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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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驯服媒体的高手
Oct 26th 2013, 01:11, by 墙外仙

新加坡一直以"有民主、无自由"闻名(香港正好相反,是"有自由、无民主"),在各类新闻自由榜单中,新加坡的排名也是相当靠后,与之经济发展水平 严重不匹配。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媒体人和普通民众并没表现出追求自由的强烈意愿,而是相当温顺。不像香港人,最近因为一家以播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为主的电 视台没有获得牌照,就炸开了锅,昨天爆发了12万人游行,普通民众的参与度甚至超过了此前的反国教运动。

当然,香港人的游行不全是因为香港电视(HKTV),它与香港近来的整体政治气候关系紧密。同样,新加坡人的温顺也并不仅仅体现在新闻自由的议题上,它是由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一手塑造的政经体制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新加坡媒体制度方面的书,深深感到李光耀是驯服媒体的高手。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媒体必须服从新加坡的整体需求,国家的发展和稳 定高于新闻自由。这种观点本身不算什么,因为我们也天天听到类似的说法,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成功推行这种观点,使其获得广泛的接受,而不像某些 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一样,成为一种表演性质的闹剧,谁都不信。

李光耀的秘籍在哪?以一篇文章的篇幅,很难概括完全。以下我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若有兴趣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我刚读完的书《Freedom From the Press》。

李光耀的媒体管理有一整套自洽的理论支持。律师出身的他,喜欢和人辩论,他的理论水平远远高于"三个自信"之流。

例如,他的理论核心之一是:报纸不是想登什么就能登的,为什么?因为报社的股东和编辑记者都不是新加坡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而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则是 票选的结果,是民意的选择。有了选举民主这一有力的抓手,李光耀及其政府便拥有了至高的合法性,而媒体则不具备这种合法性,因此需要接受民选政府的监管。

再比如,他一直坚信,新闻自由不过是媒体的老板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李光耀真心信奉这种观点,并且根据这种理论设计出了驯服媒体的策略,而且还相当奏效。

这一策略的核心之一是:从1970年代起,要求所有报纸改制,必须改为由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看上去这是相当冒险的做法——想想国内的情况吧,一直 以来,市场化运作、媒体上市被许多人视为开辟自由的路径。要想上市,媒体的核心采编业务往往需要被剥离,据说某报业集团就是因为内容屡屡犯忌而上市未果。 可是李光耀却强令所有报纸上市,他疯了吗?没有。因为他知道,上市公司最大的目标便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为股东尽可能赚钱,规避风险。很遗憾,事实证明他 是对的,以逐利为第一目标的新加坡报业,不会冒险越界。

上述强令报纸上市的做法,是通过立法实现的。实际上,立法正是李光耀驯服媒体的主要方法。通过一系列巧妙的立法,他在没有宣传部的情况下也能轻松搞定媒体。

比如,他在推动报纸上市之后,又推动了报业股票分级的立法。所有报社的股票必须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股权,大众可以持有;另外一种是"管理型股 票",这种股票的投票权是普通股的200倍,政府决定这些股票的归属。这样一来,政府对报社管理层任命等重大事宜便具有了完全的发言权。

不过,政府一般不会亲自持股——新加坡的报社全都是私有的,广播电视则是国有。那么,政府把管理型股票给谁呢?换言之,谁才是政府信得过的呢?

答案是:大银行。按照李光耀的说法,银行业的商业利益决定了,它们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成长。

他还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样一来,股权极其分散,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报社的走向。

你不得不佩服李光耀的智慧(或者邪恶)。他不光在嘴上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还真的利用其虚伪本质实现了对媒体的驯服。

"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李光耀和外媒过招的经历,也是相当精彩。对于那些不受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外媒,他不是整天气呼呼地抱怨"妖魔化新加坡的背后"(虽然他的确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外媒对新加坡的不公正报道),而是再次祭出立法的武器。

这一次,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对于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媒体,如果政府认为它在关系新加坡的议题上做了歪曲事实的报道,便可以限制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

李光耀深谙媒体的运作:依靠发行量获得的广告是媒体的命脉。如果发行量被限制,广告商便会不满,媒体也就硬气不起来了。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李光耀并没有表现得像个专断的独裁者。他在遭到"歪曲报道"之后,往往会由手下写信给发表报道的媒体,纠正其中的"差错",并要 求全文刊登。如果没有刊登,或者删节刊登,才会真正执行处罚。第一个被处罚的是《时代》周刊,因为它只刊登了信的部分内容,并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在新加坡 的发行量被从18000降到了2000。后来,《时代》只得刊登了信的全文,8个月后,发行量恢复正常。

在执行发行量限制的时候,有的媒体叫屈:你是在损害我的订户和读者的利益!《亚洲华尔街日报》就曾这样抗议,李光耀的回应也很聪明:好,如果你真的是在为读者利益考虑,那么你可以仍然在新加坡发行那么多份报纸,但是这些报纸上必须没有广告。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这不可能啊,广告和新闻是一体的,难不成我还专门安排人一份份地把广告裁掉?或者专门制作一个没有广告的版本?这成本谁来承担啊?

李光耀说:没关系,你要是觉得囊中羞涩,新加坡政府可以补贴你因此而产生的一半费用!

最终,《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了这一提议。李光耀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为读者利益考虑,你们只是想要兜售广告赚钱的自由罢了!"

还有一次,《泰晤士报》惹到了李光耀,说他"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李光耀的做法是,写信邀请作者跟他在伦敦来一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主编回信说:这不可能,因为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的。

李光耀早就预见了这一招,他事先已经写信给他的朋友:BBC主席。后者答应腾出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并提供一位中立的主持人。

《泰晤士报》主编估计根本没料到李光耀还有这一手。不过他又找了个理由,说两人应该通过同样的媒介来辩论,也就是在《泰晤士报》做出回应。

李光耀于是真的写信给《泰晤士报》,对作者不肯同他当面对质表示遗憾。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这封信,于是李光耀又在《独立报》买下半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从那以后,那个作者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新加坡的文章。

这样的来回过招,让人不服不行。李光耀说,"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 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他还说,在互联网时代,搞屏蔽的国家肯定会失败(新加坡的确没有因政治原因屏蔽过任何网站),真正有效的做法还得像他那样。

当然,他的成功和太多新加坡独有的因素相关,也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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