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

要闻转载: 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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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一书得失(下)
Oct 22nd 2013, 18:36, by 明鏡雜誌


  这种情况下,"赤卫队"不好用了,这时红卫兵提出就叫"造反队",但大家不太同意。我提出,这个名称应该能让人接受,能团结人,叫造反队不合适。现在共产党领导,难道你要造共产党的反?老工人一听就会感觉刺耳,这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呢?王洪文等人都支持我的看法。但红卫兵坚持这个名称,并大声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时似乎一些人也接受了。我提出,既然叫造反队,就应该含义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两字。这点大家比较同意。最后有人提出,北京一下子搞出几个红卫兵司令部,上海工人不要也分裂成几个司令部,内部搞不清楚,建议再加上一个"总"字。就这样大家一致同意定名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会上从来没听到过有"工人造反联络站"的提法。即使"造反队",提出后大家争论比较大,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之前,各工厂企业也都没有叫造反字眼的,就是"红旗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基本出发点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民主运动。仅提"造反",就会有造共产党反的嫌疑,故大家一时都不能接受。王洪文在厂里也是组织"永红"战斗队,怎么可能提出叫"造反联络站"呢?完全是叶永烈胡编出来的。

  4.叶永烈说:"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提出既然成立司令部,就得选司令,惊人之语,开始操纵会议……。"(435页)

  叶永烈既没参加会议,又没访问过主要当事人。我问过许多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叶永烈,只有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被叶永烈找过。但廖没理他。于是叶就主观胡编。

  事实是,那天会上没有提过选司令这个问题。连什么委员、常委都没议论过。仅仅议论了开大会时主席台上总要坐人,即"主席团"成员。会议一致同意当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各派一个人组成主席团成员。议论主席团主席时,由大家自报出身、简历和为什么造反。当时与会的只有两个共产党员,王洪文和秦麒麟,但秦自报在四清运动中延缓登记。当时首都红卫兵竭力主张由潘国平任主席团主席,认为他能说会道,造反精神足。我感到潘海派气息重,于是提出请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又是保卫干部。我提出后几乎没什么争议,这也反映了与会者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一致相信的。

  至于大会执行主席,大家一致同意由潘国平担任。

  本来,大会主席团在大会结束后就不存在了,但因为此后各方面找"工总司"联系时总找王洪文、潘国平,自然就形成了"工总司"一、二把手负责人了,主席团成员自然也就成了"工总司"总部的成员了。

  对于以后组建常委委员班子,是后来形势正常后确定的。会议始终以首都红卫兵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等主持,根本不存在王洪文提要选司令,"开始操纵会议"等情况。叶为何编出这段情节?无非想证明王从厂里就"对党不满",要成立"造反联络站",要当"总司今",无疑是"大野心家"。

  叶说:"工总司最初筹备会议的委员中,三十多人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事实是,耿金章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直到苏州回来后才冒出来。

  七、写"抢红布"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在协大祥,王洪文十几个哥儿们,闯了进去,王洪文说了一声'找红布'!……。店员说钞票布票呢?'你找曹老头要',王洪文哈哈大笑……,店员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说完将红绸抢下。无奈王洪文只好给市委拨打电话,深更半夜曹荻秋怎么会在办公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哥们儿便从店员手中抢去红绸"。(436页)编得真是活龙活现啊!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还有"将协大祥支部书记找来……"的文字。

  事实是怎样的呢?我是这件事的当事人,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决定十一月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需要一点红布做袖章。在十六日会上,我们还循规蹈矩,担心钱和布票哪里来。不想却被红卫兵嘲笑,说我们婆婆妈妈的。当时分工时,上海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方劲戎说:"文化广场会场我们包了";"炮打司令部"红卫兵红鸥提出,"工总司"的办公地方他们包了,就放在巨鹿路691号;就是缺一些做袖章的红布。我们一部分人去协大祥布店设法借。

  那天是十一月七日凌晨,去了包括王洪文,保温瓶2厂的范佐栋,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等七八个人。因为是凌晨,所以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开始值班的店员有些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我们向他解释,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缺点红布做袖章,想借一些,同时范佐栋拿出工作证给他看。看看我们一些人还都着工作服,并不像歹徒抢劫的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但说店里没有红布,见我们不信,带我们去店堂看。果然只有半板红绸,大约十几公尺,我们就拿了这些。当时由范佐栋写了借条,承诺"工总司"成立后和他们结账。

  那天真正出面的根本不是王洪文,主要是范佐栋出面,怎么会扯出王洪文给曹荻秋打电话,还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谁也不知道市委电话,更不可能知道曹办公室电话。十几个"强盗"还怕一个老头子?还无奈给曹荻秋"打电话"?编得也太蹩脚了。总部取得经费后,派丁德法去协大祥结了账。

  因为红绸不够,我们又去了金陵东路一个棉布批发仓库。那天正巧仓库一值班的开门出来小便,我们就上去了。开始那人也紧张,解释后,他不仅不紧张了,还领我们进去。里面有两三人值班,知情后一致表示支持,并帮助我们从上面搬下大约四捆红布,每捆直径约有一公尺,这下解决大问题了。离开时我们表示感谢,双方热情告别,这就是事实!

  可是叶永烈却写成:"这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后,吩咐两个哥们儿们看守大门,两个哥儿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436页)

  1.那时大家互相认识仅几个小时,谁是谁的"哥们儿"?而且出面交涉的主要还是范佐栋(还有几个红卫兵),王洪文当时只不过跟跟而已。

  2.根本不存在 "看守大门"、"看守电话",也没有必要那样做,一切都非常顺利。

  3.那是一个批发仓库,根本就没有"商场",何来"王洪文带人进入商场抢了一大批红布"?叶永烈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把故事写到书里。

  "一月夺权"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王洪文,谈到当时困难,做袖章的红布都没有,只好硬借。毛主席说:"有什么办法啊,人家不承认你嘛",就是指这件亊。

  八、写"安亭事件"

  这件事要从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说起。

  叶永烈说,大会前十一月八日,"那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到康平路要求曹接见,但曹未见,由刘冠英代表市委接见。"我们提出三条要求,……限于今日下午二点答复"。"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曹老头,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438页)

  1.事实是,十一月八日大家忙于第二天的大会组织工作,我们,包括王洪文,只知道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根本就不知道康平路才是市委负责人办公地。那天是有上海及首都几个红卫兵去康平路,根本没有"几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即工人)。目的是想请市委参加成立大会,讲几句话给予支持,反映了当时虽然对市委压制群众不满,内心还是承认市委是党的领导的心态。否则根本无需市委参加。

  曹荻秋决定不参加十一月九日大会的消息,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的。上午还有消息说曹来参加大会,大家非常高兴。故大会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参加,而且说"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样的话。当时我们尽管在文革开始阶段受压制,但大家对中共上海市委还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参加、支持。否则要请曹来干什么?

  叶永烈这一点睛之笔是别有用心的。大会后第二天发生的"安亭事件",便可由他编造成:王洪文早就要用"安亭事件"给市委"颜色看看"了。

  2.等到下午,曹荻秋不肯来。叶说:"当'工总司'核心成员讨论下一步棋子该怎么走时,王洪文提出了'上北京去告曹老头'。"(441页)

  叶永烈这样一编,承上启下:后来的"安亭事件",无疑王洪文早就有"预谋"了。事实是,大会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曹荻秋没来,红卫兵不知从哪儿找来张文豹(原市委组织副部长)。这时大家还是对市委抱有信任的,既然曹不来,有个代表市委的讲几句肯定的话,大家也就放心了。但张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什么态,这时台下群众轰起来,要他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到市委既不参加又没有一个态度,怎么办?心里感到不踏实。尤其是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一个厂就来几个人,担心回去要遭到更大的迫害。此时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提出不能散,到市委去要曹荻秋接见,主席团的人也都同意。这时根本就没有要去北京告状的想法,还是要争取市委接见。

  根本不存在什么"核心组研究",根本就没有核心组,更不存在"王洪文亮出了他主张,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队伍不从文化广场直接开向火车站,而要冒雨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楼去?傍晚时又到中苏友好大厦的咖啡厅等市委领导接见?

  曹荻秋的"三不"指示,我们在大会期间根本不知道,而是队伍冒雨到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大楼,等了一二个小时,曹不肯见。但又传来消息(大楼的一只大喇叭叫的)说,曹在咖啡厅接见大家。于是队伍涌向咖啡厅。这时队伍已经不成形,主席团的人互相找不到。到了咖啡厅,门都没开,大家都涌在门口淋雨,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忽然传来曹的"三不"(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指示,一下子激怒了又饥又冷(大部分穿着工作服,午饭、晚饭都没吃)的群众。我见到一位红卫兵(是首都还是上海的也没有看清)拿着电喇叭,高呼"我们要去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队伍约二千多人,一下子响应起来,开始涌向火车站。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人带队。人们是自发地、一窝蜂似地拥向北火车站。接下来便发生了后来所说的"安亭事件"。当时如果曹或者市委的某个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抚一下,就决不会出现"安亭事件"。

  3.叶永烈在写作"安亭事件"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故事。

  所谓"安亭事件",就是几千人拥向火车站要北上控告,上海市委发了两列车,一列开到南京被扣下,一列602次列车开到上海郊区安亭被锁进叉道。还有几百人滞留在车站,这部分人步行到安亭汇合。时间从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历经五天。

  关于拦阻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叶永烈完全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当时不少人被扣在安亭的第二列火车上,许多单位派了人到安亭来发传单,动员大家回上海。

  《兴亡》这样写道:"王洪文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一下表,对他部下说,等会儿上海到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十四次,要他们把602次(被困的列车)挂在十四次后面,直上北京!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列车不得不骤然刹住。"又对列车长说:"我们就是要拦住你14次特快列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怎么拦的?叶永烈没说。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卧轨拦车"。特快列车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的,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在轨上?于是别出心裁地编出一个"停车卧轨"说——车停下来后大家再躺在铁轨上。这样矛盾又来了:既然车已停下(怎么停的也没有交代),还有什么必要再卧轨?只要控制驾驶室或堵障碍物不就可以了吗?

  叶永烈说:"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沪宁线大动脈被切断20小时零21分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十四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443—444页)

  具有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对安亭事件描述如下:"看到陈伯达的电报后(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家回上海),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被困在支道上的)下来卧铁轨……,中午又把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拦了下来。据上海铁道路局调度所记录,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起,共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是这样写的:"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写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中说,14次列车,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6]

  可见,当年多如牛毛的大批判文章抄来摘去,盖出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而王年一的来源,又是陈伯达所说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记录"。而这个"记录",竟出自"安亭事件"后十三年才出笼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这个调度所是"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大本营,其主要负责人王玉玺就在这个单位。在"康平路事件"时,王将调度所的人全部调到康平路,致使铁路南北交通全部瘫痪。同时他自己利用职权,私调列车将大批赤卫队送到北京,以致于后来周总理亲自下令逮捕他。现在自然成了大左派了。这样的调度所在十三年后写的"情况报告",有多少可信度?

  叶永烈与上述表述不同的是,将官方传统的阻拦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改成二十小时二十一分,起止时间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至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四分,变成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点零二分至十一日早上八点二十三分。官方传统的说法有依据,是十三年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的情况报告",但叶根据什么?

  我认为,所谓安亭阻拦14次特快一事,是根据政治需要编造的。理由如下:

  1.我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到安亭的(因九日那天胃疼得厉害,回厂医务室打针治疗,没一起涌向火车站)。去后,得知曾有一列648次普客列车停下来,原因不详,停车时间约二十到三十分钟。这时,有人向里面塞传单。至于14次列车被拦,我既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按停车31小时34分,应在下午四点多离开,这时我在安亭,不可能看不到。亊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被扣列车。

  2.叶永烈很"聪明",他感到写31小时34分,要出洋相,因为十一日上午韩哲一(华东局书记)等领导到了安亭,并答应派快车送大家去北京,还祝大家一路顺风,许多人还请韩签名留念。这时安亭根本没有被拦列车,更没有14次列车,所以叶永烈将14次列车改成早上8点23分离开安亭,在韩去安亭之前。总的阻断时间,也缩短了11小时13分。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叶永烈精心编造的。

  叶说:(拦车前)"王洪文看了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14次特快列车要经过这里,我们要拦住14次特快列车。""部下"是什么人?叶没说。而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部下"指的是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7]

  为什么叶永烈故意忽略了"部下"名字呢?他清楚地知道,要是写出部下的名字就漏馅了。因为当时我根本不在安亭(10月10日),而大家又不认识张宝林,张更不是总部的人。我去安亭根本找不到王洪文。只到12日凌晨,张春桥乘着卡车去煤场上接见大家时,才第一次见到王洪文也站在车上。怎么可能这几个人"研究"之后,发动群众几百人"卧轨"呢?

  怎么拦车?叶永烈又有了新的发明。官方和"传统的说法"叫"卧轨拦车",叶感到太离奇了:14次特快到安亭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于是,叶永烈改成了"拦车卧轨"(434页)。问题是,拦车何必卧轨,放点路障就足矣。

  叶永烈说,王洪文看了一下表,说14次特快列车快到安亭。完全是不靠谱的编造——王洪文有"火车时刻表吗?"即使有,他也查不出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停靠的时间。因为这次列车根本不停!谎言总难自圆,叶永烈本想通过编故事来弥补破绽,没想到,刚补上这个漏洞,那边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3.《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提到: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审讯时说:"我虽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 陈伯达认为:"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8]

  由此可以证明,王洪文根本是反对拦截火车的,而且在我等几个人的公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根本没有拦截火车的事。至于王洪文说:"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并做了工作",是指当时确有一辆普客648次列车停过二十几分钟,但并不能证明这是指14次列车。

  4.14次特快车被截三十多小时事件是一个历史谜案,犹如1937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此挑起"9.18事件"。也和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非是找个借口,把共产党镇压下去。从上述事实来看,无论是叶永烈的《兴亡》,还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及大量传抄、转载、摘引的文章,无一不是漏洞百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复,就会把谎言变成戈培尔所说的"真理"。

  5.如果确如官史所说,那么,14次列车上的列车长、乘务员、驾驶员,还有数以千计的乘客,为什么没一个人站出来证实呢?要知道,这正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材料呀!为什么在几十年的高压审查之下,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证明当时的拦截情况?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卧轨"的数百人中,竟也没一个人肯出来讲一讲他们当初是怎样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么采取卧轨行动的?


注释:

  [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9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关于14次列车被拦的情况,参见《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二期。上海的《史话》可能也是抄此而来。

  [7]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书,是由周克、李成吾为首的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编写的。

  [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40页,东方出版社,2010。

  网刊《记忆》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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