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0日星期日

要闻转载: 新一轮改革可以从“讲理”开始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Launch your idea today.

Type FRIENDS in our "How did you hear about us" box for a free LaunchBit Startup Guide and turn your dream into reality!
From our sponsors
新一轮改革可以从"讲理"开始
Nov 10th 2013, 02:07, by 墙外仙

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 茅于轼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非凡,举世瞩目,毋庸争辩。但是其持续性是有问题的。环境上的,制度上的,利益冲突上的,都不可持续。特别是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带来百姓满意度的提高。国庆期间有上亿人出门旅游,堪称太平盛世,但是大家还是意见一大堆,怨言到处有,百姓变得性格暴烈,打架骂人习以为常。这是文革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分裂现象的原因何在?不管答案有多么不同,但认为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还是有共识的。

这种情况是改革以后多年的政经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但是政治方面进步缓慢。这是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看法。在以前的几届政府时,大家都盼着政治改革能有所突破,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利益集团愈加巩固,特权愈加泛滥,法治越来越松懈,造成正义缺失,民怨加重。现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大家有很高的期待,这是很自然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几届领导人,领导体制上改变了过去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为常委们的集体领导,本届政府又由九常委减少到七常委集体领导,其好处是不会像文革那样出现重大方向性的错误,但其副作用是重大决策难于统一,因此效率较低。习近平主席虽然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是也难改分散决策的弊病。从他多次发言的前后不一致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周围环境的约束是很难摆脱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李克强总理看来心中有数,目标明确,行动果断;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则完全不同。有主张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极左派;有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极右派。这中间又分成许多不同政治组合的派别,意见的对立十分明显,协调显然非常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期望出现果断、明确的大幅度政治调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最高领导有这种意愿,要实现也会冒较大的风险。这是领导集体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

在这样困难的约束之下,有没有可选择的方案呢?我认为是有的。办法就是采取各方面都受欢迎的小步走。比如适当放宽言论空间。左派右派都不欢迎各自的言论被限制,所以放宽言论空间是阻力最小的一步。从长远的方向性来看,也是必由之路。执政者担心言论自由可能危及执政者的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分的言论控制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未必对政权的安全有利。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已经使得严格的舆论控制成为不合时宜。百姓和官员自由去往世界各国,感受到了全球性的一般趋势,目前中国的控制方式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

放松舆论控制的必然结果是创造讲真话的环境。过去被掩盖的许多历史事实将被逐渐纠正。这对政权的安全性肯定是有利的。道理很简单,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是牢固的,何况过去的错误和现任的领导人无关。相反,现在政策成功的方面,恰好是在连续几届领导人纠正了过去错误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对纠正过去的错误还有犹豫呢?

"和谐社会"是上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很得人心的方向,它目标明确,不像"老路""邪路"那样模糊。可惜的是究竟如何能使社会和谐,没有具体措施,所以进展不大。相反,不和谐的事端层出不穷。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城管和小摊的冲突,造成一系列的悲剧,典型地反映社会不和谐。类似的官民对立,甚至发展成为武力对抗,非但不和谐,而且是稳定的大敌。这种冲突对谁都不利,可是一再发生。如何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是摆在执政者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是什么造成社会不和谐、百姓的火气特别大,以至于发生暴力对抗?一般的解释是对社会不满,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和贪污腐化。但是仔细检查具体的事由,大部分群体事件并非这些原因。无论是唐福珍自焚案,邓玉娇抗暴案,夏俊峰杀人案等等都不是这些原因。唐福珍自己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是穷人;邓玉娇杀人和贪污无关,也和贫富无关;夏俊峰案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是穷人。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一口气咽不下去,一时冲动走向暴力。情绪激动是和当时的情景有关,而和贫富差距、贪污腐化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是有间接关系,但不是导火线。成为导火线的是对方不讲理,又无处可申诉,于是选择暴力,暴力成为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所以想解决民众间的暴力趋向必须大家都讲讲理,尤其是政府首先要讲理,要为百姓提供讲理的机会,有公平的裁判,而且这个公平不用花费千难万险就能容易地实现。如果政府在反贪污方面的力量分一半用于培训官员如何讲理,其效果远比反贪污更好。当然并不是说反贪不要紧,而是说如果政府的力量有限,应该更关心官员是否讲理。百姓对贪污的感受是间接的,而对无理可讲的官员,其反感是直接而且立竿见影的。政府如何讲理?有现成的答案,就是法治和宪政。政府的责任决不是对任何人实行专政,而是依照法律讲道理。特别要防止一些人自恃有特权,公权私用,这最招百姓的怨恨。

前一阵,政府把执政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我不认为当前民生是最紧迫的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民生领域的提高上是比较成功的。缺的是法治和宪政,是政府不讲理。就拿民生问题本身而言,重点也不是增加财富的生产,而是改善其分配,是让低收入的人有畅通的渠道进入中高收入群体,是机会均等的问题,或垂直流动性的问题。现在的流动性远不如改革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许多万元户都是社会底层上来的人。没有一个是靠上一代的关系,靠社会地位发财的。现在则大不相同了。

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改革的新阶段。大家对改革的前景各有各的期望。找出不同人群对改革期望的共同点,加以实施,是最为保险的改进之道。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电邮订阅 - 请输入你的电邮

网页浏览总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