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

要闻转载: 余杰: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

《参与》
《参与》 中国维权,维权新闻,canyu.org,图片新闻 
Buy Bulbs, Seeds, and Plants

Our mission is to bring you top quality flower bulbs, perennial plants and other horticultural products exclusively over the internet, at the most economical prices.
From our sponsors
余杰:习近平为何重提"枫桥经验"?
Nov 8th 2013, 07:59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五十周年大会"。习近平对此作出"重要指示"称,五十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 就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现在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此次会议由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主持,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并讲话,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政法领域重要人物悉数出席,显示出规格极高。然而,这个会议表明,已然穷途末路的维稳模式,居然向毛泽东寻求思想资源,习近平确实到了黔驴技穷、饥不择食的地步。

何为"枫桥经验"?

何为"枫桥经验"?习近平对"枫桥经验"的概括是"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实际上,用毛的话来说,就是不必依靠类似于盖世太保、克格勃之类的秘密警察,而是发动群众,让群众充当"协警",让"敌对分子"不由自主地"陷入人民民主专政的汪洋大海"。

毛本人和中共的宣传机构,对"枫桥经验"语焉不详。事件的原始出处,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16页,是毛泽东《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内容如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当时,任公安部长、武警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发言稿首先呈送毛审阅。毛阅后作了如此批示。

毛并未提及"枫桥经验",只是说"诸暨的好例子"。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一条是发动群众、制服敌人,把共产党内部肃反的方针用于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枫桥经验"的精髓,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加强专政、以"阶级斗争"为巩固政权的首要手段。

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令人不解的是,本来是标榜"阶级斗争"的"枫桥经验",又如何"旧瓶装新酒",成为习近平的统治方略?

习近平上台前夕,二零一二年夏,《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袁鹏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五至十年》。该文声称,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等五类人正在干扰中国崛起。文章指出,美国将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这五类人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
 
作者袁鹏身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所"美国所所长,他的观点当然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中共强力部门的想法。专制政权的惯用伎俩有两个:一是对外塑造敌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灌输仇恨意识,制造一个或多个阴险狠毒的国际敌人。二是对内挑拨分裂,划分等级,挑起群众斗群众。袁鹏的这篇文章,体现的就是此种中共传统的文宣手段。
  
袁鹏文章中的"新黑五类"与毛时代的"老黑五类"有所不同。"老黑五类"是基于阶级身份划分的,通过多数人对这少数人实行专政,肆意剥夺这些人的公民权利。"新黑五类"则是基于权利意识产生的,是一群为自己和大多数人主张公民权利的人。然而,让人震惊的是,连弱势群体也被当局划入"新黑五类",工农大众中的相当一部分难道不都是弱势群体吗?一个号称代表工农的政权,偏偏要将工农中的下层视为敌人,何其荒诞!一个政府不仅不去保护和帮助弱势人群,反倒将之视为威胁国家崛起的障碍,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纳粹思维。
    
从划分"新黑五类"到推崇毛时代对付"敌对阶级"的"枫桥经验",习近平的"以人民为敌"的心思意念逐渐浮出水面。

恶名昭彰的谢富治是"枫桥经验"的始作俑者

所谓"枫桥经验",其始作俑者是"文革"干将谢富治。谢富治是解放军第一批上将,五十年代末见风使舵、扶摇直上。罗瑞卿倒台后,谢接任公安部长,掌握政法实权。"文革"伊始,谢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六七年,谢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等要职。一九六九年,任中央军委委员,同年任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一九七二年病死。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在公安系统,用公安系统帮助为毛泽东扫除政敌,因其心狠手辣、穷凶极恶,在党内迅速窜升。中共高层的排名极有讲究,从《人民日报》报道的重要公共活动的出场顺序就可见一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谢的排名为第二十一位;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谢的排名升至第十六位;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谢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第九位,居然在朱德、李富春、陈云等元老之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谢富治炮制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堪称"中国的盖世太保法"的《公安六条》。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公安六条》。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公安六条》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致使数百万人家破人亡。比如,"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一万四千人被迫害致死。又如"内人党案"使得内蒙古等地三十四万六千余人受到诬陷,一万六千人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文件。文件指出,"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文件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他们的党籍。"谢富治的骨灰也被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撤出。同时,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也判定谢富治有罪,只是因为人已亡故,不再予以处罚。

谢富治是中共高官中良心泯灭、以残酷无情地"整人"来获取功名利禄的代表性人物;习仲勋则是中共高官中极少数良心尚存、以"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为荣的开明派。这两人形成了善恶之两极。在中共党内"优败劣胜"的潜规则之下,谢富治在短短数年间便飞黄腾达,大权在握,成为"中国的贝利亚";反之,在延安时代地位远远比谢富治高的习仲勋,却成为遭到整肃的对象,失去自由长达十六年之久,虽然在"文革"的迫害中幸存下来,晚年亦不免精神分裂、郁郁而终。若你是中共体制中的后来者,你会效法他们中的哪一个呢?

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受到父亲人格的感召,偏偏将迫害父亲的凶手之一的谢富治奉为"师傅",将谢富治提炼出来的"整人妙计"重新翻出来作为捍卫其独裁权力的利器。此种"精神弑父"之举,堪比亲手杀死父亲之肉身的隋炀帝。

"枫桥经验"是习近平与周永康共同穿的一条裤子

隆重召开纪念毛泽东肯定的"枫桥经验"的大会,不是习近平的突发奇想,在中共党内早已有人如此干过了。这么干的人,就是如今身陷腐败丑闻、摇摇欲坠的前政治局常委、"政法沙皇"周永康。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浙江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四十五周年大会",周永康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周永康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浙江省和全国各地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他也警告负责维稳事务的官员,"要积极疏导、有效处置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敏感问题,坚决防止因思想不重视、工作不主动、措施不到位,使个体矛盾演变成群体矛盾,让小事情发展成大事件"。换言之,就是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
    
习近平并没有因为周永康鼓吹过"枫桥经验",而将其视为臭不可闻的垃圾。在权力争夺的层面上,习近平与周永康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上台之后短短数月之间,习近平就对周永康在石油和政法系统之內多年经营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抽丝剥茧、各个击破,然后在空出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羽翼和心腹。如此这般,他的权力才能稳固下来。否则,他在中南海的龙床上一个安稳觉也睡不好。

但是,在治国方略上,习近平与周永康一同分享毛泽东的资源,他们拒绝学习西方的民主宪政,剩下的就只能是"我注六经"、"毛选万能"了。在这一点上他们如同孪生兄弟——就好像当年势同水火的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分别扮演毛泽东左右手的角色一样。因此,习近平和周永康的斗争,是恶与恶的斗争,而非恶与善的斗争。任何一方的胜利,与任何一方的失败,都与普通民众无关,都与民主自由无涉。不值得期待,更不必载歌载舞欢庆之。

如果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分析"枫桥经验",那就是如何让群众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基础。汉娜•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首先瓦解公共生活,让民众变成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是真正政治上相互平等的人并彼此发生关系。惟其如此,群众才会全身心地置身于群众运动之中,心甘情愿地为独裁制度添砖加瓦。习近平羡慕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达致此一目标,而在今天的中国,他还想如此"运动群众"已不复可能。

而这恰恰就是习近平和周永康不约而同地重视"枫桥经验"的根本原因。在今日中共的政治运作中,已然形成一种奇特现象,我将其概括为人"人亡政不息"。这就是:尽管薄熙来垮台了,但薄熙来在重庆大张旗鼓地推行的那场"小型文革",却由习近平以更为隐秘而坚决的方式向全国推广;尽管周永康成了一只有气无力的"死老虎",但周永康主持政法部门期间愈演愈烈的"暴力维稳"政策,却由习近平全盘继承、且推出升级换代的新版本。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网页浏览总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