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4日星期一

要闻转载: 康正果: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下)

Mi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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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時勢激蕩中的革命逆流(下)
Nov 3rd 2013, 17:02, by 明鏡雜誌


——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述評




在為農運所寫的鼓噪文字中,毛澤東還把鄉間的秘密會社與農會相提並論。比如在強調遊民無產者的革命潛力時,他指出,這些人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的青幫,做了他們在政治和經濟爭鬥的互助機關。"在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講話中,毛再次提說,"遍佈南方各省的三合會、大刀會、哥老會,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紅槍會等團體,先後發生,不謀而合地相繼與封建的統治階級爭鬥,與帝國主義爭鬥。"42毛顯然把那些在當時明顯有反社會傾向的武裝組織視爲農運的同盟,言談中有收編他們入夥,藉以壯大中共武裝力量的用意。在此,我們有必要對這類無業游民的異端亞文化群體作一簡略的述評。

秘密會社在清代多有反清復明的傾向,其結社的性質及其會員的成分極其複雜多樣,很難一概而論。總的來說,這些組織既有反抗官府腐敗,伸張其民間正義的一面,但同時也有騷擾地方治安,危害良民生命財產的一面。給他們籠統地加冕中共所謂的"農民起義",並不完全符合事實,更不能因爲他們與官方作對,就把他們定性為民間正義的代表。因爲他們在對抗朝廷的同時,更游離在鄉村社會之外,其江湖的血性義烈中也賁張著李逵式掄起板斧亂砍一起的殘暴。鄉村社會是絕大多數農戶躬耕其中,無論貧富,都靠土地的出產來養家活口和納稅官府的世界,一般來説,貧富之間的對立遠小於官與民、本分農民與無業遊民之間的對立。孔復禮(Philip A. kuhn)在其名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中談到白蓮教時指出,"逃兵、私鹽販子、僞幣製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蓮教新成員的自然來源。"還說,"他們的組織擴展到了政府本身的低層組織中。"可見這些無業遊民多屬人群中很成問題的人物,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制度下,他們都潛在著反社會的破壞力量。即使那些帶有反清性質的教派群體,也常雜有匪盜幫夥的勢力,每逢饑饉之年,更匯入大量的饑民,在災情嚴重的地方造成一閧而起的叛亂。43他們與官方的對立極具惡性互動的傾向,一方面是官軍對匪徒血腥鎮壓,一方面則是叛亂者對周邊地區作"忽聚忽止"的騷擾,始終靠搶劫農戶維持生存。在軍閥割據,社會全面失序的民國初年,此類零星的暴亂在全中國隨處皆有,正是這些梁啟超最擔憂的"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讓毛澤東精明地看在眼中,到後來不少匪幫都被零星收編進紅軍隊伍,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

在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村,全體農戶都面對著自然災害的威脅,官府的救助能力通常都很有限,所謂飢寒生盜賊,毛澤東樂道的"吃大戶"和彭鐵匠率眾搶糧之類的騷亂事件即發生在這樣的荒年。是不是天下的富裕農戶都像毛所重點擴大的那樣見死不救,囤積居奇呢?不可否認,農村中爲富不仁者各地皆有,但更應強調的是,樂善好施者也爲數不少。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備荒救災舉措自古以來,世代相續,一直都在維持鄉間的社會穩定上發揮著積極作用。比如像明代名臣祁彪佳組織的地方護糧團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他的方案可謂將饑饉救助和民兵防護合情合理地聯係在一起。一方面,他讓那些需要食物的人得到救濟,另一方面,又讓受濟者作爲回報來參與保護施捨者財產的行動。44由此可見,生存的境況自然會驅使富人與窮人做出良性互動的選擇,自發的社會秩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形成。對仍有一些糧食的人來説,救人也等於救己,村社的全體成員能夠團結一致,乃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所謂"團防",即由地方上的農戶有錢糧的出錢糧,有人力的出人力,大家不分貧富,共同組成團結防護的武力,以防禦外來匪盜的侵犯。這種民辦的地方武裝力量與官辦的保甲制度平行存在,但不受官方的直接管轄。官方控制的保甲制除了防禦盜賊,還有監視當地民衆的機制,像保長這類為官府當跑腿人的職務,正經人多避之唯恐不及,有興趣包攬那種差事的也多是地痞型的人物。人群中的勢利之徒是世代相傳的,正是此類人物在中共掌權後最善於積極表現,都紛紛填充了鄉村基層的權力機構。與之相反,團練的組織者則體現了村社群體中剛強正氣的崛起,在一定的程度上發揮了地方勢力突破官方控制的作用。據王先明的研究統計,團練的財政多由地方紳士捐贈,它的進一步發展則由地方捐稅中抽取。由當地紳士統領的團練(也稱團防、民團或團局)於是與保甲交錯存在,以至漸趨融合,到了清代晚期,地方治安基本上控制在當地紳士的手中。45

團練是一種"寓兵於民/農"的組織,號稱"鄉勇"的成員皆出自本土,他們高舉"保衛桑梓"的義旗,除了防禦盜賊,更與官府維持一種比較良性的互動作用,在繳納賦稅的事務上,那些頗有影響力的紳士都會對胥吏的尋租舉動——他們美其名曰"羡餘"——作力所能及的抵制,盡量維護本地農戶的利益。在湖南組建團練的地方官員中,尤以胡林翼(字潤之)著稱,他著有《讀史兵略》,在平定太平天國及其他多起叛亂上立有大功。據説毛澤東求學時期曾通讀胡的著作,因慕胡之爲人,也給自己取字"潤之"。不知此傳聞是否可靠,但就毛潤之此後走上與匪徒爲伍的不歸路來看,胡林翼的書若不是讓他白讀,就是反讀了很多。

自古以來,國家的財政汲取遍及所有的農戶,朝廷與大地主的利害衝突甚至更甚於千千萬個小農戶,從史書上的記載可以看出,歷朝政府都有貶抑豪強的政策。從"豪強"這個就朝廷這方面來説似乎帶有貶義的稱呼即可看出,以早期的世族和後來的士紳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始終對官府都保持著應有的抗衡,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間,官府也莫奈他何。我們完全可以據此推測,"土豪劣紳"這個在國民革命時期讓毛澤東和很多侈談革命者叫濫了的"毒化語言",就是從他們所反對的封建統治者口中化用過來的惡名。毛澤東自從作爲中共的跨黨成員坐進國民黨的辦公室,就不再像幾年前那樣熱衷湖南的自治運動了,地方自治的原有格局及其鄉土自衛的勢力,隨後都成了他的眼中釘。他已將立場轉向無業遊民,在借用那些無賴語言説話的同時,也順便吐出他自己一肚子的壞水。那夥人對自己貧窮的處境和低下的地位總是心懷怨恨,最喜歡趁動亂之機赤膊上陣,好去支配和淩辱比他們日子過得更好的農戶。他們對耕田而食的勞苦生活並不感興趣,對他們來説,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就是殺人放火,把別人的財富搶奪過來,據爲己有。農運也好,土地革命也好,都是中共在運動群衆,利用窮人的不平之心,再加上異端亞文化群體的破壞力量,最終將支撐鄉村社會穩定的臺柱——富裕農戶和殘存的紳士階層——徹底打倒,把歷代朝廷無力做成的事情做到不留絲毫餘地的地步。

正如官吏中有清官循吏也有貪官污吏,平民中有良民也有莠民,在衆多的地主和紳士中,自然也不乏稱霸一方,包攬訟詞的頑劣之輩。但毛澤東一再宣揚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則是以偏概全,執意要把既定的敵對一方全部抹黑,一棍子打死。如此專橫的斷語,顯然是鄉間地痞口中流傳已久的黑話,如今正好讓毛澤東急用時抓到了手中。善於向"群衆"學習的毛於是把它高喊成口號,擴散為暴力行動的指令。張國燾有一次就此讕言質疑毛說:"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他自己也算是湖南一位紳士,難道也'劣'嗎?所謂'矯枉必須過正',爲什麽必須'過正'?要'過正'多少?是暫時的'過正',抑是永久的'過正'?等等。他是個不認輸的人,只是大笑一陣,說這不過是爲了當前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46通過這一幕生動的對話情景,張再次暴露了毛澤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態度。隨著科舉廢除,傳統紳士階層日漸沒落,鄉村的文化生態趨於荒蕪,新知識青年越來越多地主導了社會輿論。原有的地方勢力難免與新政發生衝突,他們要竭力維護既有的秩序,於是就被籠統戴上了"土豪劣紳"的帽子。在此衆口鑠金的形勢下,紳士階層整個地陷入"失語"狀態,誠如王先明所說,"與'劣紳'相對應的'正紳'的'歷史記憶'也就幾乎處於'失憶'境況"了。47直到近年來,我發現某些學術刊物上仍不斷有相關論文發表,一再論證土豪劣紳的存在及其成因,在看似很學院的文字操作下為毛澤東的讕言喋喋背書。

                                                                                                                                                                  七

與那些熱衷為毛讕言背書的應聲蟲相反,四川學者謝幼田對失語狀態的鄉村保守主義實踐一往情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專著,徵引詳實地追憶了很多被中共官方"失憶"掉的史實。上述的團練或團防,在毛式話語中一律被稱爲"地主武裝",謝幼田列舉衆多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證實:"沒有脫離土地的農民是和地主站在一方,另一方是跟隨張獻忠的流民。流民中的許多人雖來自農村,曾經是農民,但是他們在頭目的帶領下長期打家劫舍爲生,新的職業已經是土匪、流民、暴民,他們和並未離開土地的農民利益是衝突的。"48由此可見,自古以來,除了在朝廷徵收賦稅的過程中,貪官污吏從中盤剝,對全體農戶造成危害外,另一個苦難就是由災荒、貧窮和暴政滋生的匪盜對鄉村社會造成的威脅,這股勢力在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上遠遠超過苛政和官吏的腐敗。正因爲有胥吏敲詐,更有匪盜騷擾,他們的雙向作惡迫使全體農戶結成"守望相助"的團體。地主不管對佃戶有多麽嚴重的剝削,二者的關係都處於共生狀態。特別是同族内貧富不同的農戶,其間的親緣關係遠強於所謂的階級意識,對他們來説,只有官府的腐敗與匪盜的騷擾才是鄉村社會最嚴重的災難,因而也成爲他們必須團結一致去抵禦的對頭。因此我們可以總結說,在整個的前代中國以及國民革命時期,農村社會的根本矛盾不是地主與農民的階級鬥爭,而是全體農戶與官府的抗衡以及對匪盜的防禦。在這種謀生求存,保衛桑梓的奮爭中,富裕的農戶和有影響的紳士(須知,紳士並不都是地主!)總是擔負重責,起到模範帶頭的作用。毛澤東用"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大帽子以偏概全,其居心用意和措辭的邏輯不能不讓人得出他與衙役胥吏以及流寇盜賊一個鼻孔出氣的結論。

1926年可謂毛澤東跨黨工作最忙碌,也幹得最出色的一年。他奔走於廣州和湖南之間,在開展農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先是在2月,他入選農運委員會委員,接著又擔任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時領月薪180元,高達北大圖書館打工時的22.5倍。48楊開慧又帶上孩子來廣州小住,毛澤東常去拜訪住在附近的同鄉譚延闓。

賽珍珠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深有了解的美國作家,我讀完她的小説《大地》(Good Earth),最沉重的感受就是農村中廣泛存在的貧乏與無業,少數的富裕農戶艱難地幸存在貧困人口的汪洋大海中,隨時都會被遊民的暴亂搶光,復歸於貧窮。所以孫中山常說中國人只是大貧與小貧之分,中國的問題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正是有鑒於濟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久以來,鄉村社會中都有以"義田"為基礎的救助措施。關於義田,謝幼田書中有翔實的描述:
義田是宋代開始出現的由私人捐置的一種土地形式,……[它]從官捐日益擴展到民捐、諸生捐、僧捐。義田的贍助範圍從同族内的平均分攤發展到重點贍助貧困節義之人,或投資於家族内以至家族外的各種事業,因此,義田就不僅是家族或族田的一部分,而是包括血緣為紐帶的家族、以血緣和以地緣為紐帶的鄉族,甚至還有以業緣為紐帶的行業集團等基層社會的經濟基礎。正是這一經濟基礎的存在和穩定的保持,保證了諸如家族、鄉族或行業集團得以發揮穩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此外,謝還列舉各地縣誌中的記載,為我們展示了義田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幾個範例。比如在四川富順縣,為促進教育設有勸學所,置學田621畝,作爲資助本地學子的基金。為救濟特貧戶,設有義倉,置義倉田356畝。為撫育無人養育的兒童,設有育嬰堂,置田173畝。另有廣仁堂,養育孤貧,置田39畝。沱江流經富順,在江邊特設免費擺渡的義渡,置田186畝。此外尚有其他慈善公共福利設施,多從義田的出產中提取資助的款項。為防禦匪盜劫掠,富順的富人更捐資修建砦堡73座。全縣共有大小寺院和各類祠廟二百多所,起到維持信仰和表彰賢良的教化作用。49以上所載情況,在富順縣範圍内從清代一直沿襲到民國,可想而知,在全中國其他地方,也會有類似的自助性舉措。這類事務都由地方紳士牽頭督辦,召集當地富戶捐贈錢糧,把他們的部分收入轉讓給急需糧食的貧困戶,實行了鄉土社會富有人情味的收入再分配。

這種備荒濟貧,發展教育和勸導慈善的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補救了私有制度下貧富不均的弊病。這也正是國民黨在土地改革問題上與中共產生分歧之所在:前者反對暴力分田,主張和平進行社會改造。居正在《民生主義土改綱領》中便指出:"中國爲一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地主階級在中國現實勢下,為較有教養之社會中堅,亦為文化技術智慧積累之所寄託,若不能善為引導,使各得其所,各盡其能,以爲國家建設之助,即能以暴力加以毀滅,亦為國家建設進步之一重大損失。"

51但毛澤東倡導土地革命,目的卻是要毀滅富裕農戶。後來中共實行土改,各類公田全作爲地主的土地而盡行沒收,分給窮人,破壞了義田或公田這個維繫農戶共同利益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鼓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時間擴大了他在國共兩黨内的影響,針對黨内外的反對聲音,他在《報告》内強詞奪理,硬説這場"痞子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即使搞過了頭,也是必要的和正確的。談到農民擅自處死"土豪劣紳"的暴行,毛澤東甚至以縱容的口氣列舉各處亂殺人的盛況。在他描述的處決案例中,有的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有的是他們"強迫縣長同意從獄中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有的是"農民直接打死的"。他最後總結說:"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恐怖現象,有什麽理由說不應該?"52

這是1926年毛澤東初次發動農民運動時所說的話,他鼓動暴民大開殺戒,並向各地農會下達應殺人數的指標,給此後歷次運動中動輒聲言百分之幾的殺人限額開了效尤的先例。在毛的號召下,各地出現了暴力狂潮,包括國共兩黨成員中不少人——特別是北伐軍中的軍官——的家屬在内,都受到羞辱、毆打、逮捕,甚至殺害。53

所有這一切,都是打著國民黨的招牌,由中共跨黨成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支持農會幹出來的。只是在引起軍方的反彈後,各界批評農運的聲音四起,武漢政府成爲討伐浪潮中的孤島,鮑羅廷這才出面對"過火"行動滅火,說什麽"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太過火,我們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和哥老會而不是我們。"毛澤東也順著鮑羅廷的遁辭推諉責任,當唐生智問毛農會爲什麽要禍害軍人家屬,毛答復說:因爲農協會有哥老會在内把持。54毛完全在做掩耳盜鈴的敷衍,難道他寫文章發表講話,多次主張把哥老會作爲同盟吸收進革命隊伍,唐生智從不知曉?

面對中共的縱容,唐生智不得不採取行動了。他部下的許克祥乃一名窮苦農民出身的國民黨軍官,諷刺的是,就是他率部千餘人,在1927年5月21日,對工農糾察隊企圖在長沙"大暴動"的行動採取了果斷的回擊。這就是發生在長沙的馬日事變。隨後在湖南各地事變迭起,紅色恐怖招致的白色恐怖更加恐怖,仗著軍隊的後盾,地方團防展開兇殘的報復,毛所謂"其勢如暴風驟雨"的農運轉眼間在血腥的屠殺下人頭落地,血肉模糊。梁啟超越來越看清"革命復產革命"的禍害,就在那年5月5日,他寫信給他女兒,痛議時勢動蕩中的革命逆流:

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非於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於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

 共產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著陷在罪惡之海了。原來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的共產黨,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犧牲了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國人當然以此為得計,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卻是對於中國太辣手了。55

蔡和森當初慫恿毛澤東"無惡不可為"的做法終於以革命的名義大行其道,毛坦然走上了這條惡路,因爲他心裏早就有底,堅信他們不管怎樣作惡,"惡在究竟,仍不為惡"。事態已發展到這步田地,莫斯科猶不放棄榨取國民黨這個幾近搾乾的檸檬,他們還想讓中共跨黨人員繼續在國民黨内部活動下去。共產國際新派來的代表羅易自作聰明,徑自勸説汪精衛按照國際的指令自毀其黨,汪讀到羅易出示給他的克里姆林宮密電,終於明白了國共合作的實質。汪精衛就是再左,也不會左到自殘自棄的地步,他所主持的武漢政府在7月16日正式宣佈"分共"。至此,中共的跨黨人員再也無法在國共合作的掩護下幹他們顛覆國民革命的事情。




 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以新的形式重演起從前官府與民間叛亂之間的惡性互動,與從前官軍與匪幫的互相仇殺有所不同的是,中共這支亂暴勢力始終有蘇俄的支持和掌控,在莫斯科的指揮下,他們押準了土地革命這塊寳,非要從貧苦農民與富裕農戶殺戮的血債中養出他們的武裝力量。直到群聚武漢的中共人士潛逃的前夕,在他們的八七會議上仍為制定地主的標準和沒收什麽人的土地而爭論不休。毛澤東堅持把擁有五十畝以上田地的家庭劃爲大、中地主,田產統統沒收。對於小地主,他也強調不能輕易放過,因爲很多地方都找不出大、中地主來,不揪住小地主,農會將無事可做。毛這幾點意見都記在《毛澤東年譜》中,但有關妥善包容匪幫的一條建議被完全略去。現根據Pontsov的毛澤東新傳補述如下:毛在會議上為哥老會説話,他認爲會黨分子人數龐大,應該策略地對待他們。他建議不要像孫中山那樣把他們僅作爲利用的對象,而應把他們當兄弟看待,促使他們獻身土地革命。56

就在中共内部就土地問題爭持不休之日,已經脫離共產黨的陳公博與持論激進的譚平山曾有過一次談話。陳對譚說,國民黨主張以政治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非要以農民暴動沒收不可,這是國共兩黨不可調和的分歧。他進而向譚平山列舉他的調查結果說:"我居住江西三月——江西當然可以代表長江的農業區,據我調查,滿千畝的地主全省不過十家,滿五百畝者平均每縣不滿三家,滿一百至五百畝者平均每縣不滿五家。此所謂一家的人口,平均皆有十人至二十人。如果說到純粹的沒收,即此種人家自己分配,每人也不滿十畝。如果說到有土地的皆有大罪,則暴動起來沒收土地,也不過移轉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對於土地國有,還是離題很遠。"陳公博參加中共一大後旋即赴美攻讀經濟學碩士,當時他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不久。他和周佛海都是在國外研究了經濟學,因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後才脫離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的。陳因此向譚平山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他說:"我以爲在長江以南解決土地問題,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將過剩人口移送於北方;其次,則速行建設國營企業,消納無土地的農民。否則甲攘乙奪,暴動將無窮期,而革命政權將亦隨暴動而失落。"然而譚始終堅持暴動到底的立場,陳問譚爲什麽非要如此,譚說:"這是莫斯科的理論。"57陳與譚爭持不下,兩人不歡而散。中共在退出武漢的國民黨陣營後,果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指令,立即在四處發起武裝暴動。

陳獨秀因被指責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綫而下臺,由瞿秋白接任中央領導。瞿在八七會議後派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則表示不想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只願到農村搞土地革命,還說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上山"落草的打算,毛已說過不止一次,此前不久,在討論抗拒蔣介石的策略時,毛就提議"上山可造就軍事實力的基礎"。後來更具體規劃說:"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領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州而應上山。"58毛澤東在會上說得振振有詞,他那個"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著名説法,與其説是他的獨創,不如説是精煉地表達了莫斯科的佈置下來的任務。要說抓槍桿子,周恩來等人比毛抓得更早,他們於8月1日,已按莫斯科的指示在南昌暴動,從國民革命軍中拉走了一批兵力。毛本來是要從湖南帶兵去會合南昌那股大軍的,因爲錯失了時機,才留在湖南,草草發動了秋收暴動。

毛如此傾心帶軍隊上山,看來與他幾年來的經歷不無關係。自1921年參加中共革命以來,他既見外於黨内有實權有影響的人物,又受排擠於國民黨右派的勢力,本指望靠他的筆桿子坐穩辦公室的位置,到頭來還是多次碰壁,進不了決策中心。絆絆磕磕的行進中,難免他會動起"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腦子。現在對他來説,還是儘快脫離共產國際代表周圍的中央圈子,趁參與秋收暴動的機會,儘快把槍桿子抓到手,好給自己拉一班人馬,哪怕是很雜牌的軍隊。

毛澤東作爲中央特派員囘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與新任省委書記的彭公達負責改組湖南省委,同時準備秋收暴動。但原定的全省農民暴動根本就沒發動起來,毛澤東先是取消了直下湘南的暴動,接著又停止了對長沙的進攻。9月10日,毛以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帶領三支武裝力量發起暴動。在此後的十天中,由國民黨叛軍組成的第一團首先失利,此後由安源失業礦工組成的第二團和蹩腳農民軍組成的第三團也連續敗績,等到三股兵力在瀏陽文家市會合,僅餘一千五百餘人。那時候獲勝的大勢已去,只剩下走為上策。毛澤東心中的指南針不再是指向湘南,而是偏向贛南,向著他並不十分明瞭其存在的井岡山方向敗退而去。逃亡的路上,兵員繼續有傷亡和逃逸,等逃到永新縣的三灣村,只剩下不足千人。也許是毛澤東存心已久的落草念頭鬼使神差,碰巧打通了現實中的通道,在三灣沒待多久,他就聯絡到井岡山上的匪首袁文才和王佐,然後帶領他的工農革命軍在土匪的地盤上安營紮寨。毛終於歪打正着,

上山結交了綠林朋友。不管怎麽說,他手下現在畢竟掌控有自己的兵馬,暫不必與那些拿著莫斯科的令箭亂指揮的黨頭憋氣周旋了。唯一不幸的是,一個多月後,他受到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給予他的處分。決議指責毛澤東"公然違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動看做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導極大農民群衆起來暴動,以致暴動開始除安源工人很積極參加鬥爭外,各地農民實在沒有一點行動。"決議認爲,以上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責任",毛因此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59

各地農民毫無行動確為事實,但並不是湖南省委和毛澤東不想發動農民,而是他們無論如何也發動不起農民來了。不久前的痞子運動已閙得各地農民厭棄國共,農戶中無論是富裕的還是貧窮的,對兩黨任何一方的革命都避之唯恐不及。但革命的逆流已衝破堤防而勢不可擋,湘贛閩粵的邊區地帶從此再無寧日,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的反復廝殺把往日平靜的田園變成了血腥的屠場。

2013年4月20日

注釋:

42同註31,頁158,202。
43孔復禮:《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謝亮生等譯),時英出版社,2004,頁72、167-171。
44同上,頁57。
45參看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98-107。
46同註12,頁215-216。
47參看王先明:《歷史記憶與社會重構——以清末民初"紳權"變異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
48參看謝幼田:《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明鏡出版社,2010),頁79。
49參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修訂版,聯經出版社,2001,頁210。
50同註48,頁122、130。
51同上,頁173。
52同註31,頁229。
53湖南大名士葉德輝因一幅嘲諷農會的對聯而遭搶斃,唐生智的父親被抓遭罰款,何健的父親被戴高帽遊街,譚延闓的女婿被批鬥,連李立三的父親都受到了衝擊(張國燾和龔楚均說李父被農會處死,但李立三傳記的作者指出此說係謠傳,李父抗戰時猶在世。)。
54參看葉明曙:《中國1927:誰主沉浮》,花城出版社,2010,頁267。
55梁啟超:《與令嫻女士等書》,見《梁啟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
56同註16,p. 193.
57陳公博:《我與共產黨》,見《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頁74-76。
58《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205、209。
59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1978,頁351-353。

康正果,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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