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针对日军的军事计划遭遇了一系列失败，蹊跷的是日军仿佛总是能未卜先知，及时规避风险。不仅如此，冯玉祥、张治中、白崇禧等国军高级将领接连遭到刺杀，刺客总是能准确地知道刺杀目标的详细行踪，甚至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也遭到了暗杀，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国民政府决策的核心层已经被日军渗透，抓出内奸成为当务之急。
在蒋介石的严令侦缉之下，真凶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时任国府机要秘书的黄浚。黄浚因为担任机要秘书，被日军王牌特务——"帝国之花"南造云子盯上了。[1]
南造云子在南京期间，很快就刺探到了黄浚的一些情况：黄浚经常出入歌舞厅，也到妓女馆嫖娼，常常是夜不思归。于是，南造云子略施小计，与黄浚从相识到相熟，再略施媚术，黄浚便拜倒在"帝国之花"的石榴裙下，随时听从南造云子的调遣，每有重要消息，黄浚立刻就告诉南造云子，南造云子更是用重金"感谢"，黄浚就这样过着"财色兼收"的幸福生活。
江阴要塞封锁行动功亏一篑
1937年8月6日，在淞沪大战即将开战前夕，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军事会议，在南京召开。为了在即将展开的这场战役之前取得主动权，会议决定在日军向长江流域发动进攻之前，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水域设置障碍，堵塞航道，封锁长江航路。
这一作战计划被列为国军的最高军事机密，这一机密只有参加军事会议的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等国防委员以及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知道。然而行动命令在刚刚布置下去还没有到达江阴的时候，长前沿线驻防的海军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原来黄浚在会后立即将这个绝密情报密告南造云子。南造云子火速将情报转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中村直接用密电报告日本参谋本部。结果，就在蒋介石刚刚下达封锁命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抢先一步，在8月6日到7日两天的时间里，日军在长江中上游的军舰商船纷纷顺流而下，大多数已经逃过了江阴要塞的封锁线，到最后中国海军仅仅俘获了日军的两艘炮艇。[2]
江阴要塞泄密案的发生使蒋介石极为震惊，下令清查此案。
几次作案：汉奸露出马脚
接到命令的军统的戴笠、中统的徐恩曾、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三人这时比较尴尬，因为泄密的人群范围很小，排查并不难。但是能接触到如此核心的机密，不是国民党元老，就是手握重兵的权贵要臣，没有十足的证据对谁都不敢轻易下手。
这时，又一次针对蒋介石的刺杀让凶手露出了马脚。
在英国大使遇袭案的几天后，也就是9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不仅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要参加，而且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党、政、军各部长官都要参加。蒋介石决定当天他将亲自到会并做重要讲话。
由于这天蒋介石到场，南京的军警宪特机关加强了对中央军校的警卫工作：在从中山东路到黄埔路的沿路上，直到军校大门，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校内部则有大量便衣特工人员巡查；进校的汽车都由在校门口值勤的宪兵登记车号与人员后，才准予放行。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莅会时，忽然总值日官向大家宣布：发现有两名嫌疑人员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便安静下来。
校内外紧急戒严，实行严密搜查。虽然毫无所获，但是从大营门登记进出各机关团体主官乘座小轿车的簿子上发现，进入的车辆数与现存的车辆数多出一辆。因此初步断定日本特务是乘汽车闯入军校的。但他们因怕被搜出，就提前乘汽车逃离军校。而在场出席纪念周的高级军政官员与乘坐的小轿车，绝大部分都能对上号，可就是有一个高级文官的轿车不翼而飞了。[3]
因此当时调查人员判断，两名嫌疑人员发觉被人注意，已在混乱中乘坐一辆轿车逃走了。事后，军警机关进行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员极可能是日本特务，他们潜入军校混入"扩大总理纪念周"会场，其目的无疑是企图窃取情报与刺杀蒋介石等军政大员。经过核查，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的轿车为黄浚所有。
锁定黄浚：外事组大显身手
调查到此，已经能够确定黄浚有重大嫌疑。因此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为了抢到首功，立即派出手下最精锐的外事组对黄浚展开侦查。
外事组是谷正伦在他的首都警备司令部里成立了一个机密的精英特务组织,对外称"特警二队"，专门从事对日本驻南京使领馆的反间谍工作，队长丁克勤是一位老牌特工人员。
狡猾的黄浚此时大概也感觉到了风声，他的间谍活动变得更为隐蔽。在外人看来这个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的行为举止，并没有什么异常，他每天克尽职守，深居简出。让外事组几乎找不到什么破绽，案情进展陷于焦灼状态。离蒋介石限令一个月破案的时间越来越近，外事组决定主动出击，他们一面密令长期潜伏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内线，加紧对日本方面的监视，一面决定从黄浚的家里寻找突破口。[4]
他们发现黄浚家里，经常有一个女孩子出来，买菜、买东西，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是黄浚家里的女佣，名字叫莲花，原是江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因父母双亡，被人诱骗到南京，后又被人转手卖给黄公馆做女佣，受尽了黄府中主人的污辱和打骂。
为了将莲花争取成为外事组的眼线，侦查人员就玩了一个所谓美男计。其实也是一个很俗的"英雄救美"的桥段，当时作为外事组成员的钟高玉扮成流氓，把莲花撞倒并假装进行不轨行为，然后他的战友李荣芳再把这个莲花救了。然后认识以后，李荣芳逐渐赢得莲花的信任，等于在黄浚家里面放上了内线。[5]
与此同时，外事组在跟踪黄浚的时候发现，黄浚爱吃纸包"巧克力糖"，本人比较"讲文明懂礼貌"，从不将包糖的纸随便扔在地上。但是他在下班后经常独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然后把一包"糖纸"放进玄武湖滨一棵有较大的空洞的树内，不久就发现被两个化装的日本浪人取走。
根据莲花提供的线索，外事组很快查明了黄浚与日军间谍组织的信息交流方式。黄浚的司机常到南京新街口一个小咖啡店去喝咖啡。每次均在一定的挂衣帽处放衣帽，就与日本特务趁挂放衣帽之时交换衣帽，情报就存放在衣帽之内。外事组派人跟踪取情报的日本浪人，见他们都走进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医院，而那个"私人医院"便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在之处。
汉奸间谍集团的结局
对此，外事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外事组伪造了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伪造信写好后，由外事组成员伪装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日本浪人那顶礼帽的夹层中。
接应的日本浪人到此店喝完咖啡，就将黄浚司机的礼帽带走，黄浚的司机也和往常一样，将日本浪人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外事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
审讯中，黄浚对其罪供认不讳。最后，由蒋介石亲笔签署，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黄浚日谍集团的判决：黄浚父子等汉奸以卖国罪被处极刑；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与有期徒刑。
1937年8月28日，黄浚父子与其他被抓获的汉奸间谍共18人被枪决。本来，按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三天内就可处死。但为了牵制日本，当局未判南造云子死罪，而是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
几个月后，日军进攻南京，狡猾的南造云子又故技重演，以美色勾引一名年轻的狱卒，并许以各种好处。这个狱卒也是个利欲熏心之徒，悄悄潜出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大笔金钱，之后，他们里应外合，帮助南造云子逃出监狱，并被日方迅速安排到上海租界保护起来。因间谍身份已暴露，她不敢前往重庆，而是留在上海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1942年3月的一天，南造云子也是从特务机关驾车出外的时候，给了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机会，在半路上把她打死了。曾经叱咤风云的帝国之花，终于香消玉殒，毙命于上海滩。
[1] 参见刘维荣：《黄浚与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档案天地》，2007年03期。
[2] 参见鲍志鸿：《抗战初期"封锁江阴要塞泄密案"亲闻记》，作者鲍志鸿曾任国民政府军统局第一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情报业务。
[3] 参见经盛鸿：《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南京日谍案》，《钟山风雨》2003年第1期。
[4] 参见伍立杨：《黄秋岳与情报案》，《文史天地》，2003年第1期。
[5] 案件侦缉过程参见钟高玉：《我参与侦破"黄浚案"》，《纵横》1995年04期。作者曾经为南京市首都警备司令部外事组特工。
刘典，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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