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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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盛顿穿越到大清国——当西方政治名词遇见中文
Nov 13th 2013, 08:18, by 墙外仙

张明扬 10月22日

"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陈胜吴广略输武勇,曹操刘邦稍逊风骚……熟读上下五千年的各位,可知这位唤作"兀兴腾"的"异人"是谁?与这怪名字最类似的应当是《三国演义》中藤甲兵的首领"兀突骨"和大金国四太子"金兀术",但这两位勇则勇矣,但又和"天下为公"有啥关系?

"兀兴腾"就是华盛顿,以上那段话出自晚清名臣徐继畲的《瀛环考略》,不知道当时的道光皇帝看了有何感想,自己的重臣竟然将"夷人"华盛顿捧为了直追尧舜禹的古今第一圣君。

撇开"兀兴腾"这个怪译名不提,更大的问题在于,大清国是如何翻译"总统"的?对于晚清的知识界而言,当诸如"总统""民主""外交""民权""议会""革命"等西方政治名词纷纷登陆之际,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就如何翻译成中文,晚清知识界无非有两大门派,其一是如"兀兴腾"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音译,莫名其妙那是跑不掉的,但也不会犯啥大笑话;其二是"反求诸己",像"儒宪派"一样本着"古已有之"的精神,从中国古典政治资源中寻找对应"意译"答案,运气好找对的时候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实在找不到进而似是而非的蒙一个却往往要闹出笑话,好在无伤大雅罢了。

以"总统"(President)为例,音译就有很多个版本。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译成"勃列西领",怎么听都觉得和英文原音相距甚远,不过考虑到魏源将美国国会(Congress)译成"衮额里士衙门",参议员(Senator)译成"西那多",众议员(Representative)译成"特底甫",你就会觉得心平了不少,"勃列西领"听起来还不错。

"President"音译最有名的版本应当是"伯理玺天德"。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已有"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云云,之后郭嵩焘和薛福成出使欧洲时均沿用此译称呼"西方民主国家"总统,比如1890年薛福成在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中,便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好"。"伯理玺天德"这个译名最妙的在于,也有几分"意译"的味道,即"掌理玉玺、享有天德的人",因此后来成为最流行的音译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总统"的翻译,最热闹的还是以上说的第二种——"古已有之",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位位皓首穷经的老夫子遍翻典籍,生拉硬套这个词的感人场景。根据熊月之先生的整理,这一类的翻译大约有几十种,比如"尚书""监督""正堂""掌院""首事""首领""邦长""国主""天卿""地卿"等等,各种稀奇的"古词"都有,反正一开始,是肯定没有人译成"总统"的(最后确认要到十九世纪末了)。在这其中,最贴近现代精神的恐怕要算1819年就发明的"总理",但很显然,按照现在政治话语,这算是将"总统"降了半级。

"兀兴腾"的崇拜者徐继畲则算是最接近答案的人,他在《瀛环考略》中说:"(兀兴腾)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总统领"虽然怎么听起来都和《水浒》中的"步军统领""水军统领"脱不了干系,貌似就是同为"众人推选出来的"宋江,但好歹和"总统"一词一字之差,蒙也算徐继畲蒙对了,但不得不说,他将美国的"州"译为多指称游牧名族的"部"颇有点歧视性的味道。

还有几种翻译可能就是公然歧视了。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将President译为"大酋","在美利坚,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更夸张的是,在1817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发明了"头人"的译名,"该夷並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回过头来看,"头人""大酋"这些称呼简直是反美意识形态的最高峰,可不,如果天朝将美国视作"夷""番",他们的首领可不就是"头人""大酋"嘛,没叫你"土司"就算很尊重了。

作为另一个极端,还有一种翻译则是走"捧杀"路线的,直接将President翻译成"皇帝"。据熊月之先生的说法,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上海,为表尊崇之意,华人主持笔政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的题目便是《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且所用词汇尽是"践祚""禅位"等中国皇家专属名词。不过,美国人对"皇帝"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最为崇高的称呼显然非常反感,《万国公报》的美国主编直接发表"编者按",阐明皇帝之称在美国人心中不是什么美称,有背民主之义,"民将有不快于心者"。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总统"还可以翻译成"民主"。在1874年一则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中,《万国公报》使用了"美国民主易人"的说法;1890年11月,《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便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这两处的"民主",都说的是"总统"。在这里,"民主"的意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为主",而是古典意义上的"民之主"——民众的领袖,在《左传》《尚书》等典籍中,都有"民主"一词,但意思都是"民之主"。

在"Democracy"刚刚进入中国时,无论是欧美传教士还是中国士大夫对此都颇为不屑,一度被翻译成饱含贬义的"多人乱管""百姓弄权"等版本,用现在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翻译时过多的关注了"多数暴政",反而忽视了"民主是个好东西"。

与此类似的是,当"Liberty"(自由)甫进入中国时,也一度被翻译为"任意擅专",受歧视程度直追后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文的古典意义中,"自由"一词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比如形容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由",《孔雀东南飞》有"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句,基本上是指向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基本没有关系。当晚清时逐渐将"Liberty"与"自由"挂上钩时,"自由"也从一个中性名词演变为一个褒义日深的政治名词,如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大力鼓吹"自由",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起来,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自由与不自由。

境遇更尴尬的要算是"Party"(政党)。"Party"刚进入中国时,倒是没经过什么翻译上的折腾,很快就攀附上了"党"。但问题是,"党",特别是"朋党"在中国历史上远非什么好词,往往被视为亡国的一大征兆,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有牛李朋党之争,宋有新党旧党之争,明有东林和阉党的党争,儒家更有"君子群而不党"之说。正如郭双林先生《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一书所说,尽管西方近代政党与中国古代朋党之争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晚清士人仍然谈"党"色变,不仅不敢结党,且在著述中对西方政党政治进行了大量偏见性的攻击:

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批美国两党政治为"二党如此争衡,后患恐不免焉";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警告西式政党政治"譬之汉唐宋明之党祸,不啻十百千倍";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则对法国的多党政治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造成法国政治风潮频繁的主因。

再说"外交"(Diplomacy)一词,基本上是经历了一个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交"的演变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代,"夷务"一词的流行也正反映了当时大清朝野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精神状态,即使战败了仍然不改初衷;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夷"字在正式外交场合中的"弃用","夷务"也逐渐被"洋务"所取代。据说清政府一开始在1860年成立的是"抚夷局",次年才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1901年,清政府明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在此前后"外交"逐渐取代了在甲午战争中名声扫地的"洋务"。与"民主""自由"这些古已有之"借尸还魂"的名词不同的是,"外交"一词基本属于新词,最早使用权要追溯到1879年薛福成的《筹洋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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