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

要闻转载: 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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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上)
Oct 22nd 2013, 18:36, by 明鏡雜誌


  叶永烈写过一部《"四人帮"兴亡》(全集,以下简称《兴亡》)。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也就是说,叶不仅要用《兴亡》填补文革历史的空白,还要在文学上做开山鼻祖。问题是,历史是历史. 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作者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设计悬念,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而撰写历史则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不能主观臆造。叶永烈不但要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捏在一起,还要填补文史两个空白。可谓雄心万丈,大言煌煌。

  2009年7月23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叶永烈的专访。叶永烈自称写《兴亡》时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查阅了大量档案。在该文最后,叶永烈强调:"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它的根基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科学。所以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建立在可实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所以我反对那种虚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一位科学家在临终时吟了一首诗,而科学家的儿子说,在这位科学家临终前,他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却从未听到有吟诗的事情。结果作者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虚构的。叶就此发表感想:"我胆子是很小的,从来不敢这样虚构。我认为你的作品如果掺了1%这种假货,人家读者就会怀疑你那99%……"。"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我认为是不允许这样来虚构的","我认为写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所以这本书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平安。因为内容准确,事实清楚"。

  读过这篇专访之后,我花了几十元钱买来《兴亡》。拜读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虚构的作家,写出的东西却充满了远离事实的虚构。我仅粗略看了一部分与我直接相关的人和事,就发现作者不但搞混了很多史实,而且不惜对历史进行大量编造。更令人齿冷的是,作者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却仍旧以文革的思维来衡人论事。他的逻辑是,因为中央宣布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政治上的死刑,所以,这些人从小就应该是坏种。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不顾事实,先入为主,凭一己之好恶来选择史料,以绝对化、片面化、标签化来分析人物的心理,解释人物的动机。

  我是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兴亡》中涉及的一些事我都直接经历过,我想用真名实姓来写写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与叶永烈的《兴亡》做一对比,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写王洪文

  叶永烈说:"他(王洪文)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厂里弄个官儿没问题,那是不在话下。""如果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看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清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好梦竟未成,完全出于意料,厂里分配到该厂的第二分厂当保全工,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兴亡》第413页。下面只标页数,不写书名——本文作者)"(王洪文)闲茶闷酒,无聊烟……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413页)"在改选支部时被推选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又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他成了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414页)

  上述描写存在着几个问题:

  1.在叶看来,王洪文造反完全是因为没当上"官"而对党委挟私报复。这一说法抹杀了王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基本事实。叶的上述文字成为王洪文在文革初期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一主观臆测与他所说的"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的自我标榜,相距何止千里万里!

  2.既然王洪文是军官,怎么会拿"复员军人"证书?应是转业军人才是。

  3.国棉十七厂没有"分厂",因此也就不存在"二分厂"。首先,纺织厂有极严格的制度规定,决不允许吸烟,尤其是保全工;直接在纺部车间,除非整天躲在厕所内吸烟。

  4.既然王洪文是"阿混",怎么能当选支部委员呢?而且是高票当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叶对王洪文的妖魔化还不止于此。

  在朝鲜战争中,王洪文当过三年兵。为了证明王洪文年轻时就是个坏人,叶永烈"找"了王的一个战友。让他披露王的种种劣迹:"一次领导叫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死赖着不去。又一次机关屋檐下一些带细菌物,广大干部战士忙着打扫,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又有一次,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敌人炮击,他不顾机关和首长安全,炮声一响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415页)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何叶永烈不将那个战士名字写出来?至少他所在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可以公开吧。在战场上竟敢违抗命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轻则会受军法处置,重则就地枪决。《兴亡》中的这个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给"电台"送命令也有杜撰的嫌疑。电台本来就是为首长保障军事通讯联系,下达指挥命令的,就在司令员旁边,怎么要给电台送命令?另外,在敌人轰炸时,利用地形紧急隐蔽,防止无谓的牺牲,这是常识。非要干部战士都要将首长围起来保护?有这样的命令吗?

  有趣的是,叶永烈后面又说:"王洪文在朝鲜三年作战后,爬冰卧雪,冲锋临阵毕竟坚持下来了。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共产党。"(415页)

  作者不是又前后矛盾了吗,在朝鲜表现那样差,甚至到公然违抗军令,贪生怕死,怎么回国后在部队里又是提干,又是入党。叶以为像现在拍个马屁,花点钱就可以买个党员红帽子,弄个官当当?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申请入党不仅有严格的政审,还要较长时期的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半年的预备期,经过党内外的评议,方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写崇明围垦时,叶写道:"在围垦人员名单中有王洪文,王洪文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党委存心和他过不去,如今连保全工都做不成了,要去崇明种田了。那个恨, 那个气, 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416页)于是,他"干活磨洋工,打鸟,抓鱼,捉蟹"是英雄。"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病'了,好久才回崇明"……(416页)

  "从崇明回来后,这一回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十七棉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员,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还当上基干民兵连长。"(416页)

  叶永烈接着写道:"哪怕弄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室的二楼,看着从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416页)

  这里有四个问题:

  1.崇明围垦,在上海的都知道,这是当时支农的重大措施,现在崇明的许多农场,都是当时各工厂企业统一组织工人、干部,去帮助围垦滩涂造出来的,我也去过崇明参加开垦。当时的政策是,各厂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分批轮流去崇明。关系仍在原单位,从来没有说关系变"农民"了,王洪文怎么会"火冒三丈",说"连保全工都做不成,要去崇明种田了"了?

  2.说王洪文在崇明表现那么差,捉鱼、摸蟹、打牌、下棋……为什么不说明是在劳动时间还是业余时间?"一回上海就生病,好久才回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生什么病?怎么装病?事实是那次王洪文患了阑尾炎,动了手术。

  3.如此表现恶劣的王洪文,为什么一回到上海却被连续提干,调到保卫科?叶永烈讲述的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时期的历史,实在是错漏百出。

  4.王洪文调任保卫科干事之后,叶永烈告诉人们,他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想当个副科长。叶可以描写王洪文的心理活动,但是,要有事实做根据。叶把王洪文说成一个整天想着往上爬的官迷,其根据何在?

  叶永烈还借用当时的一张大字报的揭发,"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偷厂里的东西",以说明王洪文品行之恶劣。"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417页)

  1.可以肯定,这个向工作队"反映"的人不是十七棉的。因为十七棉只做白坯布(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没有花布,偷厂里的花布又从何谈起?

  2.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叶永烈应该知道,当时的大字报是不能凭信的。如果仅凭"大字报"或"反映"就可以定论,那么当时有无数的大字报,揭发无数人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为什么这些人后来统统平反呢?

  叶永烈妙笔生辉,绘声绘色,是别有用心的。他无非想证明王洪文一生下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在朝鲜战场, 他想溜;干保全工, 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 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这是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你做过工,种过地,打过仗,比我强)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418页)

  二、写王秀珍[1]

  叶永烈说:"王秀珍文革初期,认识了王洪文:成为忠诚的造反盟友","其实是物以类聚"(430页)。

  王秀珍是辽阳纺织厂工人,1952年入团,十八岁就参加共产党,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还选上辽宁省人民代表。为培养她,组织上保送其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提高。在校一直担任团总支书记,毕业实习后分配到国棉三十厂任工长。叶永烈说王秀珍与王洪文"物以类聚",请问,他们属于哪一类?

  为了丑化王秀珍,叶永烈写道:"她以为到了三十棉起码会当上个车间主任。谁知道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想不通。"(431页)与丑化王洪文的手法相同,叶的出发点就是王秀珍也是个官迷。按照这种逻辑,即使王秀珍当上了车间主任,她仍然会不知足,因为她还想当厂长。叶永烈心目中的王秀珍,就是一个对党"不满分子"。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秀珍火了,气了,急了,她离开了工厂,借到局里去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431页)

  叶永烈的杜撰很蹩脚。王秀珍一"火了,气了,急了",就可以到局里去弄个"一官半职"了?人事调动本是组织上的事,这是常识,哪有自己想去哪儿去就去哪儿的道理。

  叶永烈还借王洪文之口,说王秀珍的国棉三十厂、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以及我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是"'三点一线',互相支援, 共同造反。"王洪文所说的'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433页)

  这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1.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去十七棉串联,了解王洪文他们去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这是我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我和王秀珍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去过三十棉。王洪文和我都是在安亭事件后才见到王秀珍。我们怎么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文革初就"三点一线",就结成忠实造反朋友了呢?

  2.叶永烈也是上海人,应该知道,十七棉在杨树浦路底,三十棉在临青路,我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风牛马不相及。八路电车(早已拆悼了)是从杨树浦路底沿杨树浦路直驶外滩的,和长阳路相隔三条横马路,根本走不到长阳路(要换三部车),怎么个"一线"法?

  三、写戴立清[2]

  《兴亡》还有一大段写到了戴立清,说戴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戴司令"。上海1966年底出现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对上海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叶说"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叶还说,"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接见。"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了!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497页)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497页)

  这一大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谁会想到竟是自称要忠于史实的叶永烈的编造?事实告诉我们:

  1.戴立清当时一直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部工作,从未离开过。

  2.戴立清从未参加过什么"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确有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一组织,其"司令"名叫费敏章。费从未听到有如此接见。

  3.戴立清从未带什么"红色工人"去过北京,与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从未见过面。按戴立清本人说:"叶永烈抬举我了,让我享受到如此殊荣"。

  带有官方背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也有上述描述,而且几乎一字不差,不知是叶永烈抄《史话》,还是《史话》抄叶永烈?两者这样写,除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做铺垫。

  四、写叶昌明[3]

  叶永烈说"叶昌明任上海市革会科技组负责人"(650页)。事实上,叶昌明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五、写我本人黄金海[4]

  叶永烈说:"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哪里有武斗,哪里有他","上丝六厂工人秦明芳攻击王洪文,黄金海和戴立清即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王洪文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677页)

  叶永烈这是凭空捏造!

  1.说我是"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有什么事实根据?

  我一九五三年一月进申新五厂(合营后改为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时年仅十八岁[5],后从未离开过这个厂。我爱人是童工,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七年领导要我去西安支内,我当即一口答应,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因苏联撕毁合同,项目援建没去成。五八年按应知、应会考试,我评为七级车工。自己感到许多师傅辈才是六级、七级,便主动提出扣掉半级;到五九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为分担国家困难,我又主动放弃半级。

  一九六五年,我带的甲班车床组被评为年度上海市五好小组,本人也被评为市五好职工。六六年三月文化广场参加表彰大会,曹荻秋颁发奖状、奖章。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因为一张批评党总支学习风气不正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厂部光荣栏里还贴着表彰我技术革新的大幅照片。

  我自从进厂后,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在厂里或在邻里之间从未和人争吵过,党内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我参加,入党申请书已被支部已通过。要不是六月份开展文化大革命,党委也就批准我入党了。请问叶永烈,这些都属于流氓行为?

  2.《兴亡》一书中说:"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如果武斗中有我,那我是去制止武斗还是去挑动武斗?当然,叶绝对是说我是去挑动武斗。那好,叶永烈能否举出一个武斗的例子来证明是我挑动或指挥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制止的?连"起诉书""判决书"都写不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相反,我倒可以举出许多自己制止武斗的例子。

  3.关于秦明芳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叶书中说我带领人马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逼疯。事实是,我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秦明芳这个人。当时在康平路一次会议上。王少庸讲到静安分局抓了一个公开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我和戴立清好奇,会后去静安分局问问。当时是找到分局军管会主任赵主任,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赵主任说没有神经病。

  此时秦明芳已被分局收押了,是群众扭送去的。但赵主任认为我俩是"工总司"的,就要求我们代表群众组织表态。当时根据《公安六条》规定,我们签了名,同秦明芳本人没见过面。后来经查秦明芳确实患有精神病,有病历证明。关了大约两个多月,未作任何处理就释放了。这怎么能说是我们"调人马去抓捕",还连夜审讯,直至逼疯呢?

  4.叶永烈说秦明芳"攻击王洪文",所以我们"即去抓捕"。而事实是,秦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且毫无怨悔,大庭广众下,录音也不回避。秦的攻击内容全有录音在,现存上海市中级法院。叶永烈为什么不去听一听录音,把事实搞搞准确再写?如果仅攻击王洪文就抓人,文革中反王洪文的多了,那要抓多少人?可能吗?

  至于叶永烈写其他许多人,也是极尽丑化之能事,把参加文革的人都说成是"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连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先进人物都被丑化到如此地步,更不必说其他参加文革的干部群众。我认为,对于参与过文革初期造反的人,应当是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不要用编造来丑化人格。这就好像当年林彪事件后,一下子就将林彪这样一个声名赫赫的战将写成"逃兵",仗也打不来一样。

  六、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叶永烈在《兴亡》中万编不离其宗,将王洪文写成野心家,千方百计篡夺"司令"位置。叶写道:"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应邀来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434页)

  1.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吕英豪等几个红卫兵到我三十一棉来串联,是我接待的。吕英豪提出,明天(十一月六日)下午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站开个会,主要是串联一些工厂企业,交流一下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我们去参加。我答应了。事后我想到十七棉,十月份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时,听说十七厂去过北京,我就到十七棉了解他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当时打电话是王洪文接的,叫王洪文一起去听听,王同意。此前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会,更不可能知道(包括我本人也没预料到)十一月六日这天能成立"工总司"。怎么可能会出现叶永烈所说的,十一月五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提到王洪文的场景呢?

  2.叶说,十一月六日这天会上,"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性,在保卫科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434页)实际情况是,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签到本",王洪文等几个十七棉的人很晚才来,更没有王洪文刷刷抄下"联络图"这一举动。

  3.叶说王洪文在会上说:"我提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联络站。"(435页)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这天下午的会上,各参加工厂单位的人揭发了各自单位党委压制群众的情况,红卫兵提出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否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这一点大家有同感。这时822工厂的岑麒麟和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名称是"上海工人赤卫队"。这时王洪文就坐在我旁边,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原来讲好今天仅仅是交流情况,怎么连印章都搞好了?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吗?我也有同感,与会的许多单位代表也觉得奇怪。于是岑和戴被当成"政治扒手"轰了一下。首都红卫兵打圆场,说前几天他们来过三司联络站,已议论过工人要组织起来的事,他们也是好意。(未完待续)

注释:

  [1] 王秀珍:文革期间任上海市委书记。

  [2] 戴立清:文革中任革委会科技组核心,后调任小三线任副总指挥。

  [3] 叶昌明:文革期间任市革会常委总工会副主任等职。

  [4] 黄金海: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会常委,主管上海财贸工作。

  [5] 后由申五、申六、荣来三家纺织厂合并,公私合营后改国棉三十一厂。

  网刊《记忆》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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