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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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中共的大坝对中国河流斩尽杀绝(图)
Nov 10th 2013, 04:46


(武警在长江庞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大坝)巡逻着。摄影:萧一九(音)/ Corbis)

据《卫报》(The Guardian)2013年11月4日(周一)报道,耶鲁大学"环境360"的报告分析称,被吹捧为一个低碳能源的中国水电计划,正在肆虐全国各地和东南亚的河流系统。

为了寻求再生电力,中国的工程师以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速度建造大型水坝。许多远远大于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水坝-221米高,能够产生超过2,000兆瓦的电力-正在中国最大的河流上兴建。最有名的是于2008年完成的三峡大坝,跨越长江绵延1.5英里,并能产生胡佛水坝十倍的水电量。然而,三峡只是中共目前大坝计划的一小部分。

政府目前以大阶梯的方式从事新的水坝扩展,一个水库接一个水库-在全中国西南部约130个这样的水库。到2020年,中国的目标是产生12万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其中大部分来自水力发电。政府宣称这样的水坝安全,可避免污染,应付未来气候变化,控制洪水和干旱,以及提高人类的生活。

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相反,中国的大型水坝阻断河流的流量,增加地震的机会,破坏珍贵的环境,并毁掉了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国的大坝建设者正在与自然做一个浮士德式交易,非污染电源让没有让人们受益,经济增长驱动他们出卖自己国家的灵魂。

1950年以来,超过15米高的水坝中国已建立了大约22,000座,大约目前世界总和的一半。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空气污染促使人们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他们越来越寻求建造大型水坝。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抗议活动已经减缓一些近年来的建设。但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政府似乎已经抛开束缚。反对党一直被压制,现在大坝建设者可以随意向前推进。

大约100座在长江及其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的水坝,正处于在建或规划中的各阶段。在被称为东南亚的湄公河的澜沧江上将建立超过24座的水坝,还有更多将建立在中国最后两条自由流动的河流-怒江(在缅甸被称为萨尔温江),以及雅鲁藏布江(在印度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而在孟加拉国被称为贾木纳河)。

所有这些河流从青藏高原流出,那是一个地质不稳定的地区,平均高4,500米(14,800英尺)。当这些河流流过软的沉积岩,它们切割出陡峭的峡谷,许多比大峡谷更深。地震的风险是很高的。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探索国际"在2012年4月警告说,中国的新水坝几乎有一半是位于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区,大部分剩余水坝则是在中度危险区。

大坝本身可能会导致地震。水库季节性上升和下降带给附近的岩层额外的压力。当2001年岷江流域50层楼高的紫坪铺大坝开始时,中国地震局的地震学家警告说一个主要的断层离不到一英里远,但是中共忽略了。在2007年和2008年,水库灌满后,水位有很大的波动。在2008年5月,四川汶川7.9级地震发生在仅5.5公里的下游,造成80,000人死亡。从那时起,已经有超过50个研究发现的证据表明,水库通过断层系统引发小地震,最终变成大地震。

五年后,2013年4月20日,雅安市7.0级的地震发生在同一断层线。近200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成千上万无家可归。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程师范晓(音)认为,这次地震可能是汶川地震的余震,因此也可能与大坝相关。

根据法律规定,每个拟建的大坝必须通过环境影响评估(EIA),但这个过程已过时也有缺陷。繁文缛节和腐败盛行。而且环境影响评估一般只能解决个别项目,直到最近都没有对连串水坝的环境影响评估。由于河谷倾向于遵沿着地震断层线,溪谷下一系列的水坝可能加重了地震风险。万一一座水坝失去功能,湍急的水流可能压倒下游的下一座水坝,造成众大坝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

在1975年淮河支流上118米的板桥大坝在一次大暴雨中决口。下游的大量水坝被冲毁,形成了一个7300平方公里的大湖。6个县城被淹没。保守估计有26000人死于洪水,另有145000人死于随后的瘟疫和饥荒。

有几个大的连串水坝渐具规模。在长江和其上游支流金沙江,15个水坝在规划中、在建中或已竣工。在这些水坝中,有四个大坝建在三峡上——包括280米高的溪洛渡水坝——预期将在2020年完工。沿着长江的重要支流雅砻河,21座连串水坝在规划中。与雅砻江平行的大渡河上将有17座水坝,其中有最近获准的314米高的双江口水电站,只比埃菲尔铁塔矮10米。在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一连串26座水坝在规划中。现在还是自由流动的怒江,或称萨尔温江,将有多达13座水坝。在地图上,每个规划的连串水坝看上去就像一串珠子。

尽管水坝的碳排放量比火力发电站少得多,但中国声称水电站提供清洁能源的说法基本不实。在水库中被淹没的树木和植被会腐烂,释放出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从水库表面冒出。每当水位下降的时候,腐烂的植物再次暴露出来,释放更多的甲烷。

关于排放量的估计差别很大,与水坝所处的气候、被淹没的植被数量和类型、水库的深度和使用年数有关。在气候温和的地域,一个水坝的规划使用年限内的排放量相当于天然气厂的1/3到2/3。在温暖潮湿的林区,例如中国西南部,排放量将会更高,特别是在一个电厂运转的前几年。建造水坝还包括间接排放,如水坝工地、物质设备的制造和运输、废物处理和最后的退役处理。

大水坝也无法防止洪水和干旱。水坝在雨季蓄水,在旱季放水,这样一来就扭转了河水的自然流动。下游的沼泽、湖泊和湿地被剥夺每年一次的淹水而导致干涸,并丧失承受洪水的功能。湖南省的洞庭湖和江西省的鄱阳湖曾经可以承受长江的洪水,但自从三峡大坝建成后,这两个湖泊迅速缩小,很多更小一点的湖完全消失。2010年夏季破记录的洪水中,三峡水库的水位上升到超过12米"警戒线"。为了保护水坝,三峡运营方把水闸开到了最大。下游968人死亡,507人失踪,经济损失达260亿美元。

三峡大坝挨过了它的第一次考验,但是长江的冲积平原在未来不可能容下大洪水。

当河水减少的时候,水坝运营方为了保证发电量会蓄水不放,让冲积平原干旱加剧变得干燥之后。在2011年1月到4月大旱期间,长江下游地区的水位急剧下降,造成几千艘船搁浅,并造成中国中部和东部缺电。黄河上游往北的一连串大型水坝使得中国北方平原的旱情恶化。此外,全球暖化时冰川融化会减少河水水量,水库无法蓄满,大坝那时候就成了巨大的累赘。

水坝对河道的生态破坏是巨大的,把自由流动的水路变成了毫无生机的湖泊,杀死了植物和树木,让鱼群不能迁移和繁衍,灭绝物种,并破坏了人们现有的生活。一个说明这类破坏的例子是云南省三江并流区域面临的威胁,在那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不到75公里宽的地域里各自流过深达3000米的峡谷。2003年三江并流由联合国民教育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遗产,这片壮丽的地区是地球上环境最多样也最脆弱的地方之一。现在水电公司计划在此地建25座水坝。

计划建在三峡水库上游的小南海水库将切断鱼群为繁殖而迁移的最后通道,包括珍稀和特有物种,比如白鲟(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和数量急剧下降的长江鲟。中国的白鳍豚已在2006年宣布灭绝。

水坝还造成污染。水库会截留化学物、化肥残留、人体废物和各种垃圾。在2010年的洪水中,漂浮的垃圾堆积在三峡水库后方大概有5万多平方米的区域,堆这么厚,湖北日报戏称"人都可以踩在水面上走路"。没有了年度洪水后,被水坝截断的河流无法把污染物冲到下游。当河水渗透进土壤,它们把污染物带进了地下水层——根据今年中国国土资源部的一份报告,在198个城市的地下水约有60%被评为质量差。

被水库圈住的淤泥减少了水库容量并降低发电量。淤泥无法带着营养物随河水流到下游,且没有了保护性的淤泥,盐水会侵蚀河口,破坏农田。河口在上升的海平面面前也会更脆弱。

大坝还破坏了人口。根据《中国青年报》,在过去半个世纪,约有1600万中国人必须因水电计划而迁移,其中1000万人生活在穷困中。每个新计划上路,人们的居住地变得支离破碎,生活被破坏。人们搬迁到新的城镇,或被迫在较差的地方安家。他们经常拿不到许诺给他们的搬迁款或者工作培训,致使很多人又开始漂泊。仅三峡大坝就淹没了13个城市,140个乡镇,1350个村子。到2007年,三峡工程已造成140万人迁移。

当两个足球场高的瀑布沟水坝在大渡河上建起来时,在2001到2010年间就有1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甚至在2004年取得最终许可之前,搬迁人口就开始了。成千上万人暴力对抗建水坝,据称是中共成立以来最大的农村抗议活动。

中国的水坝计划也威胁到了其它国家的民生。上面说到的江河中,只有黄河和长江完全在中国境内。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这些河流在中国境外还流经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如印度和孟加拉国国。自从1997年中共拒绝签署将会掌控它主要跨国河流的联合国水资源分享公约,中共继续建造水坝而不考虑其下游的邻国。.

中国的水坝正在影响湄公河的农渔业。在老挝和泰国,当上游水坝放水时,庄稼常在成熟前就被冲走了。富含营养的淤泥不再随河流到达湄公河三角洲,导致鱼群减产。在缅甸和泰国,环保组织一直以来就中国怒江/萨尔温江的水坝计划对野生动物和人口的威胁发声。在西藏内雅鲁藏布江上墨脱段有一个38000兆瓦的计划提案。这一计划不仅对青藏高原造成严重威胁,还威胁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国,因为雅鲁藏布江在那里分成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贾木纳河。

目前的五年计划表达的更大远景是发展清洁能源、降低污染和保护环境,然而中共史无前例地大建水坝是对其莫大的讽刺。

四川地质学家范晓于2011年反对小南海水库的信中的描述可能会更确切:"这些大型计划就是这个时代最糟糕的浪费,它们留下的历史痕迹将很难抹除。"范晓警告这些大坝将成为"尚未出生的未来几代人永恒的悲痛和遗憾来源。"

&b l; Charlton Lewis在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中国史长达35年。他遍访中国各地并深入研究。近年来,他转向研究中国环境,专注于发展中的水资源危机和水电站对中国社会和自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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