入手。其實信仰和平主義的王功權何嘗擾亂過任何公共場所秩序,他犯下的真實罪行,最準確的名稱應該叫做「公民罪」,即爭取做一個合格的公民即為罪,爭取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即為罪。

這即是說,刑拘王功權是當下中國時局的一個重大信號。去年十一月我在西北政法大學曾經有個演講,標題就叫做《公民社會是底線,底線就是生命線》,而現在的態勢很明顯,不僅在輿論上掀起反憲政逆流,而且乾脆動用專政手段,即不受法律約束的暴力,來直接打壓公民社會。

似乎公民社會已屬於所謂「敵對勢力」。爭取公民權利即為羞辱公權力,推動和平轉型即為威脅權貴集團,都必須無情打擊,必須對之「亮劍」,絕不給任何空間。而如果憲政呼聲和公民社會追求確實都被扼殺,難道不意味著公開的法西斯化麼?中華民族還有任何機會走向現代文明麼?難道不是要中華民族永遠停留於野蠻階段麼?難道不是對每個中國人的羞辱麼?

遠超個人命運範疇

就這個意義來說,王功權的命運,已經遠遠超出他的個人命運範疇,而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命運,關心王功權,就是關心我們自己。這是我們共同的底線,我們退無可退!■

作者笑蜀,真實姓名陳敏,前《南方週末》首席評論員。現為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編委,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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